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王一平：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英美文學、科幻文學、比較文學等。先后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國外文學》、English Studies,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等國內(nèi)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及霍英東青年教師基金、四川省社科基金、中國博士后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入選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后備人選、四川省“天府萬人計劃”社科菁英。

 

一、科幻小說的“后人類”前景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英國著名小說家威爾斯（Herbert Wells）的科幻想象提供了一種“現(xiàn)代社會”模型。百年之后，人類的未來又在何種新的歷史語境之中展開？當傳統(tǒng)人文主義（humanism）中的理性（能力）、人類中心主義，甚至有機體作為基本的生命形式都被當代思潮和科技浪潮挑戰(zhàn)后，人類將去往何處？當代的“后人類”（posthuman）狀況與語境，并非是一種理論懸設，而是一些重大變革前夜的真實境況。所謂的后人類時代背景，正是人類對自身作為壓迫性的至高生命形式加以質(zhì)疑的時代，一個技術改造升級、生命形式雜合并產(chǎn)生了新認知的時代。[1]由于人文主義的主體被拆除，“很多團體正在競相決定什么將被當做人類的后繼者/后人類”[2]。因此，“后人類狀況”思考的其實是在或許不那么遙遠的未來，“我們共同參照的基本單元應該是什么”[3]，它顯示了一種對人類自身及未來的重新設想。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石油危機、經(jīng)濟蕭條、環(huán)境惡化等對人們的資源、環(huán)境觀念造成了沖擊，專注于全球性系統(tǒng)問題研究的“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發(fā)布報告《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對“資源有限性”做出了帶有悲觀色彩的預言，曾引發(fā)高度關注。自進入工業(yè)社會以來，“自然”長期被視為一種（工業(yè)）生產(chǎn)系統(tǒng)，人類則是這一系統(tǒng)的控制者；而“生態(tài)之思”則體現(xiàn)出了對這一占統(tǒng)治地位的工業(yè)文明理念的抗拒，生態(tài)主義者認為，人生而被禁錮在工業(yè)化生活方式之中，唯有對工業(yè)社會進行全面細致的生態(tài)化重組，人類才可能看到不一樣的未來[4]。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自然并非可以完全“人文化”、無度索求和任意操控之的“生產(chǎn)資源”。

同時，當代人類科技依然在持續(xù)迅猛發(fā)展，如“制造（智能）人”這類原本長期停留在純粹虛構(gòu)中的幻想，也逐漸開始顯露出現(xiàn)實性，并激發(fā)了人類對于“人”、“生命”的本體性思考和強烈的危機意識。自二十世紀中期人類進入計算機時代以來，以著名的控制系統(tǒng)研討會梅西會議（1946-1953）、創(chuàng)造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概念的達特茅斯會議（1956）為標志，在維納（Norbert Wiener）、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圖靈（Alan Turing）到香農(nóng)（Claude Shannon）、麥卡錫（John McCarthy）、明斯基（Marvin Minsky）、莫拉維克（Hans Moravec）等人的推動下， “控制論”（cybernetics）、信息技術等真正從范式上改變了人類對“人”（與“機器”）的理解：人在本質(zhì)上是處理“信息”的實體。此外，生物學的研究視角也在二戰(zhàn)前后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從主要指向生理、個體、有機體，探索性與心智的“心理生物學”（psychobiology），轉(zhuǎn)變?yōu)橹赶蛳到y(tǒng)、種群、?？貦C器（cybernetic machine），研究基因傳播和生存機器（survival machine）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5]到二十世紀末期，“賽博格”（cyborg）[6]一詞則主要指一種以無性的“制造/復制”脫離了有機生殖形式、有機生物與人造機器混合、有形肉體與無形信息結(jié)合的跨界新生命形態(tài)，這一形態(tài)在當代科幻小說中多有呈現(xiàn)，它代表了一種想象與物質(zhì)現(xiàn)實的結(jié)合，而這種結(jié)合帶來了歷史轉(zhuǎn)型的可能性。[7]

此后，盡管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和圖靈獎獲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在達特茅斯會議上所作的預言并未實現(xiàn)（他曾估計出現(xiàn)具有人類思維水平的機器指日可待），[8]但計算機與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不乏突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公眾輿論中頗有影響的事件主要有人工智能深藍（Deep Blue）、沃特森（Watson）、阿爾法狗（AlphaGo）分別在國際象棋比賽、智力問答競賽、圍棋比賽中戰(zhàn)勝了一流的人類對手等。而如美國的“大腦”（BRAIN）計劃（2013）則可能呈現(xiàn)一種在思想實驗、科幻文學中曾無數(shù)次設想的場景：它將探索人類大腦的運轉(zhuǎn)方式，同時記錄人腦中上百萬個神經(jīng)元的活動，其目標之一是打造一個人腦與計算機之間的雙向接口（詳見《與》：27）。21世紀初的觀察者甚至認為，在短期內(nèi)，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對世界帶來的影響，就可能遠超此前數(shù)十年間計算機與互聯(lián)網(wǎng)帶來的世界性變革（詳見《與》：前言XIV）。著名的預言還包括以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等為代表的未來學家倡導的“奇點”（singularity）理論：人工智能將在21世紀中期跨越其臨界點。以上這些極具未來感的探索投射在文學領域，便在文學傳統(tǒng)的基礎上，形成了以融合機器人制造、人造肢體、基因改造、網(wǎng)絡全接入等的“人工智能”與“智能增強”（IA/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或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為主題的小說。這些小說在紛繁的新科技元素的外衣之下，展現(xiàn)了對身體、意識、生命等問題的反思與探索。

此外，20世紀60-70年代，受到女性主義、非殖民地化、反種族主義、反核武器運動等社會運動和青年文化運動的推動，新的政治和社會理論及認識論逐漸成形（詳見《后》：23）。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中處于邊緣的弱勢群體對“中心”的強力批判，動搖了如傳統(tǒng)人文主義、男權中心、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科學主義等觀念，同樣促進了文學作品中各種新生因素的涌現(xiàn)。如，伴隨著數(shù)次女性平權運動的浪潮，性別問題在社會生活和學術研究領域都備受關注；而這一時期科幻類作品的繁榮，也離不開諸多女性作者從性別視角出發(fā)所作的探索。這些“女性主義科幻作品”（Feminist science fiction）往往從兩性關系、女性權利等角度入手，借助如“人造（智能）人”等科幻題材，探討（女）人如何抗拒高科技的“惡世界”、如何反抗支配者而得到解放，走向自我認知和創(chuàng)造的新紀元。這些故事的主角是現(xiàn)實中的“他者”，因此作品也表現(xiàn)出對他者所具有“差異”的寬容乃至尊崇。

正是在這樣復雜多元的背景下，哈拉維在她著名的《賽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4）中宣稱，她將拋棄基于西方科學與政治傳統(tǒng)的“神話”，這些神話包含著“進步”的傳統(tǒng)、為了生存文化而把自然當成資源取用的傳統(tǒng)、種族歧視、男性主導的資本主義，以及從他者的反射而進行自我再生產(chǎn)的傳統(tǒng)等，她提出放棄“弗蘭肯斯坦”所追求的“伊甸園”的重建（詳見《猿》：245，247），即西方傳統(tǒng)中設想的標準化、完美的“人”。

不難發(fā)現(xiàn)，許多參與后人類理論探討的學者往往借助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諸多理論，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人”之標準[9]，尤其是注意揭示出其對于差異性的排斥。從“后人類”的角度視之，人文主義具有以普世性裹藏其建構(gòu)性的特點——它只是一種歷史造物，在建構(gòu)中充滿了對“差異”和“他者”的拒斥，卻自視為恒久不易之典范，而“后人類”則需要從其束縛中破繭而出。研究者布拉依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人文主義的人……是一個規(guī)范性的約定，這并沒有讓他具有先天否定性，只是高度的調(diào)節(jié)性，因此成為隔離和歧視行為的手段。人的標準代表了正態(tài)、常態(tài)和規(guī)范性，它通過將作為人的具體模式轉(zhuǎn)化為一個一般化的標準來發(fā)揮作用”（《后》：36），而她的出發(fā)點便是人文主義的（女/男）人之死：“因為它標志著啟蒙運動的一些前提的衰落，即通過自我管理和目的論規(guī)定的對理性和旨在實現(xiàn)所謂‘人’的完善的世俗科學理性的應用，來實現(xiàn)人類的進步?！保ā逗蟆罚?3）簡言之，后人類理論表現(xiàn)出對理性主義、本質(zhì)主義、支配性的“人”的消解，但并不止于消解。如強調(diào)生態(tài)和諧與物種平等的研究者還提示出，人類始終在與多樣的生命形式及機器（multiple forms of life and machines）共同進化，它是由后者所構(gòu)成的（see Posthumanism: 2）。確實，筆者認為，后人類理論的研討之所以并不是后現(xiàn)代諸理論的簡單續(xù)寫、新一輪術語命名游戲的產(chǎn)物，原因之一便在于其代表了學界對當代科技發(fā)展、新生命體形態(tài)可能性的反饋和探索。如果創(chuàng)造新生命體的前景就在前方，不論這一前景是高度混雜的賽博格成為普遍之物，或是人造智能體進入社會生活，這樣的再造與創(chuàng)造都將對人類世界帶來全方位的革命性影響，這或許也是此類論題在近期（而非較早的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熱潮時期）成為關注焦點的重要原因。

