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吳崇源是一位長期致力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作家。他于2006年創作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醒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創作完成長篇小說《穿越上海》（作家出版社），2017年創作完成長篇小說《當代英雄》（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構成了他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系列。他的每一部小說，都試圖真實反映出中國制造業蓬勃發展的歷史進程，勇于觸及時代尖銳的矛盾沖突，深刻思考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問題，進而深入探討當代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通過有血有肉的“新人”形象塑造，表現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提煉出具有理性批判力度的思想主題。在當時，有能力反映中國制造業生活的作家非常少，能夠像吳崇源這樣堅持工業題材創作的作家則更少。直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

正因此，我們才得到重讀作品的機會。如果把這三部小說作為一個整體，放到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時代背景下重新解讀的話，那么，首先就得承認，我們以往對他的作品思想的認識嚴重不足，致使對他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有所低估。其次，我們得感謝他對那個歷史時期的忠實紀錄。如果不是他的書寫，我們的文學也許就會永遠留下一段歷史的空白。其三，我們一定不會認為這些作品因描寫那些生活而陳舊過時。作品所提供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事實上，作品思考的深度，特別是對中國民營經濟，對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思考，今天許多同一題材的作品，仍然無法達到。僅這幾點，這些作品就值得重讀，就能讀出新的意義。

一

能寫出《太陽醒著》《穿越上海》《當代英雄》這樣作品的，一定是非常熟悉工業生活的小說家。或者說，如果不是有豐富的生活積累和體驗，描寫不到這樣深入，講不出這樣的故事。我們得知，作家吳崇源畢業于北京鋼鐵學院，讀的是冶金物理化學專業，畢業后一直在大型國企工作，成為高級工程師，也擔任過一些相關社會團體領導工作。他文學功底扎實。小說創作起步不算早，但出手就是長篇小說。堅持二十多年，寫出了這幾部很有份量的作品，可謂厚積薄發。

《太陽醒著》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企業改革者的故事。情節很特別，和我們以往讀到的改革故事很不一樣：改革開放早期，某省的國營大型機電企業。經過省委書記親自過問，省組織部門嚴格考察，反復征求干部群眾意見，唐漢杰被任命為機電廠的廠長。組織上希望他能夠帶領機電廠銳意改革，破解難題，突出重圍，扭轉困局。可是，就在大家對他充滿期待的時候，他卻下臺了。小說從這里寫起，以倒敘的甚至跳躍的方式，展開故事情節。唐漢杰本是一個普通干部，時任廠黨委書記的鄒經緯知道他能干，但沒有太當回事。實際上，唐漢杰的才華很受省社科院副院長姜華棟的賞識。正巧老戰友項志遠調來當省委書記，需要一批改革人才，姜華棟就推薦了唐漢杰。省組織部長劉晉熙也是姜華棟的學生，非常了解老師憂國憂民的良苦用心，認真考察，發現唐漢杰是個優秀企業家的苗子，并積極為人才的成長創造條件。然而，對唐漢杰的提拔阻力重重，以省計經委副主任白庭堅、省機電廳長鄒經緯、貪污下臺的機電廠廠長許春基等人組合起來的利益集團強力抵制，設置了許多障礙。雖然最后無法阻止唐漢杰上臺，但他們卻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阻繞唐漢杰的改革，讓改革者寸步難行，終于把唐漢杰逼上了一條“破釜沉舟”之路。唐漢杰決定探索“國企民營”的體制，引入當時還是新生事物的“經理人”管理模式，并將全廠干部就地免職（包括他本人在內），重新競聘上崗。他的改革在廠里引發了軒然大波，也在社會上造成強烈反響。那些曾經支持過他同志，也懷疑他的做法，認為他可能走得太急、太遠。廠里信任他的工人們也無法理解他的改革思路，不希望他真的這樣實施。而那些本來就恨不得他出事垮臺的利益集團，更是準備看他的笑話。唐漢杰把自己“置于死地”，并沒有喪失信心。他完全相信自己可以在新體制下重新擔任廠長，也可以組織到一批可用人才，共同沖破舊體制舊模式的“牢籠”，振興機電廠，改變工人們的命運。然而，反對改革的勢力利用了唐漢杰的改革思路，采取了許多近似陰謀的手段，把唐漢杰趕下臺。唐漢杰改革失敗了，不過，他的改革思想反而更堅定，更清醒，更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于是，他開始謀劃組建自己的“民營”企業，向著成為“民營企業家”方向邁進。

