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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SKP RENDEZ-VOUS、當當聯合主辦的“我和叔叔輩的故事——劉慶邦《堂叔堂》新書分享會”在京舉行。作者劉慶邦，作家梁曉聲，評論家賀紹俊參加活動。活動由《堂叔堂》編輯韓曉征主持。

《堂叔堂》是劉慶邦的最新長篇小說，十二個篇章講述了作家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既有大叔劉本德作為臺灣老兵回鄉的故事——從親情的角度，含蓄表達了渴望兩岸統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記賺錢的鄉村老師劉本魁的故事——側面反映改革開放之初的人心波動；更有劉樓村第一位黨員劉本成訥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現了基層黨員質樸無私的精神。通過生動描摹十幾位堂叔的群像，勾勒出人與土地、人與權力、人與時代的關系，展現了我國中原地區百年來的時代變遷，變遷中的人物命運和人性脈絡，以及命運嬗變中不變的民風和人情之美。

樸素之中深厚的歷史價值

“著文白淺顯，行事常平衡。”梁曉聲稱贊自己的老朋友劉慶邦在做文和做人兩方面都能做到通達平衡。梁曉聲說，劉慶邦文字屬于樸素的一種，但是有美感，讓人聯想到唐詩中，有些詩雖然淺白，比如“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但是很有味道。他的新書《堂叔堂》貼著人物寫，把人物寫得非常精彩，可以作為教材范本的讀物。

梁曉聲坦言，自己是一個缺少農村生活經驗的人，而劉慶邦處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堂叔堂》里一些關于歷史細節的書寫，常常讓他感到震撼， “我看到那行字心里面會問自己：我會那樣寫嗎？這本書在我們了解歷史的時候，有著那種特別真切的成分，這些都是我充分喜歡和肯定這部書的價值的理由。我前段時期跟班宇談過，我問他介不介意自己的小說被認為具有了某種歷史或者社會學的認識價值。我之所以問這些話，是因為可能年輕作家會比較在意文學的技巧，這代表能耐。但實際上在我的觀念中，文學作品如果具有了時代和歷史的認識價值，不僅是對其文學性的肯定，還具有了更寶貴的價值。所以我很喜歡《堂叔堂》。”

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細節

賀紹俊從人物和歷史的關系出發，對《堂叔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慶邦有一百多個堂叔，這個家族是非常龐大的，如何處理這個資源？他沒有用家族小說的模式，而把它看成重新認識歷史或者人生的一種方式。他把每一個人看成是歷史的細節、歷史的載體，人在創造歷史，同時歷史也在塑造人物。他的每一個堂叔，性格各異，都跟他們的經歷、跟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有密切的關系。他們一生的經歷映射出歷史的某個點。”賀紹俊認為，劉慶邦不是要通過這些堂叔來建構一個完整的歷史圖景，他是要把每一個人物跟歷史的關系，歷史是怎樣塑造人物這一點表現出來，“從文學角度來說，這是獨創的，他在家族小說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種處理家族資源的方式。《堂叔堂》的豐富性就在這里。”

作為《堂叔堂》《黃泥地》《家長》的責編，韓曉征同樣關注書中的女性人物，她發現劉慶邦對于筆下女性的命運抱有溫暖的同情，“他在創作中融入的女性主義視角是很溫和、很寬厚的，同時對于兩性間的不公平有相當深刻的洞察。所以，我覺得這部小說，它帶給我們的哲學意義是非常豐富的”。

“貼”著人物寫

關于《堂叔堂》，劉慶邦坦言，一個作者寫一本書會有很多的想法。談到歷史與人的關系，他認為，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細節，也都是歷史的載體。看歷史的時候必須看到人，如果沒有細節等于什么都沒有看到，這個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這個細節，才能看到歷史。“誰來承載歷史呢？是生動的人，活潑的人。所以我們寫歷史，就必須要寫人。我有一百多個堂叔，我們那個村叫劉樓村，一百多個堂叔都寫也不可能，太多太長了，我就挑典型的、有趣的，通過他們來展現歷史的風貌。”

劉慶邦認為《堂叔堂》是他最為“貼著人物寫”的一部小說。“貼著人物寫是我從林斤瀾老師那里聽說的，他說他們跟汪曾祺一塊兒拜訪沈從文，請教小說怎么寫。沈從文跟他們說，貼著人物寫。也許我以前的小說沒有做到貼著人物寫，《堂叔堂》是真正做到了貼著人物寫。因為這個是從人物出發的，從每一個堂叔出發的，寫的時候我必須貼著他們的心理。這個‘貼’字很講究，它表現了作者對人物的尊重，有主動性，但是他并不是牽著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說隨心所欲改變他，你必須首先尊重貼近他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寫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