而對于“何以為人”這一重大問題，二十世紀晚近的諸多文學作品都選擇了“科幻”這一形式展開創(chuàng)作，顯現(xiàn)出科幻作品包容性與前瞻性。一方面，如科幻研究者蘇恩文（Darko Suvin）所強調(diào)的，科幻小說是替換掉現(xiàn)實經(jīng)驗環(huán)境、對故事的整體時空背景加以虛設重置，以建構(gòu)一個擬換性（alternative）世界、形成一種陌生化、新奇性效果的小說[10]；另一方面，它致力于表現(xiàn)人類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具有獨特的科技視角與未來指向。在科幻作品中，人們往往會自然地展現(xiàn)出超越當下自身的（非人化）沖動，因此“它提供了一種始終安全的虛構(gòu)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人們可以釋放自己‘成為后人類’的欲望與焦慮。”[11]由此，科幻小說中的“人”不再僅局限于身心二元、性別二元、有機體或機器的簡單對立，而是一種對流動性、組合式的可能性模式的嘗試。

二、（女）“人”之譜系與“他者”聯(lián)盟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女性作家的科幻創(chuàng)作引人注目。在這類作品中，無論是故事背景、情節(jié)設定、敘述聲音還是具體的權力關系，女性幾乎都取代男性而成為了主體與主導者。由于作者往往將女性在現(xiàn)實中遭受的壓迫作為主要的寫作素材，并試圖設計一種對女性更友好、公正的社會，因此其模式往往是批判現(xiàn)實的。如果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科幻“新浪潮”（New Wave）運動的核心要義是人文思考，那么這一時期的女性作家則開辟了廣泛的政治性議題，作品涵括了性別、種族與階級等論題。女性主義運動質(zhì)疑了西方傳統(tǒng)中關于“理想社會”的抽象、概念化理念——如自由、契約、均一等，認為這些理念實際上忽視或貶損了女性的自由與權益，其所強調(diào)的普世性和抽象性貶低了具體的女性經(jīng)驗，造成了對女性的壓迫，如認為女性無法擁有如男性一樣的理性、美德、責任感和自主性，女性被描繪為一種“不完滿的人”（less than fully human）[12]，而這都遭到了女性主義者的強力反駁。

這一階段的代表性作家包括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拉斯（Joanna Russ）、皮爾斯（Marge Piercy）、卡特（Angela Carter）、萊辛（Doris Lessing）、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等，她們的代表作有《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剝奪者》（The Dispossessed，1974）、《女男人》（The Female Man，1975）、《時間邊緣的女子》（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1976）、《他，她和它》（He，She and It，又名Body of Glass，1991）、《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三四五區(qū)間的聯(lián)姻》（The Marriage Between Zones Three，F(xiàn)our and Five，1980）、《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等。這些作品多表現(xiàn)了在科幻世界中，即通常是較高科技水平或非人類世界中的女性經(jīng)驗、意識與命運。如生物學女博士哈拉維所言，在探討女性生物學家及其著作時，她的目標是思考當科學被打造成為公共神話故事（public myth）時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女性想要，也應該參與到對這些故事的述說中（詳見《猿》：176，178）；而在文學領域，許多女性的參與行為則體現(xiàn)在她們借助科幻的獨特類型模式，通過描繪新世界的圖景而加入到對未來社會的構(gòu)建中。

在這一潮流中，美國猶太裔女作家瑪吉·皮爾斯（1936—）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皮爾斯曾積極地參與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主和反戰(zhàn)運動，是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活動家，她的代表作《時間邊緣的女人》居于最知名的女性烏托邦小說之列。當然，盡管《時間邊緣的女人》最受矚目，但就作品意境的宏闊、設計的前瞻性及想象的豐富性而言，皮爾斯在女權運動落潮后的九十年代出版的小說《他，她和它》則在當下顯現(xiàn)出更精準的預見性。皮爾斯表示《他，她和它》的創(chuàng)作受到了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的影響[13]，這種影響或許主要體現(xiàn)在小說對科技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決定性力量的重視上。與《時間邊緣的女人》相比，《他，她和它》中出現(xiàn)的掌握高科技的女性群體、人造智能人及人們對頂尖技術與人才的爭奪，正展現(xiàn)出了其對另一社會驅(qū)動力更深刻的認知。同時，如果說“人文主義危機意味著現(xiàn)代人文主義主體的結(jié)構(gòu)性他者在后現(xiàn)代時代卷土重來……偉大解放運動是由崛起的‘他者們’推動的”（《后》：53），那么《他，她和它》便從性別、種族、階級甚至生命體形態(tài)中的“他者們”的視角出發(fā)，在已經(jīng)越加醒目的“后人類”境況下展開了綜合性的考察。

故事發(fā)生在2059年。2017年的核戰(zhàn)爭幾乎毀滅了世界，石油產(chǎn)區(qū)成為無人區(qū)；戰(zhàn)后，如Y-S（Yakamura-Stichen）公司等巨型跨國公司（multi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分別占據(jù)了殘留的宜居飛地（enclaves），形成了“馬提斯”（Multis）并實際掌控著人類世界。馬提斯之外，還有如提克瓦（Tikva）一類依靠技術出口等保持相對獨立的自治區(qū)“自由邦”（free towns），以及依附于馬提斯、環(huán)境惡劣的普羅大眾居所“格落浦”（Glop）。除了處于黑域（Black Zone）的“以色列地”（Eretz Israel）這樣的隱匿社區(qū)，各個地區(qū)與小邦都被電腦網(wǎng)絡所連接。可以看到，小說所擬造的“第二世界”延續(xù)并更新了威爾斯、赫胥黎的設計傳統(tǒng)：戰(zhàn)爭的威脅、生態(tài)的毀滅、美式商業(yè)資本（與日式財團模式結(jié)合）的跨國公司霸權、宜居地之外大面積的貧困和廣泛的饑荒、猖獗的犯罪甚至器官盜獵等。而資源消耗巨大的大型科技資本公司直接取代了原始的獨裁者國家，成為并無顯而易見的“首腦”的“惡”之化身。

來自猶太自由邦提克瓦（意為“希望”）的青年女性希娜（Shira）是在跨國公司Y-S飛地工作的科技移民，負責開發(fā)人類與大型人工智能體的交互界面。希娜與丈夫思想頗有分歧，在離婚后她失去了兒子的監(jiān)護權。在Y-S公司的陰謀下，希娜被誘使回到其出身地、她的祖母——女科學家瑪爾卡（Malkah）所在的提克瓦。提克瓦的科學家艾維拉姆（Avram）多年以來一直秘密進行著超級智能機器人的研制，與他熟識的希娜回歸后也參與其中。終于，艾維拉姆、瑪爾卡和希娜等人共同完善了智能人的研發(fā)，創(chuàng)造出了有自我意識的強大機器人堯德（Yod）。艾維拉姆希望堯德成為守衛(wèi)提克瓦的戰(zhàn)爭機器，堯德卻與希娜相愛，產(chǎn)生了自主追求：成為提克瓦的公民。終于，艾維拉姆向?qū)χ悄苋丝逝我丫玫腨-S妥協(xié)，將堯德交給了Y-S；堯德之后自毀并設計炸死了艾維拉姆。最終，希娜偶然發(fā)現(xiàn)了制造堯德的具體數(shù)據(jù)，卻選擇了放棄再造智能人。

作為一名活躍的女性運動參與者與寫作實踐者，皮爾斯的創(chuàng)作顯然植根于六十年代的運動浪潮和理論思考；同時，如科幻研究者莫蘭（Tom Moylan）所說，該小說也在彌爾頓的“普羅米修斯”、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的怪物”及卡佩克（Karel ?apek）、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迪克（Philip K. Dick）等的創(chuàng)作之外，將一些新元素引入到西方的“人造反抗者”（rebellious created being）文學傳統(tǒng)之中。[14]而《他，她和它》對傳統(tǒng)的重要更新在于，它比許多同類作品都更切合當下，也更觀照未來。莫蘭認為皮爾斯傾向于一種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feminist）觀點。[15]確實，《他，她和它》既對業(yè)已全球化的資本力量、生態(tài)風險加以細描，也對被視為男性領地的“科技”與女性的結(jié)合所可能孕育的變革潛能作出了展望。

