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史記》是古代最典型的非虛構作品

　　近日，魯迅文學院第24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報告文學班)在北京開班，來自全國61名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學員，將在這里集中學習兩個月時間。這也是魯迅文學院自2002年開辦高級研討班以來，首次以報告文學為專題。

　　在開學典禮上，魯迅文學院院長錢小芊說，報告文學素有“文學輕騎兵”之稱，自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出現后，就顯示了其“關注社會現實、擔當社會責任、歌頌光明、揭露黑暗、鞭撻丑惡”的特質，瞿秋白的《俄鄉紀程》、夏衍的《包身工》、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等就是代表作品。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后，報告文學更是把握社會脈動，積極參與社會生活。

　　錢小芊坦言，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面對經濟大潮的沖擊和以視覺媒介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強勢逼近，當下的報告文學創作也面臨著諸多問題。“一些作家淡化了對社會生活深刻的觀察思考和總體把握。有的報告文學作家在各種利誘面前，做起商業文章、娛樂文章，削減了報告文學的社會價值。”錢小芊說。

　　9月18日，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何建明為學員上了題為《為報告文學正名》的一課。什么是報告文學？何建明自己下了一個定義：用文學的手法，寫的新聞報告。有人說，報告文學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何建明鮮明地指出，中國報告文學不僅不會死，而且中國的報告文學與國家的強勁發展一樣，呈現著前所未有的景象和蓬勃生機。

　　何建明說：“報告文學依然是每年出版量和閱讀量最大的文體，也得到主流社會的最大認可。上一屆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獎獲獎作品中的30部圖書中，22部是報告文學作品。而且在影視劇中，由報告文學改編的占三分之一。”

　　對于報告文學批判現實的功能，何建明說：“把一件壞的事情寫出來，早已不是什么難事，難的是能否深刻地揭示問題的本質，并提出建設性思考。”

　　前段時間頒布的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何建明坦承其中的報告文學獎存在文體混亂的現象：“194部送評作品，有相當一部分文體不符。但在最后一輪中，現實性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仍然占主導，非虛構作品獲得可喜的一席之地。”

　　而關于作家阿來的作品《瞻對》“零票”落選引發的輿論爭議，何建明解釋：“阿來的作品并不是‘零票’進入終評，而是在數輪評選中一直居于高票的情況下，進入評選的最后階段。當時仍有三人推薦《瞻對》，我是其中之一。但終因‘十進五’時，要求必須三分之二以上票數才能獲獎，才忍痛割愛。”

　　何建明認為，應該向《苦難的輝煌》作者金一南和《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作者尹建莉等作者致敬。“雖然他們沒有獲獎，但他們的書發行量達到四五百萬和六七百萬。他們的作品也屬于‘非虛構’，而且是真正受到中國廣大讀者歡迎，并充分肯定的優秀的作品。”

　　近年來，非虛構作品的概念大熱，同樣作為紀實文體，不禁有人問：“非虛構作品能否替代報告文學？”也有人質疑，《瞻對》是否因為其為非虛構作品，不符合報告文學體例而落選？《人民文學》副主編邱華棟也曾對媒體表示，“報告文學”獎項應改為“非虛構(包括報告文學)”。

　　對此，何建明回答：“‘非虛構’只是紀實文體中的一種，它和其他紀實作品一起，豐富了報告文學創作，但不可能替代報告文學這一具有時代性、現實性、新聞性、社會性、文學性融為一體的文體。其實中國就是最早進行非虛構文體創作的國度，《史記》就是古代最典型的非虛構作品。”

　　何建明說：“簡單照搬照抄西方的一些概念或名稱，不能真正達到促進和發展我國文學的目的，有選擇地吸收其精華才是方向。堅持中國自己的報告文學文體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的國情，為報告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與素材，這是當代世界任何國家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