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新時期文學的下限在哪里？

討論當代文學的下限在哪里之前，可能首先要說明，新時期文學的下限在哪里？

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的分期，大體上還是有學科共識。當然也有爭論，比如當代文學源自1949，還是源自1942（如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史主潮》）？但無論源自哪一年，這一文學史時段背后那質的規定性，清晰可見。新時期文學同樣如此，源自1976還是源自1978大可討論，但質的規定性同樣大體明確。難點所在，在于新時期文學結束了沒有？如果沒有結束，也就無所謂新時期文學的下限，同樣無所謂當代文學的下限；如果結束了的話，結束在哪一時段？從這一時段到當下（2020年）的文學，是何種文學？

故而，討論當代文學的下限，還是討論當代文學的分期。而討論當代文學的分期，首要的前提，就是確定新時期文學的下限。目前各個院校的文學史講述，基本上從1950年代講到1980年代，還是有“史”的線索。但是在1980年代結束后，就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全由授課教師的興趣來安排了。

新時期文學是否結束？1990年代曾經有一場“后新時期文學”的討論，且看當年的學人如何回應。“后新時期文學”的緣起，是北京大學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所和山東《作家報》在1992年9月12日于北大召開的“后新時期文學”研討會，會議由謝冕等主持。謝冕在發言中直接提到：“隨著80年代的結束，一個被稱為‘新時期’的文學階段亦隨之結束，這已是事實”[1]。如何論證新時期文學已然結束？謝冕比較強調文學的自律性：“告別八十年代之后，覺醒的文學將拒絕非文學的行政性騷擾”。[2]

揭示后新時期文學的文化政治內涵的是張頤武，在張頤武看來，“‘新時期’是一個始終以‘人’為中心進行文學的思考和探討的時期”[3]。那何謂“后新時期”，張頤武認為，“‘后新時期’則與之恰恰相反，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明顯的征兆。”[4]這兩個征兆，張頤武將其概括為“實驗文學”的衰落與“新寫實”文學的轉變。由這兩個征兆出發，張頤武指出：“‘后新時期’的文學是一種‘回返’性的文學，文學開始重新尊重法則和倫理，不僅尊重敘事的法則，也尊重現實的法則。文學不再扮演社會先鋒的角色，而越來越多地與現實的話語與文化機器保持和諧和一致。文學成了夢的滿足，成了安樂而舒適的躺椅，成了大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5]據此，張頤武直接揭示了“后新時期文學”的內涵：“‘后新時期’是文學轉型的時刻，是整體性和秩序復歸的時刻，是大眾文化終于固定化的時刻。”[6]

今天回溯這場討論，值得注意謝冕和張頤武看法的不同。在謝冕這里，“后新時期文學”的“后”，被理解為“新時期文學之后”；在張頤武這里，“后新時期文學”的“后”，被理解為一種中國特色的后現代。在謝冕看來，“新時期文學”和“后新時期文學”同屬于新時期，如謝冕對“后新時期文學”這一概念的理解：“這概念確認了文學自身延展、變革的實質，即對它由前一個形態進入后一個形態的轉型的一種歸納。”[7]但是在張頤武看來，“后新時期文學”和“新時期文學”有根本的不同。張頤武對于“新時期文學”與“后新時期文學”的討論，是在他理解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框架中展開的。何謂“現代性”，在張頤武看來指的是：“在中國語境中，它則有了新的獨特含義：主要指喪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啟蒙與救亡工程。這一中心重建工程的構想及其進展是同如下情形相伴隨的：中國承認了西方描繪的以等級制和線型歷史為特征的世界圖景。”[8]而張頤武強調的“后現代性”，是意圖借用后現代的去中心論述，打破對于西方的認同。

且不在文學史內部討論“后新時期文學”立論的前提是否成立，比如新時期文學是否是西方現代性的橫向移植（正反雙方都能舉出符合自己立場的例子）。筆者覺得更值得討論的是，“后新時期文學”如何調和對于“整體性”（總體性）、對于“秩序”的強調與其堅持的去中心的、多元主義立場的矛盾？一種可能的調和，是以一種系統性的思維來言說“后新時期”，既在中國/西方的系統中強調多元共生，又在文學/秩序的系統中強調文學對于秩序的回返。

