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明清兩朝，吳語敘事十分發達。典型文本如馮夢龍編輯修訂的小說集“三言”、凌濛初編寫的小說集“二拍”、陸人龍編寫的小說集《型世言》、張春帆所著長篇小說《九尾龜》、韓邦慶所著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張南莊所著長篇小說《何典》，此外尚有《海天鴻雪記》《蘇州繁華夢》等多部作品，其繁榮程度于晚清達至巔峰。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借吳語創作的小說家亦不乏其人，如包天笑、周而復、高曉聲、程乃珊、沈善增、范小青等。而近年來，最具影響力的同類作品莫過于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該作最初為“網絡文學”：“自2011年5月10日11點42分‘獨上閣樓（金宇澄）’先生在‘弄堂論壇’開帖創作《繁花》，每天創作一段并在‘弄堂論壇’發布。2011年11月4日13點05分，論壇創作暫告一段落。”[1]除卻大結局部分，幾乎整本《繁花》俱在“弄堂網”（即“弄堂論壇”，起先使用域名longdang.com，之后啟用域名longdang.org）創作出初稿。數字化時代的吳語敘事，相較基于印刷媒體的吳語敘事，有何差異與特質，頗值得研究。金宇澄有關“網文”經驗的自述亦不少。然而，絕大多數文學研究者依舊將目光聚焦于《收獲》雜志發表的《繁花》初刊本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發行的兩種《繁花》單行本。僅有的幾篇批評《繁花》網絡初稿本的文章要么僅以書評形式簡介創作背景、歷程等淺層信息，要么在不同版本之間異文匯校，落腳點皆不在《繁花》創作的數字化精神。[2]

同后來的《收獲》初刊本和上海文藝出版社單行本相比，《繁花》網絡初稿本在表面上的優劣一目了然：錯別字較多、口語色彩更明顯、人物隨意改名、細節不夠豐滿、敘述順序有待精調、個別形象如滬源（單行本稱“滬生”）稍顯理想化等，但照片和插圖豐富，能夠借助多媒體的便利更直觀、生動地展示時代氣氛、地方色彩、小說場景等。然而，以上皆非重點。《繁花》網絡初稿本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以草稿乃至數字化手稿的形式揭開這場吳語敘事從無到有的面紗，變靜態的、名詞化的“作品”為動態的、動詞化的“創作”。不僅如此，當分析完這一過程之后，更可得出以下結論：沒有數字化時代和網絡平臺，《繁花》就不可能擁有鶴立于通常吳語敘事乃至大多數當代說部的獨特個性。

一、現場互動：上海語境里的作者讀者合璧

“《繁花》初稿是在‘弄堂網’完成的，一個安靜的上海話[3]背景的網站；記者問我，為什么寫上海話，那是無意識的，這網上的網友都講上海話，等于我對鄰居用上海話交流，這種語言背景產生了《繁花》。”[4]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上海文學》的資深編輯，金宇澄卻并非從來喜用吳語創作。其早期代表作結集的《方島》便多以普通話寫北方生活；二三十年的編輯經驗亦賦予他一種“警覺”：“一本面向全國的文學雜志，平時處理來稿的方言部分，一樣是仔細對待，修改，轉化……”[5]事實上，《繁花》在《收獲》雜志正式發表時，“較網絡初稿本篇幅少了四五萬字，主要是上海方言的明顯刪減”。[6]可以想見，倘若金宇澄起初以期刊或紙質書等印刷媒體為擬想出版承載物，《繁花》極有可能失卻鮮明的吳語特色。

