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當代文學與當代社會生活、文化建設息息相關。但相對于古典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性比較薄弱，導致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值得探究。“當代”表明了視野的延伸和眾多重大事件的引入，傳統(tǒng)文學研究的基本概念須在新的語境下得到重新思考。

推進當代文學的學術思考

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與學術研究之間的距離由來已久。文學雜志或者數(shù)量龐大的文學出版物令人目不暇接，一部搶眼的電影或者電視連續(xù)劇可能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話題，新興的網絡小說、短視頻、笑話段子或者流行歌曲、動漫游戲蜂擁而至，紛雜而斑斕的文化景觀體量龐大。盡管如此，這個區(qū)域并未成為學術開墾的黃金地帶。熟悉的生活氣息與強大的文化活力無法挽留教授或博士們的匆匆步履。他們甚至無視一個顯而易見的失衡：勤勉地發(fā)掘一百年前的報刊雜志是標準的學術研究，沉溺于身邊眼花繚亂的文化傳媒是“不務正業(yè)”。

不少人敦促學術研究積極登場，從而在當代文化生產的強大慣性之間兌入深思熟慮的學術理性。然而，這種呼吁收效甚微，種種學術性質的努力如同溪流逐漸消失于干涸的沙漠。為什么二者格格不入？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的活躍、新穎、多變?yōu)槭裁礇]有轉換為饒有興味的挑戰(zhàn)，從而積聚各個方面的學術興趣？

不屑、操作技術的陌生、學科設置不合理均有可能形成二者之間的障礙。有學者強調當代文學“未經沉淀”。相對來說，我更愿意關注學術研究的一個潛在規(guī)則：考察對象與研究者之間的距離。為了避免相互糾纏從而影響研究的客觀與中立，考察對象與研究者之間的休止符不可或缺。現(xiàn)代認識論與闡釋學認為，徹底清除主體的“客觀”幾近理論幻覺，但這個潛在規(guī)則仍然無聲地左右著人們的選題與聚焦。許多學術研究之所以傾心于“故紙堆”，恰恰由于那些材料已經與現(xiàn)今中斷了直接聯(lián)系。相對而言，當代文學之“當代”幾乎不存在時間與空間的隔閡。

重申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的學術研究這個主題并非此時的意圖，當考察對象與研究者的互動成為不可否認的前提之后，一些命題與概念須從固定的含義之中解放出來，進入動態(tài)的理解。動態(tài)的理解意味著多種功能的交替：這些命題與概念既可作為評判的依據(jù)，也可接受評判對象的質疑與修正，二者的對話甚至重新展開了一個探索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有幾個基本概念值得注意：“經典”“審美”“精英主義”“大眾”以及“符號體系”。這些概念構成文學史的支柱，動態(tài)的理解可能賦予其新的含義。

當代語境下經典與審美的再認識

學術研究通常以經典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漫長的文學史即是按照文學經典的名單組織起來。經典是文學史內部各種架構的樞紐。文學理論的相當一部分內容是經典的總結——來自經典的經驗、規(guī)律與價值觀念。總之，經典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對象，而且充當各種衡量的準則。然而，對過往經典的崇敬有意無意地阻止人們轉過身來，注視當代文學如何破門而出，回應當代的現(xiàn)實。“當代”是一種歷史視野的拓展，某些依附于前朝舊事的閘門可能隨之開啟。這是孕育未來經典的土壤。厚古薄今的傾向時常忽略了未來經典的誕生。長于解讀過往經典的博大與精妙，拙于察覺、分析乃至闡發(fā)超出經典的那一部分內容，厚古薄今與其說囿于能力，不如說囿于觀念。無法意識到“守正創(chuàng)新”包括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也就無法意識到圍繞經典的復雜張力。

經典顯然是當代文學的至高范本，同時又是有待超越的目標。只有越過過往經典才能造就未來經典。在更為深刻的意義上，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解讀過往經典前無古人的獨創(chuàng)性，并且隆重發(fā)出通知——這恰恰是當代文學必須汲取的精神。或許可以說，如果僅僅將目光盯住過往經典而不屑于降落到“當代”，進而闡明經典之所以成為“當代”的經典，這種學術研究的解讀并不完整。