張頤武的觀點在當時遭遇了不同意見，趙毅衡認為，如果有一個“后新時期文學”的話，“如此定義的后新時期文學，絕不包括俗文學、商業文學、消費文學。”[9]和張頤武在當時的多篇文章中反復列舉的《渴望》《編輯部的故事》《一個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作品不同，趙毅衡堅守文學的批判立場：“它需要文學藝術來煞車，唱反調，需要有人——哪怕是一小批人——來保護文化價值，精神價值，使之不至于被市場化大潮吞沒；需要在語言庸俗化時代保持語言創新能力。這就是后新時期文學的文化角色。”[10]對于“后新時期文學”的不同立場，涉及到對于文學史分期的不同理解：張頤武將其定位在1990年代以來，趙毅衡將其發端定位在從1985的新潮小說到1987年的先鋒文學。趙毅衡認為：“這樣一種新的當代文學，大約從1985年新潮小說發端時就開始出現，而在1987年先鋒小說形成時成形”[11]。

總之，重溫1992年開始的這場“后新時期文學”討論，最終有爭論，無共識，這種局面一直持續至今。張頤武后來從“后新時期文學”出發，論述“新世紀文學”，討論“新新中國”，終成一家之言。但就學科整體來說，如洪子誠所言，“‘后新時期’的概念并未得到普遍的認同”[12]。目前通行的講法，是不討論“新時期文學”是否終結，轉而接著從1990年代、新世紀文學一路講下來。哪怕從1990年到2020年已經過12去了三十年，在時間上已經和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量齊觀，但如何描繪這離我們最近的三十年的文學，依然懸而未決。

二、當代文學的“當代”，是價值概念，還是時間概念？

討論當代文學的下限在哪里之前，其次還要展開討論，當代文學這個“當代”，是有其具體的價值指向，還僅僅是時間概念？

近年來洪子誠、陳曉明[13]、丁帆[14]等學者對于當代性都有過精當闡發，比如洪子誠通過對于王瑤等文學史著作的討論，已經清晰地確證：“王瑤等所展現的是不斷上升的圖像，新文學是在不斷地發展和進步，‘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克服問題和弱點而上升的產物”。[15]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等文章，歷史化地展現了“當代文學”是在“新民主主義論”的框架中生成的，對應于“新民主主義論”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也即我們所熟悉的“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這一組概念，是有其等級結構的。而“新時期文學”又隱含著對于“當代文學”的顛倒，1950-1970年代文學被視為“異質性”的例外[16]。在此，我們需要明確的是，無論1950-70年代文學，還是“新時期文學”，都有大致的價值指向，而不僅僅是編年史意義上的文學史時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覺得1980年代文學、1990年代文學這種說法，終究是一時的權宜之計。綿延的時間永不終結，如果我們將當代文學史依附于線性時間，那討論當代文學史是否有下限，這個問題本身在邏輯上即不成立。當代文學史的“下限”這一文學史分期，一定是“人為”的產物，也即是文化政治處理乃至于爭奪的對象。當代文學史的活力，也許正在于其文化政治層面上的能量。當我們將“新時期文學”還原為1980年代文學，在清理各種各樣新時期文學的批評框架對于這一時段文學的遮蔽時，有其明確的進步意義；但與此同時，我們又懸置了“新時期文學”的指向。這一邏輯，對于“十七年文學”同樣成立。

從這個角度說，對于“當代”的不同立場，就意味著對于“當代文學史”的“下限”（又豈止是“下限”）的不同理解。不能想象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當代文學史，而應該有多種多樣、彼此矛盾的當代文學史。然而無論是怎樣的一種文學史，它不能是單聲部的文學史，不能對反對的文學視而不見。相反，理想的文學史，要有效的承認并整合差異。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很難成“史”，是因為我們對于所處的時代的“總體性”，目前還缺乏理論上的把握。上一節談到的“新時期文學”沒有下限，正是在于我們沒有找到一種總體性框架，同時消化1950-70年代的當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這一框架要有能力在充分尊重二者差異的基礎上，以文學史的總體性將其講成一個故事。而這一文學史總體性，既是新時期文學的結束，也是1990年代到今年的這三十年文學史的開始。魏蜀吳三家歸晉，最終1950-70年代、新時期文學、1990年代至今，這三個故事要講成一個故事。故而，討論當代文學史的下限，在其本質上首先是一項非常艱巨的理論工作，而無法僅僅在文學史工作內部解決。