“弄堂網”網友不僅愛講上海話，而且熱衷于同“獨上閣樓”（金宇澄在該網站的ID）討論關于方言的種種問題，這體現在大量讀者跟帖和作者答帖之中。時而是細致入微地品評具體詞匯，譬如雙方在連載三正文后津津樂道“搞腐化”、連載五正文后有滋有味談“老蟹”、連載十九正文后辨別“眠床”和“被頭”的意思與出處、連載五十九和連載六十正文后持續關注“講張”等。時而上升至抽象話題，譬如連載五十九正文后ID為“乍浦路年糕團”的網友跟帖，思考使用方言的習慣與使用者年齡之間的關系，更斷言吳語敘事“是件老有意義的事體,是文化多樣化,老上海閑話文化遺產繼承的重要體現”；連載六十正文后各路網友分析上海話的混合性及其演變，并對古今多部吳語小說展開文學批評；等等。諸如此類的討論，更促進金宇澄以吳語寫《繁花》的決心和技巧：“因為緣分，我這么每天在寫，不知不覺，得到了返回到母語表達的一個通道，因此《繁花》寫到后部，覺得非常便捷，寫三五人或更多人來來回回的講話，非常自由。……寫《繁花》才見識到滬語環境的美好，讀小學到現在，我從沒感覺的那種開心和自由，有個章節竟然寫了三大桌人吃飯，說明這時期我已無所顧忌，詳細列出三大桌人具體名單，他們互相猜忌，爭風吃醋，最后吵架，不歡而散，非常熱鬧”。[7]

“弄堂網”除卻是“一個安靜的上海話背景的網站”，亦“對上海本土文化感興趣”[8]，網站內幾乎所有文章皆以上海的食物、建筑、交通等為主題，并伴有濃厚的懷舊氣氛。金宇澄在此創作《繁花》，不禁萌發“還原過去的上海”之文學野心，但又深感其中的艱難：“就像流水，一腳踏進去，曾經之水，實際已經流過。心情哀傷。”（連載卌“閣樓”答帖）盡管如此，《繁花》網絡初稿本到底記錄下大量老上海人倍感親切的生活標志和城市地理，如“先施公司”“雙妹牌”“大聯珠”“赫德路”等。有時，甚至不免知識性炫技，譬如，梅瑞姆媽離滬前清理舊物一節，幾乎是講述上海女性常用紡織品的“貫口”；姝華詳究上海老地名一段，仿佛是由外國名人錄組成的萬花筒；對曹楊新村“兩萬戶”結構尤其廁所結構的描繪，無異于圖文并茂的“往日時光”科普……這些巴爾扎克式的城市拼圖，大部分亦被紙質本延續，成就了金宇澄創作《繁花》的另一指歸：“要我正經地講，《繁花》的起因，是向這座偉大的城市致敬，對于‘城市無文化’的論調，我一向不以為然，如果可以城鄉來分類，西方小說的大部分，就是反復書寫城市，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力”。[9]向上海致敬與以吳語敘事，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在“弄堂網”連載《繁花》的又一好處是，活潑的即時性和現場感。網站創始人、管理者和讀者不斷以置頂和跟帖的方式激勵金宇澄更新，后者亦深受鼓舞：“弄堂蠻好，也多虧弄堂，督促閣樓每日寫一段。……也就是戇小舉書包一摜，只要有人叫好，跟斗就一直翻下去。”（連載卅二“閣樓”答帖）“寫作進入現場感，以前一切經驗過程消失了，與讀者的關系，簡單熱情逼近。