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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中國科幻作家王晉康出版了長篇力作《宇宙晶卵》，自此，其“活著”三部曲宣告完結。從 2013 年的《逃出母宇宙》到 2016 年的《天父地母》，再到新近出版的《宇宙晶卵》，在整整 6 年時間里，王晉康用恢宏的想象力繪制了一幅末日景象。在連續不斷且令人窒息的災變中，他迫使我們去做出關于生存的抉擇。不同于劉慈欣《三體》中冷酷的“黑暗森林”法則，王晉康在處理末日體驗時，顯得更加溫情，然而這種溫情卻使作者的思想以及作品情節產生了一定的裂隙。

一、“核心科幻”與王晉康的歷史意識

在科幻這一文類中，“硬科幻”“軟科幻”的這一對概念評價王晉康的作品時，往往會產生相互對立的結論。如徐彥利認為，“與那些注重情節跌宕起伏的‘軟科幻’相比，王晉康科幻響當當的‘硬度’是有目共睹的。”[1] 但在《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一文中，宋明煒卻將王晉康《轉生的巨人》這一篇“關于中國難以自控的發展欲望的怪誕寓言”[2] 視為中國科幻“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此外，江曉原也認為王晉康在《逃出母宇宙》之前的作品是比較“軟”的，“王晉康的《逃出母宇宙》，我看也頗有這種‘突破’的意向，所以他不再將他擅長的倫理關懷作為重點，反而下功夫來表現‘硬科幻’——他以往的作品相對是比較‘軟’的，最典型的是《蟻生》”[3]。截然相反的歸類一方面表明了“軟科幻”“硬科幻”這一對概念的局限，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王晉康作品的豐富性以及言說王晉康的困難。

顯然，王晉康的作品具有深厚的歷史意識。作者在《天火》中對“文革”的反思和對“真理”的追求以及《蟻生》中對“烏托邦”理想的思索，都折射著 20 世紀的歷史事件。在這些作品中，“過去”直接作為背景出現，歷史的創傷推動著王晉康的科幻想象，而對歷史的反思也使王晉康的作品看起來似乎很“軟”。然而，如果僅從歷史這一角度來解讀王晉康，又難以完全涵蓋《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等其他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歷史事件并不直接作為小說的情節要素，而以其他的樣貌閃爍其中。這些難以辨別“軟”“硬”的作品提醒我們，在理解王晉康的科幻時，我們或許需要引入新的理論范式，同時也需要進一步深入王晉康的創作脈絡中并對其作品進行具體的考察和分析。

2011 年，一直自謙“憑直覺寫作”的王晉康提出了“核心科幻”的概念。他對“核心科幻”的定義大概有如下幾點：宏大、深邃的科學體系；作品浸泡在科學精神與科學理性之中；充分運用科幻獨有的手法，激起讀者對科學的尊崇與向往[4]。與“軟”“硬”科幻劃分的二元對立相比，王晉康提出的以“核心科幻”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是一個類似“差序格局”的，更為包容開放也更契合科幻文類本身發展的范式。在“核心科幻”的范式下，王晉康的創作才能被更加準確地認識和評價。

毫無疑問，描寫宇宙災難以及人類逃亡的“活著”三部曲具備“超硬的科幻內核”。宇宙暴縮、光速飛船、億馬赫飛船、三階真空、四維空間……人類在末日面前，一次次地創造著科技的奇跡，將幻想中的技術變為現實。目不暇接的科幻構思在末日災變的壓迫性氛圍中轟炸著讀者的眼球，同時也不斷刷新著讀者對于科學、宇宙的認知。然而，若僅僅只用這些“硬核”的科幻構思建構起作品，那么王晉康的三部曲或許僅跟美國科幻“黃金時代”某些粗糙的太空歌劇相似。王晉康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在“超硬的科幻內核”中，包裹著他深刻的歷史意識以及悲憫的人文情懷。在“超硬的科幻內核”所構建的“例外狀態”中，王晉康探討的問題，最終在相當的高度上與主流文學匯合，正如“活著”這個標題是作者為了致敬著名作家余華的代表作《活著》。

