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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在劉慈欣的科幻作品中十分搶眼，首先它創意恢宏，大氣磅礡。幻想太陽即將毀滅，人類不得不在地球上建造推進器，靠其動力使地球飛出太陽系，重新尋找適宜生存的家園。其次和一般科幻小說相比，《流浪地球》更注重對情感的挖掘，尤其對宇宙災變過程中人類細致入微的心理進行深入刻畫，在敘述氦閃這樣的大浩劫面前，并未忘卻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追問，使科幻始終未脫離文學的軌道，依然以文學的方式感染著讀者。

“我沒見過黑夜，我沒見過星星，我沒見過春天、秋天和冬天。”小說開篇便讓人陷入一種沉郁的氛圍中，這種超越日常的沉郁在主流文學中不易見到，因為主流文學顯然缺乏類似遠離現實又無比嚴峻的故事前提，但《流浪地球》的科幻背景卻輕易地做到了這一點。

太陽即將毀滅，人類將失去世代棲居的家園。家園——這起始于傳統農耕文明的字眼，與之相連的是豐富的糧食、可以抵御嚴寒的溫暖，和對世界運行規律的把握。古代的人們在家園中過著平凡、平庸、一成不變的生活，當后世因為逃離氦閃再也無法重復這種平凡、平庸、一成不變，不得不面對顛沛流離時，才發現那種日常幸福的不可企及。當爺爺在酷熱中沖出門去，被高溫的大雨燙傷；當小學生們去觀看日出，恐懼得手心出汗；當人們深入到幽暗的地下城中，面對巖漿的威脅，所有人都知道：夢幻終結，曾經熟悉的家園一去不復返了，地球變成了異己的存在。如同摯愛的母親忽然獰笑著亮出手中的匕首揮向自己的孩子，所有的眷戀與不舍都不得不在地球發動機啟動的那一刻終止。

人類孤獨地上路了，沒有領路者，沒有后援，沒有同伴，沒有來自任何一方的幫助，就像小說中的人物“我”一個人站在漫無邊際的冰原上。這種感覺如同漆黑的夜里，所能抱緊的只有自己的手臂。這是一種獨特的閱讀感受，它設置的情境使讀者的思索變得深邃而悠遠，霎時將人們的思緒帶入某種不可捉摸的浩淼之中，從而超越了主流文學中人與人之間的糾葛主題。宇宙規律的冷酷以絕對優勢壓倒了人對自我的肯定與張揚。它仿佛時刻在告訴人們，宇宙是絕沒有任何憐憫心與道德感的，但卻有強大的足以摧毀一切的力量。

對于家園的描寫，主流文學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傳統的“歌頌系列”，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孫犁的白洋淀，蕭紅的呼蘭河。作者們對家園表示出思念、緬懷之情，歌頌故園山水，吟詠鄉風鄉俗和溫暖的人情關愛，守望戀舊成為這種家園小說的主導情緒。另一種則是“批判系列”，如威廉·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莫言的山東高密東北鄉，托馬斯·沃爾夫的北卡羅來納州，他們對家園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與反思。然而批判本身也是一種熱愛的表征，表達了愛與恨相交織的復雜情愫，如同黑夜與白天相互糾結在一起，不可只擇其一。批判至少表明世界的某個角落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如此重視。你把它揣在心口，可以輕易說出它的名字，在地圖上指出它的位置，它是某個省份、某個城市或某個不起眼的鄉村。而劉慈欣對家園的描寫卻完全不同，它既非歌頌，也非批判，而更多的是絕望。它不再是某個個體的家園，有著特定的區域及形態，不限于某個個體的記憶，而是整個人類的家園。曾經的地球——作為整個人類幾百萬年的棲息地已沉積到集體無意識深處，滲透到每個人的毛孔與血液之中。失去了曾經的地球，我們還能堅守什么？還能過怎樣的生活？

失卻家園雖然同樣是主流文學愛用的題材，但卻與劉慈欣的失卻家園有著較大的差異。托馬斯·沃爾夫在《你不能再回家》中說道：“離開你熟悉的土地，為了更偉大的發現；離開你已經擁有的生活，為了更有意義的生活；離開你深愛的朋友，為了更崇高的愛情；去尋找比家鄉更友善、比大地更遼闊的世界……”這種“離鄉——還鄉”的復調成為許多家園小說共同的趨鶩，離別是為了歸來，揮手意味著再見。而《流浪地球》中的離別卻遠非如此，最后一次轉身便是百代的時光，便是永遠的告別，這種無法丈量的悲涼使它的沉郁格調達到了頂點，幾無語言可以表述。

