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圖書市場有幾本書備受關注,包括梁鴻的《出梁莊記》、張彤禾的《打工女孩》、丁燕的《工廠女孩》、王小妮的《上課記2》等。這些被稱 為“非虛構寫作”的作品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從不同側面展現了當下中國的現實。現在多家文學雜志開設“非虛構”專欄,除刊發文學作品還有調查報告、 回憶文章等。非虛構寫作成為一個可供言說的話題。
真實描繪了現實生活
了解真相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種需要,特別是在社會急劇發展、生活無比豐富的當下,人們更加渴望作家能夠揭示出現實的真相。評論家霍俊明認為,目 前社會的分層化以及各個階層的現實和生存圖景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具有差異性。這種復雜和差異已經遠遠超過了一般寫作者的虛構能力。一些作家的想象力已經遠 遠跟不上瞬息萬變的關涉社會日常生活的個人事件和沖突。
“現實生活比想象和虛構更精彩”,“生活比小說更像虛構”,很多作家、評論家都這樣說。記錄社會現實和社會事件常常能給讀者帶來震驚的體驗。于 是,以真實描繪現實生活為宗旨的非虛構作品開始涌現。評論家張檸認為,寫作應警惕價值觀念和審美觀念上的“先入為主”,直接進入生活現場去發現生存的秘 密。一些非虛構作品借助于社會學和人類學“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圖通過“客觀敘述”,從不同的側面向讀者呈現生活的真相。而且,它們大多在關注和描繪政 治、經濟、文化領域所謂的“中心話語”之外的生活和事件,展現出真實經驗的殘酷性。王小妮在談到《上課記》時也說:“相比新聞記者關注的那些激烈、爆裂的 東西,我更注意的是那些非常容易被隱蔽的細節”。
從表面上看,非虛構寫作的真實性是通過兩種“途徑”獲得的:一是在寫作之前,作家要進行詳細的調查,保證作家“親歷現場”;二是在文本之中,大 多有“我”的在場,既是作家本人、也是敘述者,而且還是事件的參與者。寫作者親歷現場,才能夠透過“符號”、“風景”去觸摸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捕捉 一個個真實的細節。梁鴻說,平時接到推銷電話,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很煩,甚至感到憤怒。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一個表妹、堂妹也在做電話推銷員時,你就會覺得應 該用一種理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懷著這種“理解的心態”,梁鴻得以了解梁莊的密碼,看到梁莊的真實面貌,但也由此決定了梁鴻的“非虛構”并非“絕對客 觀”,它只是個人的真實。梁鴻表示,“梁莊是我的故鄉,它不是一個跟我沒有任何關系的村莊,在強調非虛構的同時也還是不能脫離個人這個維度,我始終是以我 的眼光在看待這個鄉村。”
將文學帶回公共領域
非虛構寫作所涉及的領域大多具有公共性。《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關注的是當代中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留守兒童的教育危 機,農民養老、教育、醫療的缺失,自然環境的破壞和家庭的裂變;《上課記》記錄了來自城市、更多來自農村的“90后”一代大學生彷徨、躁動又不失純真的日 常生活和思考,重新呼喚“理想主義”的光芒;《中國,少了一味藥》以作家自己“臥底”傳銷組織的親身經歷,鮮活演繹“傳銷”這顆社會毒瘤屢除不盡的緣 由……
很多專家都曾撰文談到,無論是書寫歷史還是表現現實,非虛構寫作都體現出一種“介入性的寫作姿態”,改變了以往一些作家依靠“二手材料”進行隨 意想象的寫作習慣。作家們將自己的視野打開,帶著一種問題意識、批判意識,深入到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會現實領域,積極地觀察社會人生。
與以往宏大的政治性書寫不同,現在的非虛構寫作更加注重從小的切口進入敘述。評論家張莉認為,非虛構文體的開放性為當代文學擺脫“自傳式”、 “個人化”的寫作習慣提供了一個發展方向。非虛構作品以具體可感的個人經驗對蹈空的、大而化之的公共經驗進行了質疑和補救,在個人經驗和公共經驗之間的緊 張地帶進行書寫。張莉還注意到,在近兩三年的非虛構寫作熱潮中,女性作家的創作尤其引人注目,如梁鴻、喬葉、王小妮、鄭小瓊等。她們在寫作的過程中很少去 刻意強調自己的女性身份,但這些文本所呈現的真實的社會“風景”都是通過女性的眼睛來完成的。在描寫自己眼中的“世界”和“現實”時,她們所要謀求的不是 對“個人記憶”的重寫,而是希望經由“個人記憶”來重構“公共記憶”,通過“邊緣”與“偏僻”的聲音、場景來生產出獨具視點的公共議題。
在質疑聲中不斷成長
“非虛構寫作”概念的提出以及人們對它的學理闡釋,也引起了一些爭議與質疑。
既然已經有“報告文學”的概念,為何還要弄一個“非虛構寫作”的提法?這是非虛構寫作必須面對的第一個質疑。在一些報告文學作家看來,非虛構、 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或者說,報告文學已經完全容納和體現了“非虛構”的特點。因此,我們可以要求報告文學變得更好、更真實,但沒必要在此領 域樹立新的旗幟。至于“非虛構小說”的提法,跟上世紀80年代的“報告小說”概念一樣,應該被否定。但是,認同“非虛構寫作”提法的作家、評論家則認為, 報告文學大多從宏觀的角度進行書寫;非虛構寫作則強調從細微處、從個人感受出發,緩慢滲透,然后“成為一個連筋帶肉的綜合體”。他們認可“非虛構小說”的 提法,認為它是“非虛構”這種文類底下的一種,即用小說化的技巧來使“作品表達出的真實感更集中、更有趣”。
有些作家、評論家提出,“虛構”是告訴我們生活應該是怎么樣的,而“非虛構”只是告訴我們生活是怎么樣的。因此,一些非虛構作品經常順從現實的 安排,很難從中找到更高的“意義”,同時也放棄了形式上的創造。這是非虛構寫作面臨的第二個質疑。支持非虛構寫作的人則認為,非虛構作品對現實生活的反映 并非是機械的,在其中也可以體現作家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和獨立思考,并將現實社會的真實價值和審美意義通過個性化的語言表現出來。在形式上,非虛構寫作沒有 太多可供借鑒的模式,但“在最沒有形式感的地方反而最出形式感”,因為它的形式和其內容是緊密相連的。
非虛構寫作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非虛構寫作是否排斥“虛構”和“想象”,如何把握好邊界?對現實的反映,怎樣從“表面的真實”抵達 “本質的真實”?對于作家們來說,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都只是進入歷史、現實的通道和中介,作品寫得成功與否最終還是取決于作家自身在思想和藝 術上所達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