《穿越上海》講述的是民營實業家的故事。上海醫藥保健行業的民營企業家太一公司總裁蘇泰達，利用開發紅軍時期爺爺留下的一個藥方，生產主打保健品生命泉口服液。同時準備籌建的新產品生產線已經獲批，以此做大做強，向著成為全國醫藥保健行業最具競爭力的現代企業挺進。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期，公司收到法院的一張傳票，內容直指公司的主打產品生命泉口服液吃死人，死者家屬向法院起訴，索賠一百萬人民幣。股東田維舟一看勢頭不好，鬧到公司來要退股。如此嚴重的事件必須經過有關部門的調查，才可以確定，可目前的社會壓力空前巨大。如果敗訴，就意味著公司要承擔巨額的經濟損失，引發股東們退股潮，可能造成公司的破產重組。有人一直虎視眈眈，要抓住把柄，兼并蘇泰達的太一公司。這個人就是以國有企業自居的柳事公司總經理盛昌發。他一直幸災樂禍地看著事態的發展，并買通區國資委副主任張天星，密謀伺機兼并。雖然通過調查，事實得到澄清，問題得到解決，但公司新的困難接踵而至，新產品的批文就要到期，資金還沒有落實。為擺脫眼前的困境，蘇泰達采納了女友丁婕的建議，由香港商人朱升平為中介，引進國外的資金。結果香港商人拿了錢，背信棄義，沒有引來生產線需要的資金。政府注意到蘇泰達的困難，決定動員國有企業出手幫助非公經濟的太一公司，反而給了盛昌發一個十分正當而且可以大張旗鼓進入太一公司的理由。于是，蘇泰達只能選擇與盛昌發簽訂融資合同。轉機來自突如其來的股災。金融市場的一次波動，套住了盛昌發的大批資金。他曾挪用國有資金為自己炒股，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不料股災一來，事發東窗，他也陷入困境，不得不到處找資金，填補虧空。這一來，為太一公司融資的合同實際上也無法執行。此時，蘇泰達終于融到了一筆風險投資，新產品生產線在批文到期前及時投產，公司走出了困境，企業重振雄風。

《當代英雄》故事發生在比上海更南方的一座國際大都市。民營通信企業通達公司的總裁揚華德事業蒸蒸日上，雄心勃勃，正在順利謀劃向國際市場進軍，卻突然受到國際通信大公司——美國KS公司的侵權指控。中國公司開拓海外市場，總是會遭遇強敵的阻擊，尤其是高科技企業。揚華德識破了外國公司的貫用伎倆，嚴正拆穿了他們的陰謀。同時，更加堅定地認識到，創新才是企業的生命，開發自主知識產權的通信技術，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然而，創新之路的艱難事先難以想象，無法預見。關鍵時刻，公司負責技術開發的副總裁伍必昌帶著一大批技術骨干，脫離了公司，自立門戶，成為通達強有力的對手。與此同時，KS公司又在美國提起訴訟，揚華德必須花相當的精力去應付，信譽也嚴重受損。公司發展落入低谷，進入嚴冬，利潤嚴重縮水，從幾十億猛跌到之前的五分之一。揚華德不得不采取降薪和全員辭職重新競聘的方式，尋找破解困局的辦法。情況一直沒有改觀，逼得揚華德最后只能戰略轉移，把公司整體打包賣給美國的M公司。這可能意味著，揚華德多年來創立中國通信國際品牌的努力付諸東流，以失敗告終，自己以后再也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好在天無絕人之路。M公司新任總裁認為花100億美元買一個中國公司不值當，否定了前任的決定。通達公司得到喘息的機會，抓住了發展的機遇，闖過許多難關，終于打開了國際通信制造業的主流市場，產品受到國際用戶的歡迎，在全世界多個地方建了分公司，躋身世界通信裝備制造企業前列，靠著自主知識產權的強大競爭力，創造了遠遠超過100億美元的財富，社會價值更是不可估量。此時，揚華德不幸得了癌病，但他無怨無悔，仍然以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精神，站在中國民營企業走向世界的第一線。

