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寂地張望著世界——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論
摘要:
溫文錦以其新作《世界盡頭的女友》展現了80后作家對都市孤獨與青春憂傷的深刻洞察。小說集匯集12篇風格迥異的故事,通過塑造一系列精神上相似的孤獨癥患者形象,細膩描繪了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疏離與自我探索。作品融合了東西方美學,既有古典與現代的交融,又有現實與幻想的交織,構建了一個獨特的詩學空間。溫文錦以輕逸的筆觸,捕捉了殘酷都市中的溫婉情感,同時用音樂、繪畫的藝術思維豐富了文本的跨界特質,展現了其對世界靜寂張望的獨特審美構想。
關鍵詞:
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靜寂;張望;世界
隨著“新南方寫作”[1]概念的持續發酵,嶺南青年作家日益受到文壇的關注。在楊慶祥看來,所謂“新南方寫作”是以泛粵語為表達方式的兼具魔幻、游離、反諷等風格的“去中心化”寫作[2],具有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和經典性[3]等文學特質,近年來崛起的80后廣東作家,鄭小瓊、王威廉、陳崇正、馮娜、林培源、唐不遇、林棹等都是個中翹楚,溫文錦也名列其中。新作短篇小說集《世界盡頭的女友》,匯集了12篇風格獨異的小說,以一種靜寂地張望世界的姿態,表現出獨特的審美構想,也共同參與建構了新南方寫作的獨特美學。
一
靜寂:憂傷的青春物語
對于80后的年輕作家來說,村上春樹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他在東亞掀起了“村上熱”,滋養了一大批青年作家,也構成了“影響的焦慮”。村上的小說常常聚焦于青春期的主人公,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充滿了迷茫和困惑。經歷著自我探索和內心世界的掙扎,感到與社會和他人之間的疏離,《挪威的森林》中,渡邊在面對摯友和愛人的死亡時,體驗到了難以言說的孤獨和痛苦;《海邊的卡夫卡》中的田村卡夫卡在成長的不同幻象中泅渡孤獨之河;《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主人公在兩個平行世界中的孤獨旅行,反映了現代人內心的孤立無援……憂傷與迷惘,成了村上風格的專屬標簽。安妮寶貝、郭敬明、衛慧、顏歌、周嘉寧、林軍、蔣方舟、張家瑋、張悅然、春樹、雙雪濤……“村上之子”[4]的譜系廣闊而龐大,而溫文錦小說里同樣飄蕩著村上的幽靈。迷惘、殘酷、詩意、溫柔的憂傷青春物語充斥于文本之中,如午夜低回的薩克斯,充滿迷人的魅力。這種憂傷的青春物語,不僅是一種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種對現代社會的深刻反思。
《世界盡頭的女友》小說集中年輕的主人公們,有著精神上的家族相似性,他們都是沉默的、疏離的、有著自我世界的孤獨癥患者,有如麥卡勒斯《傷心咖啡館之歌》中那些奇異固執的人們,固守在自己構建的世界中,與外界保持著一種難以逾越的距離。《世界盡頭的女友》中,出現了河童女孩婉珍、廢墟男孩震東、尾指男孩小誠、珍珠馬女孩小月、蛇女白素貞、懷孕的逃難少女阿寶、冷峭的鍵盤手娜娜、色盲癥患者、雙性戀的幼兒園教管員、沉默寡言的理發師、植物研究員助理、黏糊混沌像樹懶一樣的職員、長著薄如蜻蜓翅膀般耳朵的少年……這些人物與周圍格格不入,甚至被排斥、被孤立,被遺忘,“大部分時間是孤身一人”[5],兀自地穿行在世界上。這些孤獨癥患者在文本中靜靜地佇立著,掀開了世界的神秘一角,仿佛“雨水澆濕的雪地所裸露的那一部分事物”[6],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中個體的孤獨狀態和精神困境。