三、人民主體、主體、無主體的個體

這項理論工作非筆者的能力所能完成，本文在此只能拋磚引玉，提出一點粗糙的空想。還是回到第一節“后新時期文學”討論上來，張頤武等學者在當時非常敏銳地指出，“‘主體’這一80年代價值的中心觀念已趨于消失。”[17]這一轉變，是貫穿性地理解當代文學史的關鍵。

筆者嘗試主張，在樸素的“文學是人學”的意義上，在“文學”與“人學”的對位中把握當代文學的變化，也即把握“文學”所表征的“人”的變化，并透過這一變化將“文學”從封閉的范疇向社會歷史空間開放。1950-70年代的文學、新時期文學、1990年代至今的文學，呈現出三種彼此聯系的主體世界：人民主體、主體、無主體的個體，也即革命主體、自由主體與系統主體。其背后牽扯的理論頭緒繁雜，非常粗略的概括，可依次對應馬克思-毛澤東、康德-薩特、系統論-控制論。值得補充的是，三個時段與三種理論范式絕對不是鐵板一塊的對應關系，比如系統論-控制論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已經在當代中國出現，在1980年代中期又以“三論大討論”的面目再一次浮出歷史地表。并不是說系統論-控制論在1950-70年代或是在新時期文學中不存在，只是和當時的其他理論相比，不處于主導地位——無論是馬克思的傳統還是康德的傳統，都意味著對于系統論-控制論的壓制。

對于1950-70年代文學的人民主體想象及其內在危機，限于篇幅等原因在此不作展開；主體論與新時期文學的關系是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相關研究筆者也不再重復。筆者想重點討論的是，也即為新時期文學之后的文學史階段賦形的，是“無主體的個體”在1990年代的出現。

“個體”與“主體”是兩個經常被混用的概念，二者的區別，回到英文的本意上，就比較清楚。個體，individual，意味著“不可分割之物”；主體，subject，意味著和object（客體）相對的，有內在世界的存在[18]。中文學界的混用，倒不是因為翻譯的原因，而是彰顯出一種歷史性的政治無意識：似乎只有從集體中脫離出來的個體，才成為主體。在199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中，對于個體的強調，隱含著對于個體的“獨特性”（uniqueness）的強調，即個體是不能被“總體性”這種普遍性所完全吸納的特殊性。

在“獨特性”這一維度上，“個體”與“主體”本來應該融會貫通，也即每個個體先天地有獨特的內在世界，“個體”天然地成為“主體”。然而事實是，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卻反而始終無力塑造出有內在精神強度的主人公，這一現象直到近兩年才有所改觀。和1990年代以來的作家們的文學才華之優劣無關，根本的原因在于，1990年代以來的個體，是一種深刻嵌入在系統性關系中的個體，一種無主體的個體——真正的主體，是結構著個體的“系統”。

雷蒙·威廉斯在討論“個體”這個關鍵詞登上現代歷史舞臺時即指出，這個詞的現代語義來自于《國富論》：“18世紀末期，重大觀念的改變很明顯可以由individual這個詞的用法看出：‘這這些充滿獵人與漁人的野蠻國家里，每一個個體（every individual）……皆受雇用，發揮其有效的勞力’（亞當·斯密《國富論》，I，Introd.1776）。”[19]就當下而言，筆者大致能想到如下的維度：市場系統的資本維度、產業系統的受眾維度、物種系統的生物維度、科學系統的統計維度、網絡系統的信息維度……無主體的個體成為系統中的一個點，一個輸入-輸出、刺激-反饋的對象——用控制論的經典比喻來講，是一個“黑箱”，“黑箱”的內在世界在“系統”看來無需討論。這種無主體個體的最高形態是人工智能，人最終成為機器。

“系統”的總體性很難被捕捉、被命名，就像空氣中無處不在的網絡信號，隱而不彰，無遠弗屆。筆者在此嘗試用“全球化”來標識這一階段。和一般使用“全球化”有所不同的是，筆者強調“全球化”作為杰姆遜所討論的晚期資本主義這一總體性系統在全球的擴張，在全球不斷抹去“邊界”，不斷催生出無主體的個體。我們知道全球化的重要節點一般以1989-1992年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巨變為標志；值得補充的是，另一個重要的標示，是1989年萬維網（WWW）的發明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聯網全球化。“系統”這一總體借助互聯網道成肉身，結構成籠罩全球的信息社會。