我每日一貼，忽然就明白，你習慣了這個節奏，投身其中，你會得到推動的力量，調動出你的活力，帖子逐漸增加字數，……《繁花》獲得最深的體會，即這種互動，隨時的反饋，寫作心理完全不同，促使我詳細籌劃的，總是在想，下一節，該怎么寫才好看，才有趣，才不落俗套，晚上想定內容，一早寫出來，看一遍，就貼上去，中午上網，就見到讀者的議論了，這狀態特別愉快。……如不是出于這樣的偶然，沒有這樣的激勵來擠壓出時間，5個月寫出《繁花》33萬字的初稿，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作為長篇面世。”[10]除卻這種關乎《繁花》“生死存亡”的激勵，小說正文亦常因網友建議而及時修訂甚至改變情節走向，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繁花》的創作階段和修訂階段相互混合、交融。例如，連載五十五里的紡織品“貫口”根據眾網友的回憶而增添、豐富；連載七十一、連載九十四都有網友校對正文幫改筆誤；甚至連載五十八貼出后，作者與讀者商量是否要在此時將紹興阿婆寫“死”，抑或讓其再“活”一些日子；連載一百三十九里雙方又談及后續寫作和出版計劃；在《繁花》寫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部分中，飯局特別多，這亦與讀者息息相關：“發表后，圈內部分意見是，過去的部分好，現在的部分，一場接一場的飯局，比較輕，甚至重復。我不置可否，我心里明白，后者這些內容在網上，是最受歡迎的段落，……整個小說，考慮方面很多，必須重視內容與讀者，不是我說說而已，我沒有‘讀者必然會讀’的自信。”[11]對此，“獨上閣樓”在連載一百四十六答帖里還有更簡明、生動的說明：“大家歡喜看，我跟斗多翻幾只，情理之中。”金宇澄有看重讀者的強烈自覺，在連載卌答帖、《繁花》單行本《跋》和回應記者采訪中，他多次講到“改書”：“我的初衷，是做一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取悅我的讀者——舊時代每一位蘇州說書先生，都極為注意聽眾反應，先生在臺上說，發現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回到船艙，或小客棧菜油燈下，連夜要改。我老父親說，這叫‘改書’。是否能這樣說，小說作者的心里，也應有自己的讀者群，真誠為他們服務，我心存敬畏。”[12]而網絡平臺，因其交流平等、反饋迅捷等特點，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更加親密。尤需一提的是，從連載卌四起，每期文末出現“打賞”設置，并持續許多期。尼葛洛龐帝認為：“雜志……成本由廣告商和讀者共同分擔”，而“數字化媒體會更經常地采用論次計費的方式，……在某些情況下，消費者可以選擇接收不含廣告的材料，只是得掏更多的錢”。[xi]如果說，晚清時期的吳語小說經由報刊連載，因此廣告商和讀者共同維系、支撐創作；那么，數字化時代的吳語敘事，讀者對于作者而言可能倍加重要。從某種角度講，《繁花》可謂作者和讀者攜手完成的結果。這種“攜手完成”，不只是羅蘭·巴特就單純接受環節所強調的讀者把構成作品的所有痕跡匯聚、編織[14]，更是在創作環節即呈現的作者與讀者雙劍合璧、相互成全之事實。

