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晶明:文體興衰之嘆

　　許多人會費解，為什么今天的長篇小說熱度遠勝于短篇，浮躁時代不是更應該把文章寫短嗎，不是更符合“文化快餐”這個說辭嗎？還有，為什么詩人的影響力和社會知名度整體上不及小說家？于是，值得對文學文體的流變進行思考。

　　文體的流變顯然是有線索可循的——思想的復雜、感情的豐富，迫使文體不斷被突破。最突出的例證是中國的詩歌流變，從詩經的四言到漢詩五言，再到唐朝的七言為多，直至宋詞的出現，文體流變表現為一個不斷擴充的過程。元代戲曲、明清小說，從外部進一步證明文體的“擴容”勢不可當，而與此同時，絕句、律詩則逐漸退化到“閑筆”的境地。這說明了文體的流變和人類文明發展，和人們表達感情的豐沛程度是同時進步的。

　　然而，一種文體的興衰，受文人的追捧或淡化，被讀者熱衷或冷落，涉及更多因素，外部環境力量甚至更直接地影響、左右、決定著這種起落。社會需求迫使文化人必須去適應、去追隨，這是跟寫作的功利性密切相關的，潛藏著“務實”的、“非文學”的動力，也可以說是時代風潮影響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文學火熱，中短篇小說掀起熱潮，很多小說家都熱衷于此，那是個觀念日新月異、不斷突破的年代，中短篇表達思想、傳遞觀念更迅速、更直接。長篇小說之類的“黃鐘大呂”“扛鼎之作”何時能出現，成了很多文學人的擔憂。時間過了不到30年，世情大變，長篇小說已經不再是需要呼吁的文體，它在各方面的待遇都遠遠超過了中短篇。長篇寫作也已經不再是一個作家在長期的中短篇創作積淀后的嘗試，而成了很多年輕作家的處女作。人們又開始擔憂，最能體現作家藝術風格和特色的中短篇為什么寥落了？這顯然和市場、發行量、改編機會有關。一部作品靠作者知名度銷售，遠不及靠題材、靠書名更能抓人眼球。市場這個冷冰冰的東西已經推動起一股熱潮，裹挾著文體的興衰。

　　近日重讀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找到了更為久遠的證據——文體的興衰想來是一個很不文學的問題。談到唐代傳奇小說的興盛，魯迅認為，這其實與那時的“社會需求”，說徹底了是與士子、文人、“知識青年”的生存需要密切相關的。唐時，舉子們進京趕考，需要將自己寫的詩抄成卷子，拜名人鑒定，如果能得到“文化名人”的贊賞，則“聲價十倍”，及第希望大增。但開元年后，詩歌被人厭倦，應該是名人們也看煩了吧，詩歌不招人待見，有人就抄小說呈上，結果反而暴得名聲，于是魯迅說：“所以從前不滿意小說的，到此時也多做起小說來，因之傳奇小說，就盛極一時了。”

　　今天是市場，唐時是及第，它們都關乎生存和現實前程，對個體有著重要的影響。所以，文學的健康發展并非靠作家、評論家呼吁就能實現。

　　我又想起了文學批評，為什么充滿感性、精短的文學批評文章難成氣候？為什么大家詬病、批評家們自己也都厭倦的長篇大論、冗繁沉悶、掉書袋、無個性、無溫度的“學術論文”大行其道？因為批評家大都需要通過學術鑒定，評職稱、過選題、獲資助有硬性要求：選題必須宏觀，字數不能少于三千，發表文章要求級別，開篇要羅列關鍵詞，要寫出內容提要，引文必須規范足量，必須列出參考書目，等等，此中要素缺一不可。我曾經在一所地方院校上學，我的一位老師在《讀書》雜志發表了好幾篇關于“紅學”的文章。20世紀80年代的《讀書》，在讀書人心目中是一個高不可攀的文化重鎮，但老師說評職稱時這些文章不能算數，因為《讀書》不算學術刊物，不在序列當中，不可能加分。我聽了以后頗為震驚，更下定決心，絕不要進入如此“考評”系列。文學批評現狀要從總體上改變，這樣的考評體系不打破很難實現，其消極影響堪比“紅包批評”“人情批評”——后者大多是赤裸裸的，一上來就暴露標識，是除了文章作者和評論對象外無人認真對待的，前者卻大多正襟危坐，一副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樣子。

　　文體流變有規律，其推手卻很復雜，需要我們準確把握動力源和方向感，梳理其中的關系。然而面對許多難以左右的因素，總免不了一聲嘆息。但愿在喧囂的社會環境中，文學依然能夠循著自己的方向前行。

　　(作者為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