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鵬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安徽文學院簽約作家，一級文學創作，發表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等數百萬字，多部作品被權威文學選刊轉載或收入全國重要年度選本。出版長篇小說《青山依舊在》、小說集《雪落西門》《鮮花嶺上》、散文集《此生我什么也不是》、長篇系列童話《航航的成長季》等。曾獲多種文學獎項，入選“中國小說年度排行榜”，被中國作協評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實踐先進個人。

我腦子里總有這么一幅畫面，她在一架紫藤下，用滴溜溜的烏眼珠子看著我，還是年少時促狹俏皮的模樣，我一皺眉，便惹得她開懷大笑起來，笑容放出比紫藤花更絢爛的顏色。擠擠挨挨的紫藤花像是串串油彩，涂抹在淡黃光暈的歲月的背景上，不一會兒，拉洋片似的，背景板上紫的花和黃的光都變了，變成蒼茫的一片空白，像是風吹散了所有的顏色，連她紅櫻似的唇、黛色的眉和水蔥綠的洋縐裙都變得蒼蒼茫茫，被掩在一陣緊似一陣的風聲里……嘉陵江邊的風可是緊得很，她臉上淚痕未干，張了張嘴，想向我訴說什么，然而終究是除了蒼茫的風聲，什么也聽不見。

唉，我空落落地嘆息一聲，實在拿不出鮮明的字句來定義她，她是怎樣形容也不為過的，那短暫的一生抵得上所有的修辭。我垂老的目光撫摸在時間光滑的背脊上，她唯一的舊相片薄而脆，像活起來了一樣……

我記得她和別家的女孩一樣，到了夏天也喜歡荷花，池塘里或是小河邊，亭亭探出碧波的幾支蓮，能讓她癡癡地瞧上好一陣子。不知怎么，我憑空地認為花中君子是那樣的俗艷，因此不喜歡她拉著我去看荷花。“紅的不喜歡，白的也不好嗎？”她極認真地問我，因為我說過，紅蓮個頭大而蠢，開在碧色的蓮葉當中，尤其俗氣。她問得我張口結舌，我并不知道，自己隨口說一句胡話，她竟然當了真，其實什么花我也不愛，我正鬧著要參軍報國，家里人攔下我，使我攢下了一肚皮的怨氣。我踢踢踏踏地往前走，存心拿腳板鬧革命，見到河沿上有一顆石子，想也沒想，便伸足“嗖”一下踢出去。

遠遠的“撲通”一聲，河中濺起水花，四面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蓮，我想象它們都受到震驚一般搖晃起來，方恨聲道：“多么好看的花都沒有用，就像我們，讀再多的書，倘若不能用到實處，終究是空。”她若有所思地搖搖頭：“實處？你想投筆從戎，把書都丟掉嗎？”我傲然道：“全國的河山都燒起來了，哪里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你知道的。”她長嘆一聲：“我的書恐怕讀不下去了，你愿意的話，還可以繼續讀的。”她知道我父親正打算送我去美國讀法律，我卻不買賬：“讀什么！強盜都打到家門口了，他們可不講法律。”我們的爭論毫無意義，不管是她還是我，我們都沒有辦法做自己的主人。

荷花還沒有謝，她就去了重慶。我知道她萬分舍不得廬城，然而命運并不寬待她的愿望。她父親離世后，家境是越來越不堪了，她的大娘倒是夠寬宏大量的，給她指出兩條路：要么嫁人，要么去重慶投靠她的姑母。“我才十七歲……”她低頭輕聲向我訴說，垂下美麗的眼瞼，長而密的睫毛在臉龐上投下蝶翅般淺淺的陰影。那小小的一對影子顫動著，讓我心疼不已，卻也難以勸慰她。我也不過才十八歲。

說到為她拿主意，我的豪情便消失無蹤了，全然沒有為自己作決定時那樣無懼無畏。唉，說到底，我連為自己作決定的勇氣也不那么堅定，不久之后，我便也在父親的安排下遠渡重洋，去了另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我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迷茫，但我遠不及他們那樣勇敢。我部分地同意了我父親的觀點，即這個國家有很多我這樣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然而父親只有我這一個兒子；十萬青年十萬軍，總還要留下一點血脈，一顆種子，文明的種子，這樣等到國家勝利了，民族才有希望。我橫渡太平洋的時候，正是抱著這樣稀里糊涂的悲壯之情，帶著內心洶涌澎湃的恨的波濤。

