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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80年代以來城鄉區隔逐漸松動，作家們紛紛將目光投向“城鄉交叉地帶”或“城鄉結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紀，中國文學力圖把握真正的城鄉融合，超越最初的“城鄉交叉地帶”，朝著“城鄉共同體”演化。在這一歷史性劇變過程中，城鄉兩處眾多人物及其家庭和社群的悲歡離合，乃是考察最近數十年中國當代文學時應該特別給予關注的內容。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學 城鄉交叉地帶 內部移民群落 城鄉共同體

一

在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與地區，“城鄉關系”各不相同，表現于文學也千姿百態。現代文學中“城鄉關系”的時空差異很顯著。沈從文的偏僻湘西幾乎與現代都市隔絕，葉圣陶筆下的倪煥之卻能輕松往返于他教書的鄉下與參加革命運動的上海，“鐵路水程，朝發夕至”1。現代文學去古未遠，跟城鄉有關的一些詞匯仍帶有古漢語痕跡。魯迅說他“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2，就有些令人費解。別說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即便此刻當下的紹興也不能稱為“都市”。魯迅所謂“都市”乃古漢語用法，僅指人口密集的城市。在大量創作和翻譯中他也頻頻使用現代意義上與鄉村和中小城鎮相對的“都市”一詞。

沈從文、葉圣陶、魯迅這三例說明中國現代文學之“都市”與“鄉土”概念以及“城鄉關系”的復雜歷史演化。但無論如何，現代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家自畫像）總是被清晰地安排在城鄉兩處，也總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自由穿梭于城鄉之間的身影。

“城鄉關系”是中國現代文學無法繞過的主題之一，這就容易造成誤會，好像只有到了現代才出現大量聚焦“城鄉關系”的作品。其實不然。“城鄉關系”也是貫穿中國文學史的一條紅線。

中國文學史內含的“城鄉關系”大致有一個“之”字形發展軌跡。

在古代和近現代文學中，城鄉生活形態雖迥乎不同，但空間區隔并不明顯，作家及其筆下人物經常往來于城鄉兩處。到了當代文學時期，尤其1950年代至1980年代，城鄉兩處人員的往來才稀疏起來，出現了將近三十年的阻隔。1980年代以后城鄉區隔逐漸松動，許多作家紛紛把目光投向“城鄉交叉地帶”或“城鄉結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紀，中國文學力圖實現真正的城鄉融合，超越最初設定的“城鄉交叉地帶”，朝著“城鄉共同體”演化。這也可以說是在更高意義上向著古代和近現代的城鄉關系回歸。

在上述“之”字形歷史軌跡上發生的眾多人物及其家庭和所屬社群的悲歡離合，乃是考察最近數十年中國當代文學時應該特別給予關注的內容。

二

古代交通不發達，但城鄉并非隔絕的二元。縱然有城與鄉、都與鄙、文與野的差異，但人員進城/出城、離鄉/返鄉相當自由。古代作家及其筆下人物的活動半徑往往超過今人的想象。

楚辭《哀郢》寫楚國人民被迫離開都城“郢”而向四周流徙，但屈原并未刻意描寫郢都與四野的生活形態如何天差地別，也并未刻意描寫逃出郢都的貴族與平民對郢都之外的鄉村有何特別的驚訝或陌生之感。全篇交織著身為逐臣的作者與流離失所的楚國民眾共同的哀傷，接連“東遷”“西浮”和“南渡”，足跡遍布江、漢、沅、湘四大流域，但始終貫穿著“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忠君愛國思想，對眼前景物的頻繁改換則仿佛無動于衷，恰如另一篇《涉江》所謂“茍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3。

這是古代作家輾轉城鄉兩處普遍的空間意識。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以及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描寫皇家宮室苑囿或通都大邑的繁華熱鬧，魏晉以后“山水詩”“田園詩”“憐農詩”寫山水景物與農家村社，包括遷客騷人對“壯游”或“貶謫”的記錄，都不曾刻意渲染城鄉的隔絕。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聚焦自我內心波動，并不十分在意急劇的空間轉換。唐傳奇小說寫凡人或羽客道流自由出入長安城，談不上對城鄉風俗景物有怎樣細致的描寫，更沒有因為從鄉野轉到長安或者從長安轉到鄉野而刻意使用不同的兩副筆墨。

