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視野、思辨與專業化

——基于數據化時代的傳統文化出版漫談

劉國輝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和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也對出版業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要求，分別給《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出版做重要批示，在《讀者》編輯部發表重要講話，給《文史哲》編輯部回信等等，在剛剛結束的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上的講話更明確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新的寶藏。中國文化歷來推崇‘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逸韻’，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這不但是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更是為傳統文化出版指明了方向，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必須深入理解中華文明；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傳統文化出版責任重大，是明源泉、厚根基、承傳統、傳薪火的基礎性工作，出版界亟需認真學習貫徹總書記的系列指示精神，把傳統文化出版工作推向新的高峰！

毋庸置疑，隨著數字化時代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傳統出版業受到極大的沖擊，雖然這幾年傳統出版社在數字化和融媒體的道路上不斷追求，成效可觀，但是困難依舊重重，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傳統出版業在數字經濟的沖擊下沒有找到傳統文化出版賴以發展的自身內在的持續經濟動力；傳統文化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不夠充分，基本是表面的融合，換言之，還沒有在融媒體出版方面實現自身的影響力；數字時代急近功利和喧囂膚淺的閱讀形式導致量多質弱的深層危機；專業性強、具有工匠精神、“小扣則發大鳴”的編輯隊伍后續乏人。面多這種種困難和不足，如何把傳統文化出版做強做實，使之在新時代更好地弘揚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的優秀文化傳統，并且在偉大的民族復興中起到堅定的文化基石的支撐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從長遠角度來看，數字革命一定會給出版業插上新時代的翅膀，鯤鵬展翅，未來可期。作為新時代的出版工作者，必須充分認識出版的規律性，拓寬視野，關注現實，立足長遠，這樣才能承擔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

其一，充分利用好互聯網數據化時代帶來的資料詳實，閱讀便利的條件，開闊視野，把眼界放寬放遠，觀千劍為識器、納百川方成海。數據時代，為出版提供了以前出版工作難以企及的豐富全面的資料，為查資料跑圖書館的時代、主要靠掌握資料發表研究論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作者隊伍的龐大，專家學者的水平之高、作者隊伍之廣，也呈現出以前出版難以達到的繁榮；而且由于經濟基礎的發展、個人追求自由度的提高，許多在民間的高手顯示出某些方面的精神素養不亞于、甚至超過學院派的專家，呈現出旺盛的研究和創作繁榮，為出版提供了豐厚的基礎、為出版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更需要出版人具有宏觀的視野和超前的見識。其二，把做強內容作為當下追求的目標，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沒有深厚扎實的內容，出版必然落后于時代。出版內容、隊伍、經濟實力不強，就會依附于互聯網。要把互聯網作為出版的工具和手段，使之為我所用，否則無力遠行。傳統文化出版則始終依賴于中華民族浩瀚的文化元典和悠久的歷史文明，出版人有責任和義務將這些以最真實、最準確、最學術、最先進的面貌呈現給新時代的廣大讀者。其三，把做實作為追求做強的手段，無實則不強，傳統文化出版須遠離任何虛空的形式主義、噱頭、網紅、吸睛、標題黨。其四，目標遠大，聚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時代同頻共振，這是傳統文化出版使命和蓬勃發展的必由之路。

慎思、明辨、篤行，面對浩瀚的歷史文獻資料，出版不是復制搬運，永遠是選擇，傳統文化出版更是披沙揀金，“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逸韻”，要做到這一點，強思辨，更有特殊的意義。

其一，明確站在新時代的思想高度，把傳統文化出版與時代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聚焦主題出版，為時代發展提供優秀傳統文化底蘊，融入到為民族復興偉大征程鼓與呼的行列之中，與時代同行，方能彰顯出版的永久生命力，承載文化傳承的深遠意義。其二，明是非。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如何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需要具有新的思維和思辨能力。其三，充分認識出版的特殊規律，尊重出版規律，取精用宏，去浮夸，遠淺薄，避免急功近利，落實久久為功，規劃、整理、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厚重的、規模宏大的精品力作。在整個出版行業中，事業和產業屬性并存，但是傳統文化出版事業屬性更大，這是國家事業、民族事業，是千秋萬代的事業。其四，加強創新，與時俱進。創新永遠在路上，傳統文化出版自不例外。當下傳統文化出版創新在內容和形式、作者隊伍和讀者需求、普及和提高三個方面，尤其需要有辯證的思維能力，兼顧各方面的思想高度。普及和提高的問題，同樣需要兩方面兼顧，齊頭并進，沒有普及就沒有提高；缺少提高，普及也就失去了方向和價值。正如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回信中所指出的：“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

