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李大釗、陳獨秀不止一次提到“愛國心”與“自覺心”。恰好，在家藏文本中就有相關文獻——一套四集的《近世文選》，第一集中有李大釗的文章。1923 年8 月，《近世文選》問世，而后多次再版，家藏此著為1926 年第四版。書中收入了李大釗的《與章行嚴論厭世書》，同時收入了章行嚴的《答李大釗論厭世書》。李大釗的這篇文章為針對陳獨秀的一篇文章《自覺心與愛國心》而作，而章士釗（字行嚴）的這篇文章又是答復李大釗的。這就更吸引人們去收藏與研究這三位名士當年在東京聚首，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文獻史料。

1914 年是甲寅年，民國名流章行嚴在日本東京創辦了《甲寅》雜志，自任主編，聘陳獨秀為編輯。那時，李大釗正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1914年11 月，《甲寅》雜志第4 號刊發了陳獨秀的文章《自覺心與愛國心》，表達了對愛國問題的獨特思考，其有傷民族感情的激憤言辭正表明他心靈深處飽含著的對民主國家的呼喚，也展示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愛國觀的形成，這便是愛國救亡與民主自由的統一。李大釗看到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產生了一些想法，寫成一篇文章，投給主編章士釗，在1915 年8 月《甲寅》（第8 號）雜志發表。李大釗的文章發表前，在章士釗撮合下，陳獨秀、李大釗在東京首次會晤，相談融洽，并結下友誼，為日后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奠定了良好基礎。陳獨秀、李大釗東京相會、著文論道，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

出于版本研究的需要，查閱相關著述，在一本李大釗年譜中看到如下記述：李大釗“1915 年8 月10 日，在《甲寅》雜志第1 卷第8 號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系針對陳獨秀的《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而作”。而在該著后面，又有記述：1918 年“本年，致信章士釗，論厭世問題”“按：此信收錄于1923年出版的《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第一集時定名為《李大釗書信：與章行嚴（章士釗）論厭世書》（1918 年），并附有章行嚴《答李大釗論厭世文》（1918年）。在這兩信之后，還附有關于厭世問題討論的來龍去脈。”在腳注中，又進一步提出：“1998 年7 月8 日，秦杰將《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第一集送請李葆華鑒定，李葆華稱之為‘珍貴文物’；但目前已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李大釗文集或全集，均未收入此文。”

這是怎么回事呢？正好同城藏友小劉收藏一本《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第一集。微信聯絡查詢，結果令人一驚，這本《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第一集中，根本就沒有李大釗、章士釗討論厭世心的文章，而是收入了李大釗的另外兩篇文章：《社會問題與政治》和《共產主義歷史之變遷》。其他各集，也沒有收入李大釗的《與章行嚴論厭世書》，以及章士釗的《答李大釗論厭世書》，更沒有“附有關于厭世問題討論的來龍去脈”。

無疑，這是一個版本誤會。可這個誤會是怎樣產生的呢？ 有很大可能源自一個網絡消息。即有網站詳細介紹了這一情況：“拍品中早期中共黨內職務高的革命先烈著作原版珍本占比重較大。李大釗遺篇珍本有四種（1923—1924），且為李大釗長子李葆華的簽名本。如有《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第一集）》（1923 年中國大學編印本），內收李大釗1923 年3 月演講記錄兩篇，16000 字。這兩篇演講從記錄到篇名，均可確認1964 年版《李大釗選集》中的該篇為節選本，失收千余字，李葆華稱之為70 年來李大釗研究的重大發現。另外有李大釗史學代表著作《史學要論》（百科小叢書之一），1924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1939年燕京大學近代文編》（上、下冊），收錄有李大釗書信《與章行嚴（士釗）論厭世書》（1918 年），并附章行嚴（士釗）著《答李大釗論厭世文》（1918 年），這是李大釗書信體文學名篇，附件則反映了該作品的來龍去脈，因而被李葆華稱為‘日寇鐵蹄下留存的文物’。這些價值連城的拍品，多年前就有博物館想重金征集。”

對比發現，前述著述引用時，首尾錯接，出了問題。而且，《1939 年燕京大學近代文編》的書名引用也不精準。書名應是《燕京大學近代文編》，上冊或下冊，民國28 年（1939）；或是《近代文編》，因書中的書名頁中只有“近代文編”幾個字。這部書中確有李大釗、章士釗的這兩篇文章。網上的文字為《答李大釗論厭世文》，也不準確，應是《答李大釗論厭世書》。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第一，1923年上海大東書局出版的《近世文選》，是最早收錄李大釗、章士釗探討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文章的圖書。第二，1939 年燕京大學國文學系印行的《近代文編》，也收錄李大釗、章士釗探討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的文章。第三，1923 年《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集（第一集）》與李大釗、章士釗探討陳獨秀的文章無關。第四，網絡原文行文不嚴謹，此后截取、引用時大意而出錯。

李大釗的《與章行嚴論厭世書》（1918）、章士釗《答李大釗論厭世書》（1918 年）中的1918 年是何來歷，一時查無實據。但可以肯定的是，1918 年版本的李大釗、章士釗論厭世書的文章是不存在的。因為，《近代文選》中的李大釗、章士釗論厭世書的文章，都引自《甲寅》雜志。李大釗、章士釗論厭世書在《甲寅》雜志發表后，不大可能再重新撰寫或編排相同名稱與內容的文章，更何況，在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后，1918 年中國的形勢已不同于1914 年、1915 年，陳獨秀、李大釗、章士釗的革命思想有了新的深化，革命境界已經有了很大提升，并且踏上了新革命征程，也沒必要再重復作這類文章，很有可能是標注錯誤。無獨有偶，第四版《近世文選》也出現了同一出版社不同年份兩種版本，即本藏品的1926 年11 月第四版、1929年9 月第四版，推測有一種印錯版別。后來查到還有1929 年3 月第五版，這說明1929 年9 月第四版的版次印錯了。

版本易出錯，不能輕信。讀書不能孤立去讀，不妨采取參照的辦法，相互印證。最好是邊讀邊發問、邊查考，這樣肯定收獲多出錯少。越研究越深知，《近代文選》刊載的李大釗、章士釗論厭世書的文章，具有特殊的版本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