明刻“宋元話本”，明以后擬宋之市人小說（如“三言兩拍”），明清兩代世情（人情）小說《金瓶梅》《紅樓夢》以及《水滸傳》等“演史”小說，描寫城鄉兩地更見展開。這些成熟的白話敘事作品無論寫皇宮內院、貴胄之家、暴發戶、市井細民，皆集中于“城市”“都市”“城鎮”，空間意識更加自覺，同時鄉野村社也愈發立體地展露于筆端。《水滸傳》既寫了東京汴梁的繁華，也寫了漁村、農莊、茶樓酒肆、驛站旅舍、各種規模的莊園以及中小州縣府衙與市井的風貌。《紅樓夢》描述賈府主仆偶爾下鄉（對劉姥姥、襲人、晴雯來說則是回鄉），也頗為留心城鄉區別，但人物穿梭往來于城鄉兩處，并未因此受到太多限制。

近、現代小說的城鄉描寫延續了古代文學的格局而又有顯著發展。早在《子夜》寫吳老太爺進上海之前，“譴責小說”“狹邪小說”以及民初長篇“三潮”（《廣陵潮》《歇浦潮》《人海潮》）都清楚指示了鄉下人匯入城市的軌跡。從《海上繁華夢》《海上花列傳》開始，“‘外鄉人到滬（或游歷、或移民、或從商等）’這一模式成了通俗小說的文字漫游熱線”，許多“通俗作家”不僅寫上海，“也有寫北京、天津、南京、蘇州、揚州等城市的小說”4。各色人等頻繁來往于城鄉之間，加強了兩處的實際聯系，這是現代通俗小說崛起之處最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現代作家描寫城鄉兩處家庭與社會，雖各有側重，卻并不隔膜。或如魯迅、沈從文、吳組緗等更熟悉鄉土，或如茅盾、“新感覺派”（劉吶鷗、施蟄存、穆時英）、老舍、徐訏、張愛玲、錢鍾書等更善于描繪都市。但熟悉鄉土的作家也有不少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小說，熟悉城市的作家也時常將筆觸伸展到鄉村。一向被尊為“鄉土小說”開創者的魯迅寫北京和紹興，并不少于寫“魯鎮”和“末莊”。沈從文在熟悉的湘西之外也寫到上海與青島。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雖有爭議，卻不妨歸入別一種“鄉土小說”的范疇。《倪煥之》《子夜》率先在長篇小說創作上將城鄉放在一起來構思。錢鍾書《圍城》和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則幾乎是城鄉各占一半。

盡管更加有意識地觸及和強調了城鄉差異，但大多數現代作家并未在敘事上設置城鄉二元或城鄉隔絕的結構。即便主要聚焦北京的老舍和主要關注農村的趙樹理等作家，也并不總是將人物的腳步牢牢限制于他們所偏愛的都市或鄉村。

現代作家將城與鄉打成一片的常態寫法，其內在訴求乃是《倪煥之》《子夜》等作品所期待的城鄉一體革命聯合與現代化互動。魯迅《故鄉》中“我”希望后輩們（“我”的侄子宏兒和閏土之子水生）將來能成為“一氣”（類似曹植《求自試表》“分形同氣、憂患共之”），則于革命聯合和現代化互動之外，寄托了現代作家要求打破城鄉壁壘、在情感價值上走向城鄉一體（“一氣”）的樸素而深沉的愿望。

三

從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開始直至1980年代初，中國文學空間布局上的特點就是連續而鮮明地凸顯城鄉二元對立與二元隔絕。

1950年代一批代表性作家作品，承繼著1948年同時問世的兩部反映解放區新生活的長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的敘事邏輯，不斷宣告城鄉兩種題材、兩個空間分化的開端。

