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識途：那些硝煙里的“戰爭與和平”

　　“過隙白駒，逝者如斯，轉眼百年。憶少年出峽，燕京磨劍，國仇誓報，豪氣萬千。學淺才疏，難酬壯志，美夢一朝幻云煙。只贏得了，一腔義憤，兩鬢 蕭然。幸逢革命圣卷，愿聽令馳驅奔馬前，看紅旗怒卷，鐵騎狂嘯，風雷滾滾，揭地翻天。周折幾番，復歸正道，整頓乾坤展新顏。終親見，我中華崛起，美夢成 圓。”

　　一年前，在馬識途百歲書法展上，這首由他創作、書寫的《百歲述懷》懸于展廳之中，吸引眾多參觀者駐足。寥寥幾筆，一個革命家的雄心壯志、戎馬生 涯躍然眼前，而他本人早已與那些滄桑世事一起大隱隱于市了。猶記得，展覽現場，他堅持站著說完每一句話；也還能記得的，是那句“人無信仰生不如死”，是他 90歲時題寫的“若得十年天假我，揮毫潑墨寫興隆”，是他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書法作品——“為天下立言是真名士，能耐大寂寞是好作家”；此外，還有他 給自己制定的“五年計劃”：再多寫幾部作品。

　　今年5月，在四川成都，我再次見到馬識途老人。他思路清晰，開口前先問，你大概想談些什么？此后，圍繞話題不曾偏離半點，年月、人物、事件均記 得清楚。在他的敘述里，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是復雜而艱難的。有很多次，我都想問問，經歷過至親犧牲的他如何看待生死，話到嘴邊還是咽下了。說起自己，馬識 途總是很謹慎，他說，自己沒有終身成就，只有終身遺憾，就是沒能寫出可以傳世的作品，因此，自己是“職業革命家”，文學卻只能算是個“革命文學家”。說 著，他一揚手指向書房，“我的座右銘就掛在里面，八個字——無愧無悔，我行我素。”

　　革命家馬識途：“抗戰是我一生的轉折點”

　　革命家馬識途，少年立志，投身革命，矢志不渝。16歲那年，他自重慶出發，輾轉北平、南京、上海、武漢、昆明……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用他的話 說，“抗戰是我一生的轉折點”。也因此，1938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鄭重將本名“馬千木”改為“馬識途”，意為識得正途，找到前進的方向。少小離家的 馬識途本是赴北平讀高中，不料，才在北平大學附屬高中學習了一年多，1933年日軍進駐北平近郊，城中不得安寧，馬識途不得不前往上海，考入浦東中學。

　　1935年，馬識途在上海參加了抗日救亡學生運動。1936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化學工程系，覺得自己“工業救國”的理想大有實現的希望，但 系里的一次慶典活動，卻打碎了他“工業救國”的夢幻。當時，中央大學化工系舉辦慶典活動，很多早已畢業的學長返校和學弟學妹們談畢業后工作的感受，沒有想 到的是，他們的處境和馬識途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們都和我一樣，想著把科學搞好，要實業救國，但結果發現根本不可能。他們畢業以后，有的到國民黨開的工廠 里，有的在國民黨機關上班，實際上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尤其當他們說起生活現狀，馬識途更覺失望，“在工廠里的，每天就是把日本貨、走私貨拿過來，貼上 標簽，改成國貨，然后到市場上去賣，實際上是推銷日本貨。到機關上班的，都是花瓶、陪襯，這對我打擊很大，這怎么救國啊？我一心想的是工業救國，結果他們 學了一身本事，國家也不用他們，只能到街上擺個攤攤，賣雪花膏、擦臉油求生活”。聽了學長們說的這一切，馬識途感到非常失望和迷茫。難道真的就報國無門 了？他覺得，工業救國的幻夢破滅了，必須尋找新的道路。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進步學生的活動，并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南京秘密學聯小組。

　　1937年7月，抗戰爆發，馬識途隨“中央大學農村服務團”到南京曉莊地區宣傳抗戰，準備發動群眾打游擊。可他發現，農民們根本不買賬，“光是 去念一些文章，演一些節目，農民看了覺得很可笑。后來才知道，要發動農民，必須要真正和農民活到一起，給他們辦好事情”。于是，宣傳開始集中在兩個主要方 面，怎樣躲日本人的飛機，還有就是幫農民治病、上藥，他們很快取得當地農民的信任。