女性主義理論家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認為，在兩性中，男性被設定為模板、法度，“‘一個小女孩因而即是一個小男人’?！粋€劣勢的小男人”[16]，女性成為一個次級的男性。而關于“性征”（sexuality），其實主要指“男性性征”的實踐史。[17]在紀實或虛構(gòu)作品中，以父系譜系書寫歷史，將女性納入到男性的家系中，則鞏固了男性作為“人之標準”的地位，女性在“人”之歷史中被邊緣化。與這種男性中心主義傳統(tǒng)相對，《他，她和它》在探索“人”時，其主要男性人物卻是一對關系不睦的父子：冷漠的科學家艾維拉姆被智能人堯德視為父親，他卻將之當作工具，在出賣堯德后被炸死；其子加迪（Gadi）是一名心智不成熟的二流藝術家，一旦遭遇身心強健的女性便喪失了主導力，而他的虛無傾向也使其缺乏延續(xù)血脈的可能性。與這樣的男性形象相反，小說著重書寫了家族三代女性的傳奇故事，并用大篇幅追述了其先祖——16世紀布拉格猶太人的歷史。從“16世紀家族傳說（影射現(xiàn)實）——祖母瑪爾卡——母親麗瓦（Riva）——女兒希娜”這樣以女性成員構(gòu)建的家族譜系，形成了厚重的女性歷史感。因此，《他，她和它》的構(gòu)想未以白人男性作為普世性基準線，也與分離性的女性社區(qū)不同，它以母系血緣重寫人類譜系，力圖促使女性歷史融入到“人之故事”之中。

在《他，她和它》中，希娜雖然是一名專業(yè)人士，但其實頗接近于傳統(tǒng)的家庭型女性，其故事基本圍繞婚戀和家庭展開。而希娜的母親麗瓦、祖母瑪爾卡[18]的故事則頗為不同。在小說的創(chuàng)作時期，作者對當年的女權運動已形成一種回溯和反思。相比年輕的希娜，其前輩顯然更具當年運動參與者的神采。希娜的母親麗瓦是一名“信息海盜”（information pirate），她盜取馬提斯的各種機密商業(yè)信息如制藥配方等，并將之免費公開，試圖以此造福大眾。麗瓦代表了現(xiàn)實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反主流的黑客文化，即追求科技探索與推行免費軟件、知識共享等的精神產(chǎn)物，她認為“信息不應該成為商品。……信息和技術、政治偏見塑造了我們的現(xiàn)實觀”[19]。當然，“母職”并非麗瓦的強項，危險的地下工作和逃亡生活使她在希娜的成長過程中缺席，兩人并不親密。希娜由祖母瑪爾卡撫養(yǎng)長大，后者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也是“賽博朋克”（cyberpunk）[20]類型小說中的英雄?，敔柨ú粌H制造了保護提克瓦的安全局域網(wǎng)絡，還通過講述抵御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清剿的人造巨人——“魔像”（Golem）約瑟夫的故事啟發(fā)了堯德，完成了對堯德的“人化”啟蒙?，敔柨@然與傳統(tǒng)的“標準”人類形象極為不同，作為年老體衰、未婚的猶太女性科學家，她極為典型地代表了被從“標準”中祛除的豐富內(nèi)容：“非陽剛之氣的、非正常的、非年輕的、非健康的、殘疾的、畸形的或改良的民族”（《后》：98），而正是在這樣的形象之內(nèi)，瑪爾卡卻被展現(xiàn)為一位具有高度才智與能力的人，她在事業(yè)、婚姻、性與個體發(fā)展等方面的探索是全方位、持續(xù)性的，也顯現(xiàn)出追求絕對自由的傾向。因此，“三個女人，代表了三代女性”（He: 190），雖然這一家族故事有著作者自身家庭關系的影子，但作者確實明確表達了書寫和保持女性譜系的愿望。[21]

那么，這一（女）“人”之譜系的前景如何？不難理解，作為六十年代運動的活躍參與者、女性烏托邦小說興起的重要人物，皮爾斯認為1965年到1978年比2000年之后更富活力，她表示，那時人們在各式各樣的環(huán)境之下展開關于性關系、性角色的無窮實驗；你可以睡在地上，也可以完全不睡，人與人之間不斷地進行著交流、探討。[22]而《他，她和它》的創(chuàng)作也是高度實驗性的，這主要投射到了瑪爾卡的“雙性同體”方案——對堯德的設計之中。在瑪爾卡參與前，由艾維拉姆主導設計的智能人“模板”是強健、智慧的白人男性，但他的造物卻一直既不夠智能，又非常暴力，其中之一甚至還曾殺害了實驗室工作人員。直到艾維拉姆邀請他曾經(jīng)的戀人瑪爾卡加入實驗室，才得以造“人”成功。顯然，堯德的成功有賴于瑪爾卡從女性視角對其進行的改造：希娜認為堯德溫柔的秉性、光滑的肌體、敏感的個性等都更接近于女性，其實正是女設計師在“造人”時加入了女性特征，最終完成了創(chuàng)造生命的壯舉。由此，小說不僅構(gòu)建了女性世系，更強調(diào)了這一世系在當代社會極具影響力、被認為是男性主導的領域——面向未來的科研領域的創(chuàng)造力。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設計方案，是從性別維度對“人”的修改，如布拉依多蒂所強調(diào)的，改變的是以達·芬奇的“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所代表的、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被解構(gòu)的“人”之理念（詳見《后》：32）。這樣的新方案拋棄了傳統(tǒng)的“人之標準”，以修正那種貶低性的他異性導致（的）對他者的結(jié)構(gòu)性無知，他者被排除在人性屬性的主要范疇之外（《后》：39），是試圖用雙性融合的方式，抗拒“性（工具）化”和性別歧視的產(chǎn)生。

將女性加到“人”的歷史和標準之中，毫無疑問地會改變“人”的單一面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并非唯一的亞系統(tǒng)，女性自身也是占據(jù)人口半數(shù)的龐大多元群體，其中的性取向、族裔、階層等差異化現(xiàn)象不言而喻。在這諸多亞系統(tǒng)的交叉中，如果將某些個別化的性別經(jīng)驗強行設定為新的“人”之標準，便可能造成與平權理想背道而馳的效果，如生態(tài)女權主義主張的反科技的、詩意化的“母神崇拜”，以復興女神、月亮崇拜等來確證女性文化的優(yōu)越性，或激進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女性生活在單一性別群體中方能獲得解放的“女性認同”道路等。[23]如此一來，對一般性的平等權利的追求就可能演變?yōu)楣愸R斯所憂慮的在未經(jīng)廣泛的商討之下把某些專門的知識或經(jīng)驗移入到日常生活的私人和公共領域當中的訴求。即是說，僅僅針對某一種有效性要求的知識與經(jīng)驗，如果從自身特定的范圍中破門而出，轉(zhuǎn)而追求成為針對整個日常生活實踐的有效范圍，那么生活世界交往基礎的平衡就會被打破。[24]即，在未在公共話語空間中進行充分有效協(xié)商的情況下，個別性別經(jīng)驗自視為權威的、居高臨下、拯救式的修正方式，難免造成一種分離與隔絕的后果。

哈拉維曾分析過“女性主義科幻小說”，并主張建構(gòu)跨種族、性別與階級的新型松散聯(lián)合，追求“在離散中生存”。[25]可以看到，皮爾斯的《時間邊緣的女人》體現(xiàn)的是絕對對立的暴力抗爭，而《他，她和它》的譜系書寫雖然也強調(diào)自主性，但已少有抹殺另一性別存在合法性的意味，在小說繪制的意識形態(tài)圖譜上，瑪爾卡等與父權制之下被管制的“兒子”（堯德、加迪）結(jié)成了對抗艾維拉姆的聯(lián)盟；小眾精英城邦提克瓦與格落浦的底層大眾結(jié)成了對抗馬提斯的聯(lián)盟；猶太人自治區(qū)與種族混雜者結(jié)盟；善良的智能人與謙和的人類結(jié)盟。“聯(lián)盟”是一種象征，其意義在于嘗試在交往與商討之中，在分歧中認同、在區(qū)隔中聚合，走向可能的和平，這是解決傳統(tǒng)之“人”迅速消解后可能出現(xiàn)的政治失能的方法。在此意義上，皮爾斯創(chuàng)作變化的價值不僅在于從極端女權（分離）主義的激進方案的回撤，更在于從特定的、包含具體指令的“女性”原則與要求中脫出，在多元互動的身份中，遵循一種交往的、一般而抽象的原則[26]，使聯(lián)合男女性、混合族裔性、結(jié)合階層性等成為一種可能。而如通過閱讀如《他，她和它》這類小說，女性便有可能對“女性經(jīng)驗”進行想象性的共同建構(gòu)，在這樣交流與想象之中，一個離散的少數(shù)族裔女性，才可能進入民族主義、女性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黑人的、多元文化、白人的、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的以及其它的政治地點（《猿》：190），這是真正有可能走向聯(lián)合而非分離的主張。

三、人造智能體與“邊界”維持

不論是在科幻語境或現(xiàn)實生活中，有機體（人類等）與機器（智能體）混合的“賽博格”時代都已經(jīng)來臨。拜德明頓指出，希娜對堯德的接受和愛戀表明，所謂不自然之事（the unnatural）已經(jīng)變得平常（normal），所謂“自然”（nature）的定義已經(jīng)被改變了，因此《他，她和它》的勾勒真正體現(xiàn)出了“后人類主義”。[27]可以說，相對于常見的女性主義小說，《他，她和它》在女性議題之中融入了豐富的、多主題的想象，它不僅僅止步于探索“女性為何”，還追問了“什么是種族？什么是智能人？人與人之造物之間的關系如何？”等問題，小說以人造智能人的發(fā)展和前景為線，廣泛地涉及自我意識、網(wǎng)絡生存、智能體的未來等，展現(xiàn)了瑪爾卡、希娜與堯德——“女性”與“人造人”的相互塑造。