同樣從延安文學傳統走來的周立波、周而復在同一年（1958）發表長篇巨著《山鄉巨變》和《上海的早晨》，頗具象征意味。前者寫鄉村，基本屏蔽了城市的信息。后者寫大都市，也隔斷了從鄉野吹來的風。同樣是北京地區培養起來的共和國第一代青年作家，王蒙的視線基本不出北京城區，浩然則專寫北京郊縣。城鄉兩地的分工和分化十分明確。

當然也有撫今追昔、牽掛城鄉兩頭的如孫犁《山地回憶》（1949），或正視城鄉隔膜與沖突的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1951）。這兩部作品都涉及新社會的城鄉關系，但都“剛開頭卻又煞了尾”。深入發掘下去，勢必會觸碰到城鄉分化乃至城鄉隔絕的尷尬現實。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1959—1960）反復渲染堅持在農村走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寶跟一心想進廠當女工的徐改霞這對農村戀人痛苦的感情撕裂，如實反映了當時絕大部分農民和有機會招工進廠的少數農村青年人生道路的分化。改霞的心結固然是一直無法確定跟心愛的梁生寶的婚姻關系，但這背后乃是因為她不知道留鄉和進城究竟哪個屬于進步青年的行列而困惑不已。小說寫國家分配給“渭原縣”的女工名額只有二百八十個，報名的突破三千，僅城關區就一千多，這說明大家都“喜愿參加祖國建設”，連“青年團縣委的王亞梅同志”也承認“工業建設需要人，是個事實。青年們積極參加經濟建設，也是個事實”。但亞梅同志還是向改霞透露了內情，“黨中央和國務院有個教育農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事關“社會就業”，“首先要照顧城市居民里頭考不上中學的，沒有職業的閨女”。這當然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眼下，工人比農民掙得多，所以才會有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將來消滅了城鄉差別的時候，才能沒有人不安心在農村的現象”。亞梅同志叮囑改霞“不要在群眾里頭亂說”的這項內部政策，才是最終決定梁生寶和徐改霞情感關系和人生道路的關鍵5。

孫犁式牽掛也好，蕭也牧式隔膜也好，柳青式撕裂也好，最終結果都是因為“城鄉差別”一時難以填平，遂造成當代文學長達三十多年的城鄉隔絕。

四

“新時期文學”伊始，城鄉關系就趁著“知青返城”大潮再度凸顯。盧新華《傷痕》（1978）、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1981）都寫到上海知青乘坐火車“返城”。前者是“返城”政策頒布前的個人行為，后者屬于“返城”政策頒布后的群體現象。無論如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包含著悲壯的自我肯定，葉辛《蹉跎歲月》（1980）的無奈，還是史鐵生《我那遙遠的清平灣》（1983）深情的緬懷，各地知青一旦“返城”，就幾乎意味著城鄉兩處再度隔絕。

取材于“知青返城”的小說，顧名思義都是由鄉到城單向遷徙。盧新華、王安憶筆下的列車雖然連接著城鄉兩處，但這一現代化交通工具所維系的城鄉之間的脆弱聯系反而益發拉長了兩處的心理距離，所以在列車上短暫滯留的山村少女“香雪”對遙不可及的遠方和城市產生模糊遐想的那一幕（1982，鐵凝《哦，香雪》），才格外動人心魄。此時距第一條中國人自行設計建造的“京張鐵路”正式通車（1909）已經過去73年，距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正式營運（1875）則足足有107年了。

