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走出去”需做好三件事

　　原標題：“南方國際出版論壇”引熱議 為中國作家“走出去”開藥方

　　核心提示

　　如今中國的作家不少，能夠寫出好作品的作家也不少，但能得到全世界普遍認可的中國作家仍然不多。有人說，這是因為漢語實在過于艱深，讓翻譯者望而卻步；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出版界還不夠成熟，以致很難讓中國作家的書籍版權通達全世界。

　　與全世界的讀者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這是中國作家及出版商共同的愿望。那么，如何才能讓這個心愿變成現實呢？

　　在8月20日和21日舉行的南國書香節系列活動“南方國際出版論壇”上，著名國際版權代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品特在華代理人托筆·伊迪，臺灣博 達文學版權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嘉賢，比爾·蓋茨在華首席顧問、《中國通》作者蒂姆·科里索德，英國企鵝蘭登書屋亞太地區總裁大衛·帕里什，原麥克米倫亞 太地區總裁、國際出版顧問丹尼爾·沃茨，荷蘭文學基金會董事、翻譯與非小說主管馬丁·沃爾肯，旅美雙語作家吳帆等嘉賓齊聚一堂，就這一問題為中國出版界開 出了一系列實用的“藥方”。

　　現狀

　　西方引進中國作品大多靠“邂逅”

　　兩年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很多人就開始分析其獲獎的原因。有評論指出，在中國跟莫言水平相當的作家還有好幾位，但他們與莫言最大的差 別，就是莫言的作品“走出去”了，被翻譯成英、德、法、意、日、西等十幾種外語文字，讓外國評委和讀者有機會欣賞到其作品。而且翻譯其作品的又多是國際大 牌翻譯家，比如美國翻譯家葛浩文，被譽為把中國作家推向世界的“西方首席漢語文學翻譯家”；瑞典翻譯家陳安娜被稱為是“莫言得獎背后最重要的外國女人”。

　　除了莫言，于丹的作品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2008年，英文版的《于丹〈論語〉心得》被世界頂級圖書代理人托筆·伊迪帶到了法蘭克福書展，隨即在麥克米倫公司的包裝之下一炮走紅，進而被翻譯成28種語言，風行全球。但在那之前，托筆為翻譯的事情折騰了整整3年。

　　莫言和于丹的成功，并不足以說明中國作家的書暢銷海外已經成為一種“現象”。他們的成功也不僅僅在于有一個好翻譯。旅美作家、文學評論家吳帆就 表示，根據她的經驗來看，中國作品在西方的出版甚至走紅，大部分都是一種“偶然”，一種“邂逅”，而不是有系統的推薦。她舉例說：“現在很多人都知道麥家 的《解密》在西方賣得不錯。我了解的情況是，最早有一個人在中國的機場看到這本書，對故事內容很感興趣。碰巧這個人又認識一些出版商朋友，于是就把書介紹 給他們……”

　　據悉，不光是麥家的書，就連余華這種中國頂級作家的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因為私人關系、“機緣巧合”被介紹給企鵝出版社等國際知名出版機構的。相反，中國在引進外國書籍方面顯得有體系得多，比如各個時期的西方文學經典作品。此外，中國讀者對《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之類的圖書榜單也比較認可，引進速度也很快。“這是一種嚴重的不對稱。”吳帆如是說。

　　與吳帆的言論相呼應的，還有來自于中國新聞出版網的一組數據。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內地引進的圖書版權當中，來自美國的有6210種，而向美國輸出的中文圖書版權數量僅為1266種，版權逆差就接近5000種。所以，如何將中國優秀的圖書作品“推銷”出去，現在已經成了中國出版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藥方一

　　譯者擁有相似生活經歷

　　對于一本謀求在異國出版的書來說，譯者絕對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參加“南方出版論壇”的嘉賓一致認為，一位好的翻譯可以讓作品錦上添花，而“糟糕的翻譯可以殺死一本好書”。

