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工智能目前有兩種生成文學作品的路徑:一種是從上而下的結構主義方式,即人們將一些文學規律程序化,將一些內容大綱與人物設定預先置入到寫作程序中,后由人工智能自動生成文學,美國學者勒波維茨(Michael Lebowitz)研發的自動劇本寫作程序“Universe”就應用了這種方式;另一種是自下而上的功能主義方式——通過輸入大量的文學文本,讓機器通過深度學習技術來處理這些文本,從而模擬生成作品,利用這種方式進行創作的有人工智能程序微軟“小冰”、清華“九歌”等。從人工智能生成文學作品的方式可以看出,人類文學是目前人工智能文學的摹仿對象與學習材料,因此評判人工智能文學好壞的參考標準也來自人類文學。以人類文學的標準對目前的人工智能文學進行評價,后者仍是不成熟甚至失敗的。為什么呢?從中國古代文論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文學無法媲美人類文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徒有“機芯”而沒有“文心”。

何謂“文心”?《文心雕龍》中給出了兩種解釋,其一為“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其二為“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二句都揭示出“文”與“心”之間的密切關系。“天文”與“人文”本質相通,天人合一在于文,而一切“言”與“文”發起的根源皆在心,“文”是“心”的載體,“心”是“文”的內核與根本精神。

“心”范疇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思想之一:心被古人視為身體的主宰,如王陽明曰“心者,身之主宰也”;也被視為思維的中心,指導人們進行認知活動,如孟子認為“心之官則思,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更是被抽象為形而上學的本原性哲學范疇,如《易·上經》記載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是一切情性的本原、想象力的淵藪,衍生出情、性、志、意、感等,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心”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人類文學的寫作動機、材料皆由“心”賦予。文心可以說是人類文學活動的基本動力和核心部分,是想象力、情感、思想和文化價值孕育和生發的基礎。

而機器寫作的核心在于機芯,“機芯”指的是機器的核心部分,一般包括硬件和軟件兩部分,硬件是指人工智能芯片,軟件則是芯片中的程序。芯片相當于人工智能的大腦,它通過算法、程序、指令實現目標任務,但不具有能夠獨立進行認知活動與情感活動的功能,不具有主觀精神與意識,只能通過編碼、計算和程序來模擬人類的情感與想象。“機芯”創造出的人工智能文學沒有人類文學由“心”生發的神思過程、性情寄托,正是這些決定了目前人工智能文學的劣勢。

一、文學的生發階段:“無識之物”VS“有心之器”

邁克斯·泰格馬克在《生命3.0》中認為智能應被定義為“完成復雜目標的能力”。機器根據人類輸入的數據完成文藝作品創作的目標,從行為主義的觀點來看,其行為符合并能實現目標,就能被認為是在進行文藝生成活動。但是人工智能深度神經網絡是一個從外部難以理解的黑箱,人類僅能負責輸入數據,爾后得到輸出結果,無法理解其內在機制,而人工智能也沒有破解黑箱秘密的意愿,因為其本身就并非有意識、有目的地在進行創作活動。其文藝生成只是“機芯”單純地在根據指令實現目標任務,行為的起因與意義不是機器的關心對象。哲學家塞爾(J.Searle)認為硅基的機器是不可能像碳基生命那樣產生意向性的,而意向性是生命意識的基礎,這也成了哲學家批評行為主義者的出發點。