19世紀中國象征主義詩人王獨清的《我從cafe中出來》，用詩的語言描述了對家園的眷戀：

我從cafe中出來/身上添了/中酒的/疲乏/我不知道/向哪一處走去，才是我的/暫時的住家……

《我從cafe中出來》與《流浪地球》所描述的情境有某種相似性，找不到家、方向、未來，被巨大的失落和未可知的命運攫住了內心，在異域的黃昏無言的獨走。然而，王獨清所感嘆的“失了故國”是地理性的，在異鄉客居中無家可歸的落寞，買醉不成的抑郁與迷惘，它是清淺的、飄乎的，甚至帶有某種詩意的味道。而劉慈欣的喪失家園則是更深層次的，它是一種心靈的無處安放，是力量源泉的永久喪失，是人類脊梁無可背負的沉重。哪里還有可供追憶的街衢？哪里還有可供憑吊的黃昏或者淋濕衣衫的細雨？地理家園變成一片廢墟，無比煎熬的人間地獄，精神家園亦隨之坍塌殆盡。《流浪地球》中的“流浪”二字像兩個無比碩大的字塊矗立在人類面前，讓人惶惑無依。雙重家園的喪失使人類成為孤兒，從此開始了主動與被動的異化生活，這種深入骨髓的沉重是主流文學的日常題材難以做到的。

人作為萬物之靈長，有著更高的智慧與能力。不僅可以充分認識外界，還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及修改不足的可貴優點，因此地球上沒有哪一種生命比人類更加強悍。然而，將如此智慧的人類放入時間上無始無終、空間上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卻成為不值一提的草芥。《流浪地球》中人類通過天文觀測可以預知未來發生的氦閃，可以停止地球的自轉，用發動機給地球插上翅膀，將其他作為一個龐大的航行工具駕駛至外太空，尋找新的棲息之地，還可以用反物質導彈清除運行軌道上小行星的阻擋，一路克服各種艱難飛奔向安全穩妥的未來。除卻這些科技力量的運用之外，人們還懂得如何在嚴酷的環境中控制自身，縮小族群數量，犧牲當下的利益而著眼于未來。但是，無論人類如何殫精竭慮、費盡心思，卻敵不過自然界一個小小的噴嚏。地震、洪水、干旱、低溫、酷熱、氦閃，每一個波動都可能使人類的族群在瞬間湮滅。人，只能生存在宇宙留給它的狹窄罅隙中，而不具備與自然對話或討價還價的資本。對自然的敬畏，成為《流浪地球》壓倒一切的主題。這一點，正是科幻文學超越主流文學彰顯自身特質的一個層面。

主流文學中，往往熱衷于謳歌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對主觀能動性戰勝客觀世界的能力予以無窮的放大。而《流浪地球》卻重新回到科學和理性的角度，脫離“人類世界”這一狹小視域，將目光投向更為遙遠宏闊的宇宙。它拋棄了人類的自戀意識，還公眾以清醒的頭腦，正視人在宇宙中的渺小與孤獨。塑造出嚴苛自然中艱難生存的人類族群，而非單獨刻畫某一人物的命運，這成為《流浪地球》與主流文學明顯的分野。將單個主人公的憂喜轉化為整個人類的困境，勾勒出人在無邊蒼穹中的位置，視域之遼闊讓人驀然有一種恍惚之感。

或者也可以說，《流浪地球》是一部站在人類之外描寫人類的小說，它剔除了人類的顧影自憐，開始重新認知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在科幻語境下描繪著冷冰冰的宇宙法則，而人則是這法則面前抖衣戰栗的弱小生命。如果說主流小說與科幻小說有什么區別的話，那便在于它們關注的焦點是相異的。主流文學（或稱純文學）關注的是人與人或者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無論荒誕派的卡夫卡，黑色幽默的約瑟夫·海勒，魔幻現實主義的馬爾克斯，或者意識流大師普魯斯特，無論他們以哪種風格進入寫作，均高度關注著“人”。“文學是人學”是19世紀關于文學的最大命題，似乎具備了某種顛撲不破的真理性。但科幻卻不同，它更關注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甚至人與外星生命之間的關系，而并不重視人類自身的糾結纏繞。

這一點上，劉慈欣明確表現了他對“文學是人學”的激烈反對。在他的《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一文中，這樣表述著科幻文學的本質：