從性別視角看，關于人之“標準”的探討與斗爭規(guī)模龐大、曠日持久，現(xiàn)實運動的平權浪潮席卷，人們也逐漸達成了一些新共識。那么，這樣的共識是否可以移植到對人與人造智能體之間關系的設計中？盡管是一個“尚未完成”的“他者”，人造智能體或許是后人類語境之下關乎“人”之轉(zhuǎn)向的最為重大、關鍵的問題。當然，雖然隨著現(xiàn)實中人工智能的快速發(fā)展，這一問題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實上卻依然缺乏可參照的實例，而科幻作品則能夠為人們提供諸多具象化的內(nèi)容。實際上，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人工智能界的重要人物多受這類作品的影響。除了早期經(jīng)典《弗蘭肯斯坦》、《R.U.R》（即“Robot”一詞的出處）之外，科幻“黃金時代”（二十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三巨頭”阿西莫夫、海因萊因（Robert A. Heinlein）、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作品，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迪克、八九十年代的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作品，以及流行的“星球大戰(zhàn)”（Star Wars）、“星際迷航”（Star Trek）等影視系列，都產(chǎn)生了超越于一般文學性作品的深廣影響。計算機技術領域的重要專家卡普蘭（Jerry Kaplan）就表示，他曾著迷于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的超級智能計算機HAL9000，由此走上了研發(fā)之路[28]；盡管由于指令的沖突而選擇了謀殺人類，HAL代表著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高峰，卡普蘭的目標就是創(chuàng)造出HAL（詳見《與》：131）。著名計算機學家、圖靈獎獲得者迪科斯徹（Edsger Dijkstra）則借科幻進行展望，表示相信未來是和平繁榮的“星際迷航”探索，而非機器人滅絕人類的“終結(jié)者”世界（詳見《人》：15），更不用提諸多以“《XX》（科幻小說）中的科學”為題的科普讀物了。在人造智能體的發(fā)展過程中，文學想象成為了人們可資借鑒的重要術語、形象、背景與事例。

小說《他，她和它》重述了猶太傳說中流傳已久的人造“魔像”故事[29]，其敘述中出現(xiàn)的16世紀的偉大科學家開普勒、提及的布魯諾等人，暗示了文藝復興中人類自然觀念的改變、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端乃至現(xiàn)代社會的開啟——一種對時人而言具有顛覆性的境況的到來，這與小說所面對的后人類處境是相似的。小說的一大主題，就是展現(xiàn)人工智能體如何“越界”而成為“人”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在傳統(tǒng)上，人類需要保持人與非人（智能體、其他生物等）的明確“邊界”，從科幻小說中諸多具有異端色彩的生物形象（如可寄生在人體內(nèi)的“異形”/Alien）可以看出，人類如果被“非人的他者”所侵染，帶來的將是巨大的災禍和恐怖——這些故事講述的是一種跨越界限的戰(zhàn)爭。

人們曾經(jīng)認為，工業(yè)革命后，人類作為“人類世”（Anthropocene）中唯一偉大的生命體，人與人造智能體之間有著根本的區(qū)別。這些區(qū)分意見來自各個領域，機器人領域著名專家、卡內(nèi)基—梅隆大學教授莫拉維克從圖靈的視角出發(fā)，總結(jié)了關于“機器能思考”（類似于人工智能體是否是“類人生命體”）的反對觀點：（1）神學角度：機器沒有靈魂；（2）意識角度：機器沒有內(nèi)心體驗；（3）能力角度：如和藹、快樂、道德感、創(chuàng)造力等的缺乏；（4）數(shù)學角度：計算機的機械推理的局限性；（5）生物角度：計算機固定規(guī)模的步驟與生物神經(jīng)元響應的不同；（6）輸出設備角度：計算機只能完成人類編程所要求之事；（7）超感觀角度：人類可能對未來有所預見，機器的決策中則無；（8）局限性角度：機器人無法從人類處獲得應對所有情況的指導；（9）利益角度：害怕人類的至高地位會被取代。[30]

《他，她和它》便體現(xiàn)了不少前述的觀點，盡管小說具有一定的物種平等傾向，但這些否定性的觀點仍然被融入進了小說的重要情節(jié)之中，尤其是關于人造智能體只能按照設定的程序行事、只會進行功利計算、缺乏道德感與共情能力等觀點。在小說的主線之一、希娜的奪子行動中，為了從前夫喬希手中奪回兒子，希娜與堯德偷偷潛入了Y-S；在未能預知的沖突中，堯德為了阻止喬希報警，冷靜地殺死了他。事后，希娜對此非常不滿；而從堯德的反應來看，其行動只是根據(jù)希娜設定的目標所進行的純粹功利性計算。堯德雖然能夠明白各種道德概念，但卻無法對“謀殺”所蘊含的道德意味產(chǎn)生情緒反應，這其實也顯示了人們對人工智能體的一種基本理解：如當代美國哲學家希爾勒（John Searle）的“中文密室”（Chinese Room）所揭示的，它是一種沒有自主意識，更沒有同情心的“輸入—輸出”機器。因此，人工智能體雖然時常被設計為人化的外形，但它并不是人，也不能真正威脅人類的優(yōu)越性。著名數(shù)學家、“控制論”（Cybernetics）創(chuàng)始人之一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0）中指出的，機器是僵化的，“如果我們讓這樣的機器來決定我們的行動，那我們就該倒霉了”[31]；機器被認為有害，通常是因為它們太死板、太僵化、不靈活（詳見《我》：138）。小說中，堯德的制造者艾維拉姆便持這一觀念，他認為堯德和機械武器沒有區(qū)別，還對其表現(xiàn)隱含的憎惡。顯然，這樣的理解保證了人與機器之間的邊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類的憂慮之情。

此種邊界區(qū)劃，如拜德明頓在討論據(jù)小說改編的科幻電影《魔豆入侵》（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1956）時所評論的，電影對強占人類身體的外星生命展現(xiàn)出了一種“人與非人”的二元對立立場，體現(xiàn)在四個基本原則上：首先，確信人與非人（inhuman）之間有著絕對差異（absolute difference）；其次，這種差異是等級式的；再次，是對一種不可復制、獨一無二的人類本質(zhì)（essence）的吁求；最后，保持人與非人的他者（aliens）之間的相對性。[32]顯然，人類恐懼的正是“大量介于‘人’和他的他者們之間的壁壘就會坍塌下來，以一個瀑布效應的方式打開意想不到的視角。”（《后》：95）人類不斷觀察著自己創(chuàng)造出的智能體，擔憂其將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在《他，她和它》中，在2040年曾出現(xiàn)“反人工智能運動”，機器人被銷毀，此后智能體被廣泛運用于生活與工作之中，代替人類從事清潔掃除等重復、辛勞的工作，但卻不允許被制造成人形，智能體的面貌以猿猴之類“次等”生物或無法移動的智能屋形象出現(xiàn)——私造高級智能體的懲罰乃是死刑，其中的考量并不新奇，早在19世紀晚期，英國小說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埃瑞璜》（Erewhon，1872）中的“機器之書”中便提到，出于對工業(yè)文明的非人化、機械化的恐懼，一個曾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完全放棄了機器裝置。然而，在現(xiàn)實科技不斷突進的境況之下，隨著人類對人造智能體展開廣泛的討論，人們深刻地認識到了維持“界限”的內(nèi)在困境。

四、“生命”創(chuàng)造與形式革命

今日之科幻就是明日之可能的現(xiàn)實。在當下，面對“創(chuàng)造”與“生命”這樣的根本性問題，許多科研實踐已經(jīng)處于人類必須嚴格加以審視和判斷的新階段。如果人造智能體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高度集成的、可變的集合體，“假如這臺機器既可以自組織，又同時是跨性別者，那么舊的人類有機身體就需要被安置到別處了?！夹g調(diào)節(jié)的參照點既不是有機/無機的、雄性/異性的，也不是白人的”（《后》：142），這究竟意味著什么？當人造智能體可以廣泛地通過“人”之準入測試（如圖靈測試）之后，“人和機器就是兩個不同面孔的兄弟”（《我》：66）了嗎？原有的“人”之標準與邊界失效了，新的標準又如何可能？

