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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回望和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窗口。新世紀以來，茅盾研究繼續穩步發展，無論是研究視野的拓展還是成果質量的提升，均呈現出探索性、創新性面貌。浙江傳媒學院茅盾研究中心、桐鄉市文化和廣電旅游體育局聯袂編纂的大型文獻《茅盾研究年鑒2018-2019》（趙思運、藺春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5月版），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打造的體現當前茅盾研究特色與走向的學術成果。

該書較為全面、系統地整理和收錄了2018年至2019年間茅盾研究大事記、較有代表性的茅盾研究的論文、著作以及期刊、報紙、學位論文的要目和摘要。這就為人們審視茅盾研究的現狀提供了較為全面的參考。總體看，這些成果呈現出兩個較為鮮明的特點：第一，更加緊密地勾連了文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的深層關聯，簡單說也就是跨學科特色。文學作品本就是審美主體創造力釋放的產物，它們或是反映社會生活，或是透視世人的內心世界，或是展現歷史更迭，又或是寄寓某種哲思，因此，鑒于茅盾及其作品的多面性和復雜性，跨學科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成為全面、系統、深入解讀茅盾及其作品的一條有效途徑。茅盾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趨向，展示了茅盾研究者們力圖打破思想壁壘、探尋新的研究范式的不懈努力，激活了人文學科間的互動和對話，為茅盾研究的創新注入了新資源、新能量。第二，較為恰當、合理地運用史料。在當前學界史料研究越來越成為主流的情勢下，如何恰當、準確地讓史料為學術研究提供有力支撐，尤其是讓史料活起來、合情合理合邏輯地為作品風采的再現提供有效的支撐，是當前學術研究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通觀該書，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史料已經不再是冷冰冰的材料堆積與展覽，而是被更有效地解碼與賦義。學者們在搜集、整理和運用史料時，更加注重結合茅盾的生平經歷及作品賴以產生的復雜背景等各種因素，充分發掘史料的多元價值與多元指向，從某種意義上讓茅盾及其作品的相關史料活了起來，當然也就深化、細化和提升了茅盾研究的整體水平。

作為2018年至2019年間茅盾研究領域主要學術成果的合集，該書所體現的跨學科研究和重視史料研究的特點，總體上是呼應著茅盾身份的多樣性、創作的多元性和內涵的豐富性等實際歷史樣態的。茅盾研究的學者們在新的情勢下，不斷拓寬視閾、跨越學科邊界，在文學史與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等諸多學科緊密交織的宏闊天地中深鉆細研，力圖發掘茅盾作品中更為豐富、更為復雜乃至更為含混的人文價值、審美價值、社會價值等要義。比如，楊聯芬的《新文化運動與“女性主義”之誕生》一文以茅盾率先將“Feminism”譯為“女性主義”為切入點，追溯了“女性主義”在“五四”時期進入中國后的多重面相，在解決相關無謂紛爭的同時，將研究重點投放到“女性主義”的譯介對建構新文化和新道德的促進作用。比如，羅維斯在《躁動的社會階層與綿延的再造文明之夢——〈子夜〉新論》中，由《子夜》人物社會階層的多樣性出發，肯定了小說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傳統紳士階層演變分化現象的生動展現，并深入闡釋了這種展現在茅盾本人的個人理想、情感偏向等作用下，最終導致了小說政治性與審美性的撕扯。再比如宋炳輝、陳競宇的《接受途徑、譯介策略與文化價值傾向——論茅盾對外國文學的選擇與中國文學建構》和馮波的《“鄉土茅盾”的“矛盾鄉土”：基于三十年代譯介的觀察》等論文，側重于從譯介領域闡發茅盾的文化選擇和文學世界建構；史新玉的《〈春蠶〉與左翼電影人的意識形態宣傳策略》則從電影生產的視角探討小說《春蠶》影視化過程中所包孕的復雜政治意涵。上述諸篇僅僅是隨機舉例，其實該書收錄的《移步換形的抗戰書寫與倉促換調的〈清明前后〉》（李永東）、《〈子夜〉對國民革命的“留別”》（妥佳寧）、《左聯時期的茅盾與瞿秋白——從迎合到疏離的心路歷程及其根源解析》（田豐）、《革命文學語境中的啟蒙異聲——以〈石碣〉〈豹子頭林沖〉〈石秀〉為中心》（呂銀飛）、《“十七年”文學生態的隱性敘述——以〈茅盾日記（1953-1966）〉為例》（藺春華）、《略談郭沫若對魯迅、茅盾的不同態度——以郭沫若的〈戲論魯迅茅盾聯〉發表后的情況為例》（廖久明）、《茅盾舊體詩詞（1949-1976）探幽》（趙思運）、《時代女性與茅盾小說》（劉濤）等論文，均以鮮明的問題意識、恰當的切入視角，為茅盾研究疆域的拓展、內涵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學術支撐。