“文學是人學，已經成了一句近乎于法律的準則，一篇沒有人性的小說是不能被接受的。但科幻卻倒向了后者，人性不再是這種新興文學的靈魂……科幻文學的語境不是人文的，而是冰冷冷的理智和邏輯……在內向的、宅的文學存在的同時，能不能并存一個外向的、反映人和大自然關系的文學？能不能用文學去接觸一些比人性更宏大的東西？”

作者心目中的科幻不是去怎樣彰顯人性，而是借以反映人與自然或者宇宙關系的手段，某種意義上，它更是一種思維的方式。因此，《流浪地球》中并未對人性予以過多描述，相反，它著重描繪了特定科幻背景下人類的悲劇性及自我異化。因為身處流浪的地球，所以媽媽并不在乎爸爸的出軌，而出軌的爸爸也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放蕩了一段之后又百無聊賴地回歸了家庭；因為身處流浪的地球，所以會有地球派與飛船派之爭，會有觀點不同而引起的械斗戰爭；因為流浪的地球，所以會有聯合政府與叛亂者之者的沖突，血流成河尸骨遍地。地球的流浪，成為這一切矛盾產生的最終根源。而流浪本身則歸結于人與宇宙的關系，這種關系并非亙古不變，萬世長存，相反它始終處于或大或小的變化之中，人類要不斷改變自己以適應種種意想不到的變化。

哀怨的敘述主人公，悲傷的情調與隱形而理性的隱含作者形成內在和外在于小說的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從敘述主人公“我”這里，我們讀到了人類的惶恐不安與掙扎絕望，但在隱含作者這里，我們卻讀到了以人類之力不可扭轉的宿命。那是自然的意志、宇宙的意志，它超脫于人類而獨立存在，不可捉摸又無法反抗。

《流浪地球》剔除了道德，甚至剔除了人類反復吟詠的愛，以最赤裸裸的真實描述了人類與宇宙的對峙，對生存的渴望。“活下去”成為所有人考量的第一要義，以及判斷所有是非曲折的唯一標準。小說中，劉慈欣與主流文學通常極欲彰顯的“愛”與“美”主題逆向而行，以無窮大的距離將鏡頭拉到極遠，在這遙遠的凝視中，地球縮小為一個不起眼的點，失去了人類無數次贊頌的偉岸。作者從遠景的角度給人類以定位，描述在宇宙蒼穹中，這些曾經的地球主宰者不再是萬物的靈長，是和其他動物一樣，不得不為生存拼盡最后一絲氣力，宇宙不會給它任何偏愛與青睞。它冷酷而威嚴地站在那里，一任無數生命流離失所，魂斷他鄉。這正是劉慈欣對人類悲劇性存在的思索，也是一種以科幻思維取代主流思維的表達。只有了解了這種思維，才能了解小說中那些與主流文學的反向而行的情節，了解人們的絕望與無奈。

作者曾多次表達他心目中的“科幻”是一種認知世界的方式而非寫作的手法，在許多場合發出了獨特的聲音，譬如對“愛”或“道德”的遙遠審視。

“我只能承認：我在意生存，我信奉好死真不如賴活著，有愛的死不如沒愛的生。這說法從個人角度看很低鄙，從文明整體看就是另一回事；在地球大氣層中讓人鄙視，但放到太空中也是另一回事。”——《東京圣戰》和《冷酷的方程式》

在生存面前，所有的問題都是第二位的。這也許過于俗氣，但卻異常真實。它仿佛拉開了遙遠的距離審視身處宇宙中的人類，而摒棄了坐在鏡前的自我端詳。從這一點來講，《流浪地球》充滿了帶有科幻風格的哲思。

猶太人有句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諺語非常傳神地道出人與自然對峙過程中人類所處的位置。無論人類的智慧如何增長，科技進步達到了何種登峰造極的地步，對于浩淼的宇宙而言，我們依然是沒有還手之力的弱小生命。對于自然界的利用與改造，只能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清醒吧，曾經那些自大而又自戀的想法，認為萬物為我而生，皆為我所用，當宇宙發生些微改變時，人類便迎來了自己的末日。