二、爆破傳統：吳語敘事中的率性實驗創新

明清吳語小說，通篇采用方言者很少，代表性作品非《何典》莫屬：“綜觀全書，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嫻熟地運用吳地諺語俚語。不僅僅是人物對話，包括敘述語言，幾乎全都由俚言村語聯綴成篇。”[15]至于其他作品，或對話用吳語，敘述用官話，如《海上花列傳》；甚或即便在對話里，妓女等社會下層人物說吳語，嫖客等說官話，且妓女從良后竟改說官話，如《九尾龜》。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吳語敘事亦然。“魯迅也講了，方言只起點綴的作用。[16]但后來的情況表明，北方是可以全方言的，比如老舍的就是京話小說，新時期北京作家的表現都證明了，全部北方方言敘事，是可行的。上海話如何？不知道。”[17]《繁花》大膽采用通篇吳語的方式，寫作時如何處理具體語言問題，難度極高。所幸網絡環境為“試錯”提供極大便利。一開始，《繁花》網絡初稿本的上海話味道很濃，“你”常常寫作“儂”，“他”時時寫作“伊”。金宇澄如此判斷：“閣樓個人想法，上海人懂就可以，最好外方人也看得明白。”（連載卅二“閣樓”答帖）可是“寫到四分之一，……心里想的是，不能僅讓上海人讀，……時代已經完全變了，我的任務是尋求一種溝通，不是拿上海話做一個屏障……希望所有的華文讀者，能夠看明白這本講上海人的小說，看懂這本書的情感，看懂上海人的情況和生活，我不制造閱讀障礙”。[18]所謂“時代已經完全變了”，最顯著的變化之一當屬數字化時代的到來。“消除地理的限制，……數字化的生活將越來越不需要仰賴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現在甚至連傳送‘地點’都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19]即便“弄堂網”以滬語為背景、珍視上海本土文化，它亦是數字化時代的一部分。于是，“改良滬語”的想法在金宇澄那里油然而生。四分之一篇幅后，《繁花》網絡初稿本表面的方言色彩漸淡，金宇澄有了新體會：“上海字用得不好，容易俗氣。因此不好多用，用得恰當最是重要。此外，上海話的句式，寫到后來也逐漸發現了，句式經常很特別，是有意思的。”（連載五十九“閣樓”答帖）《繁花》的吳語重頭戲慢慢遷移至內部語法和背后思維。也正是在此前后，金宇澄摸索出“不響”這一《繁花》的標志性表達。在他看來，小說中的心理描寫極易僵硬、呆板，甚至冗余，“《繁花》用大量‘不響’，代表人物的內心……《繁花》是實驗，不寫心理是否可以？完全可以成立”。[20]滬語常用詞“勿響”或“弗響”，被“改良”為“不響”，但是它的頻繁出現，不僅囊括紛紜復雜場面下的微妙心理，而且深刻折射出大多數上海人精明卻溫良、清醒又含蓄的性格。“把語言稱為一種精神活動，完全是一個更正確和更合適的表達”。[21]順著這條思路，從網絡初稿本完成到單行本出版，《繁花》又被“前后改了20遍”，“它最后變成一種‘雙語狀態’，懂上海話的人，可保證讀到第五句會用上海話讀這部小說；不懂上海話的讀者，只要有耐心，完全可以明白”。[22]被操練嫻熟后的“不響”，亦從單行本的題記一直貫穿至最后一頁。通篇采用吳語但達至消弭閱讀障礙的“雙語狀態”、以“不響”等標志性表達抓住吳語骨頭里的滋味，是《繁花》經由網絡平臺完成的吳語敘事第一重創新。

漢語方言的語言學研究極重視考證“本字”。而“小說不必沾沾于考據也”，故常用同音或近音假借的方法來擴展原有漢字的字義，或以符合六書規范的方式依聲造字并使之通行，晚清以來的吳語小說多擅此道。[23]久而久之，逐漸形成吳語書面表達慣用的“俗字”。至當代，由語言學家們編著的權威工具書又將這些“俗字”進一步規范化。但是，在網絡平臺創作《繁花》的金宇澄對“規范”嗤之以鼻，無論“本字”“俗字”概不買賬：“老友稱我的白字比較多，不夠規范。比如，上海‘咸’話是不對的，一定要上海‘閑’話，‘霞’氣好是不對的，一定要‘邪’氣好。我問，做啥不可以？他說是有規定的，他有上海話詞典幾種可查。老友不說就算了，一提上海話詞典，閣樓就氣悶脹。……寫上海話的好手，選用的每句上海話，其實都有審美意識，有思考與選擇。”下釋數例：“我多次用上海‘咸’話，不用‘閑’話，其實是帶了點調侃和暗喻，因是講一點花花草草，特殊題目，上海話也因為當年廣東介入的痕跡，過去有咸肉莊、咸水妹、咸濕等詞，雖然閣樓并無低俗念頭，老上海話講，也就是胡調，但是比上海話詞典要正經交關”；“上海話‘霞’氣好，是閣樓的提倡，如果寫風景、美人，用此字最佳，加強美好的一個句型，贊。看上去，既是貼切，聰明，也幽默。如要按照笨蛋上海話詞典，形容美人‘邪氣好’，字面極端悖反，外地讀者就很嚇，胃口全無”。（連載七“閣樓”答帖）工具書的“規范”是出于語言學考慮，是對“約定俗成”的尊重；金宇澄的“任性”是秉持文學主張，是對“審美意識”的信奉。金宇澄本人從事期刊編輯工作數十載，深諳用語規范的重要性；但因是在網絡平臺創作，“很自在，很隨便，仿佛脫離一種真人狀態，脫離了文學圈”[24]，所以能夠執拗地打破傳統，將這種個性化的文學主張貫徹網絡初稿本始終，直至延伸單行本的局部[25]，成就了《繁花》在吳語敘事上的第二重創新。

