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文學的鄉土精神

　　中德作家共同暢談——

　　全球化與文學的鄉土精神

　　全球化時代是一個眾聲喧嘩、莫衷一是的時代，資本和技術占有支配地位，世界紛繁多變，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全球化時代文學的使命和作家的責任是什么？這一問題很難用三言兩語討論清楚，但又令人不禁一再叩問、探求和反思。

　　文學以一種不讓步的方式表達經驗

　　有諾貝爾文學獎在手，中國作家莫言大概是被最多問到關于作家責任的人。在前不久舉行的2013中德文學論壇上，莫言發言的題目就被主辦方定為 “全球化時代作家的責任”。莫言更側重作家的“責任”，而非“全球化”這一特定時代。他在演講中以9個“無論在什么樣的時代”句式開頭，強調作家的責任帶 有普遍性：作家是社會成員的一分子，應該是社會生活的觀察者；作家應該在作品中堅持自己的立場、所信奉的道德和價值；作家應該是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批評者和 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作家應該從歷史中尋找到素材，發現人性變異的規律；作家應關注人類的命運變遷；作家應該是自我批判者，在認識自我的基礎上，獲得對人的 理解的寬度和深度；作家應該不懈追求藝術創新；等等。關于全球化，莫言認為它是一個“福音”，帶來了交流的便利；但似乎也像一個噩夢，在全球化浪潮中，事 物變得統一、標準化，這對于文學來說是可怕的。如何在全球化時代保持文學的獨特個性，是全球作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經濟增長，技術爆炸，世界變為鄉村，而文學能夠做什么，文學是被經濟技術所控制或限定了嗎？不少人對此的回答是全球化時代文學的權重已經下降， 賈平凹感嘆：“今天的作家在追求文學表達時，社會卻只給予他們娛樂和消費。”雖然如此，賈平凹仍然相信以文學去表達時代的堅挺和偉大，是作家的良知和責 任；他也相信，文學藝術依然頑強，依然神圣。來自前東德的詩人、一直追求表達“時代基本矛盾”的福爾克爾·布勞恩也固執地認為文學講述發展或抵制，負載了 傳統與現代的承接。“新的技術方法僅僅提供了交際的迅捷方式。而具有決定性的是：文學愈加詳盡、尖銳地掌握它所在的世界，就會對世界意識作出更多的貢獻。 單從人性的方面來說，文學也不能作出妥協。”布勞恩對文學的前景表示樂觀：“文學以一種不能讓步的方式表達經驗，只要它能傳遞給人經驗，它就能存在下去， 而作家需要做的就是試圖挖掘到更深的地方。”

　　不久前網絡上曾有一個調查，讀不下去的經典文學排行榜中，《紅樓夢》《追憶似水年華》《百年孤獨》等位居前列。“短平快”的表達和傳播方式正在 重塑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徐則臣就談到，有人要求他用微博體向讀者講清楚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的故事，這令他認識到讀者對經典文學、嚴肅文學的理解 和接受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在國內，國際上也嚴重存在著迎合快餐化、平滑閱讀的傾向。徐則臣認識到，文學也需要作出順應和引領時勢的嘗試，但他不準備輕易 投降：“也許我們最終抵抗不了全球化的潮流，但為了一種好文學的尊嚴，我們的確應該認真考慮一下，如何與經典站在一起，成為這個平滑、膚淺時代的堅定的反 抗者。”

　　文學是不同文化間溝通的最好形式

　　閱讀和表達的改變源于網絡。因特網連接了世界，也讓溝通變得容易，但網絡能夠消除交流的界限，讓人們彼此理解嗎？作家布爾克哈特·施皮嫩的直言 不諱令聽眾會心發笑：“全球化的主要通用語言是有關利潤與虧損的數據、交易所行情等。”他問道：“我們可以相互做生意，但我們能夠真正相互理解嗎？”人們 在母語環境下成長和受教育，他們用母語掌握了一種思考、判斷和溝通的方式，這一方式仍然帶有數千年來各自獨立發展的不同文化的特點。而文學恰是不同文化之 間成功溝通的最好形式，在文學當中，“相似性勝過了差異”。女作家尤迪特·庫卡特認為比起過去，網絡實際是一個更容易碰到陌生人的世界，陌生人并非他人， 而是我們自己。

　　很多讀者或許都曾有過這樣的閱讀期許：希望當代作家能像一些偉大的古典作家一樣，或歌頌或批判，發出吶喊，闡述見解。從古至今，作家先是替天代 言，然后替族群代言，最后替社會上某個階層代言，而現在，大多數作家會說：“我為自己代言。”2013中德作家論壇上，瑞士德語作家羅爾夫·拉佩特直言： “我是說故事的人，不是政治動蕩的振動儀，也不編寫社會發展的編年史——至少表面上不是。在我的小說中，我把那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情用文字記錄下來—— 而不是高舉著大幅標語。”拉佩特更像是針對讀者“任性地”要求“作家應對公眾生活表態”而提出反對意見，這并不是說他在寫作中會回避社會話題。“當我認為 必須以文學的途徑涉及某個社會議題的時候，我會將其小心翼翼地隱藏在一部小說當中。”的確，讀者不能強加給作者種種責任，但讀者可以期許；作家有權利決定 自己的寫作，讀者也有權利希望作家多少考慮到讀者的訴求。德國女作家烏爾蘇拉·克萊謝爾非常理解讀者心理，她認為作家寫作是面向社會的，社會和公眾會提出 問題，希望能夠在作品中看到作家的表態。或許，奧地利德語詩人羅伯特·辛德爾的看法更帶有總結意味：“全球化時代下作家的責任在于：作為同時代者，作家們 運用服務于藝術信條的所有方法，令時代現實不斷推陳出新，令不可見之物顯現，以此書寫時代之貌。”

