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抗日戰爭期間，老舍就積極參加抗戰文學運動。新中國成立后，老舍從國外回到國內，陸續寫下《龍須溝》《方珍珠》等作品，榮獲了“人民藝術家”稱號。在1949年之后的主流話語中，老舍屬于出身小市民階層的進步作家，是因為自幼受過苦，所以要“反抗那壓迫人的個人與國家”。但是，在主流話語看來，也正因為老舍出身小市民階層，所以“往往以小市民趣味的滑稽幽默態度出之”，削弱了“反抗”的力量。針對他的具體作品《駱駝祥子》，有論者認為“在他解放以前的所有創作中無論是思想上或是藝術上都是比較好的一部”，但問題在于“沒有給受壓迫者以光明的希望”。他的《貓城記》，更是被認為“既諷刺了軍閥政客和統治者，也諷刺了進步人物的有錯誤的作品”。[1]

在這樣的環境下，對于《駱駝祥子》這部老舍的代表作能否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支持出版的是第一編輯室主任方白，反對者以時任副社長王任叔為主，之后馮雪峰、樓適夷都參與了意見。這個爭論牽扯了如此多的人和如此多的意見，在當時應該是很罕見的。長久以來，這些爭論并不為人所知。但我們詳細閱讀《駱駝祥子》的書稿檔案后，才真切了解當時爭論的激烈，也才真切了解出版社與老舍的溝通過程，這些呈現出了1955年版《駱駝祥子》[2]出版背后的真實歷程。

1952年12月，第一編輯室主任方白就提出希望出版《駱駝祥子》，可以讓老舍做詳細修改后再出版。但這一提議并未得到出版社領導的支持。時任副社長王任叔得知此事，當即給社長馮雪峰寫了一封信，明確表示反對出版。此事因此擱置。兩年后，1954年方白再次提出此事。1954年7月5日，方白提交了《駱駝祥子》審稿意見。7月7日，王任叔看到審稿意見后反應很激烈，再次提出不同意出版《駱駝祥子》，即使是老舍同意修改也不行，他因此與方白之間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王任叔在方白的審稿意見上寫下了大段不同意出版的理由。而僅僅過了一天，方白于7月8日再次寫了一大段他認為可以出版的理由，可見其反應之激烈。見到方白文字后，王任叔于7月12日全面寫了自己意見，并批示“交一編室方白、牛汀、周延、陶建基四同志討論”。7月15日，方白、牛汀等四人討論后擬定建議，認為可以修改后出版。最后，經過馮雪峰、樓適夷、王任叔等人商量，出版社才最終決定出版，但要求老舍必須做詳細修改。

查閱他們認真撰寫的審稿意見，可以看出他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老舍的創作思想和《駱駝祥子》的思想傾向是否積極向上。在方白看來，“它雖然沒有指出勞動人民奮斗的方向，但已顯明地否定了單純地依靠個人力量在重重迫害下的孤軍作戰的道路，也否定了所謂要強、上進的個人主義打算。在內容方面，它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以及屬于市民階層中個人勞動者在這黑暗中掙扎與被吞沒的悲劇”；“老舍的初期作品缺點很多，但作者并沒有向更壞的方面發展，在逐漸克服其無聊的幽默與玩世不恭態度，逐漸加強其對勞動人民的同情的過程中，這部長篇可認為作者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全部作品中的最高成就。”

王任叔認為老舍的“創作思想有濃厚的小市民的頹廢思想”，老舍“沒有自己的道路，連駱駝祥子——一個勞動人民也完全給以否定的”。他在給馮雪峰的信中提出，老舍“是以小市民的‘悲天憫人’的精神來描寫城市貧民而博得讀者的歡迎的”，“這種‘悲天憫人’的精神，或使人消失了是非觀點，或使人消失斗志”。

二、祥子的描寫問題。王任叔認為，老舍并沒有把祥子這個人物寫好，“寫一個勞動人民，一味隨著社會黑暗勢力，往下墮落，一點沒有振作和掙扎的勇氣，這是歪曲勞動人民形象的”。而在方白看來，老舍本人出身市民階層，熟悉小市民，所以他就寫“小市民中個人勞動者”，祥子“不是產業工人，也不是農民隊伍中的一份子，很難走上集體行動的道路也是自然的”。他們關于祥子形象的意見，要求老舍進行修改，重點是對祥子最后墮落的結局進行刪改，最好是把最后一章半內容刪除，方白在給老舍的信中要求：“自290頁12行起，至結尾，把祥子寫的墮落不堪，看了令人不舒服，不如刪去。其實寫到本頁十一行，也能結束了。”——老舍最終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刪去了祥子最終墮落的結尾。刪去內容，可以視作“中止”了祥子的墮落，讓祥子成為一個正面形象，有利于對工農形象的塑造。