二

故事是虛構的，歷史卻是真實的。三部小說故事的主要線索，十分清晰地朝著一個思想方向凝聚，那就是寫中國的民營經濟，寫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新中國以來的中國工業題材，寫的都是國有企業，寫的都是工人階級，為的是真實反映新中國的工業建設現實，謳歌社 會主義工業現代化。在新中國文學創作中，農村題材、軍事題材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唯有工業題材相對薄弱，有待提高。改革開放之后，工業題材創作沒有得到相應發展，反而更加萎縮。本來，我們完全有機會振興，卻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主要是文學局限的原因，整體地喪失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為數不多的作家在堅持守望，也多停留在國有企業改革矛盾和問題上，并沒有意識到，不久的將來，民營經濟將可能是中國工業題材反映的主體。極少有作家像吳崇源那樣，把虛構藝術的筆觸伸向當時還屬于“弱勢群體”的民營企業。實際上， 作家本人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更為熟悉，思考得很深，但他卻把目光轉向非公有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的方向上，比許多作家更早地深入生活，積累素材，進入創作，寫出力作。僅這一點，我們說，站位于工業題材創作立場，反映和描寫中國民營經濟生存狀態和創業歷程，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奮斗而吶喊，吳崇源為第一人。

用“工業題材”這個概念去描述作家如何寫民營企業，有特殊的思想內涵。當我們說“工業題材”時，是在說這個題材具有的社會主義思想精神的思想基調；當我們說新時代“工業題材”時，是在說中國民營經濟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也是“工業題材”的重要表現對象，塑造新時代民營企業家形象也是時代文學的一個重要任務。當代寫民營企業故事的小說并不少，但能從“工業題材”層面上去描寫則非常稀罕，在相當一個時期，幾乎都已消失。

能從“工業題材”層面上去反映中國民營企業的現實與歷史，意味著，我們的創作思想里必須流淌著新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血脈，意味著在改革開放時代能夠堅持文學的社會主義思想精神品格，意味著把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描寫和表現放在“工業題材”的格局中去表現。要把握住這個基本的思想原則，需要作家有思想的勇氣，有思考的銳意，有思維的定力。今天，社會思想的多元化，文學思想也呈現多元的特點，我們不應該過度苛求作家。但是，如果有作家創作能自覺地在作品里體現社會主義思想與精神時，應該給予高度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時代，特別需要吳崇源這樣的小說創作。

吳崇源始終從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思想高度，為中國的民營經濟鼓而呼，敢于思想，敢于探索。在《太陽醒著》中這種思想與探索體現得非常鮮明、堅定。主人公唐漢杰人在國企，認識到“國企民營”是破解當前國企困局的一個最好出路，所以他要建立“企業家集團”“知識分子集團”“青年工人活躍集團”來改革傳統的生產經營格局，支持“國企民營”的思路。雖然，今天看來，唐漢杰的思考還有些感性直觀，還沒有更堅實的理論支撐，卻是當時最為先進、最為深刻，也可能是最有實踐意義的改革思考。當他改革失敗，總結經驗教訓時，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退路，也是出路，是勇敢地選擇投入如火如荼創建民營企業的時代大潮里。他的命運，他的未來，必然會在這里的人生奮斗中得以改變，得以掌握。進而我們看到，在《當代英雄》里，“工業題材”的思想內涵已經融入到新時代精神之中，通過“工業題材”反映民營經濟、民營企業，表現民營企業家的風貌，表現企業家精神。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民營經濟還只是公有經濟的補充的話，那么，隨著中國進入世界制造業大國行列，并向世界制造業強國挺進的歷史腳步，中國的民營經濟、民營企業越來越強大，作用越來越重要和不可低估，“工業題材”中民營經濟內容比重也將越來越大，民營企業家實業家的形象也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有光彩。吳崇源的小說，正是跟著時代前進的節奏，抓住現實主要矛盾，反映中國當代制造業生活，深化了“工業題材”的創作，具有鮮明的創新探索意識。