　　來自中華書局的顧青回憶起當年《于丹〈論語〉心得》的出版經歷時透露：“2006年時，我就對托筆提出關于譯者的3個必要條件：1、用母語翻 譯；2、具有中國文學相關學歷；3、在中國工作3年以上。結果，短短6萬字的書，翻譯飛來中國3次，修改不下數十次，花了3年時間才翻譯完成，這才是對翻 譯的尊重。隨便找個大學教授翻成外文就能走出國門，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個問題接踵而來。翻譯作品應該更尊重原著，還是更傾向于西方觀眾的閱讀習慣？對此，顧青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的差異無法跨越怎么辦？我覺得首先還是得尊重一下外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就像老子講的‘得意忘言’，讓外國讀者了解整本書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荷蘭的翻譯家林恪爾指出，很多文化上的細節差異都與中西方歷史、乃至信仰的根源有關，所以翻譯者必須對此多加留意，翻譯時應參照和比較東西方生 活禮俗及約定俗成的觀念。這個原則也得到了于丹本人的認可。于丹表示：“很多我們在日常漢語中所用的詞匯，英文中沒有直接對應的詞匯。比如《論語》中經常 提到的‘君子’一詞，一般在英語中被譯為gentleman(紳士)。但‘紳士’與‘君子’，兩者是有本質差別的。西方的‘紳士禮儀’是基于社會交往規則 所產生的，而中國的‘君子之道’更多講究的是個人道德自律。這兩個概念我認為不能直接對接，各自的社會基礎不同。所以，《于丹〈論語〉心得》的英文版，就 直接把‘君子’音譯成junzi。”

　　而在托筆看來，一部成功的翻譯作品，除了語言要盡量精準，更重要的是譯者要對作者筆下的內容有一定的體驗或者了解。“一般來說，翻譯使用的語言 風格不能是學者腔，而要用老百姓的口頭語，不能給人一種來自圖書館的感覺。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翻譯者必須了解作者的真實意圖。”

　　托筆舉例說：“比如，要翻譯欣然的《中國好女人》這本書，我得找一個了解中國農村和小鎮生活的人來譯，如果找一個書齋里的學者，那本書會變得很 沒意思。后來，我找了一個馬來西亞的譯者，她和欣然筆下的女人有相似的經歷。她花了3個月翻譯全書，又改了2年半，后來賣給蘭德出版社，被轉譯成30種語 言，并且都很暢銷。當然，這樣好的譯者很難得，出版社經常沒時間做這么多的事，只能是通過出版代理商來做這些工作。”

　　藥方二

　　通過亞太打開英美市場

　　被西方主流市場的讀者所認可，一向被認為是中國作家獲得“世界認可”的一個重要標志。但在與會的頂級出版商看來，一味扎堆去找英美出版社、推出 英文版，不見得是明智之舉。托筆就建議，中國的圖書要想在全世界暢銷，可以試試在“地緣”二字上動腦筋，例如先在亞太市場打響知名度，尤其是通過澳大利 亞，將影響力擴散到英美等西方國家。

　　托筆還舉了一個例子。“我曾經代理過一本中國作家的書。最早，這本書在英國和美國是根本賣不出去的。后來，我把這本書推介給了澳大利亞的一個出 版商，結果，上架后幾周之內就登上了當地暢銷書的榜首。我發現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完全可以成為中國作家‘走出去’的第一站。1991年時，我又意識到，法 國、日本、德國、西班牙，這些地方對中國文學，其實比英美更感興趣。”

　　據業內人士介紹，在英語出版界，澳大利亞所占的地位其實是很重要的。例如，時下風行全球、累計銷量超越《哈利·波特》系列的暢銷小說《五十度灰》。這本書雖然出自英國作家之手，卻是澳大利亞出版社重磅打造的杰作。

