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城市詩歌通過特定的城市場域，運用一定的藝術方式表達人類獨特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體驗，在“人與城”的相互砥礪中呈現人類的審美趣味和精神文化。秉持現實主義精神反觀城市詩歌，可以真實客觀地再現城市現實和城市心靈。現實主義視野下的城市詩歌具體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導引著城市詩歌的發展，基于對城市文明的認同，詩人用一種溫暖的情調表達對城市的謳歌；另一方面，著眼于現代科技文明對人性造成了嚴重的壓抑與摧殘，批判者立足現實并圍繞現實展開思考。

關鍵詞：現實主義 城市詩歌 謳歌 批判

對于城市詩歌的解讀，目前的研究更多側重運用現代主義視角予以關注和分析。如陳圣生指出：“‘現代詩’主要是城市精神所激發和孕育的文學創作體裁（不僅僅指以城市生活為題材的文學樣式），因此，稱這為城市詩比較恰當。”城市詩人社的鐵舞認為，“在我眼中的‘城市詩’應該是‘現代主義’的別稱，理由是：現代主義產生在城市”。這些觀點都認為城市詩歌是在現代主義影響下而繁榮起來的，所以討論城市詩歌必然要與現代主義聯系起來。事實上，詩人置身城市展示其生存的城市空間、呈現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表達其在城市生活中的所思所感，這些都是以城市現實為載體的。說到底，城市是城市詩歌的最大現實，城市詩歌的發生是城市現實發展的必然邏輯，而城市詩歌的發展變化又是以城市現實為依托的。所以，運用現實主義視角來觀照城市詩歌成為一種可能。在這里，對現實主義的理解堅持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既不是對經典現實主義的重新回歸，也不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重新挪用，而是秉持現實主義精神對城市詩歌進行反觀，從而真實客觀地再現城市現實和城市心靈。

城市詩歌發展的歷史，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出現而發展的。中國城市詩歌最早萌芽于20世紀20年代，一些留洋海外的青年學子歸國以后，以現代的審美觀念觀照當時背景下大城市的現實，從而表現出復雜的感受和體驗。30年代的“現代派”和40年代的“九葉詩派”對城市詩歌進行了相對集中的表現，這些詩人以知覺性、實驗性、交錯性相互融合，主要表現城市帶給人類的新鮮感和不適感，最終表現出人類與城市錯綜復雜的關系。5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些歌頌城市新生活的詩歌，具有熱情奔放、高亢真摯的特點。對新詩富有變革意味的朦朧詩給城市詩歌帶來新的變化，表現出城市現實的變化帶給人類新的感受和體驗。80年代以來，我國的城市化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為城市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城市人》（宋琳、張曉波等）、《城市書》（葉匡政）、《重慶書》（梁平）、《都市流浪者》（駱英）、《笨拙的手指》（楊克）等，這些詩集都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書寫對象，拓展了人與城市之間的文學想象。對于城市詩歌所觸及的現實而言，可以說是“善”“惡”相間。一方面，城市詩歌表現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對現代文明進行謳歌和頌揚；另一方面，城市中彌漫著的“惡”也成為城市詩歌突出表現的內容。正如楊劍龍所指出的：“詩人在城市詩歌創作中，注重抒寫其對于城市生活的體驗與感受，既尋覓城市生活中之‘美’，也批判城市生活中之‘丑’。” 詩人一邊歌唱，一邊批判。在現實主義視野下來考察城市詩歌，會發現城市詩歌在一邊歌唱一邊批判中實現對城市現實的觀照。

一、城市詩歌的概念與城市人心態的確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詩歌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次頗有影響的討論：1986年，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圍繞著城市詩的創作展開了討論；2003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四川省作家協會聯合在北京主辦了《重慶書》學術研討會；2005年，洪子誠、王光明、周瓚、宋琳在北京大學第六屆“未名”詩歌節舉行了“關于城市詩歌：城市與詩”的主題討論。這三次討論會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城市詩歌的界定和城市詩歌的特質，可以說城市詩歌的探討總體上還處于起步階段。城市詩歌的研究過程實際上就是城市詩歌的概念不斷廓清的過程。