不懈地注視過往經典，追求穩(wěn)定的考察對象，注重客觀、縝密的風格，以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回避紛雜、流動、良莠不齊乃至“趣味無爭辯”，這是學術研究樂于維持的穩(wěn)重形象。然而，當代文學撤銷了一個遠離是非之地的平臺，人們不得不慷慨陳詞，參與什么或者抵制什么，重新經歷種種觀念的顛簸震蕩，甚至必須返回起點開始爭論——譬如何謂“審美”。

文學經典的標志之一是“審美”水準獲得認證。審美水準是一部作品榮獲經典稱號的必要條件，也是業(yè)已解決的問題。因此，學術研究從事的往往是后續(xù)工作：傳播文學經典強大的審美魅力，考察作品的構造如何造就這種審美魅力。然而，當代文學的審美鑒定仍是進行時。許多作品的審美水準是一個爭辯激烈的議題。更為棘手的是，當代文學時常拋出新型的作品，制造前所未有的審美趣味。很大程度上，面紅耳赤地爭辯審美趣味，恰恰是積極投入當代生活的證明。

審美首先顯現(xiàn)為一種感官愉悅，帶來愉悅的可能是一處風景、幾聲鳥啼、一張面容或者一幢建筑。將審美愉悅視為文學或者藝術的普遍性質，這種觀念的歷史并不長。“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些命題并非專門論證文學或者藝術。當“審美”晉升為一個基礎性概念并形成廣泛的覆蓋時，不同類型的文學以及不同的主題和情趣可能遭受遮蔽。因此，當代文學無法將審美作為一個現(xiàn)成的模式、一種靜止的標準，甚至一種單純的享受，而是一個重新探索的巨大空間。即使是公認的“藝術杰作”，一部長篇小說與一首輕音樂的審美性質迥然不同，電影、雕塑、書法、雜技也無法混為一談。這時，審美僅僅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解釋的起始，各種類別的文學成規(guī)分別介入，提供解釋的參考資料。譬如，社會歷史批評擅長與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互動，反諷哲學更適合于闡述現(xiàn)代主義作品，精神分析學的“白日夢”有助于勾畫出網絡小說背后隱藏的心理模式。

所謂的“解釋”始終發(fā)生于某個歷史段落之中，“當代”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時間刻度影響著審美價值的裁定。當今的語境之中，古典詩詞格律的審美指數(shù)有所下降，MTV或者短視頻等活躍的新型藝術門類正在爭先恐后地爭取自己的地位。動態(tài)的理解涉及審美趣味與新型藝術門類間的互相試探或摸索，審美鑒定提出某些競爭性結論。競爭性結論并非排除各種干擾從而發(fā)現(xiàn)一個事先存在的標準答案，而是在反復的爭辯、權衡、比較之間逐漸勝出，贏得相對廣泛的認可。因此，審美鑒定包含了投身歷史的勇氣和見識，也增添了各種誤判與偏見的可能。

爭辯、權衡與外部的眾多因素是否屬于文化運作必然的組成部分？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時常棄置不顧——這些內容更像是干擾性喧嘩。然而，這種觀念被形容為“精英主義”。至少在目前，文化范疇的精英主義帶有貶義的意味。精英主義往往表示脫離大眾，蔑視草根一族，不食人間煙火或自以為是、故弄玄虛。在精英主義的視域中，相當一部分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僅僅是膚淺的嬉鬧、旋生旋滅，不堪為之耗費心智。精英主義的高高在上引起了普遍反感。多數(shù)人接受的觀念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尺短寸長，沒有理由鄙視歷史文化之中的日常因素。對于大眾來說，抵制精英主義的呼聲可能迅速贏得響應，但必須謹慎地將兩種傾向從精英主義中區(qū)分出來。一方面，不能草率地將各種專業(yè)積累視為精英主義的表征。從古老的書法規(guī)范、戲曲表演程式、詩詞格律到現(xiàn)代科學的前沿學科，重疊的專業(yè)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粗暴拆除學科框架的各種預設與前提，拒絕一切超出直觀范圍的知識，反智主義姿態(tài)的危害不亞于精英主義。另一方面，尊重各種嚴肅的藝術獨創(chuàng)，哪怕這種獨創(chuàng)并未成功。至少在短期內，獨創(chuàng)的標志恰恰是超出多數(shù)人的預想，獨樹一幟。作者往往不惜以精英主義的口吻為受眾寥寥辯解。若獨創(chuàng)作品的確存在超前的成分，那么沒有必要將短暫的不解歸咎于精英主義作祟，以至于埋沒真正的杰作。

