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短篇小說：土地·反腐·青年

　　新觀察·年度綜述

　　獨特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情感是一方土地對作家的神奇賜予，而這樣的小說也具有保土護壤的功能。

　　2014年反腐小說比之以往更值得關注和研討。反腐小說一貫以現實主義傳統、人道胸懷和批判精神為核心，為廉潔健康的政體鼓與呼。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關注，和十幾年前不一樣的是，這一次“80后”新的寫作群體悄然形成，且風格各異，格調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變著中國文學的格局。

　　2014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在平穩中見變化，在有序中見發展。一些中青年作家展示了雄厚的創作實力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方方的《惟妙惟肖的愛 情》、徐貴祥的《對峙》、弋舟的《所有路的盡頭》、馬原的《灣格花原歷險記》、葉兆言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魯敏的《徐記鴨往事》、陳武的《支前》、王妹 英的《十一種光》等中篇小說在題材上、風格上都有一些新的變化，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總體看來，2014年的創作有以下特點值得關注。

　　土地：為百姓和鄉親們立傳

　　土地曾經是中國作家的安身立命之處，也曾經是中國作家的根。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城鄉生活的差異在消減，中國與外國的日常生活也漸漸 趨同，尋求差異、謀求異質，有賴于文學創作者發揮主體能動作用，這是作家的一個開拓性課題。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如何保留“中國文學”的特質，吁求于文學的 中國化，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話題。在今天，重提“土地”，是重申一方土地和那里的人的緊密聯系。土地里面有親人的骨殖，有先輩的血液和汗水，鐫刻著中國人的 深沉記憶。在這個資訊發達、社會開放、價值觀多元的時代，眾聲喧嘩，知識分子心游八極并不難，而懂得歸來并秉持對自然、故鄉、人民充滿熱愛的創作情懷更為 難能可貴。

　　滿含“土地情結”的小說深植于中國的土壤，彌散著地方特色，在作品中灌注來自吾鄉吾土的異質，表達中國人的喜怒哀樂、堅忍頑強、生生不息，其現 代意識、生命意識真正是有根有韻，生機沛然。雖然中國的小說歷史和農業國的歷史不可分割，鄉土小說對農業文明而言流風遺韻不息，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 再加上具有書寫能力的知識分子漸漸遠離了鄉土，優秀鄉土小說的數量在減少，以至于有學者感嘆鄉土小說的潰敗乃至終結。

　　2014年，鄉土小說雖然大致陷入對鄉土的回憶，但依舊是“中國小說”版圖中應引人注目的赫然風景。新秀馬金蓮和老作家葉廣芩、曹乃謙的鄉土作 品，蓬勃如野草，高貴如雪蓮。他們塑造了可愛的中國婦女、兒童形象。無論是馬金蓮的《繡鴛鴦》《口喚》《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還是葉廣芩的《太陽 宮》，抑或曹乃謙的《初小九題》，作品中的婦女和兒童無論是來自知識分子家庭還是底層農村，面對多年前的貧窮、苦難、困厄，風劍霜刀未改回憶性敘事中人物 的可愛。作品中的故事，發生在生養他們的土地上，作家記錄了地方性的風土人情，他們的敘述具有非常高的辨識度，依靠平和、自然、質樸、客觀、簡練的風格， 選用甘肅腔、京腔，以及山西“莜面味”的語調，吸引了大批擁躉。

　　現當代的作品內，讓人覺得可愛的人物少。可愛的小說人物形象有一種清潔的品質，持守著本真本性，人們極容易通過作品獲得情感和道德的認同、心靈 的安詳。尤其困厄小說背景下可愛的人兒，如同冰山上開出的雪蓮花，滌蕩心靈的污垢。作家內心柔軟、細膩，在他們筆下，讀者可以看見人心和情感的風吹草動。 真善美隱藏在平凡的每一個人身上，如發暄的土地，是創作者寫作的立足基礎。選擇近乎“細草”的作品風貌，書寫凡人瑣細，并非作家心中沒有“大樹”， 這只是一種對美學原則的取舍。馬金蓮、葉廣芩、曹乃謙選擇細弱、平易、家常，沒有選擇偉岸、強健、宏大的風格。他們堅持書寫平凡人物的善良，堅持書寫人民 生命中從未消失的美德，像棉花一樣溫暖人心。