人工智能深度神經網絡是在人類神經系統的啟發下生成的,人類心智也是一個巨大的黑箱,但與人工智能不同的是,作為“有心之器”的人類能感應到自身行為與“心”之間的關系,會想盡辦法揣摩自己的心智,自發地內省自身行為的本原與規律,這反映到文學領域便是對創作主體創作動機與規律的探索。從漢代揚雄提出“言,心聲也;書,心畫也”的“心聲心畫”說,到唐代劉禹錫提出“心源為爐”說,再到宋明時期陸九淵言“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到明清時李贄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的童心說,中國古代的文論家將“心”當作是一切文學創作的起源,劉熙載直接用四字總結為“文,心學也”,研究文學規律必須從“心”開始。《文心雕龍》認為“文”與“天地并生”,自然之道直接賦予天、地、萬品這些無識之物“形文”與“聲文”,而人文則是“心”感動于自然之道從而生發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先有心靈,從而產生語言,然后產生文章,“心”是由“道”及“人文”的關鍵,體現出人類文藝創作的主觀能動性。“道”是中國哲學中一個超言絕象的形而上學概念,中國古代的文論家時常將“道”與“心”聯系在一起,如《荀子·正名》論道:“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強調圣人著文要有“原道心”,文學作品的生發是“道”的自然性與“心”的主觀性相融合的結果。

目前的人工智能,已經能夠通過深度學習、預置程序等方式來生成文學作品,但這只是以一種無意識的、概率統計的方式來進行詞語搭配活動,例如“那繁星閃爍的幾天蒼色/那滿心的紅日/看萬里天使在世界/我就像夢/看那里閃爍的幾顆星/西山上的太陽/青蛙兒正在遠遠的淺水/她嫁了人間許多的顏色”(《她嫁了人間許多的顏色》)。微軟小冰并不是在看到繁星、紅日等一系列景象時聯想到自己的夢想,而是根據照片中的景象,與數據中的詞匯產生自動匹配。與人工智能不同,人類文學藝術源于“物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之。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心”會受到自然外界景物的感召,為其搖動、興發。陸機《文賦》有云:“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仰觀吐曜,俯察含章”,人觀察和仿效天地自然之文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人文,從上文“文心”“道心”的論述中我們能看出人類文學從最開始就蘊含著人與自然環境的密切關系。我們反觀人工智能文學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會發現目前的人工智能文學處于完全和自然隔斷的狀態。除了自然景物,社會環境對“心”也具有感召作用,《時序》篇中說道:“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心”會受到世道變化的影響,成為推動創作的一種情緒,例如建安風骨的“梗概而多氣”便是建安名士們“觀其時文”后“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筆長”的結果。文學隸屬于時代,隨時代而變,作家只有全身心感受時代的點滴,才能寫出時代之真。如今大部分人工智能文學的創作仍是脫離于當今社會文化環境的,并不具有豐富的社會文化積淀,即缺少了阿多諾所認為真實藝術應有的社會-歷史維度。沒有一絲時代意蘊痕跡的作品就沒有溫度,無法打動讀者,即使是符合新聞客觀性的AI新聞也僅能做到不被人詬病,無法像普利策新聞獎的作品一般引起讀者震撼。人工智能文學若是要繼續發展,與社會現實歷史語境建立聯系十分必要。

自然之物與社會之物感動人心而生出情感和藝術。人工智能生成藝術品的模式與人類藝術創作有著根本的區別,這個區別就在于沒有物感和文心。機芯不會直接與外在世界發生直接聯系,它們只能在指令的驅動下執行任務,即使是深度學習這種高度自動化的行為,也是通過數據輸入、輸出來與外界間接相關。人工智能至今無法解決語境和處境問題,更不要說由于處境而產生意識和情感了。因此,人工智能最多只能說是一種“無識之物”,它可以“郁然有彩”,但是它無法像人類那樣成為“有心之器”,真正地創作藝術品。

二、文學的構思階段:“想象編碼”VS“神與物游”

文學是具有精密計劃性的藝術活動,事前的構思必不可少,文學構思包括題材選定、形象的鑄造、情節的安排、視角的切入、意蘊的確定等一系列心理活動。人工智能沒有“心”,它是否進行了類似的“構思”活動,它的“構思”活動與人類的文學構思比較起來有何不同?筆者認為,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想象”上。

