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影視劇改編，有多少需要依賴小說家？

　　發現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這是小說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的這句名言，似乎給小說指明了道路，而這道路卻更像是在霧中。他留下的疑惑是：哪些才是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事物？如果就像他所說的，小說不研究現實，而是研究存在，那小說要研究的“存在”又為何物？而小說面對的嚴酷現實是，自昆德拉說了這句話多少年后，它的前景依然不甚明朗。小說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在與電影、電視、網絡等媒介的競爭中，勉為其難地爭取自己狹窄的生存空間。

　　更有甚者，正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評論家李敬澤在日前廣西南寧舉行的第五屆“今日批評家論壇”上所提到的，小說家之脆弱反映在他們以自己創作的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或以一些藝術門類，都要以小說作為底本改編為由，保持自己并無充分理由的自尊與傲慢。但事實并非如此。以他的經驗，僅就講故事而言，現在的影視劇，根本就不必依靠小說家。編劇家比小說家會講故事得多，他們講故事的本事、能力比小說家強得多，而小說家當編劇，成功的卻是極少數。

　　當然，他并不否認，的確有很多電影、電視劇是根據小說改編的。“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它到底改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最后我們看電影時，實際上經常發現，這個被改編的小說幾乎不存在。”以李敬澤的觀察，編劇對故事的追究、推敲下的功夫，很多時候比小說家要厲害得多。“總得來講，在這個時代，也許根本不需要小說這個中介，社會對故事的文化功能的需求，影視完全就可以滿足了。”

　　要是如李敬澤所言，好的故事常常在影視劇里能看到，在小說中反而很少有。那作家們需要捫心自問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小說到底還有沒有立足之地，它的立足之地在哪里？或者說，這個立足之地是故事的話，那么這個故事是什么意義上的故事？在李敬澤看來，作家要講的故事，至少是關系到我們對人的發現，對于人的新見，通俗地說，是回到人的意義上的故事。這個故事所圍繞的，是不被種種的定見所遮蔽，所過度書寫的那個人、那個地方的事。這恰恰是當下小說繼續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李敬澤舉眼下寫民國的小說為例。他說，翻開民國歷史小說，就能強烈感受到作家們無限的懷念之情。“問題是，當你在做如是懷念時，你是否反思過你的歷史立場所包含的權力和利益機制在哪里？你把歷史浪漫主義化為一種情調，或者是把歷史粗暴地寓言化，把多少人多少年的奮斗、痛苦和犧牲化為一個簡單的寓言，你所持的是一種公正的、負責任的態度嗎？”

　　由此，他表示，作家要警覺，要反思自己的立場。“面對歷史的時候，如果你只是從一個知識分子式的定見出發，最后寫出那么一部四五十萬字的小說，讀者讀后所得到的，依然是你的那個定見，你對歷史沒有新的理解，這樣的歷史小說，你寫它干什么？”

　　在他看來，眼下作家寫作，總是脫不開某種固有的調調，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老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老是端著一種知識分子的架勢，而他們的想法也完全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想法。“我們需要自省的是，小說家是不是知識分子？或者說，好的小說家在什么意義上是個知識分子？有些小說的毛病就出在，寫這些小說的作家居然是個知識分子，他們不懂說人話，不會講人事，這是很成問題的。”李敬澤認為，現在正是小說家放下身段，好好去面對和解決小說存在的問題的時候。“小說到底有什么功能？小說的可能性在哪里？當電影電視如此強大，以至于可以斷定小說再也翻不了身的時候，小說的天地在哪里？我們不妨在小說要死亡的假定下，對小說藝術一些根本性的假定提出一點質疑。”

　　以李敬澤的理解，作家們對小說寫作是有質疑的，對小說敘事也是有探索的。問題只在于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質疑，還有什么樣的探索。“說實在，很多所謂敘事上的探索，那都是小道。現在很多作家沉迷于小道，那不僅是玩的形式，而且是在追求形式主義。他們只是在章法上，在符號上去想辦法，就真的完全成了形式了，而且是什么也打不開的形式了。”

　　很顯然，如他所說，小說的形式探索，如果不能成為小說打開世界的一個面向，如果把這種所謂創新的形式刪掉，也并不妨礙小說實質性的面貌。那這個形式是沒有意義的。也因為此，他表示，小說表面的形式的危機和焦慮反映的是，其實是更廣大更普遍的問題。“小說只有建立在對人的經驗的深刻的分析、洞察和藝術構造的基礎上，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探索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