我不知道，她是懷著什么樣的心情去重慶的。

那年荷花開得很好，可是到了八月底，忽然下了幾場雨，它們就全部委頓地陷入了空前的絕望。臨行前，我沒能去看看她，學校已經放暑假了，我和她就沒有了合理的見面機會。雖則我們是朋友，但出了廬城師范的校門，總要約著一幫朋友才能去看她。我的朋友們，大都在那個夏天風流云散，要么西去重慶，要么北上延安，校長哽咽地說，前線吃緊，朝不保夕，學校也不得不暫時關閉，諸君珍重，盼重聚之時，只是——不知重聚何時。

我想象她提著一只小小的藤條箱去車站的情景，她的乳母在一旁抹眼淚。只有這老太太來送她。她母親在她幼年時便去世了，因她庶出的地位，雇請一位乳母便已經很了不得了，更難得她父親還肯送她讀書。她讀書一直很用功，一心要向父親證明，女孩子并不比男孩子差。她開明的父親倒是很喜歡這個活潑要強的女兒，他嫡出的兩個兒子都不如她聰慧，只是他等不到她畢業，就得了一場急病，不過兩三個禮拜的工夫，老中醫換了洋大夫，終于還是不治。她大娘并沒有存心刻薄她，但家里的光景到底不如從前了，這邊學校一放假，那邊就寫了封信給重慶的姑母——老爺生前交代過，這個寶貝女兒是讀書的料子，她若愿意繼續讀書，就去重慶。

姑母嫁在南京，姑父是在總統府上做事的，戰事一起，他們全家就和南京政府一起遷往陪都了。這些都是在電報或者信函里得到的消息，她和遠嫁的姑母多年未曾見過面，心里很是忐忑，不曉得姑母愿不愿意看在父親的份兒上，允她讀書。這希望多半渺茫，寄人籬下是談不上前程的，況且兵荒馬亂，戰時什么都權宜，大娘不過是借著父親糊涂的遺言，把她“權宜”給重慶的姑母罷了。她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乳母憂傷悲戚的目光，踏上了未卜的旅程。

這一路，必定顛沛流離。

后來我才曉得，車站送別的那一幕，全是我的憑空猜測。她大娘早替她遣散了乳母，她是搭郵車去的重慶，一路上睡在小山似的郵包中間，自己也像被命運投寄出去的郵件。大娘安排得井井有條，說的話也有道理：“一個姑娘，這樣總歸安全些。”司機都是打點好了的，她叫他陳叔。爬郵車的時候，陳叔還關照她：“實在顛得難受，就上前面來。”駕駛臺里已經坐了一個面無表情的郵務員——她明知道戰時為了公務和學生便利，郵車是可以正式收費搭乘一兩個人的，可是要她和郵務員商量，輪番坐在駕駛臺里，她寧愿靠在郵包上打瞌睡。

每到一站，照例是大呼小叫地念兩遍郵袋上的地名，往車下擲一包，下面又投一包上來。郵務員做這一切都面無表情，她不敢和他說話，除了核對地名之外，他的嘴巴好像封牢的信件。陳叔喚她到駕駛臺來坐一坐，她仍舊搖搖手，郵務員便又理所當然地坐進駕駛臺。路上的風景她全看不見。

綠色的郵車載著她到武漢時，她和郵務員已經熟悉了，曉得他面無表情并不是對她有什么意見，而是他臨發車前收到老家的來信，得知家中老小全都在日機轟炸中身亡。她這才想到，他在投擲那數十袋郵件時懷著怎樣復雜的心情，在他眼里，那一捆捆郵包恐怕更像是一顆顆簽上姓名和日期的炸彈。他說到“人命如草芥”的時候，她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才好，只能聽他長嘆一聲，又像封口的信件一樣面無表情地沉湎在緘默里。

她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姑母在沙坪壩的家，一個穿香云紗旗袍的中年婦人用詢問的目光上下打量她。等她窘迫地開口說“我……”的時候，婦人一下子捉住了她的手：“嚇，我就說這幾日恐怕就到了，果然不錯。”