《繁花》網絡初稿本連載卅一里有句驚人之語：“上海話是敘事角度”。這句話在單行本中被刪除，但內中精神被保留。上海話不僅關涉文學語言，而且關涉敘事技巧，乃至整體結構。綜觀連載卅一上下文，這句話的深層含義是：用上海話敘事，最宜寫章回體。可是，《繁花》自身的橫空出世即打破這一局限。誠然，《繁花》具有擬章回體的一面，如拒絕頻繁分行、分段，尤其對話部分。金宇澄多次解釋：“章回寫法，濃聚味道，分行對話，劇本氣就出來了，也散了。”（連載十二“閣樓”答帖）“傳統敘事的每章就是一整塊文字，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把事交代了，主要的說了就完了，中國式的簡潔。”[26]但是，《繁花》遠未滿足于此，金宇澄亦只取說書人的謙卑，而舍棄該角色在文學創作中的陳腐。為了激發“弄堂”網友的閱讀欲，金宇澄沒有如章回體小說那般著重于每章結束時“拴扣子”、制造懸念，除了蘇安闖入飯店要求汪小姐打胎一處之外，其余每章結束時均較為平和。金宇澄采取的策略是更具現代主義氣質的“雙線平行敘事”，講一段過去，講一段現在，并且，過去的時間跨度長，現在的時間跨度短，與“弄堂網”的懷舊氣氛相合。此舉一出，網友們紛紛表示“吊胃口”“蠻好看，蠻有勁的”（連載廿五跟帖）。不僅如此，陶陶、梅瑞、阿寶、姝華、康總、徐總、李李、小毛、紹興阿婆等亦是說書人，他們說了許多短篇乃至微型的小故事。類似于《十日談》的“框型結構”，更類似于網絡創作里頗受歡迎的文體樣式——“段子”。飯局里的“段子”尤其多，“跟帖馬上熱絡起來”。[27]“與中、大型文本相比”，“段子”“有更強烈的語境依賴和語境需求”，并易使人“獲取補償性快感，即所謂‘爽’或‘爽感’”，因此特別適合網絡環境。[28]這亦賦予《繁花》異于一般吳語敘事的文體特征。而且，《繁花》里的“段子”乍看似開“無軌電車”，實際被控制在宏觀的“雙線平行敘事”內，其中的節奏、色彩等精妙之處皆與后者交織，從而使作品形成雅俗共賞、搖曳生姿的獨特光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網絡初稿本里，作者“獨上閣樓”竟是作品中一個次要人物，這使《繁花》得以更自由地在全知敘事和旁知敘事之間穿梭，甚至具備“后設小說”的特點。譬如，在連載九里，閣樓與滬源聊天，戳穿后者將梅瑞介紹給阿寶的真正企圖，表面是旁知敘事，實質類似于脂硯齋批《石頭記》，一語道破，全知全能；連載十三里，閣樓又與阿寶對話，設想這部正在寫的小說（即《繁花》）假如拍成電影可以有怎樣的鏡頭，兼評其他相關文學、電影，令不同作品形成互文，同時自我揭示、自我拆解虛構過程；連載十五里滬源與阿寶品評閣樓創作手法，簡直是金宇澄在自己的小說中給自己寫文學批評。可惜的是，這種嘗試更宜存活于對實驗性滿懷寬容的網絡土壤里，及至單行本中，便被刪削凈盡，“獨上閣樓”這一特殊身份和靈活視角徹底不見蹤影。但無論如何，《繁花》網絡初稿本開辟了嶄新的吳語敘事方式，并極大影響了紙質本的敘事成型（如保持“段子”與“雙線平行敘事”交相輝映的整體結構）。此乃第三重創新。

