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的中篇小說的題材、表現方法以及思想情感等，既與過去本土的文學經驗和傳統有密切關系，也吸收了西方優秀的文學經驗。新時代以來，國際國內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也在文學中得到反映。因此，中篇小說也一定表達了與以往生活和藝術并不相同的樣貌。我試圖通過對以下幾部中篇小說的分析，闡發梳理新時代以來中篇小說的成就。

莫言《晚熟的人》切近現實生活，以“我”的身份、角度講述故事，表達了他對生活介入的深度，同時有很強的代入感和仿真性。這部作品集展現了莫言在變與不變之間生長，他從容淡定地講述故事，有著故事的土地性、人物的多變性和對現實的批判性。小說集凡12篇，幾乎都是在高密東北鄉的土地里成長的，我最欣賞的是中篇小說《地主的眼神》。人心和人性與身份沒有關系，身份的認定是歷史的范疇，與世道有關。地主孫敬賢不是好人，通過他割地時看“我”的眼神就能看到他的內心。孫敬賢的孫子孫雨來陽光、青春，熱愛土地、熱愛鄉村，要多打糧食，很像梁生寶的孫子。身份是語言給定的，無論人還是社會，無論身份還是歷史，都是語言創造的，這也是詞與物命名的關系。

阿來《蘑菇圈》是一部內容充沛而豐富的歷史小說，講述了主人公機村的阿媽斯炯的一生，書寫了商品經濟時代對機村的沖擊，以及世道人心的改變。阿媽斯炯經歷了50年代至今的所有大事件，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足以讓她閱盡滄海桑田。蘑菇圈生生不息地為人類提供著美味的食物和生存的保障，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或相安無事。人生的況味，看不見摸不到，但又真實地存在于每個人的命運中。阿媽斯炯受盡人間困難，但她沒有怨恨、沒有仇恨，對人和事永遠充滿善意。她隨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關系，有她自己守護的秘密就心滿意足了。阿來小說中人的命運與況味，密切地聯系著社會歷史的變遷。

老宅既是祖上留下的基業，也是家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間；既是具體的所指，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老宅里有數十年幾代人的命運，那里的譜系關系是個人肉身的來處，也是個人精神的歸宿。麥家《老宅》寫外公、母親最生動。但那里的家長里短日常生活，透露的是人生的虛無。故鄉的故事沒有驚濤駭浪，但在老宅里卻一波三折，比如買賣老宅、分配遺產等。傳言老宅“鬧鬼”，母親獨自一人入住，隨身只帶了外公外婆的遺照鏡框。這似乎是篇寫鄉村往事的懷舊小說，但具有鮮明的現代意識。在一種看不見的對話中隱含了不同文明的矛盾和交流，也隱含了對不同文明形態的包容和寬容。母親的形象是集天地萬物于一體的“精靈”，無畏無懼，凜然大義，有敬畏，有擔當。老宅是母親的化身。

沈念《龍舟》可以看作“主題寫作”，是建設美麗新鄉村的故事，作品不僅提供了新的審美經驗，也繼承了湘籍作家的傳統和譜系。《龍舟》寫到“現代性”和“中國性”的關系，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從家鄉亮燈村走出的大學畢業生，因爺爺突然去世，他奔喪趕回家鄉。“我”既不是“大學生村官”，也不是“第一書記”，只是一個失去了爺爺的奔喪人。但他畢竟是亮燈村丁家的子孫，他決定暫時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這是小說主角與亮燈村重新建立關系的開始。“我”的重返故里，與那些建設美麗新鄉村的“外來者”不同。首先，亮燈村是他的家鄉，爺爺剛剛去世，留下來合情合理；其次，這是一個學建筑的專業人士，村里要改造老房子，這正是建筑師的專業；更重要的是，當事人目光所及，一切都是他熟悉的事物，都在他的童年記憶中。他對亮燈村的情感關系就這樣被呼喚出來，留在亮燈村也水到渠成。“現代性”和“中國性”的關系，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這是百年來不斷被提起和討論的，《龍舟》用小說的方式參與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對新事物、新觀念的接受和對新生活的向往，并不意味著將過去全部拋棄或推倒重來，這些意象帶著講述者的觀念一起來到我們的閱讀感受中。

鄧一光《深圳藍》表面上寫的是四個青年男女婚前婚后的情感糾葛。戴有高、李愛、蔡張望、呂冬冬兩男兩女，在波瀾不驚中寫盡了城市青年的當代病。這是小說實寫的部分。但在實寫部分的上空飄蕩的，是一個關于深圳或關于當下青年心理和精神狀況的寓言。這幾個人，無論物質生活狀況如何，有多大的差異性，他們的精神狀況卻出奇地一致。這是部相當現代、極具反諷意味的小說。鄧一光的小說經常游弋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所謂傳統，是因為他一直有對人生存和精神狀況的關懷；所謂現代，是因為他總是能夠準確地抓住這個時代城市人具有癥候性的存在狀態。