賈平凹《小月前本》（1983）中的渡船，《浮躁》（1986）中重新航行在“州河”上的“梭子船”，也承擔了盧新華、王安憶、鐵凝筆下列車的功能。在丹江小渡口撐船的“小月”并非沈從文《邊城》中“翠翠”的簡單復活。和“新時期”眾多農家子弟們一樣，“小月”一邊跟著父輩辛勤勞作于田間地頭，一邊對“外邊的五顏六色的世界”，“作出許多非非的思想”6。《浮躁》主角韓金狗“動不動三天兩頭到白石寨去，到州城去，莊稼也不在心上精細了”，他一心一意就想著“走出農村，走進州城去”，“把一幫人心都攪野了！”7陳忠實筆下那位“砸不爛的四妹子”從陜北延安嫁到關中，羨慕“村里那些媳婦津津有味地敘說男人帶她們逛西安、浪縣城的見聞”，不滿足于僅僅以“裝病”為由讓丈夫帶著逛一下臨近的集鎮，她要去更大的天地“闖世事”。

“進城！進城！”幾乎成了“新時期”文學內含的一道絕對命令。

但并非每一位在1980年代初觸及“城鄉關系”的作家都會矢志不移挖掘這一主題。持之以恒探尋“城鄉關系”的不是那些“返城”之后不復回鄉的“知青作家”，而是世代居住于鄉村的“在鄉知青作家”，以及一度淪落鄉土的年長一輩“重放的鮮花”派作家。路遙《人生》（1982）、張煒《古船》（1986）、賈平凹《浮躁》和王蒙《夜的眼》（1979）、高曉聲《陳奐生上城》（1980）都敏銳捕捉到“新時期”之初若干非典型“進城故事”的復雜歷史蘊含。

若說有誰始終執拗地叩問“新時期”及其以后的“城鄉關系”，大概非陜西作家路遙和賈平凹莫屬。繼《人生》之后，路遙以《平凡的世界》三部曲（1982—1988）切實記錄了鄉村青年在初期改革階段所能走完的全部“進城”之路，由此敷演出以青年農民“進城”為主軸的大塊文章。孫少平不愿像哥哥孫少安那樣在鄉村發家致富做“萬元戶”，一意孤行，堅持進城當“攬工漢”，但他最后也只能“下礦井”（酷似1950年代與改霞們同時招工進城的那些男工）。孫少平的結局充分說明當時“進城”之路是多么狹窄。

賈平凹《浮躁》中鄉民進縣城并不稀罕，上“州城”也偶或有之，但像韓金狗那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當上《州城日報》正式記者，或者像雷大空那樣做了貿易公司總經理，則屬孤軍深入的例外。金狗最后不得不離開報社，重回“州河”老家“兩岔鎮”搞水路運輸。雷大空則因經濟問題出事，被大有背景的城里人合作伙伴害死在獄中。《廢都》（1993）寫寄居“西京河南村”（城中村）的“阿燦”、嫁給干部子弟（殘疾人）的小保姆“柳月”（是否進城的“小月”？），《高興》（2007）寫進城拾荒的劉高興和從事“服務業”的孟夷純，也無不悲憫于鄉村青年一廂情愿的“進城”所遭遇的困境。《秦腔》（2005）同樣強調進城務工的“清風街”幾十個青年與城市的脆弱聯系，“除了在飯館當服務員，大多是賣炭呀，撿破爛呀，販藥材呀，工地上當小工呀，還有的誰知道都干了啥”，他們的結局多半是鎩羽而歸8。小說借老支書夏天義之口說“這些孩子們為什么不踏踏實實在土地上干活，天底下最不虧人的就是土地啊，土地卻留不住了他們！”一邊執著于宿命般的鄉土情結，憑吊鄉土輝煌而寧靜的往昔，一邊體貼著“農不農，工不工，鄉不鄉，城不城”的新型農民的煎熬，構成了賈平凹近三十年小說創作難以割舍的敘事圈套。