金宇澄仍然沒有止步。他在連載十七給網友的答帖里又說：“科學精神為本，對文藝、人性、人道精神以復雜高度的關注，才是不同于中國傳統話本的最明顯特征。”從語言學角度考察，現代吳語本就是特別開放的方言，它吸納并轉化的外來語非常多，創造的具商務氣息的詞匯亦多[29]，因此，在其文學表達中，更易包孕新式、抽象的觀念。譬如，從連載卅到連載卅一，阿寶和蓓蒂爸爸邊排隊邊閑聊電影《第四十一》，密談人性和階級性的關系；連載卌里，滬源和小毛比較宣傳式韻文、舊體詩詞、新詩乃至外國詩歌的詩性；連載七十一里，姝華向滬源論述頹廢和自由的因果，并點破“獨上閣樓”之境界的內涵；連載一百〇四里，拳頭師傅向小毛痛斥中國古典哲學里的辯證法有時只是狡猾的“打太極”；而整部《繁花》寫“人的一生，一直走下坡路，整個寫法就是走下坡路，……《繁花》的結尾不是很討喜的，一種如今少見的結尾，但我不是表現悲哀或者虛無，是更客觀地注重人生”[30]。所有這些“對文藝、人性、人道精神”以“復雜高度”關注的內容，皆用家常吳語和貌似輕松的筆墨呈現，與數字化時代“從游戲中學習”[31]的狀態相得益彰，與極重世情的傳統吳語小說大相徑庭，亦與正襟危坐的說教文學互相區別。此外，由于網絡平臺相對而言擁有較高包容性，《繁花》所涉觀念的廣度、深度及對于中國歷史來說的緊要程度，在一般中國現當代小說中亦屬少見。這是數字化精神潛移默化下的《繁花》之于吳語敘事的第四重創新。

三、自由賦權：沉浸母語后的篤定民間立場

尼葛洛龐帝認為，“數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是：“分散權力、全球化、追求和諧和賦予權力。”并以“沙皇退位，個人抬頭”這一比喻形容“分散權力”和“賦予權力”這對特征。[32]網絡平臺較高的自由度與包容性使得《繁花》不僅可以考察諸多深刻命題，而且可以秉持更篤定的民間立場。

在整個故事情節展開之前，“獨上閣樓”先于連載二里發了一通關乎城市規劃的牢騷，說上海某條道路被拉直，“本埠不開聽證會”，從此這條路上的“密集上海生態，蒸發掉了，水清無魚，一覽無余，……一通到底，等于一個女人沒有曲線”，同時也錯失“鬧猛”商機。幾天之后的連載七里，“弄堂網”創始人之一“老皮皮”發話：此地“是個百無禁忌的地方”，只要遵紀守法，“牢騷可發”，“均無限制”。除此之外，“弄堂網”還有它的特殊性：“‘弄堂’沒有任何商業背景，開辦全憑興趣。理想歸理想，活在人世間現實問題也是必須考慮的。為了控制網站運營成本，達到細水長流的目的，不希望三分鐘熱度、開個幾天玩玩就不開了。……所以我們采取了多種措施，人為地限制網站數據的膨脹速度，比如限制注冊（需要邀請碼，而且還時不時地關閉注冊）、限制上傳附件等措施，把戰線拉長，達到均攤成本的目的。……在理想和現實相互妥協的過程中，自然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平衡，使‘弄堂論壇’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環境氛圍。”[33]可見，“弄堂網”是一個流量有限的“小網”，姿態低調，“來往都是和藹的上海弄堂鄰居，如果是大網，各種人就多，就容易有人罵，文章可能就做不下去了，網絡會出這種問題”[34]。所以，在之后的篇章里，“獨上閣樓”愈發自在地暢談世事。譬如，借小毛爹娘及春香的行為舉止思忖宗教崇拜的民間化和領袖崇拜的民間化，又借小毛爹娘的經歷復原民國時期普通工人生活的一部分，通過“夜東京”聚會時的“講張”剖露色情業的死纏爛打細節，通過滬源之眼抨擊20世紀70年代郵遞員不負責任、私拆私棄民信，經由汪小姐故事講述從前少數人如何為了生二胎假離婚，經由梅瑞口述暴露西北官場曾經如何腐敗，等等。這些透視、記錄、嘲弄、慨嘆、反諷、批判，構成了《繁花》中的重要情節或推演情節的重要動機。同時，它們與各種未加避諱的吳語中的詈罵俗話一起賦予《繁花》強烈的民間視角，為該小說爭取到許多知識界以外的讀者。