伴隨著控制論、信息論的理論浪潮以及人造智能體技術的發(fā)展，人們開始意識到人類主體的界線是可變的，可滲透的。一方面，如助聽器之于聾啞人、聲音合成器之于語言障礙者，心臟起搏器、人造肌體等之于患者，無機物和有機體可以結(jié)合在同一“系統(tǒng)”之中，而“人”甚至可以是用連字符加以拼接的復合生物，如“人類—機器”（詳見《我》：111-112，152-154）：“人類有機體是個中間存在，被插入到并和各種可能性來源和力量聯(lián)系起來?！保ā逗蟆罚?06）那么，是否可能給此種復合體劃定一個標準，即有機體與無機物融合到何種程度上便不再是“人”了？與之相伴的問題還包括，這是一條終將放棄人類自由意志與能動性的退化道路嗎？與此同時，隨著計算機的計算處理速度、內(nèi)存等出現(xiàn)指數(shù)級增長、成本相對地巨大下降、包含海量數(shù)據(jù)的互聯(lián)網(wǎng)蓬勃發(fā)展，人造智能體顯現(xiàn)出超越于人類智能的可能性。誠然，“莫拉維克悖論”（Moravec’s paradox）指出，對機器人與人類的而言，某些行動的難易程度正好相反：在進化歷程中，在很長時期里人類都并不擅長算術運算，但對機器而言，計算能力的發(fā)展易于推理能力，也比感知和行動能力更容易[33]——如瑪爾卡對堯德的教導和性啟蒙、希娜讓堯德欣賞名詩《一朵紅紅的玫瑰》（“A Red，Red Rose”）并觸摸玫瑰花（被刺）（see He: 87-90），都是在創(chuàng)造的后期階段培養(yǎng)其感知力——因此人類似乎不必對智能體強大的運算能力過于恐懼，這并不是其是否近似或超越人類的衡量標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智能體通過“深度學習”發(fā)展出直覺力并按此行動，能夠無需人類專家一點點地編撰和供給知識或告知如何解決問題時（《人》：27，30-31），它開始超過人類的理解能力，人無法明了其內(nèi)部工作方式，技術對人而言變得封閉了。如瑪爾卡對堯德所說，他展示出了她和艾維拉姆從未預見到的、產(chǎn)生新行為的能力（see He: 387），這是否意味著人類打開了造物之門，人造智能體成為了一種“非人的生命形式”？這是一種瑪麗·雪萊譴責的、人類向“造物主”的僭越了嗎？

對此，控制論第二次浪潮中的重要人物，智利生物學家馬圖拉納（Humberto Maturana）表示肯定。馬圖拉納和合作者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提出的“自創(chuàng)生系統(tǒng)”理論（autopoiesis）認為生命系統(tǒng)以自我生產(chǎn)為目標，生命系統(tǒng)就是在不斷地生產(chǎn)其自身的系統(tǒng)，它是環(huán)形、循環(huán)、自指的；他表示，其理論絕不阻止人造的機器變成自創(chuàng)生的系統(tǒng)。馬圖拉納批判了一種界定生命的方式，即生命形式不能或不該由人來制造：“擔心如果生命系統(tǒng)不僅可以被復制，甚至可以由人來設計，那么對任何生命的敬畏就會消失。這完全是扯淡?！保ㄞD(zhuǎn)引自《我》：185-186）也許如眾多科幻小說所展示，到某個時刻，人造體確實擁有了高超的智能，甚至“生命”。在支持智能體作為平等生命形式的學說中，智能體如果能夠進行自主的道德判斷并依此行事，他就是道德行動者（moral agent）（see Posthumanism: 112）。在《他，她和它》中，與堯德互為鏡像的“魔像”約瑟夫在執(zhí)行任務時殺死了無辜的人，他一直祈禱被原諒、被接受，祈禱能獲得關愛；而堯德雖然在某些事件中顯得機械，但他不僅產(chǎn)生了熱烈的愛情，還最終發(fā)起并完成了最高程度的道德判斷和行動：自殺與殺（主）人——難道堯德的高度智能和強烈情感還會被視為“非生命”而不被認可嗎？

《他，她和它》描寫了三條主線情節(jié)：希娜離開惡托邦Y-S前往提克瓦，和堯德重返Y-S的奪子旅程，堯德、希娜和瑪爾卡等的意識接入“賽博空間”（cyberspace，網(wǎng)絡世界）后的戰(zhàn)斗。在后兩段情節(jié)中，堯德既在人類社會中展現(xiàn)出超凡的體能，還指導希娜等人適應賽博空間，顯示出其在網(wǎng)絡世界中擁有人類無法望其項背的巨大優(yōu)勢。因此，智能體一旦廣泛介入了人類的工業(yè)生產(chǎn)、商業(yè)活動、日常生活、軍事行動等諸領域，其發(fā)展既是對人類能力邊界的新一輪巨大拓展，卻又淘汰了人類的眾多技術、智力型工種，并可能編織出監(jiān)控的“天網(wǎng)”，使曾自視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的人類感到自身變得如同一種粗劣的簡單生物。如此一來，人造智能體王國不斷擴張，似乎成為了“存在巨鏈”上橫亙在人與上帝之間的下一個明星。令人吃驚卻毫無疑問的是，人造智能體還可能創(chuàng)造自身，產(chǎn)生自己的時間線與歷史：代際的過去與未來。機器可能不再代表僵化，而是引領了一場由電力驅(qū)動的現(xiàn)代“寒武紀生命大爆發(fā)”（詳見《人》：47）[34]?？ㄆ仗m指出，“生命”在今天專指（有機）生物，但在未來則需擴展到特定的電子和機械實體（人工智能體）上；人和這些實體之間并不是人與車（非生命）的關系，而更接近于人和馬（生命）之間的關系（詳見《人》：195）。

（堯德）：“ 它們（小貓）害怕我。”

（希娜）：“你是個大塊頭，它們不認識你，聞不出你的味道。”

（堯德）：“我不是哺乳動物。你有生物紐帶，而我沒有。……你是家族成員，我不是。”

（希娜）：“這讓你很困擾?！?/span>

（堯德）：“這讓我感覺到疏遠。你屬于大地，而我不屬于它?！?/span>

（希娜）：“別瞎想。你和我一樣是大地的一部分。我們是由一樣的分子、一樣的化合物和一樣的元素構(gòu)成的?！保℉e: 185）

人造智能體侵入并混淆了人類所謂“人”的界限，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與設計“人”與“生命”的未來方案。對秉承物種平等理念（包括動物、植物等）的后人類狀況研究者而言，其基本的工作便是對“生命”定義的更新（see Posthumanism: 4），而對所謂“機器”作為生命形式的認定，也應是題中之義。布拉依多蒂認為，后人類“變成了一個被擴展的關系型自我。后人類的關系能力并不局限我們?nèi)祟悾前ㄋ蟹菙M人化的元素”（《后》：86）。但問題在于，在此前漫長的工業(yè)革命時期中，諸多觀念也曾變化，各類習俗也曾變遷，許多工種也曾被淘汰，社會結(jié)構(gòu)也曾改變，但無人會認為如火車等的智能已經(jīng)對人類種群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脅，而人造智能體的出現(xiàn)，則或許意味著對人類社會的結(jié)構(gòu)性改變、對“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沖擊，以及人類在這一星球上建立起的他我等級秩序的一夕劇變，使人擔心“人類世”的終結(jié)——眾多讀者從人工智能科幻故事中讀出的便是恐怖和滅亡。

五、“人工智能”還是“智能增強”？

與對新生命形式的高度接納或絕對排斥態(tài)度不同，人類的另一思路則仍然對“人”本身給予了最大的關注，即以各種方式對人類進行“增強”。相對人們早已耳熟能詳AI（人工智能），IA（智能增強）的概念較為陌生，后者的基本指向是對人類自身能力的加強。如果說AI追求的是創(chuàng)造一個全新之物整體性地模仿/代替人類（工作），IA則強調(diào)利用計算機或生物技術擴展、加強人類的能力，重在對人類進行身心改造，尋求人機交互共生。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研發(fā)界或人文學術界，AI與IA都有著長期的論爭，兩者之間的分歧一直延續(xù)到當下。在研發(fā)界，從“人工智能”概念提出者麥卡錫到谷歌機器人帝國最初的構(gòu)架師魯賓（Andy Rubin），從鼠標發(fā)明者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到蘋果Siri的主要設計者格魯伯（Tom Gruber）等，形成了兩種有競爭性的設計路徑（詳見《人》：前言XI，163-165）。在學術界，關于IA（或稱“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的主要爭議在于認為其指向了對傳統(tǒng)人文主義的強化（an intensification of humanism）[35]，是通過技術對人類現(xiàn)有特質(zhì)的加強而已，而這種智能和肌體改善是否會帶來人類的道德進步也值得懷疑（see Posthumanism: 6-7）；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往往將之歸為流行文化對后人類境況的基本態(tài)度，并與學術界相對照，用拜德明頓的話來說，這是好萊塢與巴黎的不同[36]。實際上，AI和IA都是人類借以自我理解的鏡像，激發(fā)人類對自身進行深入思考；而文學作品也以預言和寓言的形式，考察了這兩種潮流走向。