　　“我們要帶著他們去大茅山打游擊”，共產黨派人來了解情況時，馬識途和另外一些人滿懷信心，青年人對革命的想象充滿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卻遭到 當頭棒喝。“他們說，你們簡直是幼稚，青年學生打什么游擊啊，日本人肯定把你們全都殺掉，趕快走！”聽從勸告，馬識途和同學們遠赴安徽、湖北，在鄂豫皖邊 區參加了黨宣辦為預備黨員舉辦的培訓班。大家特別興奮，總想著去后方打游擊，“當時很多人都是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的大學生，很多人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 動，大家都想去敵后打游擊，認為打游擊是一種最理想、最直接的抗戰方式。”今天看來，馬識途自己也說，青年知識分子對戰爭的認識太簡單和理想化了。

　　馬識途沒能如愿去打游擊，他在武漢被時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的錢瑛調去做工人工作。后來，錢瑛介紹他入黨，并在入黨時說，你是可以做“職業革命 家”的。我問馬老，職業革命家是什么意思？他說：“就是地下黨嘛，是最危險的職業，錢瑛看我老實可靠，覺得我可以做地下黨，我就一直做到解放前，好多好朋 友都犧牲了，包括我的妻子劉惠馨，一個月大的女兒也找不著了，20多年后才找到。”這些經歷后來被他寫入長篇小說《清江壯歌》，更令人唏噓的是，他多年后 歷盡艱辛找到女兒，卻堅持讓女兒留在養父母身邊侍奉終老。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馬識途考入西南聯大中文系，繼續開展黨的工作。1945年，他畢業后被派到滇南做地下黨工作，1946年任地下黨川 康特委副書記直至解放。此后，他在建筑、科學、宣傳等部門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并兼任四川省文聯主席、省作協主席等職務。他與文學的緣分自中學開始，在西南 聯大中文系得到啟發，戰爭歲月里成為宣傳革命的重要方式，終于在退休后成為自己口中的“專業作家”。

　　文學家馬識途：“抗戰作品要反映戰爭的復雜性”

　　在馬識途寫戰爭的那些作品中，每一個人物都鮮活、有力，他們活生生立在書頁中，訴說著硝煙里的“戰爭與和平”，這些在《夜譚十記》《老三姐》 《清江壯歌》里都有體現。在馬識途的小說里，你會看到，害怕上戰場的農民戰士自殘躲進醫院，幾個月里一直心事重重，待重上戰場真的失掉胳膊，卻發自肺腑地 高興——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受漢奸唆使拿著手電筒照亮的農民壓根兒不明白，日軍的飛機就是靠著他指引的方向轟炸了村莊，而他最終死在參加抗日的弟弟 手里……這樣的故事太多了，馬老隨口講出幾個，都讓人心頭一陣酸澀，戰爭的主題無比宏大、沉重，卻由這樣一個個和你我一樣平凡的肉體去承擔、支撐，他們英 勇、堅強、無私、偉大，卻也膽怯、無奈、思鄉、軟弱。馬識途說，現在很多人其實不明白，抗日戰爭對中國來說，是多么偉大、復雜、艱難的一場戰爭，反映抗戰 的文藝作品不好看，是因為他們沒法了解這其中的復雜性。 

　　馬識途的文學創作早在中學時就開始了，后來在西南聯大中文系讀書時，他從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等文學大家那里習得了受益終生的教誨，文學素養 不斷提升。為了抗日，他和從延安來的張光年一起辦雜志，寫抗日題材的小說，“寫了一點東西后，就有信心了，人家也覺得，你還可以寫點兒東西嘛。”根據地下 黨工作安排，他曾以《湖北日報》記者身份赴前線采訪，天天跟著戰士們摸爬滾打，那時才知道真打起仗來是怎么一回事，“炮彈就在你眼前爆炸，咣咣的，到處 飛，嚇得我喲。但戰士們不害怕，還教給我怎么躲炮彈，說炸過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因為敵人不會再炸那里了。”

　　后來，師部派人找他，一聽跑到戰壕里去了，立馬急了，“怎么回事？記者怎么跑到前線去了？出了問題怎么辦？”馬識途說，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到前 線去了。晚上，趴在戰壕里能聽到對面日本人在唱歌，咿咿呀呀的，聽調子很悲傷，他們好像很思念家鄉的樣子。我們的戰士也很有意思，有個戰士拿炮彈殼當花 盆，栽了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植物，還開著花，“在炸彈里開花，這不就是《戰爭與和平》嘛。”他說著，爽朗地笑起來，好像那些生死攸關的瞬間都是別人的故事。 離開昆明時，為了遵守組織紀律，馬識途把之前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這其中就有后來出版的《夜譚十記》。2010年，導演姜文把其中的《盜官記》改編成電影 《讓子彈飛》，引起轟動。但當初那時候，馬識途是不愿意去寫小說的。