想象是藝術和文學構思中的核心過程。在哲學認識論中,想象力被視作認識的基礎,康德將想象力定義為一種“能夠將不在當前直觀中的對象呈現出來的能力”,他認為想象力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性的想象力,即先于經驗本原性地表現對象的能力;另一種則是再生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服從聯想律。

人工智能技術一直在努力摹仿人類的想象力,技術專家們將人類的想象力理解為預測和推理未來的前瞻性能力,研究出一種神經網絡學習方式——“想象編碼器”:它能夠在大的神經網絡中理解指令語言源根,突破經驗和時空局限從過往積累的幾百萬條知識詞條中去理解,開啟多個想象力軌跡得到前瞻性預測,建立創作算法模型,調試公式系數與概率系數,使其更擬合實際情況,并且通過內部對抗型網絡選擇最優策略。例如微軟小冰的迭代學習,在“大家來寫詩”程序中它通過對文字描述進行意向抽取,從數據庫中進行風格匹配、模型搭建、試寫第一句、第一句迭代一百次、完成全篇、文字質量自評、嘗試不同篇幅等程序,形成詩歌初稿。這比起人類感性的想象力而言更多是理性博弈的結果。并且人工智能并沒有個人好惡之分,它并不能劃定想象范圍、選擇想象方向,這導致人工智能“大數據小任務”的難題:它要處理所有的有關數據,流程時間冗長,計算成本昂貴。事實上,人類的想象力并不會具化成軌跡與策略,因為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博大精深,意識與潛意識處在隨時轉換的活躍狀態中,有時候創作者的靈感往往只存在于一瞬間。想象在中國古代被稱為是“神游”或者“心游”,陸機所說的“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劉勰提及的“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正是指突破感覺經驗與時空局限,具有無限寬廣范圍和幅度的想象活動。

人類想象活動的一大特點是“思理為妙,神與物游”,文學想象活動離不開客觀事物的形象。一方面體現在上文所提及的“物感”說,另一方面體現在想象活動需要大量從感知儲存到記憶中的表象原材料。想要做到“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頭腦中必須擁有“古今”與“四海”的回憶表象可供調動。因此,劉勰強調“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在構思之前必須積累學識以打好基礎,博覽精閱以提高思辨能力,研究閱歷以求得對人生有透徹理解,陶冶情志以抽繹合適的文辭。這一點上人工智能比人類更具優勢,因為它能利用大數據技術高效積累起人類需要學習多時才能掌握的知識,例如微軟小冰每學習(迭代)一次的時間大約是0.6分鐘,10000次迭代需要100個小時,而一個人如果要把同樣數量的詩讀10000遍,則大約需要100年。

文學想象活動離不開客觀事物的形象不等于完全再現對象,文藝創作中的想象力是在認識想象力上的擴展,一方面表現為時空的主觀性,另一方面在于文藝中的想“象”是一種審美意象,而非簡單地再現對象。審美意象是虛實結合,是創造與現實的統一。劉熙載提到“構象”,認為“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文學創作離不開超現實的虛構和想象,這是保持文學作品生命力的要義。想象既是“幻”,要求創作主體幻想的藝術形象超于生活現實,想象也是“真”,幻想的藝術形象必須近乎生活的情理,人類的文學正是“幻”與“真”的辯證統一。袁于令在評價《西游記》時說過:“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人工智能文學卻是真而不幻,幻卻不真。前者在于,人工智能文學生成是建立在已有的人類文學數據之上的,它所做的不過是重新組合而已。有些程序如“創意對抗網絡”(CAN,Creative Adversal Networks)號稱實現了創造性,但是究其實質,它不過是通過“遷移學習”去簡單地改變了風格。所謂的創造和想象仍然是嚴格遵照指令而行事。說它幻而不真在于,人工智能僅僅是對人類文學的重置,其虛構出的情節與藝術形象是缺少真理性的。阿多諾認為,真藝術有具體的“真實內涵”,即藝術要有社會-歷史維度,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而人工智能文學顯然不具有這種具體的真理和精神。