　　季棟梁、李亞、曹永的鄉土小說像土地一樣厚重。季棟梁的《黑夜長于白天》是鄉村版的《風景》，作品在展現西北自然條件惡劣地區的原生態方面生動 真切，體現了作家對生活的體味和熟稔，黃土地上的悲催人生過往，既艱辛又粗糲，而婦女的昔日生活更加凄慘卑微。作家寫出了兩代女性的悲苦歡欣和她們抗爭命 運的堅韌和智慧，也書寫了兩代女性的內心苦難和延綿浩蕩的恩、情、義，發出了中國傳統文化正能量的強音。和以往的苦難敘事作品不同，這篇小說寫外部的苦難 是幌子，重視人物由深情厚誼產生的內心之難是實體。或許是因為面對寧夏的戈壁荒漠，季棟梁筆下生存的直接和粗暴代替了方方作品中的詩意和女性的傷感，但 《黑夜長于白天》中人民樸素的情感讓小說厚實沉穩，大有氣象。

　　李亞的《自行車》通過演繹自行車在李莊的歷史，恢復時代推進中的村莊，活現時光中的諸多面孔及少年的成長史。這部小說沒有專注于表現作家對世事 變遷的態度，而是專注于還原人物和情感，塑造李莊群像，也為李莊建立秩序。這個虛構的李莊曾多次出現在李亞的小說之中，李亞的寫作具有精神還鄉的意義，他 在《自行車》中投入了濃烈如酒一樣的鄉愁，雄渾莊重，但飲下這杯鄉情的酒，他是如此開懷，神氣活現，敘事帶著微醺的歡暢。

　　曹永的《捕蛇師》是一曲農耕文明的挽歌，也是物欲沖擊下人性異化的警鐘。其歌徘徊、其聲震蕩，具有延宕不絕的沖擊力。《捕蛇師》中象征農業文明 的神異方術，呼風喚雨，逢山開路，能招蛇救人，但其擁有者生活窘困。曹永筆下路不拾遺，插草標以指示野樹、游魚先到者先得的山中村莊，正處在城市文明的沖 擊中。老父親擁有神奇的捕蛇術，但他不以此營生，他相信蛇有靈性，而被城市文明熏陶出來卻不被城市接納的兒子，卻將捕蛇作為斂財致富的方式，兩代人的差異 是兩種文明的沖突，最終技毀人亡。

　　此外，孫家正的《老人與樹》、吳克敬的《歲歲喜鵲》不約而同地寫了“大樹進城”現象，這一現象大約是我們這個農業國栽培史中的新頁，他們對從農 村、鄉野移栽大樹到城市這一現象進行了思考。馮俊科的《雅雀無聲》寫的是科技帶來的土地污染、食品安全問題，他筆下的鄉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異；陳倉《空 麻雀》中的鄉村失去了活力，而留守的女兒正為漂泊城市的父親擔憂；鮑十的《東北平原寫生集》對鄉土的描繪猶如一幅畫，躍然紙上。獨特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情感 是一方土地對作家的神奇賜予，而這樣的小說也具有保土護壤的功能。這些作家寫出了具有“原產地保護”標識的作品，堅持美學判斷、情感判斷，對生養他們的土 地、親朋鄉黨充滿感情，以寫作報答大地的養育恩情，為可愛的人民立傳。

　　反腐：描摹風暴下的眾生相

　　文學“染乎世情”，與現實共振，2014年的反腐風暴席卷神州大地，2014年反腐小說比之以往更值得關注和研討。反腐小說，一貫以現實主義傳 統、人道胸懷和批判精神為核心，為廉潔健康的政體鼓與呼。當然，以往的反腐小說常常停留在好人與壞人、好官與壞官的沖突層面，上升到復雜的人性拷問和心靈 審視較少。

　　“反腐”小說和官場小說的巨大區別在于，官場小說在較低層面展示職場的技巧性甚至厚黑面，反腐小說不一定和所謂的“官場生活”緊密聯系，即便聯 系緊密，也需要擺脫官場小說寫作的流弊，創作者要有嚴肅的寫作態度，寫作中還需要去類型化，比如：區別于官場小說以情節為敘事結構核心的主流套路，去除小 說中的介紹性、說明性文字，不以宣揚所謂的“官場潛規則”為作品的賣點——總之，讓小說回到小說本身。