對城市詩歌概念的討論，可謂仁者見仁。朱大可、倪友葵、陳超、燎原、繆克構、常立霓、吳思敬、孫文波、孫琴安、盧楨、魏天無等一批學者對城市詩歌的概念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們大多從城市題材、城市物象、城市肌理、城市感受、城市精神、城市心靈、城市心態、創作手法等方面進行概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觀點。由此可知，對城市詩歌概念的探尋，城市人心態的確立至關重要。

陳曉明曾指出：“現代城市顯然有一系列的現代文明特征為標志，例如，摩天高樓，街道，交通工具，代表現代生活的消費場所和娛樂場所。”對于城市詩人來說，詩歌創作的意義并非僅僅在于表現這些“現代文明標志”，城市的外在風貌固然是城市詩歌的重要表現對象，除此之外，還應該表現城市發展過程中塑造的城市人的感受和心靈。實際上，城市人在與城市相互交涉和互融互通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與城市風貌和氣質相匹配的心理感受和心靈體驗，這種感受和體驗聚合在一起會散發出城市特有的氣息，這才是城市詩歌要著重表現的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詩人對城市詩歌的認識和理解已經上升到一定的水準，他們并不把對城市現實的直觀表現作為城市詩歌存在和發展的“命門”。他們深深地明白，如果僅僅是將城市詩歌定位于對城市現實的表現，就詩歌的容量和表現效果來說，遠不如采用小說和戲劇等題材。城市詩歌表現的關鍵在于以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作為切入點，表現出發展變化的城市現實對現代城市人豐富的內心世界的影響，揭示出城市人的精神狀態和精神面貌，最終將城市中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交互關系呈現出來。城市詩歌不單單是一個題材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人在城市文明中種種的感受和體驗的外化，即便這種感受和體驗外化后所呈現出來的詩歌不是城市的題材和內容，也應該視為城市詩歌。城市詩歌要挖掘現代人對城市現實生活的獨特感受，最終表現出一種城市人的心態，彰顯城市人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狀態，這才是城市詩要表現的根本。因此，對于城市詩歌而言，不在于是否表現了城市的生活背景，而在于是否存在城市意識，即使不是以表達城市內涵為旨歸，但若呈現出明顯的城市意識，也應該被認為是城市詩歌。說到底，只要城市詩歌的作者有一個城市人的心態，即使他寫的是一種瑣碎的、日常的、當下的生活，那么他也是在寫城市詩歌，城市的外在形貌雖沒有具體出現，但城市的心態卻無處不在。總之，城市詩歌絕不是僅僅局限在描繪城市現實場景和城市現實生態，而是通過城市這個場域，運用一定的藝術方式表達出人類獨特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體驗，在“人與城”的相互砥礪中呈現出人類的審美趣味和人類所創造的精神文化。

那么，什么是城市人心態呢？城市人心態并不是一種城里人在“鄉下人”面前所表現出的那種盛氣凌人、高高在上，也不是一種封閉自己不與外在世界交流的夜郎自大、鼠目寸光。上海女詩人徐芳對城市的看法有助于我們對城市人心態的理解：“我將考察的動植物的生命則是置放于充分人工化的、城市化的第二自然之中的。”在徐芳看來，“從大處說，可以把城市理解為上帝全新的杰作，從小處說，城市是洗面奶、發燒音響器材、玻璃魚缸……等等的組合物”。城市人心態就是把城市看作另一種“自然”，如同大自然的自在之物，城市是詩人的生活背景和表現對象，詩人是城市的生活者和欣賞者。城市詩歌“提供了一個中性的話語場所，是詩人想象力和經驗敏識的新的培養基地”。城市人心態不是對城市資源的占有，而是個體生命在城市現場的感受和心靈體驗，強調的是一種面對城市現實自然而然的心理狀態。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上海出現了自覺進行“城市詩”寫作的詩歌團體，他們宣稱要“替詩這個享譽千古的自然神，在我們的城市環境里造一張好的現代產床”，這種明確的立足城市意識的詩歌書寫大大推動了城市詩歌的產生和發展。朱大可指出：“城市信仰和城市否證、技術崇拜和自然崇拜、民族感和個體感或世界感、歷史感和現代感紛然一堂、互相抵牾擠壓滲透，并形成一種焦灼的張力，它是城市詩人的共同精神特征，同時也是詩的美學形態發生擾動和轉移（如事態詩的出現消失）的重大心理背景。”可見，城市寫作絕非一種詩人心靈的自然流淌，這種心靈的顯現必須要和城市現實互相指涉、糾纏、扭結，在一種動態的交流中激蕩出對城市的感受、體驗和反思，由此表現出城市人的風貌、情感、心理以及靈魂。