該書的“史料新考”篇共收錄了11篇文章。學者們在搜集、研讀和運用史料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還原作品生產或是作家某種觀念萌發的歷史現場，將研究引向更遼闊的闡釋空間。比如，鐘桂松的《茅盾史料二則》在充實茅盾生平資料方面頗有貢獻，為我們了解茅盾在中學時期的生活及其后來的人際交往、性格特征提供了寶貴資料。雷超在《茅盾與〈婦女雜志〉第六卷革新》一文中，結合新發現的茅盾佚文《本雜志今后之方針》，論證了茅盾革新《婦女雜志》的史實和功績。劉鐵群的《關于茅盾“雨天雜寫”系列雜文的史料問題》以茅盾于1942年創作的“雨天雜寫”系列雜文為研究對象，不僅留意到這組雜文在被文集收錄時常常存在內容殘缺、介紹信息混亂等錯誤，而且進行了細致考證、系統梳理，糾正了諸多錯誤和不完善之處。此外，《新發現的李霽野致茅盾信及茅盾〈簡·愛〉未刊譯稿》（劉明輝）、《單演義關于編選〈紀念茅盾〉的書信釋讀》（宮立）、《茅盾與〈吶喊〉〈烽火〉雜志相關史實辨正》（楊華麗）、《抗戰時期茅盾佚文考述》（金傳勝）、《在“人生”與“藝術”間搖擺——茅盾選集本篇目變化探析》（王棋君）、《三十年來首度發現茅盾抗戰時期小說佚作——被遺忘的〈十月狂想曲〉論略》（鄧龍建、凌孟華）、《中國現當代文學日譯本過眼錄——之武田泰淳譯茅盾小說〈虹〉》（裴亮）、《茅盾的國文老師張子芩》（樂憶英）、《魯迅致茅盾的九封書信發現始末》（葛濤）等論文，大都滲透著學者們豐富的知識儲備、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以及強烈的探索精神。上述諸篇論文表明，學者們在論述中對茅盾繁復的精神世界的探知、對現實文化語境的強調，使得他們的研究沒有止步于史料的提供或展覽，而是讓史料在說明和闡釋茅盾及其作品復雜圖景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讓史料活起來自然也是顯而易見的。

書中所提到的論文和著作體現了茅盾研究者們對研究對象的投入與執著，及其背后所蘊含的對學術的熱愛與敬畏。比如楊揚的《茅盾研究點滴談》一文，針對近年來茅盾研究的總體趨勢和新的態勢，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梳理、分析、評判和總結。王嘉良的《理性審視：20世紀中國文化語境中的茅盾》、鐘桂松的《茅盾：卻憶清涼山下路》、閻浩崗的《茅盾丁玲小說研究》等論著，以及《茅盾：〈文藝報〉的奠基者》（黃發有）、《立足現實 關注當下——論茅盾經典現實主義的當代意義》（王衛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的茅盾》（鈴木將久）等論文，不但體現了茅盾研究者們的創新努力，而且充分展現了他們嚴謹扎實的治學風格。

信息爆炸時代的到來連同消費主義觀念的蔓延，給文學生產和文學研究均帶來了全新的沖擊和挑戰。如何在新時代更為客觀、公正地評價茅盾及其作品？如何在參照和反思以往各種問題的情況下，全面深化茅盾研究，讓茅盾研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不斷思索。年鑒的問世，讓我們有了一個管窺當前茅盾研究的窗口，同時也在提醒我們：如何以同情式理解的態度、如何設身處地地回歸歷史現場、如何強化學術創新的內驅動力、如何以對學術的敬畏之心，向世人展示一代文學大師和文化巨匠的復雜的精神世界、豐富的美學價值、充沛的歷史底蘊和廣闊的社會內涵，依然是茅盾研究界的學者們矢志不渝的學術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