　　凡一平的《非常審問》寫的是貪腐局長萬一光害怕突然被紀委“雙規”，于是在家和妻子相互進行模擬審問，以期真正被審問時不因害怕而交代問題。在 這過程中，他發現在事實面前自己無法抵賴，便希望退掉那些和他稱兄道弟的老總們送來的巨款，然而，老總們要么不承認送過他錢，要么表示“打死也不會說”， 非但如此還繼續送給他錢。萬一光鋃鐺入獄，但并沒有他臆想中的審問，鐵證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萬一光之前顯然受到了“老虎”、“蒼蠅”紛紛被打的震懾， 然而，他卻繼續收受賄賂，貪欲無邊。小說告誡官員只有清正廉潔才會心安理得，萬一光的模擬審問救不了自己，終是徒勞。這篇小說故事簡單，但全部依靠生動傳 神的細節，塑造一個終日惶惶不安的貪官形象，凡一平把敘事藝術還給了小說。凡一平控訴、揭露貪腐之惡、弘揚正義，也在作品中灌注人文關懷。貪腐局長萬一光 能激起讀者的痛恨，但作品同時能讓讀者同情欲望下扭曲的一個人。貪腐讓萬一光人格扭曲，慘不忍睹，他緊張、自虐，四處說謊、心存僥幸，十分可恨也十分可 憐，惟有入獄才能獲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康。

　　楊少衡善于寫當下的干部形象，也能寫出官場生態的復雜性。2014年的《酒精測試》中，“反腐”是“我”的一種內心愿望。腐敗在小說中首先表現 為公款大吃大喝，“我”因“酒量不錯”名聲在外，不得不在接待中大量飲酒。“我”本不愛飲酒，這與“反腐”達成了一致，由此可見，并不是所有的腐敗都出于 腐敗者自己的意愿。從喝酒這事上看，腐敗于黨、于國、于腐敗者，都不是好事。然而，喝酒這件近乎受虐的事，“我”卻不得不做。小說題為“酒精測試”，“測 試”中自然有考驗，不僅考驗酒量，考驗胃，而且還考驗“我”是否聽一把手的話。在接待一把手的朋友時，省委暗訪組正在當地查公務接待，如果被暗訪組查獲， 政治生命馬上結束，如果我臨酒退縮，就會“被邊緣化”。一把手對“我”這個市委副書記的測試，其實是測試他在市里是否有絕對權力，測試“我”是否肯提著烏 紗帽聽他的指揮。這篇小說布局精巧，極盡暗示之能，預示著一把手的絕對權力帶來的絕對腐敗，曲折別致。

　　尤鳳偉的《金山寺》寫腐敗現象形成的深層原因之一種：信仰的位移。共產黨人的信仰應該是共產主義，但某些官員卻求神拜佛，希望神靈保佑升官發 財。小說中被“雙規”的市委書記尚增人上任后，大家都覺得是宋寶琦幫他“上位”——集體將一個領導干部的升遷當做宋寶琦私人對尚增人的某種成全，公私不 分，判斷事物的立場大有問題。重感情本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人民公仆需要的是大公無私的情懷。宋寶琦在尚增人被“雙規”后十分緊張，馬上清理尚增人送的禮 物，發現沒有現金，暗自慶幸未被牽連。然而，尚增人果然是送過宋寶琦一份“厚禮”：宋寶琦去金山寺燒香拜佛，一場法事的耗資竟然有10萬元之巨，宋寶琦在 不知曉的情況下等同于收受了尚增人叫人買單的這10萬元，這是他始料未及的。宋寶琦提心吊膽，等待紀委的處理，然而，沒有人敢得罪一方事主的佛，他的問題 不了了之。尤鳳偉的作品在行為和思想之間架設橋梁，在情節和人物之間尋求同構，小說暗含諷刺，透視人物的靈魂。

　　李治邦的《佛爺》仿佛取自現實生活的案例，將小偷反腐的故事進行藝術化處理，寫出竊賊對人性的傷害和心靈毀滅。張一鳴的竊賊技巧可謂高超，但和 貪官比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作為社會高級竊賊的貪腐者，常務副市長董強三跋扈。張一鳴仗著自己偷竊手段高明，先后兩次扒竊董強三。董強三知道是張一鳴扒竊 了他，更要命的是，董強三行賄受賄的賬本也被偷走。董強三必須抓住張一鳴，可是張一鳴已經將他行賄受賄的賬本實名遞交到了中紀委。借小偷來表現“反腐”， 在小說界早就有先例，但在兩個高級竊賊的爭斗中所體現的意味則另有妙處。董強三將公權力私有化——公安局局長是他的人，不立案就抓人，明顯是公權私用地抓 住了張一鳴；張一鳴不可能將公權力私有化，但他可以借用公權力，向中紀委舉報——打倒董強三和費局長。《佛爺》的故事，不是一個“盜亦有道”的正義故事， 張一鳴舉報董強三并不純粹出于正義，而是帶有江湖爭強斗狠的意緒。董強三和費局長抓住張一鳴也不具將盜賊繩之以法的正義性。