出版是學科，出版也是專業，出版更是實踐性極強的專業技術產業。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數字技術的沖擊，出版專業性的問題越來越凸顯出來。在出版各個領域，傳統文化出版的專業性尤為突出和重要，我們必須站在新時代的高度，從出版的規律性角度入手，結合新時代對出版的要求，深化認識出版在傳媒中的特殊性和基礎性，要高屋建瓴、立足長遠，與時俱進，奮力前行。

其一，在對出版的認識和堅守理念上，堅持專業性，提高整個行業的專業度，明確沒有專業就沒有高質量的出版、就沒有高質量的出版業，也就不能讓出版做強做實，難以使出版更好地為黨和國家的大局服務，給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強的文化柱石。在出版社專業屬性分工上也應該進一步強調專業屬性，非專業，無出版，蜻蜓點水、面面俱到的出版社難以把出版做實、做深、做透，更不能做精、做強。出版編輯隊伍專業能力培養和建設更是當務之急，“藝之精者，無二能也”，工匠建立在專業的基礎之上，八面玲瓏、“抓到籃子里就是菜”的編輯不可能策劃和出版真正的精品力作。其二，專業性建筑在學術基礎之上，缺乏學養、對自己專業的學術歷史和發展水平沒有深入的了解和認知，既無法和作者專家對話，難以提出優秀的選題，更難以起到編輯拾遺補缺、校讎把關的根本作用。其三，厚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如果當下把出版行業視為傳媒行業的一種，我認為也是這個行業中最具持久性的行業，也是最基礎的行業。基礎需要扎實、牢固、深厚、經典，傳統文化出版尤其如此。把文化基礎筑牢，文化的歷史大廈才能高高聳立，才能以文化人，才能筑牢中華民族精神長城。其四，傳統文化出版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更需要偉大的精神，不忘初心、精于學術、甘于奉獻、不計得失，耐得住寂寞，為傳承優秀文化事業勇于擔當，十年磨一劍。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更應該弘揚姜椿芳、葉圣陶、韋君宜、周振甫這樣的出版家的榜樣的力量，傳承編輯導師和編輯大家的優良傳統。

近些年來，在優秀傳統文化領域出版產生了大批可以傳之久遠的精品力作，如中華書局的新校點推出的部分《二十四史》工程、商務印書館《詞源》第三版、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海》第七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部分《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以及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的大批傳統文化優秀出版物的出版等等，總結這些厚重精品工程出版的成功經驗，可以窺見這些工程背后凝聚和堅持的大視野、精思辨，強專業，正可作為本文的注腳！

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工作

張繼海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要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做好傳承和弘揚，為當代中國人培根鑄魂。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出版工作，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中華書局成立于1912年，原是一家綜合性出版社，1958年以后轉型為以出版古籍整理圖書和相關研究著作為主，特別是集中于中國古代文史哲方面的典籍，新世紀以來又進軍古籍普及讀物市場和傳統文化的大眾閱讀領域，形成了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核心、產品層次豐富、多點開花的局面。其圖書產品按類型來分，可以大致分為專業出版、普及出版、大眾出版和青少閱讀四個方面。