余華以 20 世紀中國為背景，描寫了人們在苦難歷史中對“生”的追求。《活著》中人物悲慘的命運，以及由此升華的對“人”“生命”“活著”的沉思，令讀者產生共情，使得這部小說成為當代文學史不可忽視的篇目。如果說余華對“活著”的探討是以“過去”的歷史為參照，那么王晉康的“活著”三部曲則從面向“未來”的角度譜寫了一曲人類為求生存不懈努力的動人篇章。在“活著”三部曲中，推動故事進程的不再是具體的歷史事件，而是科幻構想的災變。接踵而至的宇宙災難迫使人們去思考人類應該如何生存。在求生過程中面對的一系列倫理問題，又使人們不得不沉思人類存在的意義。

現年 73 歲的王晉康曾在訪談時表示，“我是站在過去看未來，劉慈欣、何夕等中年科幻作家是站在現在看未來，年輕科幻作家幾乎是站在未來看未來。”[5]因此，在王晉康的作品中，過去與未來常常發生糾葛，并產生極大的張力，而這種張力正是王晉康的特別之處。

二、文明沖突與“人性”話語的困境

如果說《逃出母宇宙》濃墨重彩的是宇宙末日景象，是比較“技術”的，[6]那么《天父地母》《宇宙晶卵》則更多體現了作者在人文層面的思考。

在《逃出母宇宙》中，人類為了延續文明，在 G 星播撒了由房地產老板褚貴福出資研發的帶有人類 DNA 的“人蛋”。在這部作品中，這是人類應對“宇宙坍縮”的方式之一。到了第二部《天父地母》中，G 星的發展及其與地球人類的糾葛成為故事的主線。

在 G 星利用“冬眠系統”陪伴其“卵生崽子”的褚貴福，成了 G 星的創世始祖“朝丹天耶”在人間的化身“耶耶大神”。記錄了他粗俗言辭的《亞斯白勺書》成為 G 星人頂禮膜拜的“圣書”。然而被 G 星人無數次詮釋的“白勺”只是因為孩子稚拙的書法寫就的“的”字，“圣書”中記載的“朝丹天耶”也只是褚貴福怒罵“操蛋天爺”的粗鄙言辭。宗教的嚴肅性和神圣性就在這一幕幕荒誕的戲劇沖突中消解。或許在某種意義上，王晉康試圖以此影射和諷刺“文革”那段人人背誦語錄的歷史，并用黑色幽默來突出歷史的荒誕性。歷史的“過去”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另一個星球的“未來”之中。

褚貴福為了幫助 G 星文明迅速發展以便躲過宇宙災變，刪除了飛船中人類文明中文化、倫理和宗教等人文科學內容，只留下自然科學知識。作為人類直系后裔的 G 星人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人性”也日益扭曲，自身作為“人類”也漸漸異化。正如韓松所說，“王晉康在《天父地母》中對科學技術予以了高度的贊美，認為它對于文明發展、對于人類走出生死困境，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同時“科學技術必須要有哲學和宗教的思考甚至引領。這是《天父地母》的一大思想脈絡”[7]。可以看到，在《天父地母》中，王晉康又回到了科技與人文倫理相互糾葛的寫作脈絡中，這一脈絡在其“新人類”四部曲中得到過最為突出的呈現。不過，作為王晉康最具野心的“活著”系列中的一部作品，《天父地母》的格局更大。作者不僅在科技與人文的糾葛中推進情節，甚至試圖在思想實驗中嘗試觸碰文明沖突的問題。

褚貴福死后，他的 G 星后代們利用人類科技造出的億馬赫飛船將“耶耶”的遺體送返地球。但由于不可控的二階時空概率關系，G 星人經過一天的蟲洞飛行后，濺落到了十萬年前的大宇宙，正好是褚貴福攜“人蛋”上天后的第一百三十年。無法回到自己星球的 G 星人決定滅絕人類，占領地球。受暴漲孤立波影響的人類毫無招架之力，在一瞬間就被 G 星人擊殺。在追殺幸存者的戰斗結束后，地球人類只剩下了一個女人——褚貴福的曾孫女褚文姬。