姑母說十年前見過她，依稀還是小時候的模樣，她諾諾地應著，實則全無印象。

姑父在政府做事，雖是戰時，一切權宜，家中倒還寬裕，除司機和廚子外，還有一個粗使的仆婦。那么或許可以讓她讀書。她竊竊地想。

倘若是這樣，我也替她感到高興，可是事情總不如我們想象得美妙。

我們已經離得那樣遠了，可我還是關心著她，只是這份薄薄的一層苔蘚樣的關心不值得拿到太陽底下曬一曬，連風吹一吹也不能，只好遠遠躲在太陽照不到的角落里，潮濕地默默生長。我有一個去重慶的朋友后來給我寫信，說在沙坪壩見過她。我回信時想詳細地問一問她的情況，然而想到我們并沒有可以示人的特別的關系，終究還是扔下筆作罷了。

人的際遇大抵如此，年輕時沒有勇氣踏過那道界限，一輩子便再也沒有機會了。我最初的不見天日的感情，因為不得已的分別變得越來越微弱模糊，到后來只剩下遠方的朋友傳遞過來的只言片語。

朋友說，再見她已是婦人的模樣，燙了時髦的發型，穿香云紗的旗袍和高跟鞋，擦肩而過卻裝作不認識，一閃身就進了身旁的一輛黑色高級轎車。

我想象不出她已經是一個婦人了，我分明還記得她羞澀地垂下美麗的眼瞼，輕聲說“我才十七歲”時，長而密的睫毛在臉龐上投下蝶翅般輕顫的夢幻的影子。

后來大抵傳出這樣的謠言，說她給她的姑父做了小——姑母也是同意的，因為結婚多年沒有生育，姑母也覺得對不住一表人才的姑父。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中變得遙遠和朦朧，像是哈代小說中的故事，竟然拉開了審美的距離。

她和苔絲一樣美，性格中既有柔弱順從的一面，又有驕傲高貴的一面，她實在是看穿了姑母的老謀深算——漸漸年老色衰，然而還想牢牢地縛住那個坐汽車、拿俸祿的男人，無依無靠的侄女來得可相當及時，婦人的手段再加上女孩的年輕美貌，總能讓男人心甘情愿地留下。姑母對她說，讀書也可以的，只是學校的安全措施不太好，日本人的飛機三天兩頭來轟炸，跑起警報來，只能躲到宿舍近旁的沙丘后面；住在家里就安全得多，他們的地下室是連著防空洞的。

保命自然更要緊些，這一路上，她已經看慣了斷臂殘肢，曉得轟炸機連平民也不放過。況且姑父待她實在是不錯，他那樣忙，還叫司機特意跑幾條街，專去有名的西餐廳給她買起司蛋糕和梳乎厘。她的桃花心木梳妝臺帶有黃銅裝飾的鏡子，照得她摩登的云鬢下眉眼盈盈。妝奩匣子里的胭脂水粉也一律是進口貨，和姑母用的是同一個牌子，也許還要昂貴一些，因為體貼的姑父說，有些香水和唇膏，只適合她這樣花樣年華的姑娘。

這花樣的姑娘就把讀書當作消遣，大部分時間都拿來經營她的人生了。她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實在是需要那些美好的事物來鋪墊，如果沒有人幫助她，保護她，她怎么去面對又兇險又殘忍的世界呢？這也不能怪她，誰在十七歲的年紀遭遇人生重大的抉擇，都不能不感到惶恐和疑惑，好像是被不能自已的力量推著向前走去，并不確切地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方才能夠好好定義那個未知的自己。

她有時候也哀婉地嘆息這樣的人生與理想之間的錯位，常常在默默流過的嘉陵江邊徘徊，讓辛澀的夜風吹散那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和眼淚。她的十七歲，然后是十八歲，十九歲，這青春最好的年華，伴隨著大半個中國的淪陷和被蹂躪，絕望地沉湎在自我麻醉和習以為常的血淚里。我很理解她的彷徨和痛苦，記得在美國的同學會，我們也曾激烈地辯論過，我們大聲唱著由盧前的《本事》改編的歌詞：“記得當時年紀小，你要參戰，我不要……”——我們討論的雖是美國會不會參戰的問題，實則又何嘗不是在拷問自己遠離家鄉的靈魂？

我想我們相互的錯過，是一個時代的痛。

然而這樣想的時候，我又覺出自己的懦弱和卑劣——我什么都沒有做，只能向命運找一個借口。

她在學校的女同學，都愛上了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家第一批冒著槍林彈雨沖上云霄的飛行員——舉世聞名的“飛虎隊”，那些可愛的年輕人駕駛著前艙漆著張開大嘴的鯊魚頭的老式戰斗機與日本人作戰時，在地面上仰望著他們的女學生都深深地愛上了他們，不管他們的出身、樣貌、才情如何，也不管他們叫什么名字。