人類想象活動的另一個特點是思維受主體思想感情的支配。劉勰說,“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志氣”即情感、意氣,屬于“心”的范疇。人的藝術想象還受人的思想感情與生命力統領,人的思想傾向會影響想象的范圍、內容、走向,也許運用到作品中的創意不是最符合客觀要求的,但一定是最符合創作者個人心境與風格的。情感使主體在寫作中緊密地與客體聯系在一起,“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一方面主體心靈隨物“宛轉”,即心靈會對事物形體狀貌進行細致的觀察描繪;一方面外物隨心“徘徊”,即主體的心情、志氣投射到物上,眼中之物成為心中之物。心物交融、主客相通方能形成獨特意象。人工智能是否擁有心智與情感尚且不論,就人工智能接受的感覺經驗全部來自人類而非自然社會而言,人工智能文學并沒有達到“心物交融”的要求,不能做到如眼光獨到的工匠一般窺意象而運斤,無法將物象與意趣相結合也就無法自由創造出意蘊豐富的審美意象,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也就失去了意蘊。人工智能文學若想發展得更為自然,就需要做到“傳感器、處理器與效應器的無縫結合”,能夠把外部世界本身直接當作認知對象,建立人工智能和環境真正有意義的聯系。

三、文學的物化階段:“情感計算” VS “心統性情”

文學作品最終是以文字符號的物質性文本呈現在閱讀者面前的,無論是人類作家還是人工智能,都必然要經歷將構思成熟的形象物化的過程,文章的布局排列、遣詞造句、意象組合、情感蘊含等都包含在此過程中。從已有的人工智能文學作品看,人工智能的文學作品仍然比較幼稚,缺乏內在合理性。

人工智能文學作品缺乏內在的邏輯性。詩人艾略特(T.Eliot)認為,詩歌的語言有自己的邏輯——“想象的邏輯”(a logic of the imagination)。首先,想象的邏輯不同于“概念的邏輯”,它有賴于形象和經驗,不一定是現實的,而是一種想象的真實,它不是一種認識上的符合,而是心靈與事物、環境以及文化的融合。而人工智能無法實現這種融合,它只能通過如“遞歸神經網絡”之類的程序,將一組關鍵詞作為詩歌主題從而生成看似有內在邏輯的詩歌作品。例如清華大學自創的寫詩機器人“九歌”以“春風”為關鍵詞創作的一首詩歌:“江上春風吹綠楊,月明天地白皚皚。百年功業無消息,萬古英雄事已灰。”前兩句寫景風格和煦,而后兩句懷古,前后兩部分的內容、風格完全不一致,上下文的連貫性差,這是因為機器并非有感而發,因景生情,只是通過統計學將詞語連綴起來。無論是基于上下文機制還是工作記憶制作的模型都很難像人的性格一樣完全把握作品風格。

其次,人工智能詩歌邏輯的缺乏還體現在無法掌控整個作品的謀篇布局。尤爾(P.Juhl)認為,“計算機詩歌并非詩”,他分析艾略特的詩歌,認為雖然很多詩詞語義模糊,但是仍然可以通過“平行段落”也就是上下文來確定含義。而機器或者人工智能寫作卻無法通過整體的結構營造來實現這種連貫和呼應。

再次,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它是從整個語言文化中生長出來的,這也就是艾略特所說的語言的“生長性”,詩歌語言植根于日常語言,語言如生命一樣,是從人類生活和文化中生長出來,而這一點是人工智能很難實現的。日常語言要求有具體的生活環境,哲學家德雷福斯等人從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對人與世界的關系論述出發,認為人工智能技術——無論是符號主義還是聯結主義的智能體,都無法做到使其獲得適應語境的常識。

另外,由于人工智能寫作是通過深度學習和概率計算來重新搭配詞語,所以,它的作品必然是建立在大量相似的語言基礎之上的,無法創造新的合理的詞語和意象的搭配。例如微軟小冰寫的詩歌“雨過海風一陣陣/撒向天空的小鳥/光明冷靜的夜/太陽光明/現在的天空中去/冷靜的心頭/野蠻的北風起/當我發現一個新的世界”,海風、小鳥、夜、太陽、北風等意象以及搭配都是現代詩歌中極為常見的,整首詩顯得非常平庸。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很多,那么,是什么導致了人工智能文學物化過程的雜亂和平庸呢?