除了身處宇宙的渺小、無力之悲外，人自身的悲劇性亦是小說所關注的，生命有涯之悲是文本悲劇性的第二個層面。

“死亡”是人類不變的母題之一。無論文明發展到什么階段，技術前進到何種程度，死亡是永遠不能回避的存在。為了個體的生存和種族的延續，人類用盡智慧，為地球插上翅膀，飛向杳不可知的太空。逃亡路上的艱辛，一次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成為每個人刻骨銘心的記憶。在不長的篇幅中，多個生命遠逝。死于巖漿噴發的媽媽，死于燙傷感染的爺爺，死于行星碎片撞擊的父親，因離開地下城到地面上去便再也沒有回來的靈兒和阿東，死于叛亂的加代子。還有那個準備開槍自殺，以使自己從恐懼中解脫出來的男人。也許海明威在自殺前說的話有道理，“今天死的明天就不用死了。”人們對于死亡的恐懼遠遠超過死亡可能帶來的后果。

海德格爾說死亡是“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而又無可逾越的、確知但卻不確定的可能性”。人生或許有許多生存的方式與選擇，但所有的生命之旅只有一個終點，那便是死亡。小說中，“死亡”一詞共出現了七次，并用一個謎語來表示這令人顫栗的感受。

“你在平原上走著走著，突然迎面遇到一堵墻，這墻向上無限高，向下無限深，向左無限遠，向右無限遠，這墻是什么？”

謎底無疑是死亡。面對不知什么時候會突然造訪的死亡，人類的恐懼壓倒了一切，人性的異化也成為必然。因為害怕死亡，人們放棄了宗教、藝術、哲學，而專心于更加實用的理工科。因為害怕死亡，“我”連地面也不敢去。因為害怕死亡，政府嚴格控制著人口數量。雖然“希望”一詞在文本中也出現了七次，與“死亡”的出場率持平，似乎作者有意籍此淡化“死亡”主題的壓抑與絕望，然而情節卻悖逆了這一初衷。一直追求希望、主張希望、傳播希望的父親，不僅沒能避開“死亡”的危脅，還早早去世，瞬間汽化，連尸骸都沒有留下，這似乎是“死亡”送給人類的一個巨大嘲諷。

死亡是《流浪地球》的主題之一。它是宿命式的，不可抗拒，不可更改。無論氦閃之前的地球，還是未來某一天沖出氦閃威脅的地球，死亡會始終與人類相伴而行，在任何時候不期而至。對于死亡的恐懼使人類無時無刻不處于孤獨與自危之中。人多么渴望永生，并無數次拼命尋找那通向永生的秘徑，但幾千年來，除了留下荒誕的實驗與笑柄之外，并未真正破解生命有限之謎。將生命無限延長的科幻情節多次出現在劉慈欣其他的小說中，如《三體》《2018年4月1日》和隨筆《給女兒的一封信》），充分證明其對人生有涯這一悲劇性存在的關注。

在散文《技術奇點二題》中，劉慈欣表達了對死亡的認知：

“在過去的時代，平民可能走三四十年就遇到這堵墻，帝王和貴族可能走出七八十年才遇到，但他們之間相差一般不會超過五十年。如后面所述，這個差別微不足道。所有人在相差不到一個數量級的時間里遇到這堵墻，這是最大的平等，這堵墻就是上帝或大自然為人類社會設置的平等的底線。”

無論人類建立了怎樣的豐功偉業，無論其在通往智慧的路上如何反復超越自我，但卻無法改變橫亙在未來某一個點上的死亡的等待，這也是《流浪地球》發出的沉重嘆息。正因為有了死亡的威脅，才更使人類倍感生存的孤獨。這個世界上，你只能一個人來，并一個人走，沒有人可以在終極意義上相伴左右。因此，活著，便成為不得不面對死亡的憂懼過程。小說中，企圖自殺的男人在放棄自殺后，看到的依然是無盡的灰色天空和漫漫的逃亡之路，即使暫時性地拋開死亡，不去遙想未來如何，但同樣會被刻骨的“孤獨”折磨得無以復加。在孤獨中，每個人不得不走完被命運捉弄的戲劇化的人生。“我”和加代子的結合并非因為愛情，而是因為對孤獨的恐懼。在一望無際的冰原上，“我”感受到只有自己一個人的那種巨大的恐怖。