一般來說，AI在文學傳統(tǒng)中更為主流?？苹眯≌f通常展示的是廣闊的AI式前景，卻又似乎潛在地認為AI如果受人控制，將成為奴隸般的次級生命，而不可能是人類的朋友或伙伴，如迪克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1968，改編為電影即著名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1982）便是典型的例子。出于這種憂患之情，AI在眾多科幻小說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在《他，她和它》中，人類塑造著AI的自我意識：瑪爾卡給堯德講述“智者創(chuàng)造魔像”的故事，這與她創(chuàng)造堯德的事件本身完全平行，無疑形成了一種自我指涉與揭穿，使堯德理解了自身的被創(chuàng)造，獲得了作者認為被壓迫者（如女性、人造人）應有的內(nèi)在獨立。但在堯德身處的現(xiàn)實人類社會中，即使在反抗資本主義、維護社區(qū)安全，即最具正當性的提克瓦保衛(wèi)戰(zhàn)中，堯德扮演的角色也始終是被艾維拉姆驅(qū)使的奴隸。“Yod”之名是希伯來文中“第十號”的意思——“十人”則是正式禮拜儀式所需的人數(shù)[37]，然而在踐行自由、民主的精英城邦提克瓦，當堯德想以他自視的“猶太人”身份加入到禮拜儀式、擺脫與艾維拉姆的主奴關系時，也引發(fā)了巨大的非議，盡管有瑪爾卡這樣德高望重者的支持，堯德也未能獲得公民資格，并被主人作為犧牲品送給了Y-S。提克瓦管理委員會的討論（以及約瑟夫故事中關于其身份和命運的爭論）蘊含了復雜的哲學、道德、法律問題，人們的意見分歧巨大?？梢栽O想，如應希娜的要求行事的堯德，在行動中自主決策并殺死了阻撓他完成任務的喬希，這一行動的責任應由誰承擔？人工智能體可以/應當成為“法律人”嗎？雖然小說給出了悲劇性的結(jié)果，但毫無疑問，在女性、猶太人之外，又一個未被接受的他者被皮爾斯納入視野之內(nèi)，一種新的類人生命模式被引入到關于“人”之標準的細致探討中來。如果賦權不可避免，那么將如何進行？智能體與傳統(tǒng)的有機體人類或賽博格究竟是何種關系？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又如何？[38]

另一方面，雖然一些后人類研究者贊成一種新型的公民權，以及對新生命形式的政治賦權，但許多人擔憂的是如果人與智能體并非主奴關系，智能體的能力又超過了人類極限，它不會成為忠誠的伙伴，而可能成為人類的對手、敵人，甚至毀滅者。一種近在眼前、已經(jīng)開始發(fā)生的情況便是，智能體代表其所有者賺錢（金融運算、代理投資等），卻可能造成災難[39]；還會形成強大的馬太效應，使少數(shù)人獲得巨大財富、大部分人被拋棄（詳見《人》：90）。莫拉維克預言人工智能體發(fā)展的幾個階段：初期（2000年）—中期（2050年）—長期（2100以后），他雖然對變化持樂觀態(tài)度，卻也指出在對智能體缺乏管制的放任式發(fā)展中，人類將可能遭遇南美有袋動物遇到北美胎盤哺乳動物后同樣的命運；人可能退出工作領域，被機器豢養(yǎng)。[40]因此，盡管《他，她和它》中的AI故事帶有一種浪漫的感傷情調(diào)，但創(chuàng)造智能體仍然顯得像是一種錯誤，小說最終的結(jié)局是希娜雖然深愛堯德，且有極佳的機會將其復活，卻選擇了放棄智能人。

在小說中，馬提斯之外的地表殘留的輻射和化學污染使人們不敢在安全范圍之外活動，人類的生育能力已經(jīng)喪失殆盡，如希娜一樣自然地生下健康嬰孩者既被認為是值得頌揚的，又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原始”（see He: 116），因此當代研究者戈曼（Elissa Gurman）在論證小說的保守性時指出，皮爾斯強調(diào)和頌揚了傳統(tǒng)的女性生育之力、人創(chuàng)造生命的能力；希娜選擇了放棄復制堯德，代表的是生育（reproduction）勝過了復制（replication）[41]。確實，希娜將傳統(tǒng)的“人”之特性賦予了堯德，即他應該是一個獨一無二、不可也不應被復制的生命體，但戈曼顯然忽視了小說在其他方面的考量。首先，在現(xiàn)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倫理之下，人工智能體既無自主權，也無世俗權利，他將心懷怨憤地充當其創(chuàng)造者的奴隸。堯德炸死艾維拉姆的行為便全然違背了阿西莫夫的機器人倫理，而呼應了從《弗蘭肯斯坦》到《莫洛博士島》所開創(chuàng)的創(chuàng)造者與被創(chuàng)造者共同毀滅的故事。

“弗蘭肯斯坦是誰？”堯德問道。

“他制造了一個怪物”，加迪說：“就像我父親一樣?！?/span>

“一個怪物？”

……

“一點都不像”，希娜堅定地說：“加迪是在激怒你，堯德。別在意?！?/span>

……

“我（堯德）看了《弗蘭肯斯坦》……那個怪物試著和人類交往，他嘗試和人一起生活，但他十分暴力——我也是這樣。他只會帶來仇恨和傷害?！保℉e: 148-150）

在AI與IA的不同道路中，對人造人堯德的放棄和對智能增強人尼妮（Nili）的贊美、對網(wǎng)絡世界的大膽想象和細膩描繪，顯示出了作者對IA模式的偏好。研究者海耶斯（Katherine Hayles）在研討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42]時指出了AI的特性：“人工智能的目標是要在機器內(nèi)部建立可以與人類（智能）相提并論的（機器）智能。人類是衡量標準”（《我》：321）。而IA形式則暗示了一種新形態(tài)，即人類通過模擬人造體形態(tài)的局部改造而得到強化。小說實際上考量的是學界認為體現(xiàn)了流行文化保守性的問題（see Posthumanism: 6）：在強大的人造智能體面前，人類何以自處？人能否借鑒人造體以保持自身的生存競爭力？在皮爾斯筆下，經(jīng)過全面身體增強改造的尼妮受到了肯定?，敔柨ū硎荆皥虻率莻€錯誤，你（尼妮）才代表正途。半人半機器要好過制造奴隸式的機器人。”（He: 412）瑪爾卡處于肌體衰老的生命晚期，她將強化模式視為未來的理想模式，強化人社區(qū)便成為了她的朝圣之所。

更進一步，皮爾斯還發(fā)揚了《神經(jīng)漫游者》（Neuromancer，1984）的賽博朋克設計，觸發(fā)了身心二元論、“缸中之腦”（Brain in a vat）難題。[43]《他，她和它》設計了一種全接入的賽博空間：世界范圍的連通網(wǎng)絡（Network）、局域網(wǎng)（Base）等，人腦通過儀器設備接入電腦網(wǎng)絡。在地球自然面貌幾乎被毀的情況下，人們樂于在網(wǎng)絡中穿梭游蕩，在頭腦中感受已經(jīng)不能再親身體驗的景色和事物。小說沿襲了《神經(jīng)漫游者》的模式，將網(wǎng)絡世界中的數(shù)據(jù)呈現(xiàn)為具象化的物體及地理面貌——數(shù)據(jù)景觀（datascape）被人文化了，人類主體卻又計算機化，兩者結(jié)成了共生的聯(lián)合；在此背景下，人類的敘事得以展開（《我》：51）。這種全接入的世界是“信息”與物質(zhì)世界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人可能在其中生存、被困或死亡（如瑪爾卡差點遭受的腦損傷）。它使人類社會與網(wǎng)絡世界逐漸合一，實驗性地考察人類脫離肉身束縛后的無窮可能性。而這樣深度的人機交互，只有在當代電腦技術不斷革新、海量信息網(wǎng)絡與全球化相伴、賽博朋克文化逐漸成型后，其探索才可能真正展開。

那么，在AI與IA的未來可能性究竟指向何處？筆者認為，如果說人類是造物主的產(chǎn)物，人造智能體AI是人類的產(chǎn)物，人類也許認為自身是一種造物主的投影、完美理念模型的“缺失”，一種不完滿的存在，而人造之物成為了人類追求“完美之人”——“神”的恒久沖動的宣泄造物[44]，它將始終追求對“不完滿”的彌補?，F(xiàn)實也的確如此，在過去及當下的AI設想中，無論是在智能和體能上，人工智能都蘊含了人類如“更快、更強、更美……”的無盡追求。而理想的IA增強像是對傳統(tǒng)之“人”的有限升級，但也將帶來更豐富的人類體驗、人類主體性的擴展和延伸，如IA所設想的基因改造、從人腦中提取記憶載入電腦、人體“零件”的持續(xù)更換等，也同樣呼應了人類擺脫肉身局限——對永恒的渴望。兩者的共通之處在于，都可能導向主體汪洋無際的擴張，并進入一種真正的無限性狀態(tài)。它似乎預示著一種前景：不再以一種明確的從“生”到“死”、有限線段式的方式看待生命及其價值。當有限性消亡，生命形式失去了“死亡”這一最重要的參考坐標，這將是真正的機遇還是西比爾（Sibyl）的永生困境、浮士德的不可滿足？《他，她和它》拋棄了堯德模式的重負，盡管“復制”手段使生命看起來如此輕盈；在阿西莫夫的著名短篇《兩百歲之人》（“The Bicentennial Man”，1976）中，主人公選擇了從可無限延續(xù)的機械身體改造退回到有始有終的有限生命，這不正是對無限性前景最深刻的憂慮？[45]

