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的現代性寫作：重新面對世界？

　　最近2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顯示出強烈的現代性特征，尤其是70后作家開啟了真正具有現代性意味的寫作。70后寫作者雖然充分汲取了先鋒文學的影響，但是他們雜糅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寫作技術，豐富了先鋒文學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于人性，尤其是對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人性復雜性的追求。

　　和國外70后作家的作品相比較，我們這些人的寫作其實在姿態上是有些保守的，生活在我們筆下可能煙火氣十足，但是缺乏更深層次的挖掘和打撈，也缺乏對文本的創新意識。跟國外同行在文體上的自覺追求相比較，我們在小說創作上的同質性日益明顯，在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顯得有些呆板、木訥、拘謹，缺乏一種自信。自覺地對文學表達方式與表達內容進行探索，哪怕微不足道的創新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現代性，究竟是一個內涵抽象空洞，已經被拋棄的概念，還是能夠繼續對當下的文學創作提供啟示？70后作家，究竟是一個共性仍舊大于個性的整體，還是各自的個性已經清晰呈現，并在共性中逸出？當這兩個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極其重要的概念撞擊在一起時，又能激發出人們怎樣的思考？日前，在花城出版社“現代性五面孔”叢書第一輯出版之際，魯迅文學院、花城出版社共同主辦研討會， 《人民文學》主編、著名評論家施戰軍，花城出版社副總編輯張懿，河北師范大學教授李建周，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楊慶祥，魯迅文學院教研室主任郭艷， 《文藝報》新聞部主任李云雷，叢書策劃人張鴻和李浩、徐則臣、東君、張楚等70后代表作家一起，以70后文本與現代性寫作為主題進行了探討。此次研討會由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著名作家邱華棟主持。

　　作家、學者眼中的現代性寫作

　　施戰軍首先對現代性概念本身以及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現代性其實是一個中性的詞，但是往往被當成一個褒義詞，一個覆蓋性、取代性的詞，似乎現代性就是正確的，非現代性就是反動的，應該被革除的。現代性是基于個人主義的崛起，人的主體性的凸顯而建立起來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魯迅開始創作時，所汲取的思想營養并不是當時西方最流行的人文主義思潮，而是在這之前的啟蒙主義思潮。雖然西方當時已經開始反思現代性，但是因為中國需要補上啟蒙這堂課，所以魯迅還是選擇了啟蒙思想來作為創作的指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施蟄存的小說是真正具備現代感覺的，所以我們通過他的作品，可以看到現代文學確實是跟此前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是從社會擔當的角度來寫作，而是首先把寫作建立在個人的感覺上，這樣他的作品實際上就對當時另外的文學思潮構成了回應。施戰軍在對現代性概念進行了闡發后，還對幾位70后作家的創作態勢、現代性在他們作品中的體現進行了分析。

　　郭艷說，最近2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顯示出強烈的現代性特征，尤其是70后作家開啟了真正具有現代性意味的寫作。比如徐則臣的作品往往從北漂者等個人化的身份特征出發，描寫每個行走在從農村到城市旅途當中的個體生命，他的小說是把人物納入現代化命題當中進行論述的。李浩、東君作品里的人物，作為個體生命的主體性也是非常強的。她認為， 70后寫作者雖然充分汲取了先鋒文學的影響，但是他們雜糅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寫作技術，豐富了先鋒文學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對于人性，尤其是對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人性復雜性的追求。像李浩的長篇小說《鏡子里的父親》塑造了一個單向度的父親，用一種強有力的主觀性敘述，實現了中國現代文學對于人性深度的探討。

　　被廣泛認為是70后代表作家的徐則臣由自己收入這套叢書的作品入手，認為這類所謂現代性小說，對于作家來說，很可能是一個語焉不詳的保護傘，作家可以在小說里做很多實驗，不能見容于主流寫作的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可以全部納入到現代性寫作這一范疇里來，所以現代性這個概念對作家來說，即使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僅僅是這個詞本身就可以縱容你，可以讓你的膽子變得更大。他表示，收入這套文集的很多小說，因為的確非常個人化，是過去不敢示人的作品，從未收入到別的選集中。這就像父母最關注的不是一個當神父的兒子，而是一個當小偷的兒子，對于作家來說，個人化的寫作可能就是作品里面的“小偷” ，但是這個“小偷”跟作家是心連心的。