這些年輕的傷心者物語,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現代社會中個體的無助與迷茫。也因此,都市的現代性孤獨成了小說反復吟詠的主題。作者以溫婉之筆描繪那種深長隱秘的落寞,搖曳于悲傷和悲涼之間,仿佛令人著迷又懊惱的梅雨天氣,潮濕的、窒悶的、纏繞著層層疊疊的悲哀,慢慢滲透在文本的肌理中。《寫她名字的水》中,“我”沉默寡言,獨來獨往,也因此才會認識河童少女,“我”的內心世界充滿了對自我認同的探索和對外部世界的疑惑,這種困境和掙扎,是現代社會中個體普遍面臨的問題;《廢墟與星垂》中,有著水藍色頭發的“我”,是一個不被理解、特立獨行的色盲癥患者,也因此能遇到廢墟男孩震東,兩個受傷的靈魂彼此靠近,這種慰藉,是對人與人之間冷漠關系的反思,也是對個體在社會中尋求歸屬感的探索;《手診》中,貓咪雪泥的莫名消失,正是“我”和阿湛疏遠、隔膜關系的具象化,也昭示出都市生活中親密關系的脆弱性;《白蛇》里,當白素貞飲酒后,感受到“一絲不可控的愁哀渙漫上來”[7],這種哀愁穿越了幾百年的光陰,讓不老不死的蛇妖突然意識到在世的煩悶,這種煩悶不僅是對個人命運的感慨,更是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反思;《世界盡頭的女友》中,美麗冷峭、沉默寡言的鍵盤手娜娜,更是背負著傳奇的故事與命運。她的男友與毒販火并,身中29槍而亡。為了保護娜娜,男人死前羅織了不大不小的罪名讓她入獄避難。幾年后,娜娜彈奏了一首芬蘭作曲家毒癮發作前的絕筆之作,傳達自己對男友的深厚思念。這個故事集合了青春、樂隊、愛情、毒販、死亡等一系列傳奇元素,成為青年亞文化的絕佳寫照,也展示出迷惘青春中的躁動與探尋。
同為村上之子,溫文錦卻并不像棉棉、春樹、李傻傻等人醉心于殘酷青春物語的書寫,而是自始至終對現實的世界充滿著柔情與愛憐,擅長捕捉“殘酷都市生存境遇中溫婉的情感、淳樸的生活”[8],關注到細民生活中遭遇的難言的傷痛,揭示平靜的生活之下涌動的巨大暗流,“以一種寬宏和溫厚的態度,觀照現代人的身體和心靈在龐大的工業文明整體之中如何自處。她以溫柔和貼心之筆,屢屢關涉邊緣群體、弱勢文化,呼喚傾聽不同的聲音”[9]。她的筆觸溫柔而堅定,不僅揭示了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態,更表達了對這些群體的深切同情與人文關懷,以同情不忍之心,給殘酷青春增添一抹溫暖的亮色。世界晦暗,人生苦痛,但總有一個可以依靠、取暖、慰藉的存在,安慰著主人公們破碎的心靈。有時候是一顆星星,有時候是一首曲子,有時候是一場雨,有時候是一封信,有時候是一個玩具,有時候是一個曼妙的走路姿勢……荒冷的世界,正因為有了這些小小的暖意,而讓人留戀,瑣屑的日子也如烏云鑲了金邊。“小說能保有任何人、任何生命中所能擁有的平凡卻閃閃發光的奢侈。”[10]
世界盡頭的女友,如此青春,如此憂傷,如此動人,正如世界盡頭的我們,在都市的孤獨中無處藏身。溫文錦不僅展現了青春個體在都市中的孤獨與疏離,更深刻地揭示了心靈的困境與掙扎,在靜寂的憂傷中,飽含溫情。
二
張望:幻想與天真之歌
溫文錦的作品中展現出一種張望的姿態,她用浸透想象力與好奇的目光,把握荒誕世界的天真與溫柔,充分彰顯著“躲避事物盡頭的本能”[11]。溫文錦作品中強烈的幻想性與個人的氣質、經歷有關。畢業后的溫文錦一度想成為大象飼養員,最終她將這種不夠務實的理想深深埋藏在心底,將靈魂中好奇化作精靈般的文字,滿懷天真地表現對于世界的探尋。