雖然“城市詩”派詩人自命為城市生活的親歷者和占有者，是城市現代化進程的目擊者和見證者，但是，他們卻不自覺地以城市的“異鄉人”“他者”甚至“征服者”自居。李劼在評價20世紀80年代中期“城市詩”派創作時指出，“這四位詩人沒有一個具備城市人的心態……戴上了城市人的人格面具寫作他們認為的城市詩”。對于這些具有城市意識的詩人而言，城市的現實生活還不足以建立起真正的城市人心態，還是一種“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感覺，真正的城市詩歌還沒有完全建立。但是，這種城市意識的存在為后來城市詩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于城市詩人而言，最關鍵的在于建立起城市人的心態。城市人的心態不是通過后天努力營構的，而是通過自然而然的方式形成的。有論者在評價城市詩歌的寫作者徐芳時指出：“徐芳的生活經歷，看來比較單純……一直到現在，她的生活領域似乎不出麗娃河畔。”對于一個城市詩人來說，像徐芳這種未曾“出城”的人生閱歷，絕對不會成為她創作城市詩歌的加分項目，但是卻保證了她創作城市詩歌的純粹。也就是說，她在創作城市詩歌的時候，是把城市作為自己的一種天然的活動場所，而非表現出一種異鄉的疏離感，具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城市人心態。對于一個純粹的城市詩歌的作者而言，要以城市人的心態來認清城市與鄉村一樣，都是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家園，要認可自己與城市的相互依存關系，必須是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而絕非刻意為之，以詩的方式展示出城市的面貌、性格和氣質，不管秉持何種立場切入城市詩歌，或是贊美、或是批判，最后都應當上升到對整個人類及社會的歷史和現實反思的高度和境界。

需要強調的是，城市詩歌既然是一種現代詩，那么它應該包含現代文明進程中的思維和觀念，如果不包含這些，僅僅單靠城市人心態，是不能確切地創作出真正意義的城市詩歌的。對于城市詩歌而言，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不管你創作出的是古體詩、十四行詩、散文詩、還是自由詩，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包含了現代經驗，包含了那種當代人對人自身發展所產生的那種源自現實的迷茫和困惑。

二、擁抱城市：對城市文明的禮贊

“城市是‘城’與‘市’的組合詞。‘城’主要是為了防衛，并且用墻垣等圍起來的地域。《管子·度地》說‘內為之城，外為之廓’。‘市’則是指進行交易的場所，‘日中為市’。這兩者都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態”。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的出現具有必然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是工商業發展的產物。城市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可以說，城市對于人類而言，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存在。

