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

梁 鴻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yè)，對閱讀文學、文學研究充滿了厭倦和懷疑，我無法控制自己的厭倦，一切都找不到精神的支撐點，找不到意義所在。作為一個虔誠的文學青年，我對文學、寫作的熱愛從來沒有改變過，但長久以來，它又幾乎成為我厭倦的源泉。

2008年，利用寒暑假的時間，我在老家村莊住了將近三個月，我把這一行動作為自我心靈的救贖。漫游在大地，一切都千瘡百孔，但又生機勃勃，我似乎有些明白我的厭倦與懷疑從何而來。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荒涼與生機，失望與希望，以前所未有的矛盾方式糾結(jié)在一起。只有深入到它的肌理，體會它身體血液的緩慢流動，你才意識到這一矛盾有多深。精神的猶疑是這個時代病癥的外現(xiàn)。

文學批評遭遇了什么樣的困境？時代沒有了核心精神，一切在“多元化”的名義下變得似是而非，并且被賦予了合理性，這也意味著沒有什么東西更值得敘說。對于文學而言，充滿“靈光”（本雅明語）的文學正在消逝，這一“靈光”不僅僅指文學中鄉(xiāng)愁、大地、天空及與之相關(guān)的神韻的喪失，也指我們的心靈在逐漸喪失對這一“風景”的感受力與理解力。如何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大課題。

我羨慕那些有堅定立場的批評者，我無法做到，因為在我有限的知識結(jié)構(gòu)中，我很難找到支撐它的完全理由，我無法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我總是懷疑這樣一種交付，也痛苦于自己立場的不確定。但我又希望能夠在這“不確定”之間尋找到新的道路，能夠在文學與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之間建立一種跨學科的聯(lián)系，把文學置于更大的語境，重新發(fā)掘文學作為人文學科的尊嚴和“介入”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同時，又避免被“立場”和“知識”所遮蔽，試圖以相對獨立的視野穿透文本，尋找它作為文學的精神特質(zhì)，及其與時代精神、文化思潮和政治傾向之間的復雜關(guān)聯(lián)，最終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但是，“發(fā)聲”并不意味著某種真理式的肯定或否定。文學的立場并不只有一種，文學批評的立場也并不只有一種。它們通往許多個方向。用一種文學觀念來衡量所有的文學作品是批評的“暴力學”，當然，用無數(shù)相對的觀念來評價不同的作品，也是一種“偽批評”。對于我而言，我愿意，或者，只能做一個文學的體味者與歷史的質(zhì)疑者。文學批評并非只是闡釋，它有文體，以論者思想為骨架，它有體溫，以論者靈魂為血肉，對生命存在、民族生活與人類命運的痛楚及大熱愛是它的基本體征。藉此，才能在文學的個體秘密與公共性之間尋找到某種通道。

或許，正是那不斷涌來的厭倦，那充滿謙卑的痛苦與猶疑，還有那仍然在原野中默默屹立的故鄉(xiāng)，促使我不斷思考，去迎向這“靈光”消逝的年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9年第6期

批評家印象記

認識梁鴻

程光煒

幾年前，在北京一次朋友聚會上，我認識了梁鴻。知道她跟隨北京師范大學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王富仁先生讀的博士，畢業(yè)后分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任教。有兩三年的時間，梁鴻一直想到人民大學跟我做博士后，但因?qū)W校設置的苛刻條件受阻。今年，她終于跨過這道門檻，成為與我合作的博士后人員。

在北京師范大學期間，梁鴻的博士論文是從外省文化角度研究現(xiàn)當代的河南文學與河南作家。最近一些年來，她的評論領(lǐng)域日益擴大，從作家作品到文學現(xiàn)象，文風越來越尖銳鮮活，對問題的看法也越來越深入，成為被大家認可的引人矚目的批評界新秀。我對文學批評向來不太關(guān)心，雜志到手，也就是翻翻幾位熟悉朋友的文章，很多還沒有讀完。當然，我也在一些文章中談到，做文學史研究，一定是要把批評家的看法作為重要參考的，沒有他們對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認定，后續(xù)性的文學史研究肯定會麻煩不少。梁鴻的文學批評，有自己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看法，她對一些作品的感覺尤其細致、敏銳，其中不少見解我都比較認可。不過，我也曾勸她不要一味說作家的好話，太慣作家，應該有好說好，有壞說壞，做到知人論世，使我們這些還沒有讀作品的人，看了批評文章就能知道作品的好壞。在這一點上，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李長之、李健吾兩位先生是一個榜樣，他們的批評文章，很少單純說作家好話，但讀了那些文章，你會感覺它們非常貼切、準確，真正說得上是文采斐然和好讀，又有啟發(fā)性。很多文章，至今都不過時。自然，一個文學時期里，能夠留下來并傳之于后世的文學批評家畢竟為數(shù)不多， 大部分的文章，只能作為文學史研究的資料用，想想這種結(jié)局，也夠殘酷的。