　　文學創作應該對社會有所超越

　　創作自由與社會的話題在劉震云看來是老生常談。他認為社會環境總會對作家的創作自由有影響，在這種影響下，有的寫作者會直接去寫揭露和批判社會 事件的作品，雖然這種作品更容易受到當下的歡迎和另外國度的歡迎，卻無形中降低了文學品格。劉震云打了個比方：“就像在街頭用酒瓶子把腦袋砸破更容易引起 人的注意，但它不是生活的本質。”社會事件只是生活的一個側面，而不是生活的全部，真正的文學創作，應該對社會有一種超越。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說過：“對于志得意滿的人們，文學不會告訴他們任何東西，因為生活已經讓他們感到滿足了。文學為不馴服的精神提供營 養，文學傳播不妥協精神，文學庇護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無法實現的人。”無獨有偶，方方也不斷提及文學的本質屬于 弱者，能照顧人心。作為女性，方方所理解的創作自由更傾向于率性地忠于自己內心的聲音。雖身處全球化時代，方方創作的關注點依然是個體尤其是弱者的生命， 是一個個的人存在于世界的方式和感受世界的方式，“寫他們的痛，其中包含著我們的痛，也折射著社會的痛”。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之于方方不是一種責任，而 是一種需要。“不是文學需要作家，而是我們需要文學。”

　　寫作無法擺脫地域性和故鄉

　　全球化帶來了人員和文化的流動，移民浪潮的發展，讓“故鄉”這一概念被賦予了更多文化歸屬的意味，很多情況下，“故鄉”成為一種文化的記憶。畢 飛宇稱自己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但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王家莊”某種程度上就是他筆下的故鄉。他寫故鄉并非源于情感，而是源于想象力和理性，受到魯迅筆 下鄉土敘述的影響，畢飛宇渴望回到故鄉，沿著魯迅的足跡梳理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渴望回過頭去反思，梳理和分析我們的鄉土記憶。“最好的小說情節、人物、 環境……就在我們的身邊和房前屋后。”閻連科離開家鄉已經40多年，但他的寫作永遠無法擺脫地域性，無法脫離故鄉。安娜·魏登霍爾策也談到“故鄉”文化記 憶的重要性。全球化過程導致的市場標準化令“世界的人”產生了無法自洽的身份缺失的恐懼，而故鄉是心中渴望之所，是歸屬。

　　走出故鄉到異地，人們通常會經歷無法完全融入和被同化的間離感，美國作家裘帕·希拉里一部小說的題目《不適之地》很好地形容了這種間離感。曾在 新加坡留學的張悅然對“不適之地”的理解更為深刻。在她看來，對一個作家來說，即便是故鄉，也存在著一定的摩擦，這摩擦令他們敏感、警覺也備受煎熬，正因 為此，作家才會寫作。中國朝鮮族女作家金仁順的父母是從朝鮮新義州來到中國丹東落戶的，先后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成立后親人的遷移。在她的 家庭中，父母使用朝鮮語，而她和兄弟姐妹講漢語。作為朝鮮族作家，金仁順可以說擁有豐富的寫作素材，而她說：“我在等待一個讓我欲罷不能的時刻，讓我想講 述自己的來龍去脈，那個時刻來臨之前，我不急于寫自己家庭的故事。”而當她無意識地寫了很多朝鮮族人生活的小說后，才發現，自己的心靈世界，始終有一部分 是不斷地僑移回到朝鮮半島的。金仁順的發現，恰恰說明了“故鄉”或者說“文化歸屬”在不斷提醒我們從何處來，要去向何處。

　　本土性與外來文化不是對抗，而是共生

　　從故鄉的文化記憶延展開去，自然會談到文學的“本土性”問題。人們總會陷入對“全球化”與“本土化”這一對立矛盾的辯論中。在全球化的今天， “鄉土”還存在嗎？它的界限是否已經模糊了？在德國作家舍爾克·法塔看來，鄉土問題依舊存在。世界是廣博的，但作家只能扎根于“小環境”——大部分的現實 還是發源于這些環境。“智能手機、蘋果軟件、谷歌地圖也無法瞞騙此事實：邊界始終存在，各種地域依然存在，人們說著不同的語言，一言以蔽之：存在著‘人類 的鄉土’。”同時法塔也意識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透明的玻璃，可以映射出整個世界。

　　在全球化背景下，并不只有個人會產生身份的焦慮，一種文化的身份認同同樣面臨著“我是誰”的詰問。在全球化時代強調“本土化”，正隱含了對文化 身份認同的迫切愿望，對此，作家李洱感受強烈。回顧中國作家對本土性問題的認識時，他發現，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強調帶有空間意義的“本土性”；而在不遠的 上世紀80年代，我們強調的還是帶有時間意義的“現代性”。今天的很多作家和批評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慮之中，這其實包含了文化的自尊和對抗意識， 因為趨同性對文化造成了傷害，給人的身份認同帶來了危機。李洱認為，本土性不意味著保守，而意味著開放；本土性不但不意味著要將傳統和外來文化看成“他 者”，反而要將其看成主體性的“自我”。本土性與外來文化的關系，不是對抗，而是共生。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的名句用于形容網絡和全球化的時代仍然再合適不過。它對時代作出描述，也勾勒了文學發展的背景；它 在當今時代的適用也從某種程度上佐證了一點：文學總能穿越復雜紛繁的時代表象，不僅精準地概括當下，也能恰當地契合未來。全球化或許是噩夢，但背后也隱含 許多希望。瞬息萬變的世界里，問題總是來得太多太快，遠非幾次討論可以回答。作家和文學如何在全球浪潮中自處，可能還是需要到實踐中去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