褚文姬是作者理想中的“人性”的化身，她代表著人類的愛與美。《宇宙晶卵》中對她的描述是“青春靚麗，極其美貌”以及“美貌優雅，雍容高貴”。在地球上的人類只剩下她一人后，她忍受著巨大的內心痛苦，以教化的方式向 G星人“復仇”。她向G星人傳授人類的歷史文化，以博愛慢慢恢復著 G 星人的“人性”，同時調和著異質文明之間的沖突。然而，當之前飛向宇宙的人類“天”船隊返回地球后，G 星人雖向人類叩首認錯，但卻對人類始終懷有戒心。沖突雖被褚文姬用“人性”調和，但依然存在。

在科幻構思推動的思想實驗中，王晉康似乎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面是返還的地球人類，另一面是人類播撒到外星但被“人性”教化過的人類直系后裔。地球人類心懷血海深仇，G 星人則始終存有戒心。兩種“人類”在地球相遇，兩種文明的碰撞在這里制造了難以調和的裂隙，以至于作者無法直接處理，只能回避。于是作者安排地球人類再次起飛，并在褚文姬的指引下去尋找宇宙的核心——“宇宙晶卵”。

在劉慈欣的《三體》中，宇宙是無所謂道德的，它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而王晉康在“活著”三部曲中，卻嘗試以“人性”去嫁接不同的文明。某種意義上，這種愛與美的“人性觀”源自 20 世紀 80 年代的知識話語。80 年代的知識分子用“人性”批判“文革”那段歷史的“非人性”，并以此構建對于“新時期”的理解和認同。閃爍在“活著”三部曲中的“人性”與 20 世紀 80 年代“新啟蒙”的知識話語具有相似的內涵和一脈相承的關聯。“過去”以這種隱晦的方式存在于王晉康科幻的“未來”中。

“位卑未忘憂人類”的王晉康即使將目光放在浩渺的宇宙，也始終不忘回過頭向人類投來深情的一瞥，正如他在面向“未來”的時候，始終意識到自己來自“過去”。一方面，這使王晉康的科幻中飽含著令人動容的人文關懷，但另一方面，這又使王晉康難以真正從內部理解 20 世紀中國的革命，正如作者即便動用“人性”的話語，也難以調和兩種人類文明間的沖突。

三、“活著”三部曲的文本張力及其意義

劉慈欣在其著名的科幻隨筆《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中，曾尖銳地批評主流文學不去關注廣漠的時空，始終將目光局限在“人”“自我”那一畝三分地上，進而成為“一場人類的超級自戀”。而王晉康的“活著”三部曲以宏大的架構、包裹人文情懷的科幻想象迫使人們至少在一瞬間去“仰望星空”，同時俯瞰我們的世界。正是這一瞬間的超越，使我們可以以一種陌生化的視角來反觀我們的社會以及日常生活，這種超越并不一定能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卻可能是我們批判、反思的起點。

在《逃出母宇宙》中，接踵而來的宇宙災變粗暴地將人們從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中拉出，進而置于一個末日下的“例外狀態”中。“天塌了”，平穩的日常生活狀態結束了，我們該怎么辦？這就使讀者不得不重新激活自己對于社會的想象。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對于未來社會形態的想象并未超越自己具體的歷史經驗。如弱化政府、聯合國等行政組織機構的力量，強調以“樂之友”這樣的民間組織主導時代進程，都在某種程度上與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市場化的意識形態相契合。但是對于后革命時代的人們以及文學來說，王晉康創造的“末日”卻再次喚起了思考“未來”的思想活力。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劉慈欣在《逃出母宇宙》序言中所說的“珍貴的末日體驗”的意義。