我很羨慕那些投入重慶領空保衛戰的年輕人，他們在空中的表現，讓他們成為幾乎全面淪陷的中國土地上僅有的令人鼓舞的英雄。

如果我回國參戰，大抵也能夠成為她心目中的英雄。

我只是想想罷了，父親不久后也來到了美國，他拉著我老淚縱橫：“我們的國家完了，我們回不去了。”我忍住心中的悲痛，攥緊拳頭低唱：“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

然而父親拉住我的手，他衰老的身體里巍巍的顫抖到底力量更強一些：“我只有你這么一個兒子。”

她愛上了一個飛行員，不曉得是誰家的兒子。大約那戶人家的父親不能夠阻止他的兒子飛上藍天，或者做兒子的把飛行在中國西南戰場上的任務當作了人生唯一的使命。這使我無比慚愧。我這時已經知道，她從那個無稽的謠言里掙脫出來了，現在要用全部的靈魂去愛一個值得愛的年輕人。

她從姑母家里搬出來的那天，防空警報響得尤其凄厲。她抬頭看看灰黃色的天空，那種大禍臨頭的死亡之音此時聽來，在驚心動魄之外另又增添了一種凄迷。轟炸機從頭頂飛過，落下一串串銀色的尖錐形炸彈。忽然嗒嗒的機關槍聲在空中響起，從反方向迎戰的驅逐機劃過天際。周遭都是抱頭彎腰逃命的平民，然而匍匐在地上還要忍不住關心空中的戰況，見到冒著煙的火球墜地，機翼上隱約是個紅色的太陽，人們頓時歡呼雷動。她于是也含著眼淚呼喊，那個年輕人的名字在她的嘴角邊狂喜地奔躍，好像每一次擊落敵機的英雄都是那個名字。

八月仲夏，烈日如焚，再加上數不清的炸彈和燃燒彈，她和重慶的市民們幾乎是生活在煉獄之中。然而敵人的肆虐卻更加激起了人們的意志，每一天太陽照常升起，盡管在陽光下活著是那么奢侈：九日，日機六十三架空襲重慶；十一日，日機九十架空襲重慶，被我方擊落五架；十二日，日機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慶，市區大火，民眾損失慘重……朋友寄來的新聞紙上，赫然記載著這樣的大事日志，夜以繼日的狂轟濫炸卻并沒有摧毀中國人的抗戰心防。我咬緊牙關，把一只拳頭貼緊心房，想象著紛飛炮火中的弱女子如她，如何做著一個堅強的中國人——額頭的汗水流下來黏住了凌亂的頭發，水電皆斷，無家可歸，救不完的燃燒彈大火烤干了國仇家恨的眼淚，她彎腰護住隆起的腹部，那里孕育著中國的未來，她拼下性命也要這煉獄中誕生的孩子記住他英雄的父親。

多么不容易啊，歷經千辛萬苦誕下的麟兒，幾乎沒有機會看到他的父親。我聽說，她過得很艱難，作為那位英勇的空軍中尉的女朋友，她沒有能夠領受到撫恤金和中尉遺孀的頭銜。

因為朋友再沒有信來，我和她斷了聯系。在那樣殘酷的戰爭中，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吧？我惦念著朋友的安危，祈禱他只是因為戰亂而暫時地流離失所，不方便給我寫信。然而直到戰爭結束，我也沒能等到他的消息。

自然也沒有她的消息。

很多年后，當我回到廬城的時候，父親已經葬在了異國種植園的弗吉尼亞櫟樹下。廬城的城墻早就不復存在了，我聽說是我離家去國的那年秋天，日本人用炮火轟開了城門，一段歷經滄桑的宋代城墻也隨之轟然傾圮。

我回來是為了修家譜，堂哥寫信告訴我，我們這一房一去五十年，是時候該回來看看了，祠堂已經重建，祖宗的牌位前，還缺我這個不肖子孫的跪拜。半個世紀呀，我出生、成長的地方，早就陌生得如同我從未來過的一片土地。我雙眼含淚，用衰老的手掌撫摸著祠堂前殘損的抱鼓石，那是從連天的炮火中搶救出來的遺珠。據說一顆炮彈落在老祠堂的斗拱上，雕梁畫棟頃刻灰飛煙滅，如今的祠堂全是嶄新的，只剩下門口一對抱鼓石還是當年的老物件。鼓座上精美的牡丹和如意紋早叫歲月模糊了，鼓頂上的臥獅也懶洋洋的——它在光陰里缺了一角，我小時候記憶中那怒目圓睜的樣子竟變成了如今睜一眼閉一眼的慵懶模樣。