古代文論家認為“心”統率著整個文學物化的過程。宋代的張載和朱熹都認為“心統性情”。“心”在未動之時體現為性。劉勰認為人的先天體性與后天的學習熏陶會使作品的風格像人的面貌一樣各異:“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人工智能雖然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掌握后天的“體性”和不同文學體裁的體式,但因為沒有先天的情性幫助其“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因此人工智能文學的風格非常混雜。“心”動而發謂之“情”,表達情感是人類創作的根本目的,飽含情感是人類文學的根本特征。劉勰在《文心雕龍》寫道:“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揚:此立文之本源也。”比起語辭來說,情感、內容在文學作品中起主導作用,文采應該依附于質地并以其為根據。因此他十分反對為文而造情,主張為情而造文,他將“心”“情”的主導作用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創作表現階段,例如:“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熔裁》)在煉意熔辭的時候心有權衡審度的能力,將那些繁多的頭緒、雜亂的辭采安排妥當。又例如“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澹”(《比興》)。在意象塑造的時候心有對物象進行篩選并賦予意義的能力,做到“象中有意”。以《文心雕龍》的標準,人工智能如劉勰所提到的那些重文輕質的“后之作者”,犯著辭采浮夸、情感虛偽的錯誤,失去了立文的本源。

任何文學作品都無法離開創作主體長期蘊蓄的真性情表達,否則文本的意義和價值亦難以彰顯;同時,任何文學作品的語言一定要貼合主體之心,在此基礎上追求優美卓秀。對于人工智能文學而言,下一步發展的關鍵在于情感方面的研究。目前可能的方向有二:一是集中于人類神經網絡研究,試圖摹擬情感的發生條件。情感是大腦皮層中的邊緣系統比較發達之后的產物,情感的發生應與人類神經生化機制相關,其中的機制雖還未能揭開,但科學家并沒有放棄這條路徑,如斯洛曼在20世紀90年代主持研發的MINDER程序就建造了一個產生不安、焦慮情感的模型,試圖用程序來模仿人類的情感。尤瓦爾· 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預言,支撐著人類情感、欲望與選擇的生化機制可以被操控,進而人的情緒也可被操控。如果人工智能始終以人腦為摹仿基礎,隨著科技進一步發展,人類對大腦的思維機制與感情機制擁有更多了解后,人工智能或許能夠摹擬出人類情感的生化機制,擁有情感體驗。二是直接通過人工智能研究人類情感,研究人類面對特定環境的情緒反應,進行情感計算,這是目前人工智能識別人類情感的主攻方向。“情感計算”技術由著名人工智能專家皮卡德提出:計算機可以通過強大的計算功能以及網絡的大數據,去分析人的情感的外在表現,如面部表情、皮膚溫度、心跳速率與人的心情的關系,繪畫的筆觸色彩與藝術家的情感之間的聯系等。微軟小冰在創作詩歌時已經采用了“情感計算框架”,一方面它學習分析了500多位詩人詩歌中的形象與情感的關系,另一方面還通過其他程序收集到了1億多用戶的情感數據,這些情感數據有利于它完善自身的算法。如果僅僅從外部輸出的效果來看,小冰的詩歌里有著豐富的情感表現力的詞語,這種詞語能觸發讀者的情感,但是從內部運行來看,小冰的情感計算還不能做到統籌文章物化的整個過程。如果未來的情感計算技術足夠成熟,能為文本內容注入“靈魂”,人工智能又擁有了審美計算技術,能讓文本辭藻優美,人工智能文學或許能從文本變成真正文質兼備的文學作品。但是從目前來看,機芯無法生成情感,也就難以實現由景即人,情景交融,因此也難以實現文心和真正的文學作品了。