　　博達文學版權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嘉賢用一串數據佐證了托筆的這一觀點：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調查數據，全球翻譯作品引進數量居首的是德 國，從1979年到2012年，德國人一共翻譯引進了其他語種的圖書30多萬種；被譯成法語的書籍居于第二，數量為24萬種；第三是被譯成西班牙語的書 籍，有22萬種；被翻譯成英文的書籍總為16萬種。而被譯成中文的外文書，目前為止總計只有6萬種。

　　“我覺得，這種相互翻譯，也是一種讓中國作品‘走出去’的好途徑。”陳嘉賢表示，“當你去購買其他國家出版商手中的作品版權時，他們也同樣會把目光投向中國，畢竟這里有著龐大的市場，這種交流是相互的。”

　　丹尼爾·沃茨也很支持陳嘉賢的說法。在他看來，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過程讓 很多“外界”的人感到好奇。“西方的出版業市場已經飽和了，而中國卻還遠遠沒有到達頂峰。所以，如果中國的出版業能夠主動向外界推介一些作品，不管你是去 馬來西亞還是澳大利亞，只要能在某一個地方抓住一部分外國讀者，很多西方出版商也都有機會關注到這些作品。不要貪大求全，不要急于‘分蛋糕’，慢慢成長的 市場才是最有基礎的。”

　　藥方三

　　傳播手段多樣化，出版圈子找準點

　　要想讓一本書在全世界都能看到，傳播途徑其實也是很關鍵的一環。事實上，雖然國際大牌出版商看起來很“高端”，但事實上他們也經常通過電影改編等其他渠道，向讀者推薦作品。

　　據托筆回憶，此前他曾經操作過一本書關于甲殼蟲樂隊的書《黃色潛水艇》。起初，這本書在英國無人問津，幾乎所有的出版商都認為，這本書的文法欠佳，根本讀不下去。結果，他靈機一動，先找人拍了電影。電影上映后，這本書的銷量果然開始節節攀升，一路成為暢銷書。

　　“有時候，其他藝術方式的傳播，的確會給書籍的銷售帶來相當大的幫助，因為人們都會因此對原著感到好奇。比如，我最喜歡的中國電影就是《大紅燈籠高高掛》，看完之后我一直都在想，如果用文字來描述這個故事會是什么樣？再比如說，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海外大賣，張藝謀的電影也是一個重要的推手。”

　　在著名作家于丹看來，如今各種通訊技術手段已十分發達，使得讀者接觸書籍有了更多的途徑和方式。“有一次，我在北京坐出租車，司機很開心地對我 說，于丹老師，雖然我沒有讀過您的書，但是我經常在電臺里聽節目，把您的書從頭聽到尾。雖然我從來沒有授權任何電臺播放或者直接播出我的作品，但不能否 認，電視、電臺甚至網絡傳播的效果是十分巨大的。”

　　此外，找準一個好的出版圈子，也是“走出去”的訣竅之一。托筆介紹說：“全球出版行業內部，存在著一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例如荷蘭和北歐的出版商 就可以算作一例，一本外來作品在荷蘭獲得成功，也會帶動北歐地區的銷售。我堅信口碑很重要，很多出版商都會相互打聽，什么樣的書正在流行。所以，中國作家 和中國出版商，完全沒必要只盯著英美那幾個最有名的出版集團，通過其他途徑，有時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荷蘭文學基金會董事、翻譯與非小說主管馬丁·沃爾肯對于托筆的觀點非常認同。在他看來，荷蘭的許多出版商之所以能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實 就是因為他們的“交往圈子”比較有特色。“二戰之前，德國和荷蘭有不少猶太人定居。因為戰爭的爆發，他們流落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去了英國的猶太人開始從事 出版，而我們正是通過荷蘭和英國猶太族群的交往，認識了這些出版商”。

　　馬丁·沃爾肯還表示，德國人在翻譯出版其他國家作品的積極性方面，可謂冠絕全球。相比于他們，英國出版界本身略顯保守。“通過與猶太出版商的交往，我們得到了很多很好的訊息，我相信中國出版界同行一定也會擁有屬于自己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