一、專業出版。以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宋詞》、“新編諸子集成”等為代表，一般是選用古籍最精善的版本，再通過校勘來訂正文字，在保證文字準確的基礎上，施加標點分段，方便今人閱讀和引用。在形式上一般采取繁體豎排，最大限度保留古籍的樣貌。隨著時代的推移和人們閱讀習慣的改變，這一類書的讀者越來越限于專業研究者，以及部分傳統文化的強烈愛好者。經過幾十年的積累，中華書局出版了大量文史哲和語言文字領域的基礎古籍品種，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以其高質量的整理和編校贏得了讀者的信賴，所出版的點校整理本有很多都成為相關研究者引用的權威版本，在海外漢學界也是如此。這得益于中華書局擁有較強的編輯隊伍和作者資源，也有賴于它形成的一套審讀編校制度和對質量的長期堅守。近年來中華書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呈現出兩個發展方向：一方面是在優勢的文史哲古籍領域繼續填補空白，并向藝術、綜合、自然科學等領域拓展，不斷有原創的古籍整理產品問世；另一方面是對一些核心古籍在原有整理本的基礎上，推出修訂本或增補本、升級本。前者反映了古籍整理的寬度和面向在擴展，體現了創新活力；后者反映了古籍整理的深度和精度在提高，體現了與時俱進和精益求精。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中華書局最具標志性的古籍整理產品，2007年正式展開修訂工程，延攬一流的學者承擔修訂工作，制訂嚴格規范的修訂體例和工作流程，搜羅存藏于海內外的各種版本，廣泛吸收已有的校勘和研究成果，在修訂和編輯工作中慎之又慎，既最大程度保存原點校本的成果，又盡可能體現最新的文獻學、校勘學理念，從詳盡的校勘長編到寫成規范的校勘記，編輯組與修訂組、外審專家等反復討論，辨難析疑，可以說充分體現了古籍整理領域的工匠精神。自2013年第一種修訂本——《史記》問世以來，目前修訂本已經出版了11種。它們將古籍整理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普及出版。繁體豎排的形式擋住了很多想看古籍的普通讀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2011年推出了“中華國學文庫”，選擇中華書局歷年出版的經典古籍整理本，由繁體豎排形式改為簡體橫排，以適應當代讀者。文庫所選的品種均為代表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最要之書”，亦為代表當代最新學術水平的“最善之本”，即不僅所選的書是中華文化經典，其整理的版本也須是公認最好的，經過精校精注和時間檢驗。以它的第一輯為例，所收的10種書是：《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史記》《三國志》《老子道德經注》《莊子注疏》《世說新語箋疏》《陶淵明集箋注》《李太白全集》和《飲水詞箋校》。目前這套書已經出到90多種，受到了廣大讀者歡迎。

還有很多讀者反映，這些經典古籍雖然改成了簡體橫排，但是原文是用文言寫的，看不懂，有的書雖然帶了古注甚至今人的注釋，但由于引經據典或內容專深，看起來還是很吃力。為此我們又推出了“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簡稱為“三全”，不僅古籍的原文全部保留，還從頭到尾對原文加以注釋和翻譯，有的還有題解、串講和評析，努力用最通俗明白的話把古書的意思講出來。由于這個讀者群體最大，因此“三全”系列的銷售量也最大，到今年底有望出到120種，今年的發貨碼洋可能首次突破1億元。今年央視《典籍里的中國》節目熱播，第一季11期節目介紹了11種典籍，更是直接帶動了這套書的銷售。

三、大眾出版。這是我們中華書局內部給它的概念。剛才介紹的第二類圖書即普及出版其實也是面向大眾讀者的，但它的圖書內容還是以古籍文本為主，只不過在形式或內容上考慮了大眾的需求，降低了閱讀難度；我們現在講的大眾出版，基本上已經脫離了古籍文本本身，是完全從今人視角所作的解讀、闡釋、賞析或知識類圖書，比如葉嘉瑩講中國古代詩詞、康震講唐宋八大家、樊樹志《國史十六講》、樓宇烈《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李零《兵以詐立——我讀〈孫子〉》等。這里列的都是名家作品。還有一些是成系列的，如“跟大師學語文”、“跟大師學國學”、名家講系列、一本書讀懂系列等。中華書局的超級暢銷書一般是從這個板塊冒出來的，早些年有閻崇年、于丹、馬未都等的著作，近年則有《中國詩詞大會》等，當然還有圖書熱銷榜上的常客——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大眾出版的思路，是要敏銳捕捉社會熱點，把傳統文化中的某個話題與當下人們的關注焦點串聯溝通起來，激起人們的同理心，引起共鳴。往事越千年，但歷史和當下是相通的。“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只有善于把傳統文化中的內容作精心的選擇和提煉，注入時代精神，與新時代中國人生活的熱土聯系起來，那么一觴一詠、一歌一嘆，又或者是一琴一劍、一橋一亭，才有了當下的意義。今年中華書局大眾出版的代表品種有黃劍華的《從三星堆到金沙》、齊東方的《我在考古現場：絲綢之路考古十講》，帶領讀者領略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與寬廣雄渾。還有一本安意如的《二十四日》，清新雅致，又充滿了人間煙火，順著這本書的指引，在不同的節氣來到最當季的城市，看美景，品美食，體會農耕文明的深刻內涵、生活智慧和在今人看來有些奢侈的那份悠閑。