席勒在名文《論天真的詩與感傷的詩》中,將詩人分為兩類,天真的與感傷的,帕慕克又進一步闡釋這兩類詩人的區別,其中“天真的詩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實際上,他們就像自然——平靜、無情而又睿智。他們率真地寫詩,幾乎不假思索,不會顧慮其文字的理智的或倫理的后果,也不會理睬別人的評論。……詩不是詩人思考出來的,不是詩人處心積慮創作的成果,不需要表現于某種既定的格律之中,也無須不斷的修改和自我批判;詩應該不加反思地就流出筆端,詩甚至可能是獲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種力量的啟示”[12]。溫文錦同樣具備天真詩人的敏感,她的作品,往往并非出于苦思冥想的營構,而更多是一種靈思的自然迸發,天真、自在,不假思索,有如神啟。溫文錦早年曾出版過詩集《當菩薩還是少女時》,充滿玄妙與跳躍,文本中的“空白”召喚著有想象力的讀者去填滿這些空間。從她的文字中不難感受到強烈的幻想氣質,如:“從前我在一個寓言中喂養畜生,如今已經長大成人”(《寓言》);“列車駛過時,攆走那么多白兔,在驚人的雪地里它們學會呼吸”(《白時光》);“掉了的腋毛撿起來戴上,也不浪費一根睫毛”(《出門》);“我的聽覺脫落了,黏在內衣上”(《講述》)……這些詩句靈動跳脫,新奇的象征和隱喻、跳躍性的意象、飄逸的詩思,突破了語言的邊界,于中涉及個人成長、變化、自我追尋、生存反思。這種精靈般的語言風格與調性,被她延續到小說中,小說也同樣充滿了奇幻色彩。
《寫她名字的水》《阿野理發店》《家族事件》《愛麗絲星球》《迷星》幾篇出色地展露出這種幻想特質,調用了靈異、時空交錯、變形、化生等諸多策略,營造出別具一格的怪奇物語。《寫她名字的水》糅合了日本民間傳說與動漫,充滿了異域色彩。河童本是日本民間傳說中的怪物,長相奇特,有鳥的黃喙、青蛙的四肢、猴子的身體及烏龜的殼,生活在水中,芥川龍之介著有小說《河童》,而《河童之夏》《百鬼夜行操》《夏目友人帳》等日本影視動漫中河童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寫她名字的水》中的河童少女婉珍,純真可愛,卻阻擋不了人類社會對河童的侵襲,逃脫不了被大篷車當成奇觀展覽的命運,直至死去;《阿野理發店》中,兩位神秘的客人納虎和MK,頭皮都有少年臉文身,這種設定不可謂不奇異,他們總是在固定的日期理發,莫名出現又突然同時消失,攪亂了“我”一成不變的生活;《家族事件》中珍珠馬的設定,為小說增添了神話色彩。珍珠馬是矮馬品種,成年馬體形也不過如犬類大小,體重二十幾公斤,十分迷你。而作者用變形的手法,將小巧玲瓏珍珠馬設定為只有手掌大小、通人心意的通靈之物。珍珠馬剛滿月的時候就要用咒語與仙草訓練,待馬兒長大后就可以將飼主的心意傳達給他人,不過,飼主本身的心意是否地道,合乎人情,決定了馬兒是否能背負合適重量的思想。小說中的珍珠馬曾被當作達官貴族通信的重要信使,到了現代社會也依然盡職地扮演著傳遞心意的赫爾墨斯,它能夠跨越人與人之間的障礙,直通心靈;《愛麗絲星球》中,春雨阿姨如仙女一般有神秘能力,召喚出柔柔藍藍的愛麗絲星球,“淡藍色光澤的小星星,它鑲嵌在無數明亮的星群中,是那么不起眼,又是那么可愛”[13],讓我祈禱許愿,治愈了我的童年創傷;《迷星》是一則化生神話,尾指男孩小誠由阿摯的一截受傷小指生出,他從阿摯身體分離后飛速長大,并成為一個獨立個體,然而在成長中對阿摯充滿了執拗的、畸形的愛戀,于是在阿摯新婚之夜割下自己的尾指送給她。這個看似浪漫的故事卻飽含著巨大的痛楚與不安,背后隱喻的是對現世存在的隱憂。對于尾指男孩小誠來說,阿摯意味著整個世界與存在的意義,除了獻祭自己的一部分,別無他法。而化生之指生發的這種對本體的濃烈情感,正是對自我存在的強烈確認。
這些奇幻的設定,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象,既有中國神話、民間故事的傳承,又有日本二次元文化的影響。不同于托爾金的宏大體系,也不同于安吉拉·卡特的暗黑,溫文錦更接近于宮崎駿的風格,在天真、奇幻中包含憂傷,但對重大命題的探討也充滿了穿透力,“奇幻使我們得以越過很多邊界,假如沒有奇幻,這是不可能實現的”[14]。溫文錦通過奇特的想象,突破現實主義的束縛與限制,探索人類經驗的不同維度,發現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深層意義,編織出界于現實和幻想之間的異托邦,喚醒讀者沉睡的想象力,也為逃離現實提供了出口。