三

文學創作觸及民營經濟深層次矛盾，揭示和思考民營企業的問題，構成《太陽醒著》《穿越上海》《當代英雄》主題思想的線索。作品敏感捕捉到了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幾個不同階段，傳遞出現實矛盾沖突的信息，把握快速變化著的時代跳動的脈搏，進而真實反映中國民營經濟開創歷史的艱難過程，展現出民營企業的時代風貌。深化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公有經濟面臨著尖銳的現實矛盾，非公經濟同樣面臨著尖銳的矛盾，特別是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民營經濟更加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快速發展，做強做大過程中，矛盾不僅尖銳，而且深刻。作品正是沿著這個思路，向現實生活的縱深掘進。

《太陽醒著》的主要內容更多地反映改革開放較早一個時期，國有企業所呈現的內在矛盾，反映出傳統體制與現實要求的嚴重不適應所表現出的劇烈沖突。作為省支柱企業之一的機電廠，無法適應改革形勢的發展，陷入了困境，迫切需要深化改革，才能改變頹勢。作品由此折射出國有企業當時的真實現狀，延續計劃經濟體制，按上級要求組織生產，供需之間矛盾突出，產品沒有市場，銷不出去，大量積壓，工廠養不活工人，工人生活出現動蕩。如果這個局面得不到扭轉，將出現嚴重后果。老工業基地有許多國有企業已經采取工人下崗的措施，防止工廠破產。機電廠雖然還沒走到這個地步，但也“山雨欲來風滿樓”。

改革通常從企業領導機構改革入手，提拔出能夠拯救工廠的“英雄式”的領導人。機電廠也不例外，唐漢杰正是在工廠最困難的時候走上領導崗位，挑起企業改革的重擔。企業原有的利益集團并不情愿把權力轉移給唐漢杰這個知識分子，本能地動用各種權術甚至陰謀手段來阻止唐漢杰的接管。唐漢杰本來信心滿滿，按自己的思路提出的改革方案，但最后都失敗了，失去了企業的管理權，也賠上了個人前途。作品在描寫國有企業改革困境、唐漢杰困窘的同時，實際上有個潛在的參照物，那就是整個社會民營經濟的嶄露頭角，及其對一大批有識之士、改革之士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和時代性的召喚。作品沒有重點寫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我們卻時時能夠感到這個現實的真實存在和歷史進程的無法阻擋。因此，唐漢杰下臺有其必然性，雖為不幸，并非悲劇，因為他走向民營經濟，就意味著走向一片廣闊的天地。