三、對舊社會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態度問題。在《駱駝祥子》里，老舍對曹先生和阮明的描寫并非正面，這很容易讓人看出老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和評價。寫到曹先生時，他并不認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由于思想激烈，而被考試沒有及格的學生舉報“在青年中宣傳過激的思想”。老舍對曹先生的描寫帶了一些諷刺，“他知道自己的那點社會主義是怎樣的不徹底，也曉得自己那點傳統的美術愛好是怎樣的妨礙著激烈的行動。可笑，居然落了革命的導師的稱號！”“寒假是肅清學校的好機會，偵探們開始忙著調查與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幾次覺得身后有人跟著。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為嚴肅。他須想一想了：為造聲譽，這是個好機會；下幾天獄比放個炸彈省事，穩當，而有同樣的價值。下獄是作要人的一個資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將計就計的為自己造成虛假的聲譽。憑著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個戰士；憑著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戰士。”顯然，老舍稱“下獄”是當作“要人”的資格，這對當時的左翼人士是帶了諷刺語氣的。對阮明的描寫也是如此，他是曹先生的學生，忙于“革命”事業，平日與曹先生交往是密切的，但曹先生沒有讓他及格，他就把曹先生舉報了。老舍對阮明的描寫，也是極盡諷刺之能事，“在阮明看呢，在這種破亂的世界里，一個有志的青年應當作些革命的事業，功課好壞可以暫且不管”，“亂世的志士往往有些無賴，歷史上有不少這樣可原諒的例子”，寫阮明既然被退學，就要拉個教員陪綁，而且“若是能由這回事而打入一個新團體去，也總比沒事可作強一些”。阮明在做了革命者的“官”后，“頗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應該打倒的事”，“他穿上華美的洋服，去嫖，去賭，甚至于吸上口鴉片”；而且寫他做革命者是“受了津貼”的。阮明后來參加了組織洋車夫工作，與落魄后的祥子結識，祥子為了得到金錢并且可以像阮明那樣享受，又把阮明給出賣了。

王任叔在抗戰期間第一次讀《駱駝祥子》時就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給馮雪峰寫的信中寫道，“記得書中還有一段，寫革命者（指一九二七年）搞工人運動就是用金錢收買，那時，我看了頗為生氣。”他據此認為，老舍對“中國革命初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對之抱否定態度的，他一方面鞭打舊社會惡勢力（可是并沒擊中要害），另一方面也譏笑新生的、和舊社會相對抗的思想和勢力”。即使他看到了刪節本，他個人意見仍然是反對的，“現在的版本，似乎都刪去了。但也可以看出當時老舍對革命的態度”。

方白在審稿意見中提到，他跟老舍溝通修改《駱駝祥子》，老舍是以1951年出版的改訂本《駱駝祥子》為底本加以修改的。老舍親自將稿子交來，并當面說明他修改的兩個重點：第一是“把祥子被阮明收買，而又出賣阮明的一段刪去，同時，在143頁也刪了些不適當的說明。對曹教授的社會主義，給加上引號，表示這個人物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當初寫的時候，并沒有寫他影射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第二處修改是“把某些關于女人的議論刪去，讓這文字更干凈些”。老舍還向方白提出，如果出版社還有修改意見，“他愿意考慮”。

出版社收到修改稿后，于1954年8月31日再次向老舍提出，需要對曹先生、阮明的形象進行修改。“143頁3行—145頁倒二行，這里敘曹先生被迫害的緣由，是由作者交代的。在祥子始終說不清，也與全書以祥子親見親聞親身經歷的為主的寫法不大調和。且牽涉到革命青年如何如何，問題也多，不如刪去。”除此之外，“277頁10—11行。前面刪去交代阮明的事，此處也可不提，或稍改幾句，不提阮明，只說有人說他宣傳社會主義，不過是誤會等等亦可”。——根據出版社的意見，老舍最終把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諷刺全部刪掉，對曹先生并不徹底的革命思想諷刺的文字也全部刪掉。而且，老舍最初只把祥子出賣阮明的地方刪去并沒有讓編輯滿意，于是他再次把阮明的地方全部刪除，包括他舉報曹先生的部分；最后祥子出賣他，他最終被處死的段落也全部刪除。做了這樣的刪除之后，阮明這個人物從《駱駝祥子》里已經徹底消失。刪除之后的文本，政治態度明顯溫和很多，至少沒有了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譏刺。

