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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學批評公共性的前提與結果，都和歷史息息相關。文學批評的公共性，首先來源于它的前提。準確描述和探求文本本義、作者原意和歷史語境是文學批評擴大認同、獲得公信力的重要基礎；文學理論史為文學批評的展開提供了各種基本假設前提、闡釋范式和評判標準，文學批評以此獲得了理論知識的依據；文學史為文學批評的闡釋判斷提供了歷史經驗和基礎。文學批評的公共性，也來源于它的結果。文學批評不僅是對歷史知識的接受，同時也是歷史知識的產出與提供，這種可靠歷史知識的生產，提升了批評的公共性。批評的前提和結果，呈現為一種動態循環過程。批評以歷史公共知識為前提，又擴展、生成了歷史公共知識，文學批評的公共性在這一過程中得以不斷確證和提升。

關鍵詞：文學批評 公共闡釋 歷史事實 文學理論史 文學史

闡釋的公共性成為近年來重要的研究課題。文學批評作為闡釋的一種形態，從根本上說，它具有公共性。闡釋的公共性決定了文學批評的公共性。本文著眼于文學批評與歷史的關系，從文學批評與歷史事實、文學理論史、文學史三者的動態互動入手，分析文學批評如何以歷史為橋梁通向公共闡釋。從理論上明確文學批評以歷史為橋梁通向公共闡釋的內在機制，可以使文學批評更自覺地處理與歷史的復雜關系，提升文學批評的價值與意義。

一、歷史事實與文學批評的公共性

歷史學是建立于歷史事實描述基礎上的科學。正是以歷史事實描述為根基，歷史學才可能獲得廣泛認同，也才可能有效擺脫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侵蝕。歷史學這種“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神，應該被一切人文社會科學所重視和秉持。文學批評固然強調對作品的真知灼見和獨特發現，但它也要充分倚重對相關歷史事實的介紹和描述。歷史事實是客觀的，符合歷史事實本來面目的認知即成為事實認知。根植于事物客觀性的歷史事實認知避免了認識的任意性，正如伽達默爾所言：“因此當我們碰到‘事物的本質’這個表述時，它的要點顯然是說，那可供我們使用并由我們支配的東西實際上有一種自身的存在，這使它能夠抵制我們用不適當的方式去使用它。”文學批評準確地進行客觀歷史事實的介紹和描述，使其成為事實認知，也因此擴大了認同、獲得了公信力。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依據孟子的思想，我們可以把文學批評需要面對的歷史事實大致分為三種基本類型：“詩”“書”構成的文本“原義”，“人”構成的作者“原意”，“世”構成的歷史語境。第一類歷史事實是文本“原義”。文學文本一經創作出來，其“原義”就已經存在，成為歷史事實，而探究此“原義”就成為文學批評最基本的任務。文學批評可以對作家、讀者、文學思潮、文學流派等各種文學現象進行分析評論，但它要獲得公信力、得到專業的認可，作為歷史事實的文本及其最初含義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所在。“面對文本，承認和考證其本義是首要。不可將己心強制于文本，以私意取代文本之義。”文本“原義”呈現于文本的語言中，它是一個凝定于文本語言之中的歷史事實。艾柯強調探究“文本意圖”之于文學批評的意義時說：“作品‘本文’的存在無異于一支舒心劑，它使我們的詮釋活動不是漫無目的地到處漂泊，而是有所歸依。”文學批評的闡釋評價，建立于對文本本義探究基礎之上，舍此本義的追索，闡釋和批評只能是“漫無目的地到處漂泊”，其公共性也就無從談起。

文學批評中需要面對的第二類歷史事實是作者“原意”。作者意圖的在場，意味著它已經成為一個歷史事實，對待此歷史事實的不同態度，直接影響了批評的公正與確當。承認作者意圖的在場，承認文學批評活動中尊重作者意圖的必要性，可以有效提升文學批評的公信力。在批評史的發展歷程中，對作者意圖的強調和重視長期成為文學批評的自覺行為。這緣自一個樸素的觀念：既然作品是作者的創造物，為了更好闡釋和批評作品，回到作者及其意圖那里去就成為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孟子對此就有自覺的認識，他的“以意逆志”說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傳統。在西方，施萊爾馬赫的闡釋學可被稱之為“重構闡釋學”，他認為闡釋的目的就是復建作者的意圖。“在應用藝術之前，我們必須首先通過客觀的和主觀的重構使自身與作者等同。”“解釋的重要前提是，我們必須自覺地脫離自己的意識（Gesinnung）而進入作者的意識。”“與作者等同”“進入作者的意識”這些說法表明了施萊爾馬赫對重構作者意圖的重視和強調。19世紀以圣伯夫為代表的傳記批評大行其道，批評家們努力從作者的生平經歷、思想軌跡、個性特征等因素探尋作者意圖，以此來理解和闡發作品。20世紀以來以新批評的“意圖謬誤”、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等理論為標志，試圖把作者及其意圖驅逐出文學批評。但無論理論如何斬釘截鐵地宣布“作者之死”，批評實踐中卻很難將作者因素完全排除在外。

