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破解城市文學之困

　　這幾天，亞信峰會正在中國舉行，上海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風范。隨意行走，人們已經很難區分這里與紐約、倫敦的區別。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都市里成長的一代人對這種變化更有切膚之感，分享城市化帶來的進步，也必須承受相伴而生的“城市病”。因此，在他們寫下的關于城市的作品里，就常有誘惑與抗拒并存的態度。上海作家可以算得上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們的創作從城市化中受益，也因此產生焦慮和困惑，其經驗具有普遍性意義。

　　在不久前召開的第三屆上海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上，有許多已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翻譯家和評論家與會，如周嘉寧、小白、路內、蔡駿、甫躍輝、黃昱寧……他們不只屬于“文學圈”，在圖書市場上也很受歡迎，尤其受青年讀者的青睞。這大概因為他們的寫作視野廣闊，筆下的都市經驗更能引起共鳴。記得當時有人開玩笑說，“以后中國寫城市就看你們的了”，這話當然有戲謔，想想也不無道理。破解城市文學之困，真的要看這一代作家的表現了。

　　一個有世界眼光的寫作群體

　　查閱這些青年作家的履歷，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一邊寫小說，一邊翻譯別人的作品。今天是作者，明天又變成了譯者。出版短篇小說集《迷走·神經》的BTR，同時翻譯了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周嘉寧除了寫小說，還翻譯了珍妮特·溫特森的小說《寫在身體上》和米蘭達·裘麗的小說《沒有人比你更屬于這里》。胡桑除創作詩集《賦形者》等，還翻譯了辛波斯卡詩選《我曾這樣寂寞生活》等。寫《六翼天使》的于是，同時也出版了《窮途，墨路》《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等譯著。而另一位作家小白懂幾種外語，他在發言中從“小說”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中的詞根講起，談到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小說傳統。

　　這么多的作家，既能寫小說，又能翻譯小說，他們可以站在“世界”上寫作，這的確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現象。所以，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他們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寫作群體”，并相信“他們能為都市經驗的表現提供很多創新因素”。李敬澤說，上海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面向世界、面向現代、面向未來的城市，它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來自各地的青年作家，使他們對城市、國家、世界都有更清醒自覺的認識。這些青年作家精通外語、視野開闊、感覺敏銳，這是在上海寫作的獨特優勢。他們能為都市經驗的表達尋求新的可能，能為中國文學帶來創新元素。

　　既是作家又是譯者，翻譯別人的作品同時會影響自己的創作。BTR以自己的經驗講述了翻譯對創作的影響。他認為，翻譯是很好的語言練習，譯者要費心思找到恰當的對應的詞語和句子，還得細讀原著，掌握它的語言風格。原著的風格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譯者的創作，比如節奏的掌握、語感的契合。但在翻譯和寫作史中，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國作家莉迪婭·戴維斯翻譯普魯斯特的作品，但她自己寫小說時就不會寫普魯斯特式的長句子，而更偏愛短句子。

　　黃昱寧更多時候是在做翻譯，也寫隨筆，目前她已經翻譯了近10部作品。她說，“將原文轉化為中文的過程，既不斷刺激我在創作中的表達欲，有時候也會抑制我的表達欲，這兩種互為反向的力量究竟哪個更強大，還是勢均力敵，這常常構成困擾我的問題，因為好的文本接觸太多以后，我會覺得寫下什么都是錯”。脫離開自己的寫作，她認為翻譯文學應該比原創文學“快半拍”，要能刺激原創文學的發展。

　　作為譯者，他們把世界文學帶給讀者；身為作者，他們融化這些資源，寫下自己的作品。評論家木葉說，創作本身是一個人的事兒，你所喜歡的大師和經典文本都無法替代你的哀愁、瘋狂與痛苦。寫作本身就是一種翻譯。“一個優秀的作家，最好能夠把自己的時代翻譯出來，把內心那些幽微的聲音翻譯出來，再簡單一點就是把自己的高尚與齷齪、勇敢與懦弱都翻譯出來。”

　　變得太快，城在哪，我是誰

　　一說寫城市，就難免要拿鄉村作參照，一比就顯出了城市文學的弱勢。說到底，是因為中國在很長時間里都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和市民文化。在上海的這些青年作家以及和他們類似的同代作家，恰恰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在寫都市的過程中又遇到了新的麻煩。幾乎每一天，城市都在變化，迅速到讓人無從把握。面對高大的要失去界線的城市，看不見自己，找不到故鄉。

　　生在上海也去過其他城市的周嘉寧，把空間分為“城市”和“非城市”，因為在她看來中國的城市幾乎是一樣的，它們拆了又建，越來越相似。城市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和規范的標準，這讓她陷入寫作的焦慮：一切都太符合規矩，她和其他城市年輕人的生活太相似了。這讓寫作喪失了生命力，寫作本身也變得規矩起來，這時候她反而羨慕那些在鄉鎮生活的人們，渴望那里驚心動魄的故事。

　　“城市讓我眼花繚亂，當我描述一座城市的時候，我覺得如同盲人摸象”。盡管生活在城市，但作家三三覺得，自己無法概括一座城市。變化太快，人們擁有太多渠道了解超負荷的信息，最后每個人選擇自己認可的捷徑，孤獨地走自己的路。如果其中有共鳴的話，更多也是對孤獨的共鳴。

　　這種感覺在作家甫躍輝的小說《巨象》里也有表達，主人公李生一次次夢見巨象的身軀、腳掌、呼吸，越來越頻繁。評論家黃平用這個意像來解讀作家與城市的關系。他認為，作為城市的外來者，郭敬明們用消費主義的邏輯消解了與城市的緊張感，而甫躍輝們則選擇以這種方式去反映焦灼。城市文學書寫需要的是社會史的寫法，年輕的寫作者應該思考，能不能寫出更大的意義。

　　評論家金理談到，現在青年人的寫作需要爆發一種精神力量。這就像評論家吳亮說的，“現在的文學批評需要荷爾蒙”，其實，文學創作同樣如此。金理說，上世紀末，青年人有冒犯和改變城市的意愿，而現在這種力量似乎弱化了，變得暮氣沉沉。或許，只有在青年人可以正視他的自由、欲求、情緒和自己的精神能量的時候，才會誕生真正的青春文學以及青年人的城市文學。

　　在作家王若虛的眼里，城市寫作的重點應該是城市中的人，尤其是人和人的差異，個人、階層、群體的差異。他想寫一部小說來表現這種差異，他曾發現在一所初中里，本地學生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被區分對待，老師甚至不允許他們在一起玩兒。這就是城市內部巨大的差異性，人與人之間常有各種各樣的機會產生微妙的關系，在這種關系里存在著城市的生活價值與生活意義。

　　城市生活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這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題目。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數目眾多的中國人進入城市并開始在城市里生活，這種新的生活經驗和生活方式需要文學的記錄和表達，尤其“城中人”的狀態更需要關注和書寫。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上海都可以被視為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樣本，因此，探討上海城市文學的書寫經驗，會為更大范圍內的城市文學創作帶來啟示和思考。新一代青年作家們在書寫城市的過程中體現出了優勢，有自己的城市坐標，又可以放眼世界，假若他們能把這種優勢同對“吾土吾民”的認知和情感融為一體，相信城市文學的突破，必將有賴于這一代人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