四、余論:以人類之心度人工智能之芯

《莊子集釋》卷五下《外篇·天地》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指的是人在利用機器時心靈變得不再純樸自然。因此,如何在保持文心、人性的基礎上去使用人工智能機器、去發展人工智能文學,如何在人機和諧的基礎上實現人機合作,這是當下牾亟須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該重視人工智能在文學領域給人類帶來的啟迪與輔助作用。首先,它可以利用其“博觀”的優勢充當人類文學創作的中介,在收集素材、篩選圖片、潤飾文稿、文學宣傳等領域發揮作用。人工智能文學目前的成果皆是人機協作的結果,或人設置大綱由機器進行描寫,或機器生成草稿由人進行修改,或人機接龍,或機器提供素材與思路等。現在成熟的人工智能寫作助手有Give Me Sport、Google、News Cart等。其次是為人類文本進行輔助性的標準評價過程。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比人類更適合進行標準評價,因為理想的狀態下,人工智能沒有情感,只要置入的不同種類與時代的文學文本數量均等,篩除歧視性話語,人工智能不會有“賤同思古”“崇己抑人”“信偽迷真”的不良傾向,也不存在個人偏好的問題。并且大數據技術與計算能力的強化使人工智能學習的效率不斷提高,人工智能比起人類更容易實現劉勰所要求的“博觀”,對文學理論、文學史知識進行深度學習之后能嚴格按照設計好的“六觀算法”自動生產出對文學作品的鑒賞報告。再次,人工智能文學的發展可以激發人類的想象力與文學批評的能力。人工智能文學的文學價值更多蘊含在讀者對其的解釋中,讀者從或晦澀或不成章的人工智能文學中仿佛讀出“意義”和“啟示”的過程是讀者參與再創作的過程,人人皆有詩心,人類可以用自己強大的闡釋與聯想能力補足人工智能文學沒有感情的缺憾,而人工智能寫出的突破語法慣性或者禁忌的句子也給人類的文學創作新的靈感。最后是它可以幫助人類提高文學的質量,促進文學的創新,所謂“變則其久,通則不乏”。給人提供文化速食的網絡文學與自媒體文章風格雷同、寫作模式化嚴重。人工智能擅長摹仿具有套路的文章創作,利用套路寫作的作者被取代,因此,人類作者必須用心創作文章的內容甚至另辟蹊徑發展更高級的文學形式。而讀者讀膩了人工智能反復推薦的相似套路之作后,會產生審美疲勞,必然會跳出知識繭房,尋求優質文學作品的熏陶。

若以中國古代文論的美學標準評判人工智能文學,會發現其存在許多缺陷。在目前人工智能仍屬于弱人工智能的情況下,也就是人工智能無法真正擁有情感和心智的情況下,擔心人類文學會被人工智能文學取代仍然為時過早。但是,隨著人工智能寫作技術不斷提升,人工智能更深入地介入人類文藝創作中,可能會引發完全不同的效果。積極來看,人工智能拓展了文學的領域,文學會變得更加豐富,邊界不斷擴大。而且人工智能可以便捷地生產出更多作品,特別是在一些特殊文類如公文的寫作上,減輕工作者的負擔。但是,從消極方面來看,人工智能在文學領域會引發一些法律、倫理和社會問題,例如隱私權、著作權和知識產權問題;還會造成人類之間的信任問題,人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需要首先去辨別是人還是機器所作;更為重要的是,當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去生成藝術作品時,人類最重要的本質活動之一——文藝活動可能會萎縮甚至消失,那么,我們以后可能會生活在機器文本的海洋里,會被人工智能從思想和文化上所控制,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本文刊于《文藝爭鳴》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