在溫文錦筆下,天真爛漫的幻想世界看似神秘溫柔,但在溫柔中又有著堅硬的本質真實。作家的姿態是卡爾維諾所說的輕逸(lightness)的,她從不跳入文本中指指點點,而是任由生活邏輯和美學邏輯牽引著人物在命運之河中前行。“在現實的層面提煉出詩意”[15],是獨屬于作家的煉金術,而溫文錦尤擅于此。殘酷與溫柔,疏離與迷惘,命運的漲落起伏,人生的光榮失意,都在文本中得到透徹的表達。
三
世界:東西方美學的遇合
溫文錦自言,“偏愛糅先鋒及耽美為一體的作品”[16],地域文化、個人經歷、閱讀趣味共同塑造了她獨特的個人風格,她的作品既有傳統與現代的遇合,又有東西方文明的碰撞,小說也因之表現出一種廣闊的復雜性,她如精靈一般自由穿梭于不同風格、不同時空、不同地域中,表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從古典到現代,從南方到北方,都在小說中有所體現。
溫文錦生于崇文重教、文教發達的梅州,從清代中葉的宋湘,到清末詩歌革命先驅黃遵憲、丘逢甲,到中國現代象征主義詩歌先驅李金發,革命作家蒲風、任鈞、碧野、溫流,言情圣手張資平,再到后期浪漫主義的黑嬰……秀美山水滋養了梅州深厚綿長的文脈,開明的風氣、頻繁的東西方交流也帶來了開放的風氣,因而梅州文藝彰顯出融合東西的獨特魅力,黃遵憲、林風眠、張資平、李金發等人無不如此,而這種文化基因似乎深藏在溫文錦的血液里,化為作品中獨特的靈氛(aura)。早在她的成名作《西貢往事》中,那種潮濕的亞熱帶的氣息、融合東西的格調、便充溢在文本之中,形成作品中獨特的“西貢氣質”[17]。駱以軍曾評價道,“以老西貢為背景,生活細節與絕美人物交織,淡淡的詩意頗有畫面感,場景氛圍突出。寫一種少女擱淺于南方異國,憂悒沉默卻又感官打開某個‘追憶’,某種慢速的時光之歌,寫的暗夜芙蕖,搖曳生姿”[18]。這種獨特的調性,正是由于嶺海地理風貌的獨特滋養。
《白蛇》《寺雪》兩篇是東西美學遇合的典范,小說充滿了新古韻意味,昭示出古典傳統如何進行現代轉化的有效路徑,標識出作者獨特的敏感與嚴苛的審美。《白蛇》將古代民間愛情傳奇《白蛇傳》進行當代改寫,以第一人稱視角細訴心曲,充滿了秾麗、艷異的魅惑氣息,白蛇形象所蘊含的情感、文化的質素,更突出了獨特的女性意識與女性主體性。生活在人蛇交雜的世界,“我”盡力隱藏著蛇的痕跡,然而當危險的男性和俊肆無忌憚地侵入“我”的生活,挑逗、誘惑“我”,“我”會毫不猶豫地將其絞殺,維護自身的純粹與整全。白素貞的故事,是對傳統與現代、神話與現實、永恒與瞬間的交織與碰撞的深刻展現。《寺雪》語言純粹細膩,如老僧入定,冷寂圓融,將中國古典情境與現代意蘊打通,完美詮釋了不落言筌的禪意。小說中關于因緣宿命的探討,頗有意趣,借助于佛禪觀念,打通了時空。未婚先孕的姐姐將我托付給寺廟,而時隔多年后,未婚先孕的少女阿寶來寺廟投奔,阿寶某種意義上正是姐姐的化身,仿佛“前世未了之夢緣”,而這樣一個循環與命運的輪回,也開啟了我對生命的體悟。小說中透射出清冷克制的東方美學,又糅合了鮮明的現代意識,寺雪飄落人間,覆蓋一切丑陋與苦難,也包含一切同情與哀憫。
縱覽溫文錦小說創作路徑不難發現,她由早年《西貢往事》穩健的寫實風格逐步轉向《世界盡頭的女友》中駁雜的現代主義,體現出一種接續先鋒的有意努力。對于溫文錦來說,先鋒意味著勇于探索不被感受的感受,表達不被理解的理解[19]。作者自言深受《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影響,這部小說同樣充滿先鋒意味,以奇幻寓言、平行結構表現出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關注現代人自我的失落與追尋。《世界盡頭的女友》則淡化了批判的意味,著重以奇幻的想象,以非線性敘事、奇異時空、精怪人物、獨特想象構造出獨屬于現代人的生存空間,呈現出對世界的溫和警思。