文學批評中需要面對的第三類歷史事實是文本之外的創作語境、時代背景等因素。這種因素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它深刻影響和規約了創作。批評者有效深入地“論世”，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創作的奧秘，保證了批評的公信度和生命力。英美新批評等形式主義派別堅決將批評視野局限于文本自身，完全切斷對文本之外其他因素的探討，這就導致其批評格局日益狹窄逼仄，雖煊赫一時，卻難逃衰敗命運。對時代歷史因素的關注，從來都是文學批評題中應有之義。對創作背景、時代特質、審美風尚等情況的如實描述，都會使文學批評在事實復現的忠實度上獲得信任與好感。丹納的《藝術哲學》在這一點上給我們深刻啟示。丹納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不厭其煩地舉了大量實際例子，“我唯一的責任是羅列事實，說明這些事實如何產生。我想應用而已經為一切精神科學開始采用的近代方法，不過是把人類的事業，特別是藝術品，看做事實和產品，指出它們的特征，探求它們的原因”。在丹納看來，批評家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對種族、環境和時代的面貌有準確的把握和了解。顯然，丹納有廣闊的視野、淵博的學識，他對“事實”的重視和精確描繪，使他的批評和研究文字絲毫沒有理論研究的玄虛之氣，而是充滿了讓人信賴的踏實嚴謹。

文學批評尊重歷史事實，努力還原歷史事實的“本來面貌”，為文學批評公共性的獲得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并非對歷史事實進行準確介紹和描述，就能使文學批評一定成為公共闡釋。從本質上說，文學批評并非是在認知的層面上對歷史事實進行再現和復制，而是從批評者自己境遇出發對歷史事實的闡釋。無論是以文本形態呈現的文本原義、作者原意，還是以事實形態呈現的創作語境和時代背景，都是文學批評的闡釋對象。海德格爾在存在論意義上揭示了闡釋的本質：“解釋并非把一種‘含義’拋到赤裸裸的現成事物頭上，并不是給它貼上一種價值。隨世內照面的東西本身一向已有在世界之領會中展開出來的因緣；解釋無非是把這一因緣解釋出來而已。”在文學批評的闡釋中，歷史事實就不再是單純的事實本身，不再是與批評者無關的客觀存在之物，它是與闡釋主體密切相關的闡釋對象，“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正是在強調理解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的意義上，伽達默爾批評了歷史客觀主義未能達到真理。歷史客觀主義把歷史視為一種僵死的過去之物、固定不變的過去存在。文學批評面對歷史事實，將其視為確證批評者存在的理解和闡釋對象，理解歷史對象，也就是批評者自我敞開、澄明的過程，理解對象與自我確立、自我理解在文學批評中成為同一活動。在文學批評中，批評者與歷史事實進行了對話交流，進行了視域融合互滲。批評主體立足當下境遇，將歷史激活，使其從過去延伸至當下，并向未來敞開。文學批評不是復建重構文本原義、作者原意和歷史語境，它進行的工作“總是意味著向一個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批評的結果是生成了“某種更富有生氣的有效的東西”。這種“普遍性的提升”，“更富有生氣的有效的東西”的建構，使得文學批評展示了自己敞開文本的能力，從而成為公共領域內的有效言說。