四、青少閱讀。就是給中小學生看的書。它不是教材，不是教輔，而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核心內容的讀物，比如中華吟誦讀本、“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系列、中華蒙學經典、中小學傳統文化必讀經典、中華經典故事、大名人小故事等，通過講故事、配插圖等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讓孩子從小接觸傳統文化經典，潛移默化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厚植國學基礎，培養對祖國歷史文化的熱愛。同時，針對小學、初中、高中不同學段，我們都有與之難度相對應的配套閱讀產品。以《小學生必背古詩詞75首》為例，有必背版、必練版、硬筆書法版三個版本，后者還配有音頻二維碼，可聽古詩詞的吟誦，達到可讀、可聽、可寫、可練，滿足小讀者不同的需要。不僅如此，我們在已有《中華文化基礎教材》的基礎上，結合已經在不同省份使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地方版教材，還承擔了國家課題，正開發適合在全國中小學使用的傳統文化教材。這是中華書局品牌優勢與基礎教育融合的一次嘗試。

“十四五”期間，我們以把自己打造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出版傳播第一品牌為鵠的。中華書局將一如既往深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出版，在持續做強專業出版的同時，投入更多精力，進一步擴大在普及出版、大眾出版和青少閱讀方面的影響力，努力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讓過去收藏在禁宮里的古籍善本以另一種形式走入尋常百姓家，春風化雨，陶鑄人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助力。

守正謀變，穩中求進，為傳承弘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貢獻

林日波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項功在千秋的宏偉事業。改革開放之初，中共中央高瞻遠矚，做出了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強調“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沉寂許久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乘此東風，江蘇出版界前輩經過縝密籌劃，于1984年3月創建了江蘇古籍出版社，即鳳凰出版社前身，建社伊始即確定了以古籍整理出版為重心，兼及文史哲古籍學術研究成果、文史知識性讀物等出版物的出版范圍。

近四十年來，鳳凰社以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開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老一輩、新生代的鳳凰人心懷對傳統文化的敬畏，甘于寂寞，始終不渝為這份事業奉獻青春、貢獻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鳳凰社進一步圍繞“傳承文明、傳播文化、服務大眾、貢獻學術”的出版理念，堅持古籍專業出版定位，發揮古籍專業出版優勢，牢固樹立精品意識，在專業特色上體現出扎實的出版能力與競爭優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因而獲得上級主管部門的青睞，受到文史界專家學者的贊譽以及讀者的關愛。究其原因，大概緣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群策群力，積極申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結合實際制定中長期規劃，實現可持續發展。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從國家層面而言，1958年至2012年制定了七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92年公布的《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1991年—1995年—2000年）》8類1004個項目中，鳳凰社有《全元文》等13項在列，這第一批富于學術價值、出版價值并具有開局之功的國家重點項目，為出版社的穩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到2009年申報《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時，鳳凰社經過前期深耕細作，開拓布局，已有豐富的選題積累，五次增補之后列入50項，在全國古籍社中名列前茅。

十余年來，鳳凰社同仁以重點項目編輯出版為抓手，奮進不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70個項目獲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23個項目獲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其中《陜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李太白全集校注》《文選舊注輯存》連續獲得中國政府獎，《文心雕龍解析》獲得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2013年公布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鳳凰社有《說文解字注》等4種入選；2021年公布的“首批向全國推薦經典古籍及其優秀整理版本”，鳳凰社有《論語注譯》等23種入選。這些成績的取得，充分表明鳳凰社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文化傳承體系、專心打造精品力作、發揮古籍圖書的社會作用諸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鳳凰社盡管有困頓、有調整，但總體上定位明確，謹守初心，勇于擔當，始終圍繞古籍整理出版制定年度計劃和中長期規劃。在具有重大傳承價值、重要文化意義、重點一流作者的選題上花功夫；在重點內容板塊的特色產品線、優勢產品線上下力氣，從單一到系列，從項目重點到板塊重點，注重規劃和儲備，做到編輯一批、出版一批、規劃一批、儲備一批，形成良性循環，實現內容生產的可持續發展，保持在全國古籍出版社方陣前列。