　　1959年，《老三姐》在《人民文學》發表后，邵荃麟、張光年找到他，認為革命老同志能寫作品的人不多，希望他能寫下去，并動員他加入中國作家 協會。馬識途不樂意，他愿意做的依然是革命工作。是邵荃麟說動了他，“你寫革命文學作品，對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長一倍，貢 獻更大，何樂不為？”此后，《找紅軍》《小交通員》《接關系》等革命題材文學作品相繼發表，長篇小說《清江壯歌》中對人性的挖掘和書寫還讓他一度遭受批 判。不過，就像他自己說的，在離休之后，他才成了“專業作家”，有了大把的時間搞創作。說到這兒，馬識途總覺得遺憾，覺得沒有可以傳世的作品。

　　文學作品終究還是要留給歷史去評說，同行者或許很難給出真正客觀的評價。對自己的作品，馬識途說一本都不滿意，他總是說自己沒有終身成就，只有 終身遺憾。“我所經歷過的20世紀，所看到的、經歷過的故事非常多，都可以變成很好的作品，許多作家都沒有這么豐富的經歷。而且我在西南聯大學了4年如何 寫小說，也有寫東西的本事了。但因為工作忙，沒辦法寫。一直到后來，年紀大了，現在雖然有時間寫，但創作高峰已經過去了。雖然腦子里還有大量的故事和素 材，但拿不出來。本來我應該寫一本傳世之作，但是我一本傳世之作也沒有。不慚愧地說，我是個革命家，要說文學家只能算是革命文學家，為宣傳革命寫了一些東 西。”

　　智者馬識途：“我們的文學假若沒有一種很高的思想，這是有問題的”

　　如今，這位已逾百歲的老人安居成都家中，院子里綠樹蔥籠，太陽再大也只透下絲縷，看得出是有些年歲的。每天，他作息規律，時間大都用在閱讀和創 作上，說起現在的文學并不陌生。我提到的報刊、人物，甚至文章題目，他都基本知曉，有些還知道是在哪家報紙上刊發的。他用iPad，用電腦打字，對網絡文 學也有自己的看法。這讓我有點兒吃驚，便會想，如果自己能活到100歲，是不大可能像他這樣與時俱進了。

　　馬老拿起書桌上的一份報紙，指著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說，這個就還可以嘛，有真感情嘛。談起當下的文學，他覺得的確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文學的低俗 化、媚俗化傾向就不太好，金錢似乎成了衡量文學作品的標尺。文學評論文章也不少，是在評論作品，但好像沒人敢真正談問題，談問題的也說不透徹。馬識途還很 關注網絡文學，他希望文學界積極發展、引導網絡文學，因為有些網絡文學的內容被金錢所裹挾，很難寫出真正的好的文學。“網絡文學不是這個路子啊，可惜那些 青年了，本來能寫出好的東西的。我們要引導他們往好的路上走，多寫點兒好的作品。批評也要敢于發出聲音。”

　　今年是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作為那場戰爭的親歷者和記錄者，馬識途對抗戰題材的文藝作品也有自己獨特的思考。他覺得，現在 這類題材還沒有特別經典偉大的作品，挖掘戰爭的復雜性和戰爭中的人性，在他看來至關重要。他說，我深深感受到，現在有些東西寫的是假的，根本沒有那回事， (他們)根本不知道抗戰對中國人民多么重要。所以才會出現戲說抗戰的雷劇、神劇，抗戰不是簡單的說我要抗戰，就勝利了。內外部的矛盾、斗爭都非常復雜、激 烈。現在的抗戰文藝作品沒有真正反映抗戰的復雜、作家沒有真正經歷、研究過抗戰，知之太少，所以才寫不好。在他眼中，當代中國有許多需要表現、描寫的人 物，好的作品應該從思想上推動人類進步，影響世道人心。“我們的文學假若沒有一種很高的思想，這是有問題的。”

　　歷經風云，卻不忘初心，終歸于極簡與至真。在他回憶起出生入死、起起落落的往昔時，我看到的是歷史、是信仰，卻不單單是對歷史和歷史中自己的追 溯。那是一個人走過整個20世紀后的記錄和思考，其中，深藏著一個國家百年來的掙扎與奮起。問起他去年制定的“五年計劃”進行得怎樣，老人認真地告訴我， 沒有食言，正在寫《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寫了5類人，分別是家人、名人、洋人、文人和凡人，都是這輩子怎么也忘不掉的人。是呵，歷史、方向、勝利，這些 無法稱量的關鍵詞，也終究是要由每個時代的那些人去承擔和推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