文學批評是一種話語的建構，它與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本身有著性質和形態上的區別。文學批評觀照、描述和闡發歷史事實的過程，同時成為對歷史事實進行照亮、澄明、賦予意義的過程，經此過程，歷史事實擺脫了客觀存在的自在性，我們可以將這種歷史事實稱為“批評真實”。這種批評真實不以對客觀真實的機械復制為目標，它充分滲透了批評家對文本內容、歷史語境和作者因素的真知灼見。錢鍾書先生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批評家對待事實的態度，也應作如是觀。文學批評一方面要進行符合事實本來面目的事實認知，另一方面也要對此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此價值判斷建基于事實認知。客觀存在的事實成為被靈眼覷見、被妙手捉住的批評真實，它不違背客觀事物的原初真實狀態，又傳達出批評家的情感與智慧，比起歷史存在中的事實，它更富魅力、更有感染力。文學批評既有遵循客觀性的事實認知，又有在此基礎上的價值判斷，二者融合于一體，形成了事實與價值統一的批評真實。這種批評真實成為文學批評提供的公共知識和公共精神產品，由此，文學批評通往了公共闡釋。

二、文學理論史與文學批評的公共性

著眼于文學理論動態發展的歷史，也即文學理論史，我們可以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文學理論史對文學批評的支持何以使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縱觀文學理論史，每一特定時期的文學理論總是以一種公共知識的形態出現，它引導、規約著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之途。這種引導、規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學理論史為文學批評提供了關于文學的基本假設前提，為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奠定了話語平臺。并不存在一種包打天下的大一統文學理論，當今時代的文學理論以復數的形式存在，各家各派對文學的理解不盡相同，甚至針鋒相對、迥然相異。如新批評認為文學和社會、作者、讀者無關，它是一種語言的編織物，精神分析理論認為文學產生于人的幽深隱秘的無意識深淵。在這種前提之下，所謂闡釋的公共性，并非指一個闡釋的結果被所有人接受和承認，而是說它在一個特定的人群和范圍內被認可。公共性更重要的是指此闡釋結果即使不被接受為“正確”，也被承認是一種有根據、有影響的說法，因而在擴展視野、求同存異的原則下被認為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也就是說，在一定人群和范圍內被認為是合理的，或是可以擴展對文學理解的闡釋，都可被視為公共闡釋。在此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成為公共闡釋，即意味著它在一定范圍內被認為有根據、有影響，而文學理論就能提供這種根據、擴大這種影響。既然每一種文學理論“都以不同的假設為出發點，追尋一個特定的目標，范圍上各有局限，并且產生出它的競爭者們無法產生的東西”，那么從這種理論出發的文學批評就具有了公共闡釋的可能。任何文學理論都是一種話語的建構，都以一種對文學的基本假設為出發點，這一基本假設已經成為一種公共知識形態而深入人心。由此，這種理論就為從其出發的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奠定了話語平臺。

第二，文學理論史為文學批評提供闡釋的范式，為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設置了路徑。20世紀文學批評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將批評的重心放置于意義的闡釋，文本意義的探求成為各批評派別的核心訴求。各種批評理論從各自的思想資源出發，形成了闡發文本意義的不同理論范式。各范式之間彼此競爭，充分彰顯了闡釋多元存在的整體格局和狀態。同一范式有著共同的闡釋思路和框架，有著共同的旨趣追求和闡釋目標，有著相近的闡釋流程和操作過程，有著大致相同的批評洞見和智慧，也基本存在著相似的盲區和弱點。可以說，一種理論上的闡釋范式的建立，就相當于為文學文本意義的闡發提供了一種方向，預示了一種可能性，同時也暗含了必然的限度。同一闡釋范式內部，因為共同的目標、旨趣和流程，形成了闡釋共同體，闡釋的結果在此共同體內部容易獲得認同和肯定。如新批評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達到鼎盛，新批評的強勢使其成為批評領域內的公共言說。即使作為一個獨立派別運動的新批評已經成為過去式，但它的理論范式在文學批評中被接受和繼承下來，成為能夠匯聚批評共識的成熟理論范式，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新批評派某些論點已成了公認的真理，某些方法也成了文學批評中習用的方法”。在不同的理論范式之間，彼此之間雖然存在著某些“不可通約性”，但影響巨大的理論范式都會強力向其他理論范式滲透，由此就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實現了公共闡釋的可能性。各種文學理論在經過20世紀的震蕩調整期后，已經為系統整合提供了歷史的可能與機遇，這也就為理論范式走出自己封閉的狹小天地、融入一個更大理論空間打下了基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尊重不同、承認差異、交流溝通、取長補短，會使文學研究走向一個更為闊大的舞臺。