豪氣干云的孫少平寧死也不走回頭路，卻力勸給工地做飯的“小翠”趕緊回鄉，免遭“先富起來”卻為富不仁的包工頭的欺凌。這是孫少平們無法克服的矛盾。《古船》中血氣方剛迷戀城市的隋見素最后也只能像韓金狗以及《秦腔》中那些清風街青年一樣折返鄉村。農民子弟進城艱難而兇險，往昔輝煌寧靜的鄉村又注定要消逝，這兩個同時存在且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長期困擾著賈平凹、路遙、張煒等“在鄉知青作家”，也困擾著許多讀者。因此，1992年才姍姍來遲的山東作家劉玉堂《最后一個生產隊》踩著歷史節拍的現象級寫作并未引起過去常有的轟動效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之所以要塑造“攬工漢”孫少平這個人物，除了承諾讀者續寫《人生》“高加林”故事，也與他對改革初期中國鄉村社會的清醒認知有關。他發現包產到戶固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但并不能應對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新問題。農業生產成本高，種地越來越得不償失，農村家庭普遍缺錢，這一切現象最終凝聚成一個更加突出的社會問題：猛然暴漲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將何去何從？都像孫少平那樣進城“攬工”嗎？《平凡的世界》確實寫了不少“攬工漢”在城里的掙扎，然而當時的城市還不能很好地消化和安排他們。與此同時步履維艱的鄉村改革正拖著沉重的歷史負擔，《平凡的世界》中頭腦僵化的田福堂、孫玉厚，《古船》和《浮躁》中如出一轍的村霸趙丙、田中正，這一類“農村基層干部”不僅阻礙農村青年的進城之路，也威脅著他們的返鄉之旅。“攬工漢”們不僅眼下艱難，且前景堪憂。

1980年代中期創作成就最突出的三位“在鄉知青作家”賈平凹、路遙和張煒對各自所觸及的城鄉問題的觀察與思考，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進入1990年代，同樣有“在鄉知青作家”身份的閻連科《日光流年》（1997）寫“三姓村”歷任村長，李佩甫《羊的門》（1999）塑造執掌“呼家堡”大權四十余年的呼天成，以及上述賈平凹《秦腔》所描寫的“清風街”老支書夏天義，不約而同地控制村民非必要外出和進城，都處在這一創作慣性的延長線上。

盡管1980年8月深圳特區就已宣告成立，搶先一步的東南沿海商品經濟風潮迅速波及大江南北，但文學如何介入中國社會這一劇烈變革，如何關切大規模進城務工的農民的命運，如何感知和預測進城農民工的身份轉換與心理波動，以往并無這方面的有效經驗可資借鑒。雖然1990年代末在深圳佛山等地就已經提出“打工文學”的口號，但被主流文學界接納的多半是其中的“白領小說”。即使很快就得到網絡加持，但標榜“底層寫作”的“打工文學”并未順利進入大眾閱讀視野，其影響力基本局限于打工者圈內和少數專業的文學研究者。

2002年問世的山東作家尤鳳偉長篇《泥鰍》和鐵凝短篇《誰能讓我害羞》可算是一次有意味的轉折，標志著主流文學界開始正面關注作為群體而非零星個體進城的“農民工”的處境與未來。這兩部作品不約而同地提問：如何才能切實解決“農民工”既進不來（不受城里人待見）又回不去（鄉村治理的許多難題令許多農民工有家難歸）的尷尬？城里人應該如何善待農民工？農民工應該如何理解城里人的難處？在提升鄉村治理、解決進城務工的農民后顧之憂的同時，城市治理應該如何將農民工的問題考慮在內？這些問題最終又歸結為：應該如何用文學的方式認識新的城鄉融合？具體說就是應該如何在文學作品中把握《秦腔》所謂“農不農，工不工，鄉不鄉，城不城”這一群城市新移民的生存狀態？

不妨從這個角度說一說在1970至1980年代轉變之際被忽略的電影劇本《大河奔流》（1978）和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1979）。李準描畫的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從“黃泛區”起頭而遍及中原各省的一幅巨大“流民圖”，其中不少流民一度進城討生活，熟悉了那個時代的城市。但他們的最終目的地不是城市，而只能是鄉土的災后重建。李準熱情謳歌“鐵牛村”農民千辛萬苦回歸故里，寬恕和包容逃荒時拋開家庭而一度迷失于城市的那一部分村民，這固然十分感人，但無形中遮蔽了當初流浪的部分村民在城市落腳生根的可能性，也生硬剝離和淡化了他們回村之后的城市記憶。