還有什么是與從前一樣的呢？

我夢游一般在廬城的大街小巷里尋覓，陳記的豆腐腦，魯記的桂花糖，常福興的云片糕，全都找不見了，只剩嘉禮華的布莊還在，卻不單賣布料了，只做成衣。

這家百年老店——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腳下像踩著綿軟的云朵，走進那間風貌頗為時尚的店鋪里。然而，紫羅蘭色系的柜面裝潢浪漫奢華，店員個個年輕得不像話，我就知道，這里的裁縫再也做不出嘉禮華的小洋裝了——她最喜歡穿小立領的羊腿袖束腰裙，修長姣好的身材裹在得體的哥特式長裙里，搖曳出神秘優雅的風情。

“這里的老板，以前姓萬的。”我結結巴巴地說。店員茫然地望著我，職業性的微笑掛在線條僵硬的臉上，多少感到有些古怪。算了。我尷尬地笑一笑，轉身離開了嘉禮華。

我是再也找不見她了，連她喜歡的東西，也一樣都不復存在了。

廬城師范并入了省里的聯合大學，遷在北郊那一片開闊的田地里，當然，現在那里是大學城，數以萬計的大學生代替了原先田疇上的農人。我想去學校的舊址上憑吊一番消逝在老時光里的青春，卻發現那里已經變成了街心公園。幾條寬敞的馬路把它切割成一座孤島，忙碌喧囂中的一小片綠洲，踏上去，蔽日的數排古木立刻就擋住了外面的車水馬龍。

擋住的也許還有時間。我虔誠地想，在那架熟悉的紫藤下面，會看到她的笑臉——她果然笑得很甜，用滴溜溜的烏眼珠子看著我說，這里是唯一紀念我們青春的地方。我有些激動地顫抖著雙手，從她曾路過的紫藤架下拈起一朵偶爾墜落云端的紫藤花，想起哪位作家曾說過，初戀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隨便擲棄。

我就這樣拈著花兒微笑，站在那紫藤架下，叫人笑話也不怕。有誰看見這個癡癡的老者而不感到可笑呢？人們年輕的身體充滿活力，心中也充滿了對新社會的嶄新的希望，日日奔忙在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永遠不可能再經歷我們經歷過的生活。我只能含著琥珀般堅硬蒼老的眼淚，默默承受著這段鐫刻著仇恨和屈辱的歷史，目送她頎長纖細的背影走進昏黃蒼茫的老時光。

記憶中學校門前那條彎彎曲曲的小河，窄了，淺了，小心翼翼地收斂在城市的褶皺里，現在是這一小片綠洲上微縮的景觀。我茫然地立在小河邊，記起那年夏天的紅蓮和白蓮。明艷奪目的大個兒紅蓮，連同它那純白皎潔的兄弟姐妹們，我一個也不愛，只想著自己的憤怒和委屈。我一腳踢中一粒石子，叫這倒霉的家伙“撲通”一下跌入深淵。四周無邊的碧色搖蕩起來，要遮擋住什么訊息似的，一搖一晃之間，河水遠遠流去，流啊流，流啊流，流入寬闊的嘉陵江，江邊伊人消瘦，江風一陣緊似一陣，她臉上淚痕未干，張了張嘴，想向我訴說什么，然而終究是除了蒼茫的風聲，什么也聽不見……

“唉，你說她呀！”

我回到故里，著落了修家譜的事，便向堂哥打聽她的情況，心里也知道渺茫，然而終究不怕徒勞地要問一問。沒想到堂哥竟然有她的消息，盡管是不甚確切的消息——多年后，她乳母的兒子和堂哥曾在搬運隊里一道拉過板車，她回鄉的消息并不是秘密。

當年她家在廬城也算是大戶，因此一提起，堂哥果然有印象：“我記得她，瘦瘦高高的，常和你們男生在一起辯論。有一次我去學校給你送硯臺，找不見你們宿舍，還是她給我指的路。”我一時激動起來，連呼吸也變得急促了，像是小時候聽先生講課，被先生點了名。