第三，文學理論史為文學批評提供價值評判的標準，為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準備了價值標尺。在公共認可的批評標準之下，文本的價值才得以衡量，文學批評的言說才是有效的，它才可能成為公共話語。若批評標準混亂失序，文學批評只能陷入各說各話的尷尬之中，批評的價值評判自然也難以被認同。鐘嶸在《詩品序》中論及當時的“王公縉紳之士”在談詩時陷入了“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的狀況，究其根源在于因人人“隨其嗜欲”而導致的“準的無依”。因沒有評判可依的“準的”，也就是文學批評標準的缺失，進行詩文品鑒時只是根據自己的喜好而下判斷，這樣的批評只能淪為沒有根據的個人印象。21世紀網絡文學的迅猛勃興，讓傳統的文學批評標準難以有效評判。一時間，主流批評面對海量的網絡文學作品，患上了“失語癥”，即使勉強談論幾句，也難以獲得認同和接受。歷史一再證明，文學批評無法成為公共言說的時期，總是批評標準混亂缺失的時期，是文學理論沒有負擔起建立科學、有效標準的時期。要想使文學批評從“失語”狀態擺脫出來，文學理論需要根據時代和文學自身發展情況，提煉出一定范圍內適用的文學批評標準。文學批評標準不是自動生成的，它是理論家深刻洞察時代語境和文學狀態的產物，是對“什么是理想形態的文學”的動態觀照和科學總結。從文學理論史來看，中外有突出貢獻的文學理論家大都建立了自己的文學批評標準，文學批評實踐以這些標準衡量評判文學文本，才可能確立批評的可信度、有效性。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這個標準被確立后，歷代儒者論詩皆著眼于詩歌的思想是否純正。盡管歷代對“無邪”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在“思無邪”的批評標準下，人們談詩論文因有了統一尺度而增進了評判的有效性。

文學理論史所能提供的關于文學的基本假設前提、闡釋的范式和價值評判的標準之所以在批評中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們已經成為在一定范圍內被認可和接受的公共知識，是一種有限和相對的共識。以此共識為前提，文學批評即具有了公共性。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文學批評的展開過程，同時也是文學理論更新、擴展、深化的過程。如果文學理論只是固定的公式和定理，文學批評只是將這固定的公式和定理硬套于生動活潑的作品頭上，那么作品似乎只是成了印證理論正確性的例證和注腳，這樣的“強制闡釋”自然不具有公信力，也自然成不了公共闡釋。當前，傳統的印象式、感悟式的批評早已遠離批評的主戰場，沒有文學理論的文學批評是無法想象的。但文學理論本身也處于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中，理論的動態發展確保其不是一種僵硬、死板的條條框框。文學理論與自然科學理論不同，它是一種“軟理論”，它從事的是一種“試探性工作”，“它從一個基本假設出發，而考慮到框架之中吸納進被觀察到的數據，這一假設又可以因之而改變”。這樣的一種“軟理論”，在面對文本時絕不像“硬理論”那樣完全覆蓋現象，它與文本之間是一種彼此試探、彼此質詢、彼此激發的關系。在理論與文本的碰撞之間，理論釋放了它的潛能，它像一束光一般照亮了文本，激活了文本，文本的意義就此得以生發和建構；文本反過來又沖擊了理論的基本假設，在某一方面或某種程度上深化、擴展、更新了理論。理論與文本之間的這種良性互動，有賴于批評作為中介。文學批評面對的是最新的文學作品及文學現象，正是因為“新”，作品和現象就不能被以前的理論完全闡釋，它發出了調整、更新理論的吁求。批評家敏銳捕捉到新的作品、現象與理論之間的矛盾、錯位，提出了新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從而發展了文學理論。批評生成理論，它才成為“一種不斷運動的美學”。此種更新、擴展、深化了的文學理論，經過進一步理論提煉和實踐檢驗，又會成為公共知識。這里關鍵之處有兩點：一方面，它是從鮮活的文學作品、文學實踐中總結、提煉、抽象而成；另一方面，它又成為文學批評的前提，運用于文學批評，可以對文本、現象進行有效闡釋。

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進行了一個互相生成、互相確證的動態運動過程：理論是批評的前提和基礎，批評是理論的運用和實踐；批評過程中又生成理論，理論在批評實踐中發展。文學理論的更迭發展構成了文學理論史，文學理論史以公共知識的形態和面貌出現，文學理論史的公共知識提供了批評的前提，批評又生成了文學理論史的公共知識。