苦難時代短暫而被動的城鄉交集，結局只能是城鄉再度隔絕嗎？李準的歷史書寫無法繞過的這一心酸往事，對1990年代和新世紀作家來說似乎已經不再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李準在描畫那巨幅“流民圖”時始終聚焦家庭倫理，始終關切著夫婦、父子、母女、鄰里以及萍水相逢者的情感聯系與價值沖突，這一點或許仍然能給予當下文學創作以可貴的啟迪。

中國社會在新世紀城市化進程、城鄉共建以至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所催生的城鄉融合與內部新移民群落，距離1970年代末李準書寫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局部和被動的城鄉交集，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當下新興移民群落的具體類型與復雜境遇不勝枚舉。生活有多寬廣，他們就有多復雜。但文學的任務并非僅僅向讀者呈現這一龐雜的內部移民群落的全景圖，還要努力貼近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鄉大融合過程中眾多情感和倫理層面的新問題或老問題的重新浮現，努力寫出城鄉融合背景下人心和人情的真實狀態。只有立足于人心和人情的真實狀態，我們的文學才能切實地打開城鄉共同體的嶄新歷史篇章。

六

思考這些問題，我們還可以回到1980年代初路遙的目光牢牢鎖定的“城鄉交叉地帶”。因為接受與讀解的偏差，這個概念如今仍有進一步詮釋的必要。

路遙在寫于1982年夏的一篇短文《面對著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說選刊〉》中說：“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在大山田野里長大；又從那里走出來，先到小縣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參加了工作。農村是我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著；而最熟悉的是農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帶’。我曾長時間生活在這一地帶，現在也經常‘往返’于其間。我自己感到，由于城鄉交往逐漸頻繁，相互滲透日趨廣泛，加之農村有文化的人越來越多，這中間所發生的生活現象和矛盾沖突，越來越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在這座生活的‘立體交叉橋’上，充滿了無數戲劇性的矛盾”9。起初人們以為路遙所說的“城鄉交叉地帶”僅指地理上處于城鄉接壤的那些地方，亦即傳統意義上的“城郊”，頂多再包括城市化進程中不斷拓展而一時尚未成熟的城市邊沿的新社區（“城鄉結合部”）。但路遙本人反復強調其真實所指并不限于單純地理和行政區劃的空間概念，而是指人們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上發生的各種“交叉”：“由于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又由于社會經歷了持久廣泛的大動蕩，城市與城市，農村與農村，地區與地區，行業與行業，尤其是城市與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畢業生插隊或返鄉加入農民的行列，使得城鄉之間在各個方面相互滲透的現象非常普遍。”路遙說這番話時還沒有提及通過高考進入城市的那一部分農村青年，但他們的身影很快就和“攬工漢”一起出現在《平凡的世界》里。倒是路遙關心的“初、高中畢業生”，后來的事實證明并未大量“插隊或返鄉加入農民的行列”，而是繼孫少平之后更加義無反顧地成了各類進城打工者。

在諸多“交叉”中，路遙無疑最看重城鄉交叉，“偉大的社會改革，已經使中國的農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閉的天地了。它們還將會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來某個時候，它們的界限甚至會變得模糊不清”。正是在這意義上，“城鄉交叉地帶”囊括了城鄉改革和變化過程中涌現出來的“一切矛盾”，因此路遙認為“城鄉交叉地帶”應該是“立體的交叉橋上的立體交叉橋”10。

不能不敬佩路遙在1980年代初對中國社會所作的整體思考和預言式論斷。這種全方位城鄉交叉和融合所催生的異常龐雜的新興移民群落已經在《平凡的世界》中初露端倪，并在《平凡的世界》之后的中國作家筆下迅速成為新型人物群像的主體部分。