四、《駱駝祥子》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方白看來，《駱駝祥子》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其意義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正相似，藝術價值也較之并不遜色”，在第二次審稿意見中他再次強調，“在我黨作家中，他的地位并不低于巴金、曹禺，在統戰工作這一角度上看，黨對他是很重視的”；而且對于老舍而言，方白認為這是老舍1949年前創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善于運用口語，在文學語言的創造上是有相當貢獻的。這是他的作品在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中最為顯著的特色，這部長篇也表現了這一特色，而有更為成熟的表現”。在王任叔給馮雪峰的信中寫道，“《駱駝祥子》在抗戰時我看過。……我那時就覺得他歪曲了中國工人或者貧民的本質的精神。困頓于生活的苦軛下，隨著黑暗的狂流一起墮落下去，連阿Q式的反抗也沒有。我是不大滿意這一為廣大讀者歡迎的暢銷書的”，“在啟發青年向上與斗爭說老舍不如巴金”。在審稿意見中，方白將《駱駝祥子》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相提并論的問題，王任叔并不認同，他認為“《家》與《雷雨》對舊社會的抗議和控訴是有力的，巴金鼓勵青年追求光明的熱情是高的，《雷雨》就是像周繁漪那樣人物，也表現出對舊社會的掙扎，而‘駱駝祥子’這個與世沉浮的人物，卻是很少有這種東西”。王任叔同時指出《駱駝祥子》的藝術缺陷，“老舍的語言熟練，完全應該肯定，可是也因為老舍有這個優點，在寫人物時，很少用描寫和刻畫的方法，更多用說明和敘述的方法。顯然，后一種方法，對人物形象性的塑造是有欠缺的。”

五、以“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的問題。王任叔一開始是反對出版《駱駝祥子》，但鑒于方白已向老舍約稿，所以他與副總編輯樓適夷商量，如果要出就用作家出版社名義，“使它在讀者群眾中去受考驗”。同時他建議，如果這種做法引起老舍不滿的話，那就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出版老舍的短篇小說選。而編輯方白則堅持要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來出版。面對王任叔的強烈反對，在出版社內部經歷了艱難的內部爭論之后，《駱駝祥子》能夠最終出版，而且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出版，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這一方面要得益于當時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老舍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方白在審稿意見專門提到，“作者政治傾向還是好的，從抗日的開始，作者逐漸向進步力量靠近，堅持以職業作家生活下來，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欣然回國，熱心創作，不計一切，其一貫的正派作風與努力勞動，都是值得肯定的”。對于這一點，也是王任叔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除了上述地方做了重要修改之外，老舍還對很多其他地方進行修改，如刪去涉及性方面的文字描寫。祥子與虎妞第一次茍合時的文字，刪去了整整一段。此外，祥子對夏太太的性幻想白面口袋的描寫也予以刪除。同時，刪去小福子被蹂躪部分的描寫。在初版本中，老舍在涉性方面有一些議論，而且在他看來，過度的性生活讓車夫身體虛弱甚至垮掉，祥子的垮掉與虎妞的勾引和過度的性欲是有一定關系的。在新的話語規范下，這樣的理解對底層人民顯然是不合適的。這方面的處理，讓整個文本變得“潔凈”，“這種潔化的修改同50、60年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修改一樣是屈從于新的歷史語境的壓力，也共同助成了新中國文學的潔化敘事規范的建立”。[3]

在修訂版《后記》中，老舍對自己未能給勞動人民找到出路表示“非常慚愧”，他寫道，在今天“廣大的勞動人民已都翻了身，連我這樣的人也明白了一點革命的道理，真不能不感激中國共產黨與偉大的毛主席啊！在今天重印此書，恐怕只有這么一點意義：不忘舊社會的陰森可怕，才更能感到今日的幸福光明的可貴，大家應誓死不許反革命復辟，一齊以最大的決心保衛革命的勝利！”這也道出了《駱駝祥子》修改后出版的意圖，它已被納入意識形態規范要求的功用之中。

注釋：

[1]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作家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272頁。

[2]老舍：《駱駝祥子》，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1月第1版。

[3]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61頁。

（宋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助理、策劃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