符號體系變遷：“大眾”概念的多種含義

“大眾”通常作為精英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近代以來，“大眾”概念的理論聲望不斷上漲，成為諸多學科的關鍵詞。“大眾”的內涵復雜，由于不同的歷史脈絡，“大眾”被賦予不同的面相，并且在多變的理論語境中承擔著不同的功能。

在精英主義的表述之中，“大眾”不僅指稱一個數(shù)目龐大的群體，同時這個群體仿佛帶有某些默認的特征，如見識平庸、缺乏理性的獨立思考、躁動狂熱、喜歡相互模仿等，一個烙印了貶損意味的稱呼是“烏合之眾”。許多時候，“大眾文化”即是指流行于“烏合之眾”的文化產品，主題淺顯、內容通俗而生動。無論是驚險曲折、場面火爆，還是先抑后揚、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情節(jié)，大眾往往如癡如醉。當然，那些游離于“烏合之眾”的精英人物不會公開表彰這些作品——他們的“良好教養(yǎng)”不允許其投靠如此簡單甚至粗俗的品位。

但是，按照文化區(qū)隔與文化品位劃定“大眾”的視角逐漸被階級分析所否決。在階級話語造就的觀念譜系之中，階級與革命成為定義“大眾”最為重要的歷史脈絡。這時，大眾時常被冠以“無產階級”的定語，換言之，這個數(shù)目龐大的群體開始顯現(xiàn)階級身份。當然，“數(shù)目龐大”與階級身份的聯(lián)結本身即是一個歷史事件：由于愈演愈烈的經濟壓迫和剝削，貧困的無產者日益增加，這個群體逐漸成為革命運動中一個愈來愈醒目的主角。對于當代文學來說，這個意義上的“大眾”代表了歷史潮流之中的進步力量。

“無產階級大眾”不僅擁有自己的階級目標，同時還開拓出自己的美學風格。通俗顯然是這種美學風格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通俗的標準針對大眾的文化水平。長期陷于繁重的勞作與窘迫的經濟條件，大眾無法獲得良好的文化教育，許多人甚至是文盲。通俗意味著與他們的文化視野相互協(xié)調，了解大眾的識字數(shù)量，投合他們的形式——例如口頭文化。另一方面，大眾根據(jù)自己的生活方式保存一套喜聞樂見的主題和情節(jié)。通俗意味著接受、吸收、重組和改造，繼而以大眾熟知的語言給予表述。短期之內，通俗有助于完成一套卓有成效的革命動員機制；在長遠的意義上，通俗有助于構建新型的大眾文化，制定階級的美學趣味。這時，階級與美學、政治終于被納入相同的軌道。

由于階級身份的顯現(xiàn)，相對于“大眾”的知識分子不得不表明自己的階級歸宿。對于投身革命陣營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相當長的時間內，知識分子獲得的階級稱號是“小資產階級”。然而，無論如何認識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其美學趣味從未贏得肯定。從沉湎個人主義的愛情、贊頌自然風光、戲謔調侃反諷的口吻、頹廢苦悶低沉的情緒到晦澀難解的表述乃至現(xiàn)代主義的形式實驗，當代文學的眾多現(xiàn)象都曾在“小資產階級”的標題下面接受批判。事實上，“大眾”、知識分子以及通俗、精英主義曾組成一套彼此呼應的評價體系，深度卷入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的生產。