與村上春樹相似,音樂、繪畫、電影的藝術思維影響了她的小說創作,文本表現出鮮明的“跨界”特質與獨特的藝術美感。“所謂跨界思維,就是打破事物之間的壁壘,從更加寬廣的角度和視野來看待事物以及事物之間的聯系。”[20]跨界思維要求跨行業從職的豐富閱歷,較強的流動性與世界的眼光,這些都是文學和藝術變革動力的重要源泉。而溫文錦恰好全都具備。她做過電影編劇、玩過樂隊、自學舞蹈,小說中充分彰顯了“通感”的才華,“在日常經驗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通過對視覺、聽覺等感官的打通,實現了文學藝術的“跨媒介”[21]打通,也充分擴張了文學的表意空間。
溫文錦有著畫家的敏銳,那些鑲嵌在文本中的句子,色彩明麗,構圖感強,仿佛璀璨珠寶一般熠熠閃光,如“淡金色的星星光芒灑落在銀色沙丘時的樣子”[22]。正是通過這種圖文的互仿互涉,視覺與文字相互激活,相互補充,啟動聯想,生發故事,豐富并拓展了文本的表現空間。溫文錦兩次獲得華語世界電影小說獎,足見她在電影語言方面的獨特才華。“在寫作中我會不自覺地把影視語言的一些技法運用到小說創作中,令它讀起來有電影感,場景的轉換、鏡頭的跳躍、聲音的疏離和色調的濃淡。”[23]她深諳鏡頭語言,積極挪用電影敘事技巧,創造跨媒介作品。借鑒電影敘事的組接、視角的切換、蒙太奇等手法,使得作品擴充了意義空間。《寺雪》開頭,就是非常典型的長鏡頭畫面:“在書房抄寫經書的時候,我聽見細雨打在庭院草葉上的沙沙聲。雨很細小,有足夠耐心的話,還是聽得分明的。雨一下,就意味著村里的干旱得到紓解。雖說已是深秋,殘留在村莊的酷熱怎么也不見褪去,稻谷奄奄發蔫,如同村民蒼黃的表情。每日在大殿午課,我都盡力為村民誦經祈雨。”[24]小說通過視覺化描述,成功實現了語言與圖像之間的“藝格敷詞”(ekphrasis)[25],塑造了幽靜的場景,文本在不同的敘事節奏中轉換,于中流露出老僧的悲憫。
樂隊鼓手的經歷賦予了溫文錦文本中豐盈的音樂性。所謂文字的音樂性,是指“通過模仿或借鑒音樂藝術的某些特征,在‘內容’或‘形式’上追求并在很大程度上達到像音樂那樣的美學效果”[26]。通過對音樂聲學、復調、配器法、曲式結構的借鑒,達到情感表達的異質同構。溫文錦的句子長短錯落,簡約、干凈而富于節奏美感,如“床底黑魆魆的,仿若向深不可測的宇宙內部以投遞的方式進貢食物”[27]。《世界盡頭的女友》,更是將音樂敘事有機編織到文本之中,營造出獨特的肌理質感。在敘事策略、敘事形式和敘事結構上,溫文錦也著意借鑒音樂的形式美,豐富文本的表意空間。“音樂使人具有某種再生功能。恰如其分地運用這種功能,我們或多或少可以通向無法抵達又竭力抵達的意識深處。”[28]借助著音樂敘事,作者得以通達人物、人性、存在的隱秘角落,“暗靜的樂音里,兼具了前奏、間奏、再現、高潮與尾聲”[29],樂音通達世界的盡頭,亦是生命的盡頭,音樂跨越了生死的分界。
溫文錦在東西方美學的遇合上,展現出了獨具一格的探索。她的筆觸,既有嶺南細膩的風情,又充分融合了現代主義的技巧,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學與藝術交織出一種跨越時空與文化的美學對話,營造出一個層次豐富、意境深遠的文學境界。她的創作,以跨界的藝術思維,構建了一種獨特的融合東西、超越傳統文學邊界的現代敘事方式。
結 語
溫文錦在《世界盡頭的女友》中,借助于憂傷的青春物語、天真幻想、東西美學的遇合,架構起獨特的詩學空間,表現出對世界靜寂的張望。憂傷與天真并存,幻想與現實交織,她以一種獨特的視角,細膩而深邃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充滿憂傷與夢幻的世界,將東方的意境與西方的技法相融,共同構建了一個充滿詩意的美學空間,也為“新南方寫作”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書寫范式。她安靜得不動聲色,卻又奇異得如此豐盈。對于一個年輕作家來說,她還存有無限探索的可能。
注釋:
[1]關于“新南方寫作”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楊慶祥、陳崇正、張燕玲等人的論文。
