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徐志摩去世90年紀念，作為一位徐志摩的研究者，我想在此回憶當年徐志摩研究會的三位顧問。

改革開放后，郭沫若、林語堂、丁玲等研究學會紛紛成立。陳從周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 “現在各種研究會這么多，為什么徐志摩還沒有？”終于在1996年，海寧當地政府醞釀成立徐志摩研究會，聘請趙家璧、孫大雨、卞之琳、陳從周和我為研究會顧問，并委托我返滬時把聘書轉交給其他各位。我頗慚愧：這些前輩或為徐志摩的學生，或詩友，唯有我這個后生小子，居然也濫竽充數，混跡其中了。

卞之琳為徐師仗義執言

朱自清曾說： “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 《志摩的詩》和《女神》也被推為新文學頭十年最好的兩部詩集。卞之琳亦曾仗義執言徐志摩的詩“愛祖國，反封建，講人道”，推舉他的文學地位。我在研究卞之琳的詩及與他交往的過程中，才知道卞之琳原來是徐的學生。一次與卞談十四行詩，我說你那首《望》特別好，尤其是前半部分，他笑了，說： “我在北大讀書時，徐志摩教我們英國文學課，一次講雪萊，發現了我寫的《望》，就拿去了，我也不敢問，后來就在上海的《詩刊》上用我的名字發表了。我本想用筆名的，也來不及了，從此只好用真名了。直到如今。”后來陳夢家編《新月詩選》，也選了卞之琳的《望》等詩，并在《序言》中說： “卞之琳是新近認識很有寫詩才能的人。他的詩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盤沙子看不見底下包容的水量。如《黃昏》，如《望》都是成熟了的好詩。”

不知是由于卞與徐有這樣的師生關系，還是由于他也曾像徐那樣熱心輸入和試驗新詩形式的緣故，不少人談詩，總愛把他與徐掛在一起，如朱自清就曾說： “他試驗過的詩體大概不會比徐志摩先生少。”李廣田也認為： “卞之琳在技術或表現方法上，比徐志摩該是又進了一步。”馮文炳甚至說： “在我們講新詩里頭雖然沒有講徐志摩，并沒有損失，卞之琳的文體完全發展了徐志摩的文體，這個文體是真新鮮真有力量了。”而卞之琳也一直把徐志摩視為自己詩路上的引路人，不忘師恩，在徐志摩逝世十周年之際，他奉上了《十年詩草》一書，扉頁上寫明是祭獻給徐志摩先生的。

趙家璧為徐師整理遺稿

出版家趙家璧也是徐志摩的學生。早在光華大學附中讀書時，他就愛好西洋文學，并主編《晨曦季刊》。升入光華大學后，他在一本周刊上發表了關于拜倫、濟慈、但丁的讀書札記，引起了在該校教英國文學課的徐志摩的注意，便約他來大學教員休息室進行交談，從此成為朋友。趙每有什么問題，便來請教，徐志摩總能為他解惑，并鼓勵他參觀汪亞塵畫展，去工部局聽西方古典音樂。一次音樂會散場，師生同行，徐志摩詢問了趙家璧對西洋文學的研讀近況后，語重心長地說： “要能真正欣賞西洋文學，就得對西洋繪畫和音樂具有心靈上的相當訓練，這是一條大道的兩個旁支，是文學的兩個姊妹，前者是空間的藝術，后者是時間的藝術，同樣是觸動心性而發的。”

徐志摩遇難后，趙家璧寫下悼念文章《寫給飛去了的志摩》，并為老師出版了《秋》一書。陸小曼知道他們師生情重，當時她最想完成的就是出版徐志摩的遺作，誠如她在挽聯中所說“遺文編就答君心”，可是遺稿面廣量多，她就請趙家璧幫忙。趙一邊幫忙整理，一邊征求各方出版意見。鄭振鐸、冰心、沈從文等都熱心支持，茅盾對他說，徐志摩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是有代表性的，并估計：“今后有許多人會研究他的生平和作品，出版他的全集，是有意義的。”

聽了茅盾的這番話，趙家璧有了底氣，便與陸小曼把徐志摩的文稿全部整理出來，共得詩一卷，散文四卷，小說一卷，戲劇一卷，書信二卷，日記一卷，凡十卷，擬交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后胡適建議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結果抗戰爆發， 《徐志摩全集》擱淺。1969年，梁實秋和蔣復璁編的《徐志摩全集》在臺灣出版，但不全，直到1983年，趙、陸在五十年前編纂的《徐志摩全集》才得以問世。此套書較臺灣本更為完備，還有趙家璧所撰序言。高壽的他不僅看到了恩師全集的出版，也見證了徐志摩研究會的成立。

陳從周為徐志摩撰寫年譜

對成立徐志摩研究會最為關切、奔走呼吁次數最多的，當屬陳從周。陳從周是同濟大學教授、園林大師、書畫家，同時也是重要的徐志摩研究專家。其妻蔣定乃是蔣百里的侄女，徐志摩的表妹。作為徐志摩的表妹夫，陳從周對徐志摩非常敬重，早在1949年，就撰寫出版了《徐志摩年譜》，為后人從事徐志摩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筆者三十五年前寫《徐志摩傳》時，經常去他家，聽他談有關徐志摩的各種佚事，同時也說起此書的幫助之大。他也曾十分得意地對我說： “幸虧我在當年寫了本《徐志摩年譜》，自費出版，許多人和實物都在，保留了一些資料，如果現在來寫，許多人和實物都沒了，根本就寫不出。”并鼓勵我大膽研究。

1965年，陸小曼臨終前，曾把《徐志摩全集》的全部清樣和紙型，以及遺物，委托陳從周保管。陳從周千方百計地保護好這批遺稿遺物。海寧西山本有徐志摩墓， “文革”后，由陳從周重新設計，修復一新。當得知我的《徐志摩傳》即將出版，陳從周特意賦詩一首： “世事滄桑六十年，已盈白發上華顛。遺聞佚史搜堪盡，含笑報君在九泉。”后來，我把他的手跡作為書的封面，以示感謝。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