在城市詩歌的發展進程中，對城市面貌的描寫和城市精神與靈魂的塑造是其重點表現的內容之一。而在城市詩歌早期的起步階段，這一點表現得更為突出。比如，“大都會的脈搏呀！/生的鼓動呀”，這是郭沫若在《筆立山頭展望》中對現代文明所進行的由衷地贊美，甚至是對濃煙滾滾的煙囪也無不“點贊”——“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除此之外，他的《上海的清晨》《日出》等詩作也都充滿了對于都市熱情洋溢的贊歌。公劉的《上海夜歌》寫道：“上海關。鐘樓。時鐘和分針/象一把巨剪，/一圈，又一圈，/鉸碎了白天。/夜色從二十四層高樓上掛下來，/如同一幅垂簾；/上海立刻打開她的百寶箱，/到處珠光閃閃。/燈的峽谷，燈的河流，燈的山，/六百萬人民寫下了壯麗的詩篇：/縱橫的街道是詩行，/燈是標點。”用詩一樣的語言將大上海的璀璨明亮、富麗繁華形象而又生動地表現出來。艾青曾經創作了一首《村莊》，這首詩主要是描寫了一個來自農村的青年對城市產生的復雜的感悟和體驗。“自從我看見了都市的風景畫片/我就不再愛那鄙陋的村莊了。”抒情主人公從經濟和實用的眼光歷數城里的各種“好”，最后斬釘截鐵地說，“什么時候我的那個村莊也建造起小小的工廠：/從明潔的窗子可以看見郁綠的杉木林，/……那時我將回到生我的村莊去”，詩中所體現出來的并非簡單的價值判斷，而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受，從側面間接地禮贊了城市，屬于另一視角下的城市詩歌。郭小川的《廈門風姿》表現出了對于海防前線廈門的謳歌與贊揚。“我們的廈門——海防前線呵，猶如我們的整個生活，/和平、斗爭、建設，一直在這里奇妙地犬牙交錯；/我們的廈門——海防前線呵，象征著我們的祖國，/高昂而熱烈的斗志喲，緊緊地擁戴著明麗的山河。”這些詩歌都直接或間接表現出對于城市的禮贊和謳歌。應該看到，這一階段的城市詩歌畢竟還處于雛形和起步階段，更多表現出的是對城市外在風貌的描繪和刻畫，還沒有把城市真正地融入作者的血液中謳歌城市孜孜進取、拼搏向上的精神。

20世紀80年代中期，雖然城市詩歌已經作為一個詩歌概念提出來，但是城市詩歌本身并沒有引起重大反響，當然也不會得到十足的發展。實際上，城市詩歌得到真正的發展是伴隨著90年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設而涌現的，對城市生活以及它所創造的城市文化的贊美得到了彰顯，更有大量的詩人著眼于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贊美改革開放新成就、城市建設新面貌、城市復興新氣象。以上海為例，就涌現出了趙麗宏、季振邦、張燁等人，這些城市詩歌大氣磅礴，樂觀向上。90年代中期，對城市詩的理解提升到表現城市本質的層面，試圖通過城市詩歌表現出詩人獨特的生命體驗，不僅僅是對城市本質的深入感受，更是對人類存在奧秘的理解與揭示。近年來，葉匡政的城市詩頗引人注意，他的詩密切地關注著現實，將平凡百姓的生活和人生狀態作為重點表現內容，并深入地透析出人性與靈魂的復雜性。葉匡政的《城市書》不僅讓人感受到了城市的脈搏，而且讓人真切地目睹了城市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況。他對城市人的感悟如同卡爾·雅斯貝斯在談到群眾的影響時所言：“他也許會因為群眾一般呈現出來的面貌而鄙視群眾，或者會認為全體人類團結一致的狀況在某一天注定要成為現實，或者，雖不否定每個人對所有的人所負有的責任，卻仍然多少與之保持距離——然而，這責任始終是他不可能躲避的。”作者認為在面對城市的時候，反思是他不可能躲避的責任。《城市書》不僅在于表現城市生活的狀態，更在于表現城市人對于時代的反思和精神的追求。