“在無限的星空和無限的冰原組成的宇宙中，只有我一個人！雪崩般的孤獨感壓倒了我，我想哭。我拚命地趕路，名次已無關緊要，只是為了在這可怕的孤獨感殺死我之前盡早地擺脫它，而那想象中的彼岸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人們為逃避孤獨而相互依偎，又因需要這種依偎而結合，愛情變成了逃逸時代的奢侈品。如小說中提到的，“對于愛情這類東西，他們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賭徒在盯著輪盤的間隙抓住幾秒鐘喝口水一樣。”當他們擁入更大的人群，暫時忘卻孤獨，那稀薄的情感便也不復存在了。如同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他們的結合是出于對戰爭和孤獨的恐懼，如果沒有這種威脅，二人還是紅塵中待價而沽的世俗男女。《流浪地球》中地球是宇宙的孤兒，無法得到任何救援，人類又是互相隔膜的孤兒，無法跨越彼此筑起的心理障壁。地球在宇宙中流浪，人則在地球上流浪，永無歸程。

在有涯的生命中，人類不僅要面對自然界的種種挑釁與折磨，同時還要面對自身認知的局限，因為認知的局囿，不得不走過無數迂回曲折的彎路，每一個真理的發現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流浪地球》中以加代子為代表，在地球流浪三百多年后，對氦閃的預言表示出強烈的質疑。他們采集太陽影像，調出四個世紀前的影像，發現二者在光度、像素排列、像素概率、層次統計等參數方面都完全一樣。對于親眼所見的自信使他們對氦閃的說法感到憤怒。人們變得懷疑、殘暴、失去理智。他們憤怒地反對那些氦閃預言家，認為這是一個天大的陰謀。人們四處聯合，動用武力反對政府。將科學精英們維護地球安全的種種努力視為陰暗的權力之爭，接下來的你死我活、自相殘殺，叛亂、戰爭、流血，無不成為這種悲劇性認知的昂貴殉葬品。人們像發瘋的猛獸，固執地確信自己的觀察與判斷，并將這種認知不斷擴散，成為壓倒多數的存在，對精英們爆發出無與倫比的憤怒。

“爆發預測的天體物理學家，那些設計和建造地球發動機的工程師，他們在一個世紀前就已作古，我現在真想把他們從墳墓中挖出來，讓他們也死一萬次。”

認知的局限激發出人性深處的惡，人們用最殘忍的方式將那些為保護人類族群生存延續的精英處以極刑。“他們收走了被判死刑的每個人密封服上加熱用的核能電池，然后把他們丟在大海的冰面上，讓零下百度的嚴寒慢慢奪去他們的生命。”這些為保全地球付出了全部智慧和唯一生命的精英，甚至連為自己辯白和證實氦閃理論的機會都沒有。在他們死亡的一霎那，氦閃突然爆發了。然而這些最具智慧的精英卻再也看不到這一幕，無法再保護這破碎的、已變成地獄的家園，地球喪失了賴以承重的脊梁和忠實的守望，這是怎樣令人齒冷的悲劇。

因為認知的局囿，人類成為自己的掘墓者。如同魯迅先生在《示眾》里描寫的那些充滿人性之惡的看客，在處死自己的同類——聯合政府官員時，地球流浪者們顯得無比興奮，他們在精英們最痛苦的時刻高唱凱歌，喪失了人性中最起碼的同情與人道主義精神。古老的社會秩序與道德隨著家園的失去煙消云散。流浪的地球在宇宙中叫不到救援，流浪的心靈在地球上同樣沒有任何安全的港灣。人被認知的局囿異化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生物，喪失理性，怪誕而顛狂。

真理被漠視，英雄被處死，而這些，無不源于人類愚昧的認知。然而人非神祇，永遠無法達到認知的無蔽與澄明狀態，只能看到目力所及的近處，這也是難以更改的事實。自然的奧秘也許是人類永遠不能完全參破的，其外在的表象與內里的本質往往大相徑庭。人甚至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或者耳朵。喪失精英捍衛者的地球依然在流浪，懊悔中的人類卻無法倒退一步，回到之前的時間，只能在錯誤的出發點上繼續前行，不可重新來過。這便是人類為獲得真理必須付出的代價。

科幻題材為《流浪地球》提供了非同一般的敘述角度，使其超脫了瑣碎的凡俗世事，而將目光投向更為浩渺的宇宙及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它所帶給人的思索與冥想絕非其他小說能夠達到的。

徐彥利，女，河北徐水人，全國少兒科幻聯盟成員，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科幻創作研究基地學術委員，現為河北科技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系主任、副教授。自1998年起發表作品，出版長篇科幻小說《奇幻森林歷險記》，中篇科幻作品集《徐彥利少兒科幻獲獎作品精選集》，文學研究著作《先鋒敘事新探》《中國當代小說主潮》《中國當代小說流變史》《中國科幻史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