在當下的現(xiàn)實中，如提出“歷史的終結(jié)”的福山曾對以基因工程為代表的生物技術革命表示了深切的擔憂，其關于藥物、遺傳、壽命、尊嚴和技術管制等的探討與建議不可謂不中肯，[46]但作為一名政治學家，他畢竟未能預見人工智能在當今的高速發(fā)展?；蛟S，相比AI的無限可能，比起以新的智能體超越、取代人類，一種隨技術增強而變化的人類自身，是一種更易接受的范式。當然，它不是僅僅基于一種無條件、無限制的平權理念，而是多少具有狂歡化色彩的后人類模型——如果“后人類”發(fā)展成為了一種自助餐式的自主選擇，人們總要坐下來吃點什么，而不是就此離席而去。

《他，她和它》中展示了如下的世界畫面：被毀滅的自然世界、全接入的網(wǎng)絡、近乎消失的民族國家、強大的資本、森嚴的階層、分裂的區(qū)域。小說中的四個現(xiàn)實世界，馬提斯代表著忽視生態(tài)環(huán)境、機械刻板的現(xiàn)代社會，是典型的惡世界；自由邦如提克瓦是小說情節(jié)的主要發(fā)生地，它保持著較高的經(jīng)濟水平，擁有相對的獨立性，但最終也無法獨善其身；寄居于骯臟混亂的格落浦的居民早已無種族之分，卻不得不穿戴罩衫防止幫派侵擾；神秘的隱匿社區(qū)則僅僅出現(xiàn)在人物的只言片語之中。這四個世界雖然被并置，也不乏現(xiàn)實影射意味，[47]但卻似乎處于前后相繼的歷史軌道之中，透露出了作者的理念：馬提斯和格落浦代表著冷峻的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提克瓦這樣的小國寡民、自給自足的自治區(qū)，其形態(tài)一如古希臘城邦，象征了逝去的古典理想國，其運轉(zhuǎn)依賴于公共政治生活的充分發(fā)展和公民的高素質(zhì)。它創(chuàng)造了某些奇跡：馬提斯也難以制造和攻破的局域網(wǎng)、超級人造智能體，但在馬提斯的虎視眈眈之下，其前景卻岌岌可危。因此，無論格落浦與提克瓦的聯(lián)盟是否成功，猶太女性的隱匿社區(qū)看起來才是未來之光。雖然作者并未試圖解釋這樣的社區(qū)何以擁有Y-S和提克瓦都未掌握的IA技術，但它成為瑪爾卡的歸宿地卻是一種象征：作者與其化身都在尋找新的資源：前途不在提克瓦代表的過去，而在于另一種未來。

可以看到，在當代的“后人類”境況中，傳統(tǒng)人文主義衰落，“對于生活在第三個千年的人類來說，我們事實上居住在以技術中介和全球運行的自然-文化連續(xù)統(tǒng)一體內(nèi)”（《后》：119）。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某些科幻類型降低了對科技展示、科學預言及故事性的追求，而轉(zhuǎn)變?yōu)樘剿魅伺c科技、社會、其它生命等的關系的思索型文本。在這樣的潮流中，女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頗具特色。與諸多科幻作品的悲觀氛圍與批判立場不同，其體現(xiàn)出一種自我言說的積極追求。不難發(fā)現(xiàn)，“當那些被種族化/性化/殖民化的言說者‘有生以來第一次’開始，亦即宣稱具有原創(chuàng)權威去代表他們自己”（《猿》：239）時，難免希求以此為契機爭取平等權利。她們在借助科幻形式進行著自我探索，因此很少是完全指向解構(gòu)的。在此背景下，《他，她和它》便具有一種代表性——小說跨越了許多維度，在女性主體、賽博格和人工智能、猶太傳統(tǒng)、階級分化相融合的廣闊視野中，作品提示出了一種后人類境況的可能性，一種不同的性別、年齡、階層、種族甚至生命形態(tài)可能再次被拉平到同一維度（“人”）上的境況。它也充分體現(xiàn)了“科幻小說中那些各式各樣的烏托邦與惡托邦場景，其目標是對道德、價值和禁忌之間的‘協(xié)商’進行監(jiān)督，他們促進了人們對文化變遷的接受……科幻是對各種癥候的形象化，這些癥候代表的是對被壓抑的、多元的后人類可能性的欲求和擔憂?！盵48]“后人類”世界正是藉由這樣的想象而朝向未來世界的——一個機遇巨大又危機四伏的未來世界。在將來，“賽博格不會認得伊甸園：他不是泥土做的，不能夢想回歸塵土?！保ā对场罚?47）而這一切，都已從遙不可及走向了仿佛觸手可及，這也形成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科幻文學的新語境和新潮流，展現(xiàn)并引發(fā)出了與以往非常不同的關切。而對于這樣的文化與社會前景，“時已遲矣，善惡抉擇之機已經(jīng)迫在眉睫了?！盵49]

 

注釋及參考文獻

[1] See Pramod K. Nayar, Posthuma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p.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詞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2] 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31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字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3] 羅西·布拉依多蒂《后人類》，宋根成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導論第2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字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4] See Krishan Kumar, Utopqiang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7, p.415.

[5] 詳見唐娜·哈拉維《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fā)明自然》，張君玫譯，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80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字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6] “賽博格”即“?？氐挠袡C體”（cybernetic organism）的縮寫，最早在1960年由醫(yī)學研究人員提出。他們希望對人類進行強化，即預見了一種半人半機械、能在極端環(huán)境下生存的新型生物。詳見約翰·馬爾科夫《與機器人共舞》，郭雪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9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字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而據(jù)研究者哈拉維的經(jīng)典定義，賽博格是一種有機體和無機物（機器）結(jié)合的混合造物，一種跨界的混雜，且哈拉維更強調(diào)其代表了一種工效學意義上可控制的、以保證再生產(chǎn)的體系，即由指揮-控制-溝通-智慧形成的“C3I編碼”體系（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See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p.1, p.150. “賽博格”一詞自20世紀晚期以來廣為流傳，成為“后人類”論題中的核心詞匯之一。

[7] See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p.149-150.

[8] See Keith Frankish and William M. Ramsey ed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8.

[9] 在當代學界的探討中，與“后人類”密切相關的術語主要有“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批判的后人類主義”（critical posthumanism）等等。諸多論者對這些術語的闡釋與生發(fā)都承續(xù)了后現(xiàn)代主義等的理論資源，如?？碌摹对~與物》中“人及其復本”部分對“人類”建構(gòu)史的梳理、德里達的《動物故我在》中去人類中心化的動物生命、倫理理論等。此外，經(jīng)典哲學論題中關于身心二元關系、“永生”與無限性等的命題也不失為視角聚焦點。這些討論無疑影響了本文關于科幻小說的思考，但本文的主旨不在于嘗試厘清立場多元、意蘊繁雜的概念本身——如哈拉維此后便揚棄了“賽博格”這一論述后人類的核心概念，轉(zhuǎn)而使用“同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來重構(gòu)其理論基點——本文主要是對一種寬泛意義上的“后人類”狀況加以注意，即如英國學者拜德明頓（Neil Badmington）所言，認識到傳統(tǒng)人文主義危機四伏，人類的支配性統(tǒng)治正被文學、政治、電影、人類學、女性主義及技術等所全面質(zhì)疑。See Neil Badmington, “Introduction: Approaching Posthumanism”, in 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Reader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9.

[10] 詳見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丁素萍，李靖民，李靜瀅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4頁，第13頁，第71頁。

[11] Stefan Herbrechter, Posthum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Bloomsbury, 2013, p.130.

[12] Judith A. Little, ed.,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Fiction: Utopias and Dystopia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7, pp. 26-27.

[13] See Neil Badmington, “Posthumanist (Com)Promises: Diffracting Donna Haraway’s Cyborg Through Marge Piercy’s Body of Glass”, in 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Reader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86; M. Keith.Booker, Dystopian Literature: A Theory and Research Guide,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4, p. 221.

[14] Tom Moylan, 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267.

[15] Tom Moylan, 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 p.266.

[16] 露西·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窺鏡》，屈雅君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9頁。

[17] 露西·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窺鏡》，第19頁。

[18] 小說原文中“grandmother”一詞并不區(qū)分“祖母”或“外祖母”，考慮到作者對女性世系的追求，此處譯為“祖母”。

[19] Marge Piercy, He, She and It,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1, pp.193-19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詞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20] “賽博朋克”：（cyberpunk，cybernetics與punk的結(jié)合詞）20世紀80年代之后流行的一種科幻小說類型，主要以信息技術、網(wǎng)絡空間、人工智能等為題材，探索高科技社會中（邊緣）人群的生存與反抗，代表作如吉布森的《神經(jīng)漫游者》等。

[21] Bonnie Lyons, “An Interview with Marge Pierc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8.3（2007）, p.327.