20世紀90年代實行市場經濟以來，如同階級身份那樣，市場角色迅速成為“大眾”的另一種定位：消費者。愈來愈多的語言場合，“大眾”指的是出入于市場的購物人流，與大眾相對的是企業(yè)家、商店或者廠方。商品社會對于大眾需求的精心考慮，即是市場向消費者提供稱心如意的產品。從知識分子到市民、工人，種種社會身份可能輕而易舉地統(tǒng)一在“消費者”的稱呼之下。消費者“大眾”隱含著另一種社會理念：消費行為將他們組合為一個共同體，傳統(tǒng)社會身份之中的沖突意味減弱了，生產與消費的對立進一步顯現(xiàn)出來。這種“大眾”背后隱藏的社會地圖與階級話語的預設形成耐人尋味的張力，二者的差異源于遠為不同的歷史圖景構思。

對于當代文學來說，消費者“大眾”的現(xiàn)身同時意味著市場評價體系的崛起。從票房、收視率、點擊率到流量，這些概念在作品評價中的權重愈來愈大。在大眾傳媒發(fā)表的評論中，這些概念時常率先出場，情節(jié)、人物乃至懸念、結構猶如尾隨的補充說明。市場宣布了自己的標準，一錘定音的因素無疑是利潤。利潤回報率正在重新規(guī)劃文化生產與文化消費區(qū)域，并且重構文化傳播方式。電影院、電視臺、網站、出版機構無不進入機械化生產階段，說書、地方戲、民歌、地域性傳說這些藝術門類因面對面?zhèn)鞑ゾW絡的效率低下而逐漸終結。因此，消費者“大眾”背后不是村莊或者社區(qū)構成的“民間”，而是報刊銷售亭、衛(wèi)星電視、互聯(lián)網鋪設的新型商業(yè)網點。消費者“大眾”甚至享受免費節(jié)目，他們的費用已經由贊助節(jié)目的廣告商支付。

與本雅明所說的“機械復制時代”相互適應，市場設計了一套利益均沾的巧妙機制保障生產與消費各得其所。如果說，階級身份形成的共同體曾經在風起云涌的革命運動之中爆發(fā)出強大的集體力量，那么，沒有理由低估消費者“大眾”共同體的牢固程度。市場調集的資本與技術可以發(fā)出強大的號召，以至產生振臂一呼、應者云集之效。只要看一看一些明星周圍瘋狂的粉絲文化和“飯圈”，人們就可以意識到市場隱藏的組織能力。窺一斑而知全豹——回溯“大眾”的浮現(xiàn)、階級身份與消費者身份的轉換，可察覺當代文學的深刻轉折。

當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化的深刻轉折同時體現(xiàn)于符號體系的巨變。人們會意識到，新型符號體系正在進駐當代生活。相對于文字構成的符號體系以及印刷文化，一些人提出了“影像時代”或者“讀圖時代”。影像或者圖像的盛行不僅是表意方式的改造，而且波及社會的文化生態(tài)和思維的基本模式。歷史的考察表明，報刊雜志形成的公共空間與白話文的使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條件，二者已經內在地嵌入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肌理。時至今日，電子技術造就的符號體系與傳播網絡已經到來，圍繞印刷機器產生的各種文化形式無不遭遇強大的對手。從電影、電視連續(xù)劇、網絡小說到微博、微信或者短視頻，新型的藝術門類如火如荼。很大程度上，新型符號體系的意義正在溢出“文化”范疇向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延伸。許多時候，“文化”與經濟領域、社會領域之間的傳統(tǒng)界限恰恰由于新型符號體系的介入而失效。如果聯(lián)系到人工智能帶動的種種未來想象，人們可以充分意識到電子技術以及相應的符號體系將給歷史帶來什么。

當然，當代文學基本概念之間的結構關系是另一些富有吸引力的話題。“當代”的定語同時表明，諸多問題尚是未定之數(shù)。探索不是重現(xiàn)業(yè)已發(fā)生的歷史，而是肯定或者否定未來的種種可能。如果意識到未來恰恰是棲身的文化家園，那么，人們必將同時意識到探索的重大意義。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