他們中間既有曹征路、朱山坡等描寫的以廠為家的底層“打工者”，也有“新寫實小說”“新都市小說”以及稍晚出現的“新鄉土小說”所面對的介乎城鄉兩地更廣大的人群，比如浮沉于“一地雞毛”式“煩惱人生”的各類“鳳凰男”。魯敏筆下在工廠改制后不得不遠走他鄉去南方打工的大廠子弟（《六人晚餐》），而另一批白領女性則帶著故鄉“東壩”的“隱疾”學習如何應對都市生活（《隱疾》）。邵麗《金枝》（2021）和喬葉《寶水》（2022）還寫到同樣身份的白領女性頻頻往返于城鄉之間，處理城鄉兩個家庭的倫理危機，同時也尋求自身的心靈治愈。賈平凹筆下西京十三釵風光無限，但幾乎每一位都隨身攜帶著一段羞于啟齒的前史（《暫坐》）。馬金蓮《孤獨樹》（2021）和袁凌的眾多紀實小說中那些資深打工者們拼搏多年卻很可能仍舊一無所有。他們總是牽掛著打工單位所在的南方城市和只有老父老母與年幼的孩子留守著的西北鄉村的“空巢”。陳彥《西京故事》（2012）和《裝臺》（2014）、《喜劇》（2021）袒露的家庭倫理與個體內心太多令人不忍逼視的苦痛與糾結，令城鄉兩地原本陌生的人群真正實現了命運與共的交集和交流。

關于近來長篇小說年產量的統計一直眾說紛紜，研究界往往只能取其約數，總歸不少于數百上千部吧（不包括海量的網絡長篇）？但其中有多少直面當下社會現實呢？應該允許文學取材的自由與廣泛，但路遙曾經發出的呼吁至今不僅仍未過時，而且似乎更加迫切了，“我們面臨的更大任務是要關注我們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廈，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隊’”11。借用路遙的說法，書寫城鄉融合時代內部新移民的生活，正是當下中國作家“面臨的更大任務”之一。

七

隨著1990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類似路遙筆下“攬工漢”在“城鄉交叉地帶”或“城鄉結合部”跟城市居民低水平有限交往逐漸發展為內部新移民群落多種形態的城鄉融合，這就給關注“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廈”的當代有為作家們提供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盡管戶籍制和勞務市場的改革在不同地區的進展并不平衡，但因為交通發達，道路暢通，網絡信息空前發展，更因為城鄉兩地生產關系的持續變革，遠比“攬工漢”“農民工”龐大復雜的介乎城鄉之間的中國社會內部新移民群落遷徙流動的頻率與幅度空前增長，他們尋工、求職、交往、擇偶、成家、定居、獲取信息、自我學習、自我表達的多樣化方式也前所未有。《創業史》作為概念提出的“消除城鄉差別”，至少在眾多當代文學敘事中已然成為現實。

這一歷史巨變首先挑戰作家們的創作方式。路遙認為“城鄉交叉”既然日益廣泛，某些前輩作家瞄準某一地域的“蹲點”式創作方式可能已不再適用。他采取不同于陳忠實的另一種方法來“剝離”自己與精神導師柳青的關系，這無疑啟示了后來的作家觀察時代的眼光至少應該同時覆蓋城鄉兩地，應該力求精準地捕捉和透視頻繁穿梭于城鄉兩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應該比當年孫犁、蕭也牧、李準等作家更能體貼新世紀城鄉交融過程中各色人等的倫理沖突與情感聯系。

這里僅以出道有先后的兩位陜西作家賈平凹和陳彥的長篇小說創作為例，看看新世紀城鄉融合帶給文學書寫哪些新的可能性。

賈平凹許多觸及城鄉融合的作品，其中城鄉兩處人員交往的方式往往比較單一。《浮躁》中金狗應聘做記者、雷大空做貿易公司總經理，只是“州河”上特別出類拔萃的兩個青年農民個體的造化，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何況這兩位最終還是無法在城市站穩腳跟。《廢都》寫住在“城中村”的阿燦和小保姆柳月，僅僅因為認識作家莊之蝶，這才進入敘述者的視野。無論阿燦還是柳月都是在城里單打獨斗的冒險家，跟城里人交往有限，相互之間也缺乏呼應和互助。《高興》中進城拾荒的劉高興并沒有認識幾個城里人，他在城里真正有深度交流的孟夷純也是來自鄉下的打工妹。直至《暫坐》，這個局面才有所改觀。多半來自鄉村的“西京十三釵”不僅已然扎根城市，一定程度上還引領著城市的生活風尚，但然是如此，這些都市成功女性又幾乎無不擁有各自不可告人的成功前史，猶如魯敏筆下人物的“隱疾”，提醒著她們與城市生活之間難以消除的疏離感。