回到當代中國，以2001（加入WTO）-2008（奧運會）為高潮，全球化的邏輯深刻參與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2008年前后，先后出現了兩部代表性的長篇三部曲：劉慈欣《三體》1、2、3部（2006、2008、2010）、郭敬明《小時代》1、2、3部（2007、2010、2011）。不討論作品具體的藝術優劣，僅就此癥候而言，這兩部作品不約而同地體現出同一特點：

表面塑造的是“個人”，實際塑造的是“系統”。盡管一個寫的是擁抱全球化的市場，一個寫的是疑慮全球化的、帶有冷戰色彩的“黑暗森林”，但這兩股強勁的文學潮流，都是由同一種系統觸發。只是說，在全球化的情緒最為樂觀的時代，郭敬明《小時代》所代表的“青春文學”引領風騷；在對于全球化的懷疑漸趨上風的當下，劉慈欣《三體》所引領的“科幻文學”處于強勢（相對應的是郭敬明時代以《晴雅集》事件而基本落幕）。

全球化時代對人的想象，那種高度競爭性的技術化的個體，也即處于原子狀態中的受過良好訓練的雇傭勞動力，在“內卷”、“996”、“打工人”的戲謔與憤怒中，已然支離破碎。[20]終究根源，“系統”對于“個體”的壓力，已經逼近人的生理極限了——這也從側面解釋了為什么人工智能與生物學的結合是當下最熱門的顯學，“大腦芯片”是一種不挑戰原有歷史軌道的技術解決之道。面對無主體的個體，沿著從“文學是人學”到人文精神大討論的道路，人文主義急需理論化，以此抵抗機器時代的到來。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文學作為人學的最高結晶，將發揮重大作用。如果對這一歷史命運缺乏自覺，文學的邊緣化將毫不令人惋惜。

故而，不能想象一種“凝固”的文學史，一種可以被條分縷析地切割出來的、學科化的當代文學史。借用本雅明的“星叢”之喻，“當代性”是一種關系，是歷史與現在的“聚合”，如同汪民安的概括：“歷史不是現在的過去，而就置身于現在之內。”[21]當代文學史的下限，從來不是一個靜止的點，正如文學史從來不是一條靜止的線。文學史不是一本教材，文學史是一場“戰爭”。

注釋：

1.2.謝冕：《世紀之交的文學轉型》，《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5期。

3.4.5.6.張頤武：《后新時期文學：新的文化空間》，《文藝爭鳴》1992年第6期。

7.謝冕：《世紀之交的文學轉型》，《當代作家評論》1992年第5期。

8.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該文為謝冕、張頤武著《大轉型——后新時期文化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一書導論。

9.10.11.趙毅衡：《兩種當代文學》，《文藝爭鳴》1992年第6期。

12.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7頁。

13.參見陳曉明《無法終結的現代性——關于中國文學的“當代性”的思考》（《學術月刊》2016年第8期）、《論文學的“當代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6期）。

14.參見丁帆《現代性的延展與中國文論的 “當代性”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

15.洪子誠 ：《問題與方法 ：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三聯書店，2003年，第8 頁。

16.洪子誠：《關于 50—70 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 年第2期.

17.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文藝爭鳴》1994年第2期。

18.本文這一看法受到王欽對于郁達夫《沉淪》分析的啟發，王欽在該文中如此區分：“通過區分‘主體’與‘個體’——也即，一方面視‘主體’為具有內在深度的形象，另一方面視‘個體’為不具有這些規定的、本于‘個體’一詞的邏輯學意義（‘不可分割之物’）的形象。”參見王欽：《“個體”、“主體”與現代文學的發生——以郁達夫〈沉淪〉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6期。

19.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三聯書店，2005年，第234頁。

20.近年來聚焦于東北下崗往事的“新東北作家群”寫作，講出了全球化陰影中的故事，也是反思全球化的潮流在當代文學中的顯影。這批青年作家選擇重新理解父輩，并以此重新理解自己，擦亮了鐵銹帶的歷史污跡，也擦亮了失敗者的尊嚴。參見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

21.汪民安：《福柯、本雅明與阿甘本：什么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6期。又見李龍：《本雅明的“當下性”思想與第三種現代性》，《浙江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筆者也曾借助本雅明對于“當代性”的理解，細讀“新東北作家群”中班宇的小說，參見黃平：《寓言與憂郁——論作為悲劇的班宇小說》，《小說評論》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