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出版的“國家記憶”(聶震寧)

聶震寧

　　開欄語：

　　95年，中國共產黨從風雨中走來，帶領中華民族邁向一個又一個輝煌；80年，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紅軍長征精神始終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勇往直前。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華夏副刊特別開設“紅色漫筆”專欄，邀請委員、名家用文字勾勒他們的紅色記憶與紅色情懷。

　　兩年前，曾經讀到過一則傳奇故事，說的是魯北平原一個偏僻小村莊劉集村，那里的黨員群眾1926年得到一本《共產黨宣言》，數十年來，冒著生命危險學習、保存，直到新中國成立。現在，在山東省東營市歷史博物館內，就珍藏著這本封皮殘缺、紙張泛黃的小冊子，1920年8月首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現存世極為罕見，已被定為國家一級革命文物。

　　有人把這則傳奇故事稱為“國家記憶”，意指紅色出版物的出版和保存是新中國誕生不可遺忘的歷史記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之際，這個故事也引動了我們對紅色出版的“國家記憶”。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個著名觀點。按照這一精神，完全可以說，沒有革命的出版也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革命的出版一直與革命運動相伴相生。

　　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推動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早在建黨之前，一批黨的創始人就著力于革命的出版。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不僅提倡民主與科學，也宣傳社會主義，出版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發表了李大釗影響極大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陳獨秀和李大釗合作創辦《每周評論》，發表短文，著重時評，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在陳獨秀的主持下，新青年社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正式首次出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首次印刷1000冊就很快銷售一空，當年又重印1000冊。同一時期，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以及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在巴黎創辦的《少年》雜志，無不為建黨的思想和輿論準備做出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出版工作即成為革命活動的重點任務。中共一大后不久，中央即決定“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于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1923年10月黨中央頒發了《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下設編輯部、函授部、通訊部、印行部、圖書館，編輯部負責《新青年》、《前鋒》、《向導》等8種刊物的出版工作。1925年2月，黨中央制定宣傳部工作計劃，“要在短時期內應盡力編成某幾種最切要的小冊子和編譯某幾種最需要的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理論的和策略的書籍。”1921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建社之初，就有一套相當完整的出書計劃，有《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明尼斯特叢書》11種及其他理論書籍9種，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嚴酷的革命戰爭年代，紅色出版活動一直沒有中斷過。據不完全統計，在不斷地進行反圍剿戰斗的各個蘇區，從1927到1937年間，總共出版有圖書524種，報刊231種。即便是艱苦卓絕的長征期間，竟然還出版有書、報、刊148種。這些出版物都是在敵人嚴密封鎖下和慘烈戰斗的同時編輯出版的，保證了黨的宣傳工作堅持不懈地進行。

　　抗日戰爭時期，紅色出版物更是成為團結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敵人、打擊敵人的銳利武器。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抗日根據地以及在國統區都開展了積極有效的出版活動。延安的出版活動對全民族抗戰起著引領作用，晉察冀、晉綏、華中、山東、東北等根據地的出版活動也都十分活躍。特別是晉察冀、晉綏以及太行、太岳等四大革命根據地，出版活動相當突出，不僅出版了《毛澤東選集》、《論持久戰》等重要革命文獻，還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描寫敵后根據地人民群眾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和生動反映根據地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受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在1937至1949年短短的12年時間里，四大根據地還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印刷、發行體系。據不完全統計，共計建有22家報社、19家出版社、17家印刷廠和近40家新華書店，出版報紙400多種、期刊300多種、圖書2520多種。與此同時，在國統區，《新華日報》很快發展成為一份高舉團結抗戰旗幟，萬眾矚目的大報。受到中國共產黨熱情支持的生活書店，在鄒韜奮先生的領導下，迅速發展成為年出版書籍逾400種的著名大社，成為擁有56家分支店并受到許多青年讀者愛戴向往的書店。

　　作為一名出版工作者，每每回顧革命年代的紅色出版，我都為出版業前輩艱苦奮斗、勇于奉獻的精神所感動，為前輩們在那么艱難困苦的環境里創造的業績所震撼。有兩個生動的故事，尤其能讓我們深刻理解到紅色出版的意義和作用。故事分別來自于黨的領袖和基層黨員群眾，都與建黨之初出版的《共產黨宣言》有關。

　　第一個故事是毛澤東同志終生閱讀《共產黨宣言》。在延安，毛澤東與斯諾談話，他說自己能成為馬列主義者，和兩個人密不可分，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李大釗；同時還讀了三本書，讓他銘記一生，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和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他說，此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1941年毛澤東還對周圍的同志說過，從1920年到1940年，他閱讀《共產黨宣言》不下100遍。解放后，毛澤東同志每年都要讀幾遍《共產黨宣言》，晚年還從中央編譯局借去《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本閱讀。

　　第二個故事就是本文開始時說到的那個傳奇故事。那本《共產黨宣言》是1926年一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劉雨輝從濟南帶回到魯北平原廣饒縣的偏僻小村莊劉集村，以此發動革命，建立了全國最早的農村黨支部——中共劉集支部。支部成立后，劉雨輝把隨身帶來的這本《共產黨宣言》送給了劉集支部，作為支部的學習教材，由支部書記劉良才保管。后來劉良才被組織上派往濰縣領導革命斗爭，小冊子又交給支部別的黨員保管，最后為了避開敵人的搜查，又托付給一位名叫劉世厚的農民保管。劉良才在斗爭中犧牲了，而這部《共產黨宣言》卻由劉世厚歷經數十年坎坷，躲過敵人多次搜查掃蕩，安全守護了下來，最后捐獻給新中國政府。而劉集村黨支部，數十年來一直把學習《共產黨宣言》作為黨員學習的主要內容，成為一個帶領全村群眾革命、生產、改革發展的堅強團隊。

　　2014年，我參加一項全國性圖書獎的評獎工作，作為評委，我讀到了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記述這個傳奇故事的紀實文學作品《國家記憶》，受到極大震撼。我的閱讀難以平靜進行，不時要停下來平息內心涌動的激情，思考紅色出版的意義和作用，只覺得紅色出版，如此赤忱，如此堅強，如此不朽……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原總裁、韜奮基金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