　　邵麗的《第四十圈》確切地說是一篇深刻的“世情小說”，作品沒有描摹公務員的腐敗，而是寫人民的疾苦、社會的病象，傳達的是另一種“反腐”—— 反對社會腐敗。良善弱小得不到保護，公平正義便無法張揚，作品直指公權力得不到約束和社會風氣惡化。小說中的事件關乎四條人命，誠如作家在小說中所言“事 情的麻煩之處就在于，看起來誰都有責任，但是論到法律上，又都沒有責任”。邵麗作品中的“反腐”，意味著全面凈化社會風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公 權力家族化后，仿佛權力是可以流通的家族財產，作品中派出所所長的妻舅便依靠裙帶關系橫行。這些官場生態的不健康、不正常，更說明反腐廉政任重而道遠。

　　青年：“80后”的分化與不足

　　“80后”作家在2014年重新引起關注，于一爽、甫躍輝、文珍、周李立、朱個、蔡東、宋小詞、王威廉、陳崇正、孫頻、馬小淘、張怡微、七色 堇、鄭小驢、陳幻、小昌等作家陸陸續續出現在一些刊物的頭條或重要版面，一些以他們的身份設立的專輯也由刊物陸續推出。和十幾年前不一樣的是，這一次的 “80后”新的寫作群體悄然形成，且風格各異，格調不俗，新的“80后”在悄悄改變著中國文學的格局。

　　“80后”在文壇最初亮相，是以韓寒、郭敬明等為代表的一群“青春文學”作家，“反叛”、“都市”、“時尚”等曾是他們的標簽。時至今日，韓 寒、郭敬明顯然不能再代表“80后”作家的整體面貌，“80后”作家的數量從當初的十來人發展到數十人，同時這個群體的構成也越來越豐富：除了寫城市的 “80后”，還有鄉村寫作的“80后”；除了“青春文學”的“80后”，還有“純文學”的“80后”；除了反叛的“80后”，還有回歸傳統的“80后”； 除了國際化寫作的“80后”，還有中國化寫作的“80后”；除了用純粹現代漢語寫作的“80后”，還有用方言寫作的“80后”……總之，“80后”作家的 寫作出現了可喜的分化，原先比較單調的格局被打破了。

　　“80后”作家曾經的一個特征是帶著強烈的校園背景，如今終于慢慢擺脫校園的氣息。2014年，“80后”作家小昌的《我夢見了古小童》帶有強 烈的后校園文學色彩。周李立的《如何通過四元橋》《八道門》體現出從純粹的個人情懷向社會更大層面的轉化。起步于校園的“80后”，終于告別了校園的青澀 和清新，在更豐富、更多樣的社會生活中展現自己。

　　最初出現的“80后”作家基本上都是城市里出生的，近些年來“80后”作家中出現了另一支隊伍，就是以馬金蓮為代表的另一種“80后”，如甫躍 輝、鄭小驢、孫頻、宋小詞等。他們來自鄉村，來自生活的底層，他們不是城市的寵兒，而是從鄉村走進城市的“進城”人。他們一旦開始正視生活，小說就有了苦 難敘事和生活滄桑感。他們為讀者呈現了“80后”寫作的另一種面貌：清貧、沉靜、潔凈、淡定，也標志著“80后”鄉土寫作的異軍突起。

　　他們小說的一個特色是對方言的提煉。“80后”作家普遍長期在高校接受教育，慣用純粹現代漢語，用方言寫作的鳳毛麟角。但小說是語言藝術，語言 風貌也是成就作家風貌的重要原因。馬金蓮的《繡鴛鴦》《口喚》、宋小詞的《吶喊的塵埃》、曹永的《捕蛇師》，就是這樣一類異質性的“80后”作品。“80 后”的方言、鄉土寫作承接前輩作家，但不像前輩作家那樣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方言和鄉土是絕佳的匹配。方言中的鄉土，能把讀者運送到原生態的鄉土世界。鄉土 “80后”作家的出現，是“80后”寫作分化完成的一個重要標志。和當年“農村包圍城市”不一樣，和中國文學由鄉土向都市發展的主潮不一樣，相比較而 言，“80后”寫作走了一條從城市向農村“逆流推進”的道路。