在連載二里，金宇澄還直接用“藏污納垢”四個字形容吳江路小吃街一類地方的生態，這令人想起陳思和的論斷：“民間是一個藏污納垢的概念，只有側身其間才能真正體會到民間的復雜本相”。[35]金宇澄在連載一百四十四答帖里亦云：“百姓生活，是閣樓一直要想寫的內容，寫得如何再講，自所謂八十年代的小說行世，所謂人的生活方式，所謂道德，所謂大流還是另類，所謂民間底層還是普世價值，小說與所謂的教化，已經有了一種骨子里的定規，蘇俄文藝腔，翻譯味道，……知識腔，與真正的生活，人間煙火，多少脫節的。閣樓只是想燒一只普通弄堂私房小菜，大家隨便吃一點。”其實，類似的“骨子里的定規”，遠不只“自所謂八十年代的小說行世”始，通常以印刷媒體為出版承載物的文學都易有這種傾向。馬克·波斯特引黑格爾的話，說看報紙是“現代人的早禱”，并進一步解釋道：“無論在讀者還是作者的情形中，印刷文化都將個體構建為……有穩定和固定身份的主體，簡言之，將個體構建成一個有所依據的本質實體（essence）”，因此“印刷文化”天然地“提升了作者、知識分子和理論家的權威”。[36]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吳語敘事自不必說，即便偏愛世情乃至狹邪的明清吳語小說，亦難免甚至強調傳統道德教化和對“大團圓”人生的執迷。而《繁花》確實顛覆以往經驗，不僅是發牢騷的橋段，整部小說都致力于寫“真正”的“百姓生活”“人間煙火”。在“弄堂網”，金宇澄只把自己當成民間無名的一分子，將廣闊的社會生活娓娓道來，而非仍舊以“文學圈內”作家的眼光、攜帶先入為主的理念居高臨下打量瑣屑日常。“寫得如何”呢？無論“上只角”抑或“下只角”，不管是最詩意、最齷齪、最真摯、最裝腔的民間，金宇澄都寫得非常透徹。無怪乎“弄堂網”網友紛紛跟帖反饋：“活脫脫上海市井，喜歡”（連載一）、“這部巨作一出，交關上海人要做夢了，其中人物勿是跟自己相像，就是與親戚朋友相似，再不濟也肯定能在隔壁鄰舍中找到一二，其場景、其事件、其人名、其路名、其場所，當然還有其命運……牽掛，牽掛……”（連載一百四十六，文字稿最后一期）。自然，這亦與《繁花》的吳語敘事性質相關，倘若普通話架住了“文藝腔”“知識腔”，甚至“翻譯味道”，作者也很難如此放松地沉浸民間世界。而如前所述，《繁花》的吳語敘事性質，歸根結底，依然是拜“弄堂網”語境所賜。

另一方面，有關民間的“藏污納垢”形態，陳思和還有一句論斷：“民主性的精華與封建性的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獨特的藏污納垢的形態”。[37]姑且撇開“民主性”“封建性”云云，平心而論，《繁花》確乎不乏過度贊許民間、拔高民間地位的傾向。譬如，小毛正與桂芳（單行本稱“銀鳳”）如膠似漆時驟然被迫分手，他的痛苦尚處巔峰，竟旋即轉投春香懷抱并得到新的滿足，這未免太輕易。小毛一生在裙釵間周旋，看似對每一位女性都認真愛護，實際對每一位都難付深情。網絡文學力求時效性，作者下筆易草率。金宇澄在連載一的答帖里便匆忙褒獎小毛為“徹底的底層享樂者”，“他臨終前的那一個下午，房間里群芳畢至，春色滿園……他才是死得其所的”。這未免過譽，之后篇章對此亦缺乏自我反詰。然而，即便有這樣明顯的缺陷，“獨上閣樓”金宇澄在“弄堂網”燒的這只“私房小菜”，仍因“民間”的充分火候更添滋味。