　　另一位70后作家張楚則以《包法利夫人》為例，談出了自己對現代性寫作的理解。他說，福樓拜寫這部書已經有150年了，但是和包法利夫人同樣精神類型的女人至今依然到處可見，世界上照樣有無數的包法利夫人們在誕生、成長，在絕望中毀滅。可見一本書的生命力遠遠超過一個人的壽命，所以他認為現代性寫作可能還是要對人類各種各樣的情感，對人性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所呈現出的一致性和普遍性進行最樸素、最真誠的書寫。

　　70后作家東君說，他不知道現代這個詞用了多久，王德威曾說魯迅當年在日本看幻燈片，看到中國人的頭被日本的軍刀砍下來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文學就誕生了，后來魯迅寫了《狂人日記》 ，也就意味著現代文學誕生已經近百年時間。這是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他也注意到國外對現代文學有著和我們不一樣的看法，有一個西班牙的評論家說傳統的小說家把故事怎么發展下去作為一個重頭戲，但現代意義上的小說家更重視營造一種讓他人感知自己的氛圍，他覺得他的寫作也是這樣，總是在慢慢地一點一滴地營造某種氛圍。

　　楊慶祥說，現代性不是一個普遍的不變的概念，是在歷史中不斷發展演變的，作家更應從地方性的和個人性的經驗出發，不斷挑戰、偏離各種中心，再去審視自己的地方性特質，這樣的過程才是真正體現現代精神的。當然，作家在寫作中，形式的試驗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對于每個人獨特的經驗，如何找到正確的形式，把這些經驗重新歷史化，最終推引出一個普遍性的東西，這樣的寫作才有可能成為整個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70后寫作者的方向

　　對于今天的70后這批作家，施戰軍認為他們因為對于國外的、經典的文學作品有著自己的自覺的閱讀系統，而不是去找那些很生僻的作品來閱讀、借鑒，所以他們講的這些故事更貼近我們內心的感覺，作品的包容力更大。另一位70后作家李浩認為，對于包括自己在內的寫作者來說，更多考慮的是文本層面的現代性，而對人的現代性這部分是有所忽略的。中國正處于現代性進程中，這一過程是緩慢的，我們的寫作才更應當自覺地為現代性進程做出努力。

　　張楚說，和國外70后作家的作品相比較，我們這些人的寫作其實在姿態上是有些保守的，生活在我們筆下可能煙火氣十足，但是缺乏更深層次的挖掘和打撈，也缺乏對文本的創新意識。跟國外同行在文體上的自覺追求相比較，我們在小說創作上的同質性日益明顯，在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顯得有些呆板、木訥、拘謹，缺乏一種自信。自覺地對文學表達方式與表達內容進行探索，哪怕微不足道的創新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楊慶祥說， 70后這代作家對人性開拓性的描述，是他們的長處或者優勢所在，更年長的作家寫作里有一種與世界的對峙，他在70后作家里看到更多的是對話的關系，這包括和世界的對話，和自我的對話，和他人的對話，他認為對話的關系是未來寫作特別重要的基石。這種東方的，有著更多寫作者自己生命體驗的寫作，可以改變文學現代性的走向，會構成新的現代性。

　　李云雷則立足《現代性五面孔》叢書，認為現在文學界的格局是現實主義占主流，這時推出這樣的一套叢書來倡導探索性寫作，倡導一種新的面對世界的方式，應當對我們當前的創作造成積極的影響。跟其他國家的同齡作家相比，我們的70后作家有自己的特點，這個特點也跟中國現代性發展進程的特殊性有很大關系，但是我們還要積極探索怎么把這些世界視野中的中國特殊性、70后這代人的特殊性聯系在一起，納入今后寫作中。70后作家是需要重新命名的，因為70后這樣一個概念本身是沒有特點的，如果就直接用這種年齡段來命名，前面有50后、 60后，后面還有80后、 90后，這樣的命名方式讓我們看不到這些作家自身的特點。而我們以前的命名方式，比如先鋒寫作，是把作家和某種創作上共同的主題、手法、風格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命名方式更加合理，對推動整個文學的發展更有價值。所以，他覺得這套叢書應該是對于這代作家用一種新的方式命名的嘗試，是對我們當下文壇的平庸寫作的一個反駁。

　　李建周對70后作家應該如何命名提出了設想。他認為，評論界對70后作家有很多的命名，有人叫尷尬的一代，有人叫面目溫和的一代，這些命名方式都有著特殊的價值、意義，因為它們各自體現了某種我們描述不清的狀態，也體現了作家和時代的關系，例如東君小說中人物經常處于“晃蕩”的狀態，這就非常切近我們時代的特征。這種狀態可能還會在70后作家的寫作中更清晰地逐漸呈現出來，所以需要我們對更多作品中對時代精神的描述進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檢驗70后作家的寫作能否實現真正的經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