　　隨著主體的成熟和分化，“80后”作家逐漸走出了當年的“青春文學”主場，寫法上也開始表現出對經典化和新文學傳統的認同。韓寒的小說基本上需 要依靠對傳統的褻瀆和嘲諷才能完成，而郭敬明的玄幻或懸疑則是暢銷書的成功實踐。韓寒、郭敬明的存在對經典文學傳統是挑戰，也是叛離。新一代“80后”作 家不再是傳統的掘墓人。他們回望世界文壇，悉心研讀中外名著，在經典文學和潮流文學中汲取養料，充實、發展自己。

　　笛安的創作也許能說明“80后”作家的這一特點。她繼承了父母的文學基因，加之在法國留學的經歷，讓她的視野更為開闊。在她的小說中，時常讀到 中外經典小說的韻味。馬金蓮的《繡鴛鴦》，從小說名字就不難感受到傳統氣息撲面而來。郭珊的小說《思舊賦》中，那些古色古香的語詞構成了典雅的語句，有張 愛玲的民國腔。蔡東的《出入》帶著禪意，寫的是現代都市，骨子里是傳統人文的內核。馬金蓮生活在貧困的西海固，郭珊和蔡東則是廣州、深圳的時尚女性，看來 無論在哪里，“80后”都開始有意識地向傳統靠攏。“80后”作家與文壇的“意氣之爭”、“針鋒相對”在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少。”80后”作家成熟并分化 后，回到了文學本位，誠實地從事著文學創作。

　　在人們的印象中，“80后”意氣風發，揮斥方遒，像韓寒的賽車一樣一直往前沖行，很少瞻前顧后，不會回首往事，更不會反思自己。然而時間無 情，“80后”作家也開始反思、傷感了，漸漸擺脫了“青春文學”的小情懷。于一爽的《每個混蛋都很悲傷》中，“混蛋”對“混蛋”的懷念和追尋，居然帶著悲 傷和傷感。于一爽此前的小說頗具當年張辛欣的京味和鋒芒，而她居然率先感受到悲傷和傷感。這是生命也是文學的內在力量使然。周李立是“80后”作家轉型的 又一個代表，她的《更衣》中，主人公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反思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張怡微的《不受歡迎的客人》發出對生命的反思：一個人該怎樣對待他人，該 怎樣面對自己的個體生命。不有的《人面魚》對人性的反思采用推遲批評的策略，先讓讀者感同身受，覺得自己可能也是這樣，之后再讓讀者發現，這是人性中的弱 點。孫頻的《假面》、文珍的《我們究竟誰對不起誰》中的主人公在尋求幸福的生活，小說中既有對社會現實的描摹，也有對年輕人都市生活現狀的呈現，讓人感受 到社會、歷史、文化的疑難，在種種疑難中開始進行反思。

　　作家是生活的傳感器，又是生活的記錄者。由于“80后”作家涉世不久，雖然不能說他們的生活蒼白，但相對單調和平淡是客觀存在。在他們成長的歲 月里，社會沒有發生太多的動蕩，沒有太多的苦難感和沉重感，與前輩作家經歷的大風大浪、大是大非相比，他們有時候感到的是失重和虛妄。而社會的動蕩、理想 的破滅、信仰的糾結，往往是一個作家寫作的驅動力。他們最容易描寫的是外來者的陌生感、融入社會的艱難和困惑，帶著校園的青春憂傷來面對社會的復雜和無 奈，這也是他們在敘述上頻頻喜用第一人稱的原因。“我”如果作為一個觀察世界的視角是獨特的，但同時個人的視角又會屏蔽掉一些社會生活內容。相對于第一人 稱，全知全能的視角是一個廣角。文學需要廣角，也需要縱深。眼界決定視界，視界決定境界。不能籠統地說哪一種敘述人稱好與不好，但如果都是同一種敘述人 稱，而且口氣又接近，是不是藝術的個性和氣質也難免給人單調和狹隘的嫌疑？

　　當代小說發展到今天無疑在走向成熟，作家如何進一步向前擴展，是他們面臨的考驗。年輕的一代如此，已經成名的作家也面對更好地發展自己、豐富自己、超越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