城市詩歌在21世紀以來出現新的變奏。如果說葉匡政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的《城市書》是對中國城市發展腳步的回聲，那么梁平在21世紀初推出《重慶書》在于對一個單一城市的書寫和思考。《重慶書》是以重慶這座城市為表現中心，全詩視野宏闊、高屋建瓴、縱橫交錯，以大開大合之勢表現出這座城市的過往與現實、個人與社會、夢幻與真實、曲折與希望、腐朽與光亮、古老與新生、追求與失落、生存與死亡、精神堅守與物欲橫流。詩人用深厚的歷史感與現實感鑄造了一部人生的憂患錄，一曲生命價值的警世書。可以說，《重慶書》的寫作既是指向重慶，同時又并非單純指向重慶，而是以重慶這一城市作為切入點，在贊美中有反思，在反思中有深入，從多角度多層面把城市與人類之間縱橫交錯的密切關系挖掘出來，最終呈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和情感體驗。梁平在談到自己這部作品時指出，這首長詩“不是我對一個城市的緬懷，也不是寫一個城市的詩性簡史，而是寫人與城市的膠著關系，人與城市的抗衡關系”。在城市詩歌的書寫歷史上，很少有對一個城市展開如此規模的寫作。這首長詩的推出，使城市詩歌的發展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僅僅是單純對城市的禮贊，而是對城市與人類之間復雜關系的重新梳理。

綜觀對城市謳歌贊美的城市詩歌，總體上表現出的是經驗性的而非抒情性的。因為城市詩人清楚地知道，一種確鑿的城市經驗的存在有助于城市詩歌更好地落在“刀刃”上。洪子誠指出：“寫都市詩需要一種經驗的沉淀，是寫經驗而不是寫感情。但是這種經驗應該是經過非常獨特的個體體驗、個體感覺過的經驗，并且沉靜下來。”他告訴我們，憑借一種空洞喊叫的方式進入城市詩歌只能帶來虛妄，那種體驗性的、獨具個性的城市詩歌才是值得欣慰和倡導的。“我們的城市在它熠熠閃亮的呼喚中醒來/以新鮮的感覺問候早晨/這時我愿一個人佇立廣場/在深邃而微妙的背景上/看樓群在迷茫中漸次清醒/橋索斜拉出緋色的滾邊/與東方的流韻會心地相互體現/電視塔被朝霞剪影得更富于思想/釋放出現代人風華正茂的激情/陽光撞開外語學院的窗戶/牽出與世界對話的嫩綠的聲音/城市蘇醒得真快呵/每個揚聲器都與升騰的希望共鳴”（張健桐《太陽升臨我們這座城市》），這首詩描繪了一幅城市的早晨太陽徐徐升起的圖景，溫暖的陽光遍灑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讓希望在城市的每一塊土地生長。這樣的書寫角度一不小心很容易成為抒情的沼澤，但是，一種體驗性的自覺在詩中無處不在，使得這首詩表現出一種深沉和厚重。

城市詩歌中不乏對城市充盈著深切的感情的作品，在詩情畫意間含情脈脈。“棲滿鴿子的廣場/必有一片柔風呵護連同一方溫情脈脈的天空/……這些可愛的小公民你要善待它們/就像善待自己的理想和我們的母親城市”（張健桐《廣場鴿》），“鴿子”“廣場”“小公民”“母親”這些字眼中充滿無限溫存之情，表現出感激著像母親一樣的城市。城市詩歌用一種溫暖的情調表達出對城市的謳歌，詮釋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種感情來源于現代城市的客觀現實。城市發展的現實導引著城市詩歌的發展現實，對城市文明的認同決定著用詩的方式來禮贊城市。

三、拒斥城市：對城市文明的批判

在城市書寫的歷史坐標上，西方的現代派詩人，比如波德萊爾、艾略特等已經就城市文明所攜有的負面因子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這種對城市文明的批判是現代性進程中不可回避的現象，從現代性內部來反現代性。實際上，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而言，城市詩歌的批判者著眼于現代科技文明給人類帶來先進文明成果的同時，對人性也造成了嚴重的壓抑與摧殘，他們的批判立足于現實并圍繞著現實而展開思考。

