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邊不斷有人說起金庸先生,是“文革”以后的事。金庸先生的演說、專訪不斷見諸報端,在文化人中間也口口相傳。
1986年,團中央組了一個訪港團,有三十多位青年企業家、青年經濟理論家參加,我是團長。我們是應香港培華基金會之邀去參加培訓的,為期三個 月。當時香港正是“金庸熱”溫度較高的時期。在香港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在對青年人進行生存訓練時,要把一個年輕人送到荒無人煙的孤島上獨自過七天隔世的 生活,除了食物和水以外,年輕人還可選帶三樣物品,問年輕人選什么。年輕人的選擇是睡袋、手電筒和金庸小說。年輕人說,有了金庸小說,七天不會太寂寞。故 事是否真實不必費力考證,反映的卻是當時香港年輕人的心態。受到金庸粉絲的影響,我從香港返回后也捧起了金庸小說,雖然不算狂熱,但也有空便讀,在家書卷 置于床頭,出差裝入行囊。
后來到了國務院新聞辦,經常與香港媒體打交道,特別是參加香港回歸的籌備工作,訪港成了“家常便飯”。我對香港的傳媒界還算比較熟悉,對香港文 學界就不很熟悉了。到中國作協工作之后,為加強與香港的文學交流,我只好花工夫做些調研。中國作協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便與香港文學界建立了文學交往關系, “文革”期間中斷,改革開放后得以恢復。之后,雙方派團互訪幾乎每年都有,鐵凝、陳建功、高洪波等很多作家先后訪港,參加文學研討、文學評獎之類的活動。 內地作家與金庸、曾敏之、劉以鬯、潘耀明等一批香港作家結下了深厚友誼。這時,我們耳邊經常傳來港澳作家要求加入中國作協的呼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 作協曾吸收25位港澳作家入會,到現在,有些已辭世,有些已移居國外,余下的也年事已高。港澳與內地同根同宗,港澳文學與內地文學同源同種。香港在國際社 會、特別是華人社會中居于特殊地位,是聯系國際上華文作家的橋梁,也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橋梁,加強與香港作家的緊密聯系,可以輻射華人文化圈、擴大中國文 學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出于這樣的想法,我們打算盡快啟動重新吸收港澳作家入會的工作。
吸收港澳作家入會,首先想到的是金庸先生。經與鐵凝商量,我準備親自去香港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見。赴港拜會金庸先生,帶件什么禮物呢?反復斟酌, 最好是請韓美林先生給金庸先生畫一匹奔馬。古今中外,畫馬者眾多,而韓美林先生的馬是獨一無二的。韓美林先生欣然命筆,畫作裝裱后,又配了一個精致的畫 框。畫幅很大,攜帶不很方便,我們一路上由兩個人抬著,到了香港,又送到金庸先生面前。金庸先生仔細端詳畫作,十分高興,再三讓我們轉達對韓美林先生的感 佩之情。金庸先生還興致勃勃地邀我在畫作旁合影留念。
雙方落座之后,我簡要說明來意。聽說我是專程來征求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意見,金庸先生滿面笑容,很真誠地問:“我合適嗎?”我說: “當然。首先要您自愿,然后還要履行手續。”金庸先生問:“是些什么手續?”我作了介紹。金庸先生認真地點點頭說:“我同意。”接下來,我們邊用餐邊閑 聊,談到了文學,談到了養生,也談到了版權。金庸先生知道有很多盜版的金庸武俠小說,他輕聲地說:“我看到過,盜版書印的質量差,錯字也多。”然后面無慍 色地一笑。我感到這笑,不是無奈,而是大度。
金庸先生的勤奮令眾人仰望。他學習勤奮,一生以讀書做學問為樂,年逾古稀仍在讀博,先后獲英國劍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名銜、榮譽院士和哲學博士學 位。他寫作更勤奮,寫下“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等十多部武俠小說。金庸武俠小說是中國現代新武俠小說的代表,繼承了古典武俠小說的精華,又開 創了新的范式。金庸先生還寫了多部電影劇本、大量的《明報》社評。金庸先生第一部武俠小說是《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上連載。從《神雕俠侶》開始,他 在《明報》上連載,每天700字,邊創作,邊發表。他除了為《明報》每天寫武俠小說,還每天寫一篇社評,業內的人都稱他“左手寫社論,右手寫武俠小說”, 是“左右開弓,文武雙全”。這樣一種寫作狀態,一直延續到1972年寫完《鹿鼎記》。
金庸先生當時的寫作壓力與今天的網絡作家有些相似。一旦開題,作者要日日供,讀者在日日跟,斷供是不行的。同樣是“快寫快發”,但金庸先生文章 的質量是現在網絡作家們無法比擬的。金庸武俠小說不但故事情節懸疑傳奇、環環相扣、引人入勝,場面描寫、景物描寫、心理描寫也爐火純青,人物刻畫栩栩如 生。而現在不少網絡小說,過分熱衷于情節化、娛樂化,文學性大量流失,作品形態粗糙、文詞貧乏,甚至信手涂鴉,美學質地一片蕪雜。金庸武俠小說是通俗文 學,網絡小說也屬通俗文學。通俗文學也要講究寓教于樂,弘揚主流價值,傳播正能量;也要講究構思精巧,語言雅致。在“快寫快發”的催促下能做到出手不凡, 只有靠豐足的學養和深厚的功底了。這方面,我們真該認真地向金庸先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