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 舒晉瑜)“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在急劇的變化中面臨著地方性經驗的泯滅,大眾傳媒、高鐵、航空……方方面面的擠壓使得過去傳統的地方越來越面臨危機。”在12月4日舉行的蘇州當代小說與地域文化研討會上,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提出,這種危機不僅會影響到城市的面貌,還會影響到口音。然而,地方差異被泯滅的同時,我們也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中國也同時經歷著地方性的復興,每一個地方的文化自覺和自豪感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
李敬澤說,如何理解地方問題,同時也是如何理解中國。在新的世紀,地方正在重新獲得一種新的文化力量。因此,在這一背景下討論蘇州當代小說與地域文化,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的關系,也包含著這個時代關于文學創作,關于作家的寫作與地方文化認同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認同李敬澤的觀點。他認為,全球化和地方性作為互動關系存在,一方面全球化壓抑、取消并泯滅了地方性,但是地方性倔強、頑強地保護自己,并在全球化的壓力中重新建構。這是一個后現代時代的文化特點。蘇州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當中,如何在文化上重新理解地方性,這不只是一個文學的特點,是蘇州文化重建的課題。同時,陳曉明認為蘇州的作家為蘇州的文化地方性保護做了巨大的貢獻。陳曉明說,電影也好,其他的視聽藝術也好,都很難像文學這樣,以母語、以方言的方式保護一方地方文化。地方性大量泯滅喪失的時候,文學書寫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2012年底召開的“蘇州作家與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因討論過當代文學史中蘇州作家的意義。那么,蘇州作家的文學史意義何以形成,蘇州市作協主席、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堯認為,答案之一是地域文化的影響。這是本次會議討論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也想由此探討在逐漸變化的地域文化影響下,蘇州當代小說有何新的可能。
王堯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文夫、范小青、蘇童等作家的小說,都有鮮明的“蘇州氣質”,但又不同,不同的作家所受地域文化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審美特征的個性差異明顯。因此,地域文化的影響可能有基本規律,但沒有統一的答案。對于批評家而言,可能有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焦慮,特別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但對小說家而言,地域文化是母體,小說家不會想批評家那樣條分縷析。批評家的分歧常常不是針對具體創作和文本而言,而是一種理論的焦慮。小說家處理地方經驗、地方知識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還是要從創作出發。他說:“陸文夫的‘小巷文學’已經不能概括蘇州當代小說的整體特征,蘇州小說創作已經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與吳文化的消長有關。一方面有穩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蘇州的文化結構已經變化,是更敞開的地域文化。而且由于小說觀念方法和技巧的變化,蘇州作家處理地域文化的方式 已經轉型,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
蘇州作家如何書寫蘇州的問題上,蘇州市名譽主席范培松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蘇州小說中地域文化的表現越來越淡化。”蘇州地域文化必須靠人物形象彰顯,如陸文夫筆下的朱自冶、高曉聲筆下的陳喚生。但是當下的文學作品中,藝術體現蘇州地域文化的人物形象,或者是有影響地展示蘇州地域文化的人物形象幾乎很難找到。范培松認為,蘇州作家應該以塑造出有影響的、體現蘇州地域文化的人物形象為自己的責任。“我們都守土有責,現在的地域文化慢慢的消失,流失,我們只能堅守,堅守就是先鋒。”
那么,蘇州地域文化的書寫有何出路?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吳俊指出蘇州文學的出路就是逆襲,看每個地方的地域文化如何逆襲當代的主流文學。他認為,地域文化實際在消失,靠堅守是守不住的。“文學承擔了對于地方文化或者說主流的社會趨勢逆襲而生的功能。一個順勢而為的文學,或者追隨主流潮流的文學注定是沒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