二是堅守主業，努力打造古籍整理出版重點板塊，遵照國家政策導向拓展新領域，實現揚長補短。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脈”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中央出臺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文件，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鳳凰社充分認識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實現文化強國”“堅定文化自信”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審慎整理古圣先賢的經典著述，為推動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提供可靠的文獻支撐。熔古鑄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題中之義，更是出版社作為宣傳思想文化陣線一員義不容辭的職責。

鳳凰社長期堅持“立足江蘇，面向全國”的選題策劃出版思路，建社初期制定的整理江蘇歷代學人文集計劃，至今仍持之以恒地推進，已出版30余種。從時代來看，從西晉陸機到當代莫礪鋒，貫通古今；從地域來看，由江蘇擴展到歷史上的上海、浙江、安徽等江南區域，形成了成熟的“江南文脈”大板塊。這一板塊與本社目前全力推進的、江蘇省委省政府主導的“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之《江蘇文庫》五編相輔相成，為全面梳理江蘇乃至江南歷史文化發展脈絡，提煉地域歷史文化精神，從而實現“雙創”，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此外，依照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五個方向的指引，鳳凰社集思廣益，順勢而為，圍繞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文章。首先，在基礎性出版項目上發力，以《文選舊注輯存》出版為契機，順勢影印日本藏《文選》、宋元珍本《文選》，并展開《文選》研究專著的出版工作，又以“詩仙”李白詩文校注為出發點，展開對“詩圣”杜甫詩宋元注本的集中整理，深耕細作，從不同角度切入對基礎經典文獻傳世價值的抉發。其次，出土文獻整理出版已見起色，《陜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獲中國政府獎提名獎、《五代石刻校注》《中國古代護林碑刻輯考》獲國家出版基金支持、《元代碑刻校注》獲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再次，追蹤近代社會檔案，著力爭取民間文書、中國工業遺產檔案，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九寨侗族錦屏文書輯存》結項優秀，《漢冶萍公司檔案匯編·抗戰西遷卷》原貌呈現中國抗戰史上漢陽鐵廠西遷的壯舉，彰顯出中華民族古今一脈相承的同仇敵愾、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

三是集思廣益，全力策劃大眾喜聞樂見的普及讀物，關注市場需求，加強營銷工作，實現“兩條腿”走路。

鳳凰社的古籍普及讀物，以精心編選、校注、翻譯、品評傳世名家或名著為主，長期以來在市場上與同品類競爭共存，贏得了讀者口碑。總體而言，鳳凰社此類普及讀物的特點大約有三，首先是立足專業，斟酌選目，文史兼顧，于涵育德行、陶冶情操有所裨益；其次是約請學界知名學者擔綱，在編注譯工作中充分融入新學術成果，保證內容的權威性、時效性；再次是以十數或百數的叢書推出，整體規模易形成影響，單品互補則產生帶動效應。

略舉一例，2011年鳳凰社推出《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修訂版）》134種，這套書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響應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在20世紀80年代組織北大、南大、復旦等全國18所重點大學古籍文獻研究所的專家學者，經過近4年時間編纂完成的最大規模的一套古籍今注今譯叢書，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20年后的“修訂版”順勢而為，在封面設計上貼近新時期的審美觀念，在版式設計上契合新時期的閱讀感受，在內容質量上結合新時期研究成果全面刪改訂補，滿足了讀者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隨后衍生出《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珍藏版）》《中華文史名著精選精譯精注》等子系列，圖書品質進一步提升。應運而生的一套書，三十年來在學界、出版界、讀書界的交相呼應中唱響著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旋律，足以稱為經典，其中16種入選“首批向全國推薦經典古籍及其優秀整理版本”乃名至實歸。

得到了學者的積極響應、市場的實在回報和讀者的有效反饋，尤其是面臨新時代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與考驗，鳳凰社堅定不移、持續不斷地探索古籍整理、大眾普及相得益彰的發展模式勢所必然，兩者將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有效帶動鳳凰社平穩前進，更有力地承擔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任，行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