三、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公共性

同文學理論史一樣，文學史也深度參與了文學批評。文學批評不同于自然科學活動之處在于其不可避免的主觀性，批評主體的個性和色彩深刻烙印于批評實踐中，但不能因此說文學批評就是純粹的個人自我言說。文學批評的自我言說要通向更為闊大的公共空間。文學批評中文學史因素的存在，有效提升了文學批評闡釋和判斷的客觀性，避免了文學批評因失去客觀性而淪為私人闡釋。文學史之于文學批評公共性的提升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學史為判斷當下作家作品提供了歷史依據。文學批評的工作，離不開文學史的支持和介入。“從來沒有任何詩人，或從事任何一門藝術的藝術家，他本人就已具備完整的意義。他的重要性，人們對他的評價，也就是對他和已故詩人和藝術家之間關系的評價。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來對他作出估價；你必須把他放在已故的人們當中來進行對照和比較。我打算把這個作為美學評論而不僅限于歷史評論的一條原則。”艾略特的這番話強調了文學批評中歷史因素的重要性：對藝術家的評價，只能將其放置于一個較大的歷史進程中才能凸顯其意義，離開文學史的秩序，文學批評的評價只能流于浮光掠影的主觀印象。韋勒克和沃倫從否定的意義上談及文學批評中文學史的不可或缺：“一個批評家倘若滿足于無視所有文學史上的關系，便會常常發生判斷的錯誤；他將會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創新的，哪些是師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歷史上的情況，他將常常誤解許多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判斷的錯誤”“搞不清楚”“誤解”就使得文學批評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自然也堵塞了通向公共闡釋之路。優秀的文學批評家為了批評的公正、有效，總是有著自覺的文學史意識。別林斯基在談論果戈理的小說時說：“我并非無意地贅述了一般的詩歌，作為體裁看的中篇小說以及俄國的中篇小說：只要我能發揮我的意見，讀者就會看到，這一切題目相互間都有著本質的關系。”別林斯基在俄國中篇小說的全部歷程中，即瑪爾林斯基、奧陀耶夫斯基、波戈金、波列伏依、巴甫洛夫的序列中確定了果戈理的文學地位。

第二，文學史為理解文學現象提供了歷史累積的結果和經驗。這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文學批評面對的是歷史中的文學文本。此文本的意義當然是闡釋主體籌劃的結果，但它同時“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歷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批評者要承認和尊重此種意義累積的存在，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意義的籌劃活動。任何籌劃活動都在闡釋主體的歷史境遇中展開，闡釋在一代代無止境的歷史中展開。每一代闡釋都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都從前代接續了一些東西，又給后代留存了一些東西。前代的闡釋成為今天批評要面對的歷史遺產，這份歷史遺產為今天的闡釋奠定了更為扎實、厚重、可信賴的基礎，“縱觀歷來對這一作品的解釋和批評，以此作為探求它的全部意義的途徑，將是十分有益的”。今天我們對作家作品進行批評和闡釋時，文學史中累積的意義成為批評和闡釋的基礎。無視這個基礎，任何批評和闡釋都會成為無根浮萍、空中樓閣，都會失去人們對它的信任。今天的批評和闡釋，也是向文學史中滾雪球一般歷代不斷累積的意義表達敬意、進行對話，以此為據開辟新的意義生發的可能和空間。第二種情況，文學批評面對的是當代新涌現的文學現象。這些新的文學現象也是歷史的延續，并非和歷史全無關系，它們總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和文學史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此時，文學史中與此相近、相似的文學現象，會給批評者以歷史的經驗和啟示。歷史中對文學現象的解讀的累積，為今日之批評展開了似曾相識的歷史畫卷，批評的洞見和智慧就在這種似曾相識中生發出來。面對今日批評的難題，回顧文學史、求助文學史，無疑是一個有效的策略。這樣的一種策略，也許并不一定在批評行文中直接顯現，即在批評中可以不進行歷史的回溯，但文學史作為闡釋和判斷的經驗來源，總會隱在地起著作用，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批評能否成為被人認可的公共話語。