城市文明給現代人帶來高效、舒適、美好體驗的同時，也表現出自身的弱點。光鮮亮麗的城市背后也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給現代人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壓力。對城市病的揭露和批判，是城市詩歌表現的重要主題。應該說，這一主題自城市詩歌誕生以來，一直是揮之不去的表現內容。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城市文明的批判又注入了新的內涵和質地。“每月中旬/我都要往/一個賬戶里/打入一筆錢/在那串數字的/深處/坐落著/我的房子/那處房子/早就建成/可我總覺得/還是自己在蓋/以骨作磚/以血為漿/我真嫉妒亞當/聽說他的肋條/能夠做出女人/我的顯然不行。”（朱劍《還房貸》）這首詩表現出一個“房奴”對于高房價的批判，對“亞當”羨慕的背后實則表現出對現實生活中高房價的無奈。“我總是不停地打手機/想知道你是不是還活著/從南京打到北京/告訴北京我在南京/從門里打到門外/說一聲客人我就不遠送了/有時打給天空/問一問今晚有沒有飛機從我上空飛過/有時打給遠方/打聽一下九點鐘的火車拖了幾節車廂/有時實在無聊就打給我自己/看看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夢中，我也在打手機/最近一次是打給一根油條的/只要有手機/我就會活得很舒暢”（祁國《我總是不停地打手機》），詩歌以“手機”作為一個借喻表現出現代文明對人類所造成的異化。只有“有手機”才會“活得很舒暢”，顯然，人類已經成為手機的奴隸。“從遠處看一個人跳樓/掉下來的時候速度很慢/快/快打911/不/應該是119/不對不對/應該是找110/要不先打114查詢一下/所有人一邊大聲叫著/一邊正忙著給手機充電。”（祁國《21世紀最佳詩歌》）在危難之際，人類卻面臨著選擇的困惑，更要命的是，準備用來打電話的手機卻沒電了，在一個困惑之后還有更大的困惑，人類讓所謂的現代文明壓制得吃盡了苦頭。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城市詩歌對于城市文明病的表現，不僅著重于“器物”層面，而且還側重對人之內心的揭示。人類在城市中長期生活，不可避免地染上城市文明病，人與人之間內心出現隔閡，彼此提防，使人感受到孤獨、冷漠和無奈。比如，梁曉明的《各人》，“你和我各人拿各人的杯子/我們各人各喝各的茶/我們微笑相互/點頭很高雅/我們很衛生/各人說各人的事情/各人數各人的手指/各人發表意見/各人帶走意見/最后/我們各人走各人的路//在門口我們握手/各人看著各人的眼睛/下樓梯的時候/如果你先走/我向你揮手/說再來/如果我先走/你也揮手/說慢走//然后我們各人/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們各自逃走”。盡管人與人之間在表面上是相互尊重，禮數有加，然而在內心彼此之間卻是隔絕的，沒有真誠的情感交流，也沒有思想的劇烈碰撞。整個城市猶如艾略特筆下的“荒原”，讓人類充滿了困惑、痛苦和恐懼。事實上，千奇百怪、儀態萬千的情感體驗無從取得認同，而沒有個人體驗的城市詩歌是難以想象的。城市詩歌要表達出具有自己獨特體驗的人類之普遍經驗。“我懼怕他眼底的陰濕，/我看他突然轉身，嘴里/字斟句酌，/他兜著圈子，/悶悶不樂，審視每一張臉。//……他坐在那里，/他睡著了，/也保持著警戒的姿態……”（葉匡政《南苑公寓樓門衛》）在城市的巨大壓力下，人和人之間喪失了最基本的信任和理解，彼此之間時刻保持著警惕，即使是在睡覺的時候，“繃緊”的神經也仍然沒有放松，對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文明病給予了淋漓盡致的刻畫。