[2]楊慶祥:《地緣、氣質和離心——四論“新南方寫作”》,《江南》,2023年第9期。
[3]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4][日]藤井省三、賀昌盛:《村上春樹與華語圈——日本文學跨越國界之時》,《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
[5]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99頁。
[6]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247頁。
[7]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76頁。
[8]溫文錦、管季:《那些平凡而溫柔的城市面孔》,《青年文學》,2019年第6期。
[9]張宇:《日常化的先鋒與世界化的本土——學術史視野下的西西小說新論》,《東吳學術》,2020年第1期。
[10]溫文錦、管季:《那些平凡而溫柔的城市面孔》,《青年文學》,2019年第6期。
[11]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182頁。
[12][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頁。
[13]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288頁。
[14][法]茲維坦·托多羅夫:《奇幻文學導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頁。
[15]溫文錦、管季:《那些平凡而溫柔的城市面孔》,《青年文學》,2019年第6期。
[16]溫文錦:《先鋒的意義,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具顛覆感的覺知》,《大益文學》公眾號,2017年6月22日。
[17]溫文錦、管季:《那些平凡而溫柔的城市面孔》,《青年文學》,2019年第6期。
[18]孫磊:《西貢往事:在小說和電影之間創造一種新的可能》,《羊城晚報·人文周刊》,2020年7月5日。
[19]溫文錦:《先鋒的意義,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具顛覆感的覺知》,《大益文學》公眾號,2017年6月22日。
[20]范周:《重構·顛覆:文化產業變革中的互聯網精神》,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頁。
[21]凌逾:《跨媒介敘事芻議》,《暨南學報》,2015年第5期。
[22]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95頁。
[23]孫磊:《西貢往事:在小說和電影之間創造一種新的可能》,《羊城晚報》,2020年7月5日。
[24]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199頁。
[25]李健:《論作為跨媒介話語實踐的“藝格敷詞”》,《文藝研究》,2019年第12期。
[26]龍迪勇:《出位之思——試論西方小說中的音樂敘事》,《外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6期。
[27]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263頁。
[28]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181頁。
[29]溫文錦:《世界盡頭的女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