除此之外，王晉康作品更為重要之處在于，他帶領我們逃離庸碌的日常，去思考未來宇宙的終極意義。在《宇宙晶卵》中，王晉康對宇宙終極奧妙的求索已然上升至哲學的高度。在三維宇宙的核心“宇宙晶卵”中，生命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逃出母宇宙》中的“科學”、《天父地母》中的“宗教”先后“開上山頂”后，《宇宙晶卵》的“哲學”也抵達宇宙和生命之元，三者在大自然的頂峰合而為一，王晉康用“活著”三部曲將無法言說的抽象哲學具象化了。姚海軍對王晉康的評價顯然是非常準確的，“他對中國科幻的貢獻便是在固守科幻核心價值理念的同時，將哲學思想引入科幻，進而使我們驚奇地看到了中國科幻正在成形的堅實根基。”[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對于王晉康之前的作品來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宇宙晶卵》對人物關系著墨更多，哲學沉思也更加深邃，例如平桑吉兒與康平的感情線索、豆豆與元元的友情刻畫以及對宇宙意義的思考等等。徐彥利敏銳地察覺到了王晉康《宇宙晶卵》風格的轉變，她認為：“王晉康從關注宇宙外部事件轉向對人物、人性、情感等人類內部的審視，顯示出‘向內轉’的敘事特征……這部作品也標志著中國當代硬科幻從科技前沿等外部描寫轉向對人物內心的開掘，向純文學做了一次全力靠近。”[9]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宇宙晶卵》故事的核心——探索三維宇宙的中心——仍然是“超硬的科幻內核”。事實上，在“活著”三部曲中，居于故事中心的，始終是人類面對宇宙災變時的大逃亡。以這一“超硬”的科幻構思為中心，王晉康展開了哲學的思索、歷史的反思以及對于“極端條件”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思考。因此，我們與其說作者在《宇宙晶卵》中是向純文學有意識地靠近，毋寧說這是作者一以貫之的風格——由“超硬的科幻內核”推動著他的人文思考。而這仍在“核心科幻”的范疇中。

由“末日”降臨的“逃出母宇宙”始，至所有生命回歸“宇宙晶卵”終，作者在三部曲中最終完成了對“活著”以及人的存在的思考。從“活著”到“存在”，王晉康在屬于“未來”的宇宙層面重新定義了人的本質。只有在脫離了沉重的“過去”的想象中，作者才在真正意義上到達了科幻的“未來”——一個新的宇宙從晶卵中誕生了。

作為一種現代性文類，科幻聯結著人們的想象、情感以及關于整體的意識。它不僅具有普及科學知識、渲染科學精神的作用，更激活了我們對于未來的想象力，科幻賦予了文學未來性。對于王晉康而言，相較于其他新生代科幻作家，年長的他承載著更多的 20 世紀中國歷史經驗。歷史的“過去”與科幻的“未來”時常在其作品中制造張力，這種張力一方面使我們意識到理解20 世紀中國的困難，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反思的契機：我們應如何在沉重的歷史中勾勒未來的圖景？而這就是王晉康的“活著”三部曲給予我們的啟示。

參考文獻

[1] 徐彥利. 絕地掙扎與自我救贖——論王晉康《逃出母宇宙》[M]// 王衛英. 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 北京: 科學普及出版社, 2016: 115.

[2] 宋明煒. 科幻新浪潮與烏托邦變奏 [J]. 王振, 譯. 南方文壇. 2017(3): 35.

[3] 江曉原, 劉兵. 應對宇宙災變的新預案——評《逃出母宇宙》[N]. 文匯讀書周報·南腔北調. 2014-04-04(139).

[4] 王晉康. 漫談核心科幻 [J]. 科普研究. 2011(3): 70.

[5] 陳海琳. 王晉康: “我是站在過去看未來”[J].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 2016(1): 34.

[6] 王晉康. 宇宙晶卵 [M]. 成都: 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9: 359.

[7] 韓松. 序: 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歌[M]// 王晉康. 天父地母. 成都: 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6.

[8] 姚海軍. 王晉康——構筑中國科幻的根基 [M]// 王衛英. 中國科幻的思想者——王晉康科幻創作研究文集. 北京: 科學普及出版社, 2016: 65.

[9] 徐彥利. 科幻小說的“向內轉”與“跨界描寫”[N]. 文藝報. 2019-09-02(006).

本文轉自《科普創作評論》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