聽堂哥說，她抱著一個孩子回來，吃了不少苦頭。這是一定的，我在心里默念她的名字，像要把她受的苦楚重新受一遍，可是沒用，堂哥的話說得夠含糊的，只說她大娘不肯接濟她，至于她為了活下去，并且還要養活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究竟陷入了怎樣不堪的境地，他并沒有關心的能力。堂哥仰頭吸一口我帶回來的萬寶路，不以為意地說，那時候她大娘家的兩個兒子也要靠自食其力來掙飯吃了，哪里有多余的口糧來接濟她？相較起來，倒是她的乳母給她的幫助多一些。

那一定是很悲慘的，我無端地想起她被凌虐的樣子，被幾雙粗糙的大手撕來扯去，蓬頭垢面，衣不蔽體，懷里的嬰兒哇哇大哭，哭著自己的命運，以及母親的命運。這個母親，她為了懷里的嬰兒是肯吃千辛萬苦的，只是她一個飄萍般的弱女子，拿什么來喂養這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的奶水嚴重不足，身體里的血因為得不到足夠的食物的補充，已經來不及變成奶，來供養這個同樣被饑餓折磨的孩子了。他在她的懷里掙扎，扭動，踢打，她只能一次又一次飲鴆止渴般地哄騙他，把干癟的奶頭塞進他的嘴里，任由他嗍吮出血珠來。

她臉上的淚痕總是吹不干，一道熱淚流下來，又一道，又一道，道道都是淡紅的血痕。那象征著生命的紅色的液體一點點枯竭下去，越來越少，越來越淡了，可她不能阻擋它流出身體，只好眼睜睜看著它變得稀薄、透明，慢慢蠕動著，在孩子焦渴的唇邊，在自己憔悴的頰邊。

要是在重慶能夠活下去，她自然也就不會回鄉。或者，我倒過來想，回鄉是因為她知道自己恐怕時日無多了吧？那樣殘破的身體，滾燙的血淚泡得她癱軟了，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她抱著孩子，走投無路地回到廬城，想看一看生她養她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如果她不在了，能找一個多少還有一點溫情的地方把她的孩子養大。

“回來沒兩年，就死了。”堂哥說起她，沒有什么特別的感情，也對，她對他來說，只不過是遠道而來的堂弟說起往事時談到的舊人，大抵也是隨口談起，因為堂弟也已經兒女成行。

她死了，和死了個小貓小狗沒什么分別。我難過地想，誰也不知道我云淡風輕的表情下面剜心的痛。

“這女人八成在外面的時候就不知自重。”堂哥猜測，就算再拖幾年，她也一樣活不下去，廬城的新社會是非常講道德的，早就掃清了暗門子。“她那一身病，治好了，也不成。”我想象不出她臉色暗黃，額上滾著汗，捂著肚子去小診所買六〇六的樣子，一針下去，治標不治本，然而讓她又可以有稀薄的血和奶了。她咬牙又扎一針。

我簡直不能呼吸，這樣的她，和十七歲那年留給我的最后的影像——那一天，校長哽咽地說了那樣一番話，她便去廬城照相館特意拍了張小照贈我——分別實在太大了。定格在記憶里的，永遠是那樣活潑年輕的生命，不曾經歷冷冷暖暖的春秋和起起落落的風景。她微笑的臉龐躲在紫藤花的后面，隱隱約約露出促狹調皮的一瞥，看見我在她身后撿起一瓣紫云，拿到鼻邊輕嗅，陶醉得好像得到了一捧墜落人間的珍寶；她拉著我到小河邊看荷花，問我喜歡紅蓮還是白蓮？水蔥綠的洋縐裙叫風掀起一角，露出白皙光滑的小腿，使我怯懦的心怦怦地跳起來，好像瞬間變得勇敢……

我按了按胸口，上衣口袋的皮夾子里，紅火的全家福的后面，好似不經意地藏著陳舊泛黃的“她”，那一幀小小的青春的回憶。我捏緊了我的回憶，獨自走在半個世紀前的廬城的街頭，沒有人認得我，我也不認得任何人，時間留下茫茫的空白，我走過學校，走過長亭古道，走過漫長的告別——那一天，我們滿懷惆悵地，然而又是懷著朦朧的期許，在彎彎曲曲的小河邊，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