應該說，對城市的批判“活塞”詩人群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個以“70后”為主體的詩人群對高度經濟化和商業化的城市有著自己獨特的感受和體驗：城市的“燦爛”與“糜爛”同在，城市詩歌不僅僅要寫出城市的儀態和風貌，更重要的是要清醒地看到城市現代性進程中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將城市文明所滋生的“黑子”清晰地揭示出來。丁成的《上海，上海》從批判欲望的角度寫城市，“顴骨日漸高聳的上海/營養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蕩婦/正在勾引被物質兌換的人們/……瞧，這些多么時尚、多么現代的詞/像魔咒一樣如影隨形/坐上高速的磁懸浮列車/前進，前進，進……”現代化的大城市從某個側面來看也是欲望之城、罪惡的淵藪，使人類感受到一種力透紙背的疼痛感，折射出人類的憂慮。事實上，丁成所描述和表現的不僅僅指向上海這一類城市，而是對人類生存的現代城市的寫真和揭示。在“活塞”詩人群中這樣的作品觸手可及，像徐慢的《白色幽靈》、殷明的《遷徙稗史》等都是對現代城市文明病的深層次揭示，給人以深深的觸動和強烈的震撼，這些詩作表現出的不僅僅是對時代徹底地背棄和發自肺腑地抨擊，更表現出對人類文明“異化”的深切焦慮和對人性淪喪的深深絕望。從總體來看，城市形象在“活塞”詩人群筆下是充滿病態和罪惡的，他們著力從城市陰暗面發掘詩意，在對“苦”的表達過程中緩解“生”的痛苦。“每日狹路相逢同一個噩夢的困擾/陷阱朝著我們，朝著一代人/張開了充斥著繁華的、文明假象的大嘴/我們被物質的力量擠著、推著擁上廣場/此刻，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面對廣場，面對時代/我們都已無藥可醫”（丁成《廣場》），這首詩揭示出城市帶給人類的不是一種生在其中的快樂，而是一種“牢籠”的壓抑感和痛苦感。當然，對于城市的“揭短”，并非他們憎惡城市、仇視城市，而是現代城市文明自身與生俱來的反現代性在發揮威力，他們不過是作為一個客觀的感受者和揭示者將其表達出來而已。

城市詩歌的書寫者在描寫城市的過程中，顯豁地表達出城市帶給人類巨大的無奈和悲憫。但是，詩人并未簡單地將城市的負能量無限放大為反對城市文明的借口，也沒有將城市作為反對人類文明的工具，更沒有將自己的悲憫變成對城市文明和現代性進行道德譴責和理性審判的籌碼，他們對城市傷疤的揭示是基于詩人對那些弱勢者的同情和詩人良知的覺醒，因此，這些城市詩歌更能觸動人心、感人至深。拿葉匡政來說，他的城市詩歌除了呈現出詩意的陌生化之外，對城市的底層和弱者還表現出悲憫情懷，具備了溫暖人心的巨大力量。像《黃昏小販》《失業者即景》等，詩人并不回避自己的價值立場和情感經驗向度，在對城市進行批判的同時，讓人感受更多的則是對底層和弱者的撫慰。

結語

現實主義強調真實客觀地再現社會現實，力圖揭示客觀現實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主義視野下觀照城市詩歌，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出城市詩歌的本真和特質，但謳歌城市與批判城市的取向存在著喬勒斯所言的“簡單形態”的可能。毋庸置疑，城市詩歌在再現現實過程中具有多樣性、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特點。“簡單形態”的落腳點關鍵在于指向城市詩歌與現實主義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說，城市詩歌無論是對城市進行熱情地謳歌，還是對城市進行反思與批判，都根源于城市書寫者面對的城市現實，城市的現實激發著城市書寫者對城市的“愛”與“恨”進行淋漓盡致的表達。說到底，在某種意義上，城市書寫者所譜寫的城市之歌就是現實主義之歌。對于城市詩歌而言，要避免淪為創作主體觀念的傳聲筒，謳歌城市和批判城市也并非一定會成為城市詩歌。城市詩歌在處理主觀表現和客觀現實的關系時，關鍵要牢記恩格斯“莎士比亞化”的忠告。城市詩歌，從創作立場而言，應該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從創作方法來說，必須要注意借鑒各種創作技巧，其中不乏運用現代主義的藝術手法，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詩藝的承接與轉化上，現代詩人在大量運用都市意象的同時，更注重化合現代主義的手法。”只有真切地深入到城市生活，努力把握城市生活的現實，運用各種不同的藝術技巧，才能真正呈現出城市詩歌的靚麗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