第三，文學史的豐富為批評超越個人好惡提供了基礎。毫無疑問，文學批評的闡釋和判斷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和強烈的個人色彩，這是批評的特點，也是批評的魅力。20世紀80年代中期，有批評家就大聲疾呼“我所評論的就是我”，極力倡導文學批評中的主體意識。文學批評中的主體意識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把文學批評等同于單純個人好惡和愛憎的表達。文學批評只有超越個體的一己之私，才能建構公共話語，走向公共闡釋。在劉勰看來，人們常常是“知多偏好，人莫圓該”，但在文學批評中，若一味“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就會呈現出“各執一隅之解”的批評弊端。對此批評之弊，劉勰提出的解決之道一是要“博觀”，“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見識廣博，才能有“圓照之象”；二是要“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克服個人的偏好，才能做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劉勰其實給批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有客觀公正的態度、全面開闊的識見、兼容并包的胸襟等。要達到這樣的要求，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回到文學史汲取智慧。在對文學發展歷史進程的描述中，文學有豐富多樣的類型、風格，有層出不窮的思潮、流派，它的背后有相互交織的思想與文化……文學的復雜性充分展現在文學史敘述中。了解文學史，即是從縱向歷史演進角度了解文學本身的多樣性，領悟文學復雜的社會脈絡與走向，認識文學發展的多維背景與動力。有了這樣的理念和眼光，劉勰所謂的“博觀”自然得以實現，“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也成為可能。

一個優秀的文學批評家必然具備文學史的知識結構和視野。對于文學批評來說，文學史不僅是一門學科，更是一種保障其批評客觀、有效的知識前提和方法論。絕難想象，一個缺乏文學史知識、無視文學史啟示的人，會進行有效的批評言說。文學史給予文學批評的支持，體現在它使文學批評的言說能夠得到文學演進歷史的確證，從而保障了文學批評的客觀性。文學史對文學批評的支持是批評公共性的來源之一。批評是生成文學史的重要力量，而文學史是一種公共知識，批評能夠提供公共知識，這成為批評公共性的又一來源。文學批評能夠生成文學史，這主要表現在：首先，文學史在給作家歷史定位的時候，一定要借助文學批評的闡釋、判斷的過程和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史家都是文學批評家。其次，文學批評為文學史的書寫進行了初步的判斷和篩選。文學作品浩如煙海，進行文學史書寫的史家，也很難將那一時段的文學作品完全閱讀完，因此他憑借當時文學批評選擇進入文學史的作品就非常重要。尤其在我們這個作品海量涌現的時代，文學批評的這種篩選作品的意義更為凸顯。文學批評的判斷，深刻規約了文學史的面貌。最后，歷代文學批評成為文學史書寫必不可少的史料。文學批評是對當下作品、現象的及時闡釋和判斷，這種“當下性”保留了當時的歷史語境和時代信息。時過境遷，當時的文學批評就成為珍貴的史料。總之，文學批評能夠生成文學史，文學史脫離不了文學批評的支持和介入。這樣，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就呈現出一種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關系：文學史成為文學批評的前提和依據，文學批評支持、生成了文學史。在現有的學科體制和教育版圖中，文學史無疑是一種可靠的公共知識，以公共知識的形態被傳播和接受。文學批評以公共知識為前提和依據，又產生出公共知識，由此，文學批評確證、提升了公共性。

文學批評的公共性，來源于它的前提和結果，而此前提和結果都和歷史息息相關。就前提而言，“人之理解非由白板而起，闡釋表達理解，其前提準備當然豐富、精細。闡釋之所以公共，是因為闡釋的全部前提，來源于公共，立足于公共，在闡釋過程中連續發生作用，為闡釋提供可能”。文學批評的三個前提都被歷史賦予：文學批評以描述歷史事實為起點，以文學理論史提供的各種具體理論為依據，以文學史知識為闡釋和判斷的基礎，這三者使文學批評建立于客觀事實和公共知識基礎之上，批評的公共性由此得以確證。就結果而言，文學批評不僅是對知識的接受，同時也是知識的產出與提供。文學批評在與歷史事實、文學理論史和文學史的動態互動過程中，彰顯了其生產性的意義：文學批評提供了“批評事實”，更新和發展了文學理論史，支持和生成了文學史。這種可靠知識的生產，提升了批評的公共性。批評的前提和結果，是無限的動態循環過程。批評以歷史事實和歷史公共知識為基礎而展開，但它不以對事實的復制和知識的確認為最終目的，它更新和生成了可靠知識，這種可靠知識在歷史中被承認，匯入并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這種歷史又成為以后批評的確定性前提。這樣，歷史進入了文學批評，文學批評也生成了歷史。在這個生生不息的過程中，歷史成為文學批評走向公共闡釋的橋梁。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