我對梁鴻另一個比較深的印象，是她的認真。兩年前，她在上課、寫作和家務非常繁忙的情況下，到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為博士生開設的“重返80 年代” 課堂上參與我們的討論。論資歷，她與我的博士生的關(guān)系應該是“半”個老師輩的人，事實上在教室里，我也是把她作為“老師”介紹給我的學生的。梁鴻好像從不在乎自己的“身份”，每次上課她都準時到場，風雨無阻，仔細聆聽每一次演講，對一些問題詳細和坦率地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我也認識幾位70后的批評家和青年學者，但像梁鴻這么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把學問那么當回事的卻不很多。當然，剛開始梁鴻對我們的工作方式還不習慣，我們之間有過交流， 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存在分歧。這可能是我個人的“偏見”，我認為僅僅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是難以在現(xiàn)在的大學里立足的。一是目前大學的制度，對單純的文學批評有天然的排斥傾向，雖然這種排斥也不一定都有道理。二是單純的文學批評盡管經(jīng)常能給人們啟發(fā)，但畢竟大多數(shù)的批評文章都還是比較感性的，跟著作家和作品走的，還難說是經(jīng)過一段時間沉淀后的理性思考的結(jié)果。所以，我主張她文學批評和學術(shù)研究相互兼顧，通過文學批評接觸第一線的作家和創(chuàng)作，獲得一種文學的“現(xiàn)場感”；然后，再對所批評的對象進行篩選、過濾，寫一些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研究文章，這樣可以做到相互補充和支持。當然，后來我也有一點猶豫，擔心比較聽“老師話”的梁鴻，弄不好會陷入兩頭為難、左右不是的尷尬境地。因為，要真正做到我所說的那種狀態(tài)，其實是非常困難的，連我都做不到，更何況去要求梁鴻？但令我吃驚的是，一段時間后，梁鴻果然在我們課堂的基礎上，開始了她的“90 年代文學”研究，先后寫出了分析60 后作家、“斷裂問卷事件”等多篇論文。她拿給我看時，我發(fā)現(xiàn)“研究視角” 正在悄悄地進入她思考問題的習慣之中，過去那些比較感性的東西在逐漸減少， 而理性分析的因素日益增多。自然不可否認，“90 年代文學”能否被“歷史化”， 它能否像我和學生做了幾年的“80 年代文學”那樣能得到歷史文獻的支持，并在一定的方法上獲得某種研究的“自足性”，我還有點懷疑。不過，梁鴻邁出這一小步，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因為所有有出息的青年學者往往都是敢字為先的， 沒有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她（他）就無法獲得學術(shù)研究的探索性。當然，有些問題我們還可以在私底下再商量和討論。

以我在大學二十六年的經(jīng)驗，我以為一個比較合格的中文系的教師是首先應該有一點點文學創(chuàng)作或是文學批評的經(jīng)驗的，沒有這種近距離地接觸作家和作品文本的寫作實踐，他要想真正進入作家和作品的隱秘世界實際上是很困難的。我們都讀過許多所謂的學術(shù)文章，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很多人還停留在“文學”之外， 除了重復大家都知道的“知識”，不少文章其實很難稱之為關(guān)于“文學”的“學術(shù)研究”。我深感慶幸的是，梁鴻一直在非常勤奮地寫文學批評和小說散文， 她對文學的理解是非常內(nèi)行的。有了這種充足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準備，相信她在不久的將來必成大器，成為人們必須刮目相看的優(yōu)秀的青年批評家和學者。

（程光煒，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