陳彥起步于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后的系列長篇，一開始就以城鄉融合為清晰的時代背景。《西京故事》的故事主體是來自鄉下的大學生姐弟與大學師生的深度交流與情感價值的沖撞。與此同時進城務工的農民不僅可以平視城里人，也懂得如何學習城里人的規矩，跟城里人正常交往。小說還講述了街道、公安等政府派出機構對規模巨大的農民工聚居區域提供系統的政策性援助。《裝臺》中由城里人“刁順子”牽頭但主要由農民工組成的民營裝臺公司幾乎壟斷了西京城主要的裝臺業務，這些農民工不僅掌握了熟練的裝臺技術，還每天學習跟各式各樣的城里人打交道。《喜劇》男女主角是一對城鄉結合的夫妻。丈夫賀加貝是在城市長大的著名喜劇演員，妻子潘銀蓮是來自鄉下的賓館服務員，但潘銀蓮無論對喜劇還是對人生的感悟都令丈夫賀加貝望塵莫及。長篇新作《星空與半棵樹》（2023）圍繞“大樹進城”和農民上訪這兩個重大社會問題展開敘述，令人信服地說明既然新的城鄉共同體已經形成，面對城鄉兩處緊密交織的復雜社會問題，任何單方面的努力都很難奏效，只能訴諸城鄉聯動更具整體觀的國家治理方案。

盡管許多出生鄉土的資深作家可能還會繼續感嘆城市既不能安身立命而鄉村又是回不去的舊夢，但包括他們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或早或晚都會直面城鄉高度融合這一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從“新鄉土文學”“新都市小說”到“新新人類寫作”或“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潮流的命名無論如何與時俱進不斷更迭，最值得讀者大眾關注的無疑還是真正能抵達城鄉交融現場、透視城鄉交融實況的那一類創作。實際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作家不僅將城鄉兩處社會生活與人情物理盡收眼底，令人信服地構設面向城鄉共同體的全局性敘事框架，而且作家們所采用的也是能夠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城鄉共同體的同一副筆墨，不至于在城鄉兩處的空間切換中左支右絀。

打破固化的二元疏離與二元對峙之后，如何更深刻地展現終于走到一起的城鄉兩處國人在價值觀念與情感道德層面的深度交往與融合，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參與建構新的“城鄉共同體”，這應該是當下中國文學家們不容推卸的責任。

注釋：

1 陳福康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葉圣陶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頁。

2 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頁。

3 此處《哀郢》《涉江》原文皆引自馬茂元選注《楚辭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135、138、127頁。

4 范伯群：《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界碑》，《開端與終結——現代文學史分期論集》，章培恒、陳思和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3頁。

5 柳青：《創業史》（第1部），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445-447頁。

6 賈平凹：《小月前本》，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9頁。

7 賈平凹：《浮躁》，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8 賈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頁。

9 路遙：《路遙精品典藏紀念版·散文隨筆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頁。

10 路遙：《〈路遙小說選〉自序》，轉引自《路遙精品典藏紀念版·散文隨筆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頁。

11 路遙：《關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廈》，轉引自《路遙精品典藏紀念版·散文隨筆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10頁。

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江學者，中國魯迅學會、中國現代文學會、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先后獲“馮牧文學獎”（2002）“唐弢文學獎”2003）“王瑤學術獎”（2016/2021）“魯迅文學獎”（2022）。著有《拯救大地》《遺珠偶拾》《時文瑣談》《小說說小》《漢語別史》《魯迅六講》《不如忘破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