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德海《讀書·讀人·讀物》這部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的標題，很顯然來自于金克木發表于《讀書》雜志（1984年第4期）上的一篇同名文章。這篇文章，用黃德海的評價，就是：“自陳少、懶、忘的讀書經驗，由此而推至讀人、讀物，思路跳蕩，見解通透。”在這篇文章中，金克木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經驗，對讀書一事做相當精彩的闡釋與解說：“我讀書經驗只有三個字：少、懶、忘。……讀得少，忘得快，不耐煩用苦功，怕苦，總想讀書自得其樂；真是不可救藥。現在比以前還多了一點，卻不能用一個字概括。這就是讀書中無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還多些。”“我讀過的書遠沒有我聽過的話多，因此我以為我的一點知識還是從聽人說話來的多。其實讀書也可以說是聽古人、外國人、見不到面或見面而聽不到他講課的人的話。反過來，聽話也可以說是一種讀書。也許這可以叫‘讀人’。”“我聽過的話還沒有我見過的東西多。我從那些東西也學了不少。可以說那也是書吧，也許這可以叫做‘讀物’。物比人、比書都難讀，它不會說話；不過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東西。……物是書，符號也是書，人也是書，有字的和無字的也都是書，讀書真是不易啊！”如此一種特別的讀書經驗，恐怕只獨屬于金克木自己。不僅僅是通常意義上的“讀書”，連同“讀人”和“讀物”在內，都被金克木看作是讀書的題中應有之義，是讀書三種不同的境界或者狀態。與此同時，金克木也還明確提出了“無字之書”的說法。有文字的地方，當然是書，這個很好理解。但如果能夠從另外那些沒有文字的地方，也能讀出更加豐富的思想內涵來，恐怕就是讀書的別一種高遠境界了。如此一個過程的完成，所充分依仗的，只能是閱讀主體某種非同尋常的思維與聯想能力。當黃德海把金克木這篇文章的標題征用為這部金克木編年錄的標題的時候，很顯然也還包含有與金克木的理解不同的內涵。倘若聯系整體意義上這部金克木編年錄，如果我們從根本上還原“書”、“人”和“物”的本義，那么，所謂的“讀書”還是讀書，是金克木作為一位知識分子的一種本質屬性；而“讀人”，就變成了金克木在其漫長的人生歷程中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全部經歷；至于“讀物”，假如我們可以把“物”置換為人和物共同構成的“世界”，那么，所謂的“讀物”，就可以被理解為金克木對自己置身于其間的社會與世界的理解與認識。從這個角度來看前面曾經提及過的“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如果我們把“有字之書”理解為各種書籍的話，那么“讀人”（理解認識各色人等）與“讀物”（理解認識社會與世界），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對所謂“無字之書”的一種閱讀過程。很大程度上，只有以上書、人、物三個方面全都被包含在內，金克木的人生方才稱得上完整。

閱讀《讀書·讀人·讀物》，有一個細節非常耐人尋味。不只一個到訪者注意到，在晚年金克木北大朗潤園居所偌大的書房里，竟然空蕩蕩地很難找到書的蹤影。比如，錢文忠的回憶：“我第一次見金先生……去了以后，在沒有一本書的客廳應該也兼書房的房間里（這在北大是頗為奇怪的）甫一落座，還沒容我以后輩學生之禮請安問好，金先生就對著我這個初次見面還不到二十歲的學生，就我的爛文章，滔滔不絕地一個人講了兩個多小時。”比如，李慶西的回憶：“金先生住北大朗潤園，家里房子好大，卻空空蕩蕩，連個書架都沒有（一點不像大學者的居室）。當時就奇怪，沒好意思問。”正因為有錢文忠和李慶西他們兩位的回憶互為參證，所以，晚年金克木的朗潤園居所里幾乎難覓書的蹤影，應該就是確鑿無疑的一種事實。難道我們真的可以由金克木書房空蕩蕩的情形而進一步確證他自己在《讀書·讀人·讀物》那篇文章中強調讀書經驗時的所謂“少、懶、忘”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晚年金克木的書房里之所以總是空空蕩蕩，主要因為從某種角度說，到這個時候的他，書早已讀完了。金克木發表在《讀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干脆就被他自己徑直命名為《“書讀完了”》。一方面，書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讀完，但在另一方面，倘若按照金克木的理解，書又是可以“讀完”的。這里的關鍵在于對書的某種理解與界定：“只就書籍而言，總有些書是絕大部分書的基礎，離了這些書，其他書就無所依附，因為書籍和文化一樣總是累積起來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為其他所依附的書應當是少不了的必讀書或則說必備的知識基礎。”既然存在著“不依附”其他的必讀書，那么，閱讀者一旦把這些必讀書讀完，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書讀完了”。只要我們認真回顧一下金克木的曲折人生歷程，就不難發現，某種程度上，對金克木來說，他的書或許早在1912—1945年的所謂“學習時代”期間就已經全部“讀完”了。