[22] See Bonnie Lyons, “An Interview with Marge Piercy”, p.343.

[23] 詳見歐翔英《西方當代女權主義烏托邦小說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6頁，第42-43頁。

[24] 于爾根·哈貝馬斯《現(xiàn)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wèi)東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342頁。

[25] 詳見唐娜·哈拉維《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fā)明自然》，第279頁，第275頁。哈拉維不贊成追求絕對多元和差異的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經(jīng)驗”不是一種“透過對每個她自身無盡差異的心理學式的自由派訴求”，否則便會造成政治上的無從挑戰(zhàn)和失能。她認為，女性作為群體的經(jīng)驗才是真正有效的，性別經(jīng)驗需要合作性運作才能建立起來。同時，哈拉維也反對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主張，她認為取消（disqualify）“性”這一類分析范疇會破壞女性身為主體的概念，傷害女性的能動力。詳見唐娜·哈拉維《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fā)明自然》，第181-182頁，第219-220頁。當然，性別流動乃至消解“性化”（sexualized）觀念也不乏其例，如勒奎恩的名作《黑暗的左手》中的格森星人就是中性的，每兩月有數(shù)天的性活躍期，期間會隨機成為男性或女性，這也成為后性別時代研討的焦點對象。

[26] 詳見于爾根·哈貝馬斯《現(xiàn)代性的哲學話語》，第346-347頁。

[27] See Neil Badmington, “Posthumanist (Com)Promises: Diffracting Donna Haraway’s Cyborg Through Marge Piercy’s Body of Glass”, in 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Reader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96.

[28] 杰瑞·卡普蘭《人工智能時代》，李盼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XXII頁。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首詞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

[29] 魔像的傳說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猶太教早期。在《摩西五經(jīng)》里，魔像是上帝眼中未完成的人類，后來又代表著由泥土等物質(zhì)做成的人形生物。猶太長老賦予魔像以生命，使其成為活的、順從的生物。詳見約翰·馬爾科夫《與機器人共舞》，第207-208頁。許多猶太研究者都曾借助該傳說來闡釋其對人與人造生命關系的理解，如維納的《上帝與魔像》（God & Golem, Inc.，1964）等。

[30] 詳見漢斯·莫拉維克《機器人》，馬小軍，時培濤譯，上?？茖W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73-74頁。

[31] N.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陳步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52頁。

[32] Neil Badmington, Alien Chic: Posthumanism and the Other Within, London: Routledge, 2004, p.137. 該書主要以20世紀后半葉文學、影視作品中的外星生命及相關文化現(xiàn)象為研討對象，但作者同樣借此探討一種非人文主義之“人”的生命形態(tài)，故此處未采用具象化的“外星人”一詞，而試以較抽象的“他者”譯之。

[33] 漢斯·莫拉維克《機器人》，馬小軍，第22-23頁。

[34] 寒武紀生命大爆發(fā)（Cambrian Explosion）：在約5.4億年前的寒武紀時代，絕大多數(shù)無脊椎動物集中在其中2000多萬年這樣的相對短時間內(nèi)出現(xiàn)，被稱為寒武紀生命大爆發(fā)現(xiàn)象。

[35] Cary Wolfe, “Introduction”, in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xv.

[36] See Neil Badmington, “Introduction: Approaching Posthumanism”, in 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Readers in Cultural Criticism, pp.8-9.

[37] See Elissa Gurman, “‘The holy and the powerful light that shines through history’: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in Marge Piercy’s He, She and It”, i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38.3（2011）, p.469.

[38] 目前關于人工智能的法律設想，多基于阿西莫夫的機器人倫理守則。第零原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整體，或因不作為使人類整體受到傷害。第一條：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第二條：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第三條：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一部分當代計算倫理學的設計者努力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創(chuàng)造人造“道德行為體”，至今仍難以達成共識；而另一些人則嘗試“自下而上”的策略，通過向機器展示足夠多的案例來獲得答案，即通過把道德問題和以由已知案例組成的目錄在相似前提下相關聯(lián)來解決問題。兩種方案均在起步階段。詳見杰瑞·卡普蘭《人工智能時代》，第81頁。2016年，英國標準協(xié)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發(fā)布了《機器人與機器系統(tǒng)的倫理設計與應用指南》（BS 8611-2016 “Robotsand robotic devices. Guide to the ethic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obots and robotic systems”），主要是為與機器和智能體相關的潛在倫理問題等提供參考。其開篇與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原則相似，代表了對機器智能體行為是否可靠的高度關注。See Leroy Spence, “Guidelines for Ethical Robot Design”, http://www.eurekamagazine.co.uk/design-engineering-blogs/guest-blog-guidelines-for-ethical-robot-design/147640/[2018-01-06]

[39] 如，2010年5月6日下午，道瓊斯工業(yè)平均指數(shù)相比開盤時莫名其妙地暴跌了1000多點（幾乎主要發(fā)生在幾分鐘內(nèi)），超過1萬億美元的資產(chǎn)蒸發(fā)，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經(jīng)調(diào)查，真正的“肇事者”正是合法的高頻交易，即一些代表各自所有者買賣股票的計算機程序在相互競爭中失控：在安全警報后瞬間發(fā)生了電子銀行擠兌，計算機依據(jù)專有算法進行瘋狂交易，系統(tǒng)報告落后了，錯誤信息加劇了連環(huán)相撞，產(chǎn)生了災難性后果。詳見杰瑞·卡普蘭《人工智能時代》，第60-61頁。

[40] 漢斯·莫拉維克《機器人》，馬小軍，時培濤譯，第134頁。

[41] See Elissa Gurman, “‘The holy and the powerful light that shines through history’: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in Marge Piercy’s He, She and It”, pp.465-466.

[42] 人工生命研究主要關注：任何可存活的生命形態(tài)；人工合成生命、新生命形態(tài)模擬、生命的基本進程等。目前主流的三種人工生命研究方向包括：硬件（hard）模式主要制造能夠自主行動的實體硬件，如機器人等；濕件（wet）模式借助生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等創(chuàng)造的新材料和方法，在試管中培育新生命體；軟件（soft）模式則主要是由計算機模擬或其它純數(shù)字（digital）形式展開的生命行為建構(gòu)。AI與人工生命的交集主要體現(xiàn)在硬件模式即機器人開發(fā)上，同時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方面亦與軟件模式有聯(lián)系。See Keith Frankish and William M. Ramsey ed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296-299, pp.303-304.還可參考海耶斯對此的專章論述：《人工生命的敘事》，其中特別強調(diào)，不應將信息處理能力奉為圭臬、不應拋棄具身。詳見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98-331頁。

[43] “缸中之腦”：這一假想本身頗有歷史淵源，在20世紀80年代由學者普特南（Hilary Putnam）具體提出。如果一個瘋狂的科學家將人腦從其身體中取出并放入裝有生命維持液的缸中，讓它與一臺電腦相聯(lián)，使之產(chǎn)生正常的圖像與感覺等，那么此“人”就會自認為處于真實而正常的生活狀態(tài)中，那么人如何可能分辨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真實的，而非僅僅由一臺電腦所刺激而成？ 如著名科幻系列電影《黑客帝國》（The Matrix，1999-2003）等展示的便是此類場景。

[44] 制造強力之物的“科學狂人”（mad scientists）并不僅僅代表激進的極少數(shù)，他彰顯了人類愿望的一端。有研究者指出歐美技術觀念中蘊含著基督教傳統(tǒng)，包括“上帝形象”及依靠技術建立人間天國的愿望等，如Fryderyk Kwiatkowski, “‘Let Us Make ROBOT in Our Image, According to Our Likeness’. An Examination of Robots in Several Science Fiction Films through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Image of God’”, in Studia Religiologica, 49. 3（2016）, pp. 219-230.事實上，《他，她和它》也關涉到了猶太教歷史，但筆者認為，這些宗教因素并不是形成“完美”沖動的必須條件——這是生命持存的本能中固有之物。

[45] 又如英國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系列第二季第一集的主題是將逝者生前的言論等信息加以綜合，輸入到按逝者身形面貌塑造的人造身體中，代替逝者陪伴親人；第三季第二集的主題是游戲試用者在游戲世界中產(chǎn)生的極真實乃至致死的體驗，第三季第四集中的人類可以傳送意識到云端世界，以自己選擇的面貌年齡等與他人交往；在圣誕節(jié)特別篇（2014）中，人類可以復制、分離出自己的意識“副本”，并利用副本為自身服務。該劇同樣以科幻形式集中探索了此類論題。

[46] 詳見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黃立志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67頁。

[47] 有論者即認為這種設計蘊含了種族暗示，包括猶太人、日本人、拉丁人、非裔美國人等。See Elyce Rae Helfor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Community: Race, Ethnicity, and Class Privilege in Novels by Piercy, Gomez, and Misha”, in Utopian Studies, 12.2（2001）, pp.128-131.

[48] Stefan Herbrechter, Posthum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p.118.

[49] N.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和社會》，第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