作為數字化時代的結晶，金宇澄的《繁花》為吳語敘事開拓出新境界。盡管“獨上閣樓”在“弄堂網”上與眾網友的現場互動無法在紙質本中反映，他率性而為的實驗與創新，以及自由、篤定的民間立場，到了紙質本上被多少打了折扣；可是正如魯迅所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38]這一場創作和這一部作品勢必打破許多僵化的界限，給未來的中國文學以莫大啟迪。對此，金宇澄本人亦充滿信心：“對于網絡文學這一塊，被批為垃圾，其實圈內的‘純文學’垃圾也相當多，我覺得‘類型小說’、‘網絡小說’會分流，會出現‘純文學’的個性作品，我們正處在過渡的時代，值得期待。”[39]

注 釋

[1] 段段：《獨上閣樓，最好是夜里：<繁花>創作全過程（連載總目錄）》，“弄堂longdang”公眾號2017年8月4日。

[2] 見薛靜：《海上繁花，人生如夢——評金宇澄<繁花>（網絡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羅先海：《當代文學的“網—紙”互聯——論<繁花>的版本新變與修改啟示》，《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3期；等等。

[3] 當代上海話不僅由吳語組成，也包含“小把戲”等極少數非吳語詞匯；但總體而言，它是松江吳語和江浙吳語相互影響的結果。見錢乃榮：《風云際會“上海話”》，《書城》2008年第3期。本文中的“上海話”“滬語”等表述默認為將非吳語排除，只討論吳語。

[4][5][7][18][22][26][30] 金宇澄：《<繁花>創作談》，《小說評論》2017年第3期。

[6] 羅先海：《當代文學的“網—紙”互聯——論<繁花>的版本新變與修改啟示》，《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3期。

[8][33] 段段：《弄堂創始人：段段·解讀·繁花》，“弄堂longdang”微信公眾號2018年1月10日。段段說：“2003年，老皮皮和我（段段）共同創辦‘弄堂網’（longdang.com，之后啟用longdang.org域名）。

[9][10][11][27] 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個位置很低的說書人”》，《文學報》2012年11月8日。

[12] 金宇澄：《繁花·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頁。

[13][19][31][32] [美] 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194、229、169頁。

[14] [法] 羅蘭·巴特：《作者的死亡》，《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301頁。

[15][23] 張懷久、劉崇義編著：《吳地方言小說》，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25-29頁。

[16] 魯迅不否定方言，其作品中方言的“點綴”亦不少。可是，他對方言的態度又頗謹慎。譬如，他自認在方言上興趣有限：“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魯迅：《南腔北調集·題記》，《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又說：“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魯迅：《人生識字胡涂始》，《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頁。）

[17] 金宇澄：《我寫了<繁花>，卻越來越不明白上海》，《中華兒女》2017年第14期。

[20][39] 王琨、金宇澄：《現實有一種回旋的魅力》，《小說評論》2017年第3期。

[21] [德] 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錢敏汝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頁。

[24][34] 金宇澄：《我所體驗的網上寫作》，《文學報》2014年6月5日。

[25] 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繁花》減少了“霞氣”、“咸話”等詞匯，改用普通話；但在必要處，依然堅持使用“霞氣”“咸話”等。如第39頁：“第二春好，霞氣好，交關好，但如果小開心里，一直想‘四季如春’呢，這哪能辦。”第408頁：“汪小姐怨三怨四，出了悶氣，再聽小毛講小道消息，葷素咸話，也就開心了。”

[28] 吳振湘：《個性化存在與社會共識的生成——“網絡段子”的文藝學研究》，浙江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29] 錢乃榮：《北部吳語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328頁。

[35][37] 陳思和：《新文學整體觀》，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271頁。

[36] [美] 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范靜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頁。

[38] 魯迅：《無聲的中國——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