一方面，由于金克木出生于一個擁有讀書傳統的官宦人家，另一方面，也與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潛在觀念的影響有關，金克木小小年紀就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涯。“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識的學習從三歲開始。學說話的老師是從母親到大嫂，學讀書的老師是從大嫂到三哥。讀書也是說話，當大嫂教我第一個字‘人’和第一句話‘人之初’時，我學習了讀書，也學習了說話。”“在他念了一段書以后，上新學堂的三哥認為這樣死背書不行，買了一盒‘字塊’給他。一張張方塊紙，正面是字，背面是畫。有些字他認得，有些字認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給他買一包來。”就這樣，時間不長，5歲的時候，金克木就已經念完了《三字經》和一大盒“字塊”，只是還“不會寫字，不會講”。到了下一個年頭，金克木的學習視野就進一步擴大了。先是“三哥奉大哥之命教讀書……教讀商務版《國文教科書》。”金克木6歲的時候，是1917年，在那個時候的內陸中國，他能夠接觸到商務版《國文教科書》應該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如果著眼于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金克木的幼年時期，恰好是中國由傳統的私塾教育向源自于西方的現代教育轉型的初始時期。一個人精神底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他幼年時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緊密相關。金克木學貫中西的知識體系最早被賦形，恐怕就是他6歲時對商務版《國文教科書》的學習。在金克木7歲的時候：“大哥臨行，囑咐讀書及相關事宜。‘趁記性好，把《四書》念完就念《五經》，先不必講，背會了再說，長大了，記性一差，再背就來不及了。……《詩》《書》《易》《禮》《春秋左傳》，只要背，先不講，講也不懂。這些書爛熟在肚子里，一輩子都有用。’”“現在世道變了，沒有舊學不行，單靠舊學也不行。十歲前后，舊學要接著學，還要從頭學新學。”“頭一條是要把書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學那些‘雜學’。那是不能當飯吃的。”也正是在他7歲的時候，通過三哥，金克木最早開始接觸學習英文：“跟三哥學英文，有所感：‘我讀了幾本古書以后就學英文，由哥哥照他學習時的老方法教。’”由于在這個過程中不得不接觸英文語法，金克木竟然由英文的學習而聯想到了中西沖突問題。“英國人的腦袋這么不通，怎么能把中國人打得上吐下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到了下一年，等到金克木8歲的時候，他的閱讀視野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先是各種“閑書”的被發現：“助大嫂理書，見《天雨花》《筆生花》《玉釧緣》《再生緣》《義妖傳》（《白蛇傳》）等，并見《六也曲譜》及棋譜《桃花泉弈譜》《弈理指歸圖》等。大嫂有言。‘念書人不光是要讀圣賢書，還要學一點琴棋書畫。……圣賢書要照著學，這些書不要照著學；學不得，學了就變壞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壞人，要學做好人，又要知道壞人。不知道就不會防備。’”與這一批“閑書”的被發現緊密相關的是，到了稍后一些，也即他10—14歲期間，金克木曾經以速讀的方式大量閱讀各種古典小說。金克木的快速看書“這一習慣是由于偷偷看書怕被發現而來的。盡管是正經書，也不許私自動，所以非趕快翻看不行”。與這一批“閑書”的被發現差不多同時，對金克木的精神成長更為關鍵的一點，是他在家中對一批西方典籍不期然間的發現：“在另一箱里，叫《富強齋叢書》，里面開頭就講電學。其中有個書名很奇怪，叫《汽機必以》（就是現在的‘手冊’）。這是‘格致書院’出版的。……有一本鉛印線裝書，長長的，封面上三個大字：《天演論》，下署‘侯官嚴復’。……忽然在夾縫中找出一本不大不小的鉛印書，題為《巴黎茶花女遺事》，署名‘泠紅生譯述’。他翻看了一下，覺得文章很好，可是不懂講的是什么事，茶花女為什么要死。這同他看《天演論》一開頭說，‘赫胥黎獨坐一室之中……’一樣，有趣，卻不知說的什么。更不知道他已經接觸到了當時兩大譯家：嚴復、林紓。他覺得這些洋人跟中國人很不一樣。”以上林林總總，黃德海為我們所形象展示出的，正是金克木10歲前的基本閱讀情況。我們在同一個年齡段的閱讀學習，較之于二十世紀初葉的金克木，只能夠勉強說是九牛一毛。只是認真了解一下金克木少年時期的讀書狀況，我們就可以搞明白，一代杰出的知識分子金克木，到底是怎樣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