哲貴《微不足道的一切》開篇，失去自理能力的丁鐵山被送進了養老院，不到一個月因為打人被遣送回來。對于兒子丁小武來說，父親由誰來照顧或怎樣照顧，是必須做的“命題作文”。丁小武的妻子柯又紅曾在婚前因換房事件未與丁鐵山結仇，有了這樣的“前史”，丁小武曾試探將父親接到家里，柯又紅表示“門都沒有”。丁小武搬離了家，一心一意照顧丁鐵山，外人覺得這是丁小武在照顧父親，但丁小武朦朧地感到他會以這種方式找回父親，并以這種方式找回自己。作品情節的發展讓人感到步履維艱，小說最難的是轉折，如何完成這個轉折是小說走向自然結束的關鍵。哲貴發現了“疾病的隱喻”，疾病是家庭最兇險的殺手，可以將一個幸福的家庭破壞得支離破碎。丁鐵山的患病幾乎毀掉了兒子一家，但哲貴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反其道而行之，“疾病的隱喻”在這里有了新解：面對疾病的巨大壓力，所有的人終歸于善，過去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人心因善而與往事干杯。

蔡東《來訪者》的講述者莊玉茹是一個心理咨詢師或治療者，她的對象名曰江愷。這是一篇平行視角講述的小說。莊玉茹是江愷的陽光，終要照耀到江愷內心的黑暗處。她不是抽象的理解和同情，而要通過具體的細節和辦法讓這個貌似“活得不錯的人”走出黑暗。對于作家來說，更要關心怎樣塑造他的人物，怎樣讓事件具有文學性。莊玉茹陪江愷回老家洛陽是小說最重要的情節。時間回溯，江愷重新經歷了過去，那些美好與不快逐一重臨，那扇關閉的心靈大門終于重啟。他們來到白馬寺，寺門已關，游蕩中發現一家小酒館，尋常生活場景彌漫的溫暖、溫馨和精致，讓人怦然心動。充滿愛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藝術療愈，莊玉茹對生活的愛意置換了江愷過去的創傷記憶。在一次訪談中蔡東說：“對日常持久的熱情和對人生意義的不斷發現，才是小說家真正的家底。”“意義不在重大的事項里，而在日復一日的平淡庸常中。”這不止是她的宣言，更是她在小說中踐行的生活信念。

董立勃《梅子與恰可拜》是一篇“承諾與等待的小說”，表面上看是鎮長、黃成、恰可拜與梅子的故事。一個19歲的女知識青年梅子在亂世來到了新疆。流落新疆的大學生黃成偶然間救起了因遭到凌辱企圖自殺的梅子，兩人相愛并希望在邊地建起世外桃源，過男耕女織的生活。但黃成被幾個戴著紅袖章的人拖進了一輛大卡車。在荒無人煙的荒野里，恰可拜看到了這一切。黃成將梅子托付給了恰可拜，這是小說最關鍵的“核”。“承諾和等待”就發生在這一刻。梅子與黃成短暫美麗的愛情也從此幻化為一個“等待戈多”般的故事。黃成僅在梅子的回憶中出現，此后便被“放逐”出故事之外；小說中真正直接與梅子構成關系的是說著突厥語的土著獵人恰可拜，從他承諾照顧梅子的那一刻起，就是梅子的守護神。這是一篇充滿“古典意味”的小說，等待與承諾的信守給人一種久違之感。在董立勃的講述中，我們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經的遙遠的傳說或傳奇。

新時代以來，值得關注的中篇小說還有陳應松《滾鉤》、葛水平《成長》、弋舟《所有路的盡頭》、鐘求是《我的對手》、林那北《鏡子》、李鳳群《良霞》、石一楓《地球之眼》《玫瑰開滿了麥子店》、荊永鳴《較量》、林白《西北偏北之二三》、遲子建《空色林澡屋》、宋小詞《直立行走》、陳希我《父》、張楚《風中事》、楊小凡《大學》、陳世旭《老玉戒指》、老藤《手杖》、楊曉升《龍頭香》、孟小書《請為我喝彩》《終極范特西》、馬曉麗《手臂上的藍玫瑰》、東君《卡夫卡家的訪客》、王凱《星光》、肖勤《你的名字》、海勒根那《巴桑的大海》、索南才讓《月亮和大漂亮》、須一瓜《郵差藤小玉》、盛可以《建筑心理學》、徐小斌《芭提雅——一部電視劇的誕生》等。這個掛一漏萬的名單還有很長，這些作品從不同方面表現了中篇小說的創作成就。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