殘酷的市場生存競爭注定了中國民營企業的道路坎坷曲折，注定了每一個民營企業家都是滿身傷痕。這正是時代矛盾沖突深刻所在。《穿越上海》所要表現的就是這個坎坷的歷程。這部作品的敘寫表明，中國民營企業已經從最初“前店后廠”的小作坊式的生產方式，走過最困難的階段，發展壯大為流水線生產、能擁有幾千乃至上萬員工的現代企業，能夠與國有企業在同一平臺上展開競爭。一大批優秀民營企業家脫穎而出，成長起來。中國民營企業登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競爭格局已經形成。競爭就是矛盾。競爭解決舊的矛盾，也醞釀出新的矛盾，而且更加復雜，更加劇烈，也因此更加深刻。作品聚焦醫藥保健這個與老百姓生活休戚相關的行業，首先擺亮出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矛盾。小說中蘇泰達與盛昌發之間的沖突關系典型地表現出這種競爭的態勢。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應該是和平競爭、相互促進的關系，共同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有盛昌發這樣的企業家的存在，競爭才變得畸型走板、不可調和，才變得你死我活、激烈殘酷。應該說，國營企業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的時候，扮演了悲壯的角色。大批國營企業不得不破產改制，大批工人被迫下崗自謀生路。由此，也誕生了一批經濟投機家冒險家，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有利位勢，搖身一變，成了民營企業主；也有些人，把“國企民營”的內涵抽掉，使之變成了“國企”為虛，“民營”為實，利用國企的牌子，實際上更方便把工人們創造的社會財富轉變為個人財產，也大大減少競爭的成本。盛昌發就是這樣的投機者冒險者。他以為國有企業財大氣粗，就敢欺負民企，蘇泰達公司向盛昌發公司融資，看似國企與民企正常的企業行為，實際上并不公平。蘇泰達盡管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但在盛昌發這樣的“國企人”看來，仍然處于下風。這種關系超出經濟活動本身，具有一定社會風險。如果經濟關系中的矛盾沖突長期得不到調整，那么，社會風險就將發展成社會的危機。作品其實把兩人的矛盾關系落在社會層面，表明作者的憂患意識，也體現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當代英雄》所展示的民營企業風貌則煥然一新。他們的發展歷程確實帶有英雄史詩的品格。作品所描寫的民營企業中國通達公司已經不是當年那種做交換電話機的“小舢舨”，而是能夠在商海中破浪前行的行業“母艦”。主人公揚華德所領導的通達公司作為世界頂級的通信制造企業，以強大的高新科技自主研發能力，走在世界通信高科技發展的前列，參與引領著世界通信制造業。事實上，不光是通達一家公司，還有許多民營公司都已經做強做大，完全具備了國際競爭力。總體看，中國的民營企業經過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不斷發展壯大，不僅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而且能夠走向世界，成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天，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民營企業做出了了不起的貢獻。

小說中的通達公司，正是中國民營企業輝煌發展的一個縮影。作品通過主人公揚華德的人生命運，重彩濃墨地寫出了這家典型的中國企業怎樣在國際市場摸爬滾打，怎樣和國際上的大公司打交道，斗智斗勇，怎樣從失敗中挺立起來，怎樣成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企業，怎樣沖擊占據世界科技前沿高地，造福著每個人的生活。作品精神飽滿，熱情洋溢，基調高昂，樂觀向上，表現出我們時代應有的精氣神和開創精神。從作品里可以看出，盡管中國的民營企業仍然必須直面時代的矛盾沖突，仍然處于現實的急流險灘，但它以一往無前的創造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也產生了自己的企業家精神，與國有企業一道，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共創英雄時代。中國民營企業能夠在時代的矛盾沖突中占據主動，參與書寫中國故事，創造出新時代的中國精神。相較于《太陽醒著》《穿越上海》，《當代英雄》所體現出來的企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思想內涵更為豐富，更有歷史的厚度，更有現實的力度，更具時代精神的高度。某種意義上，可稱之為中國民營企業的一部“英雄史詩”。

四

把這三部小說集中起來研讀，便不難發現。作品對中國民營企業，對中國企業家精神的認識，對中國民營企業家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個過程。我們說，中國有了市場經濟，民營企業，也有真正的企業家，才有真正的企業家精神。讀吳崇源的系列作品，能看到他堅定的認知和鮮明的態度。盡管不同時期的寫作對民營企業家的認識側重不同，但這個思想卻一以貫之，由此賦予人物形象內涵的新意。

坦率地說，《太陽醒著》的主人公唐漢杰并不是一個民營企業家，只是從他性格不肯屈服的特點看，確實具備了民營企業家開拓市場，打拼市場的能力。小說突出了人物的這一思想特征和個性品質。針對當時那些只想得到改革好處、不想承擔改革責任的利益集團，他提出所有的干部都要分擔改革的成本，不能只改革工人，而不改革自己。企業改革重點應該改革干部隊伍，所有干部集體解職，競聘上崗。最后，連他自己也成為改革對象。針對當時國有企業舉步艱難，他大膽提出“國有民營”，引入經理人制度。雖然，從現在看，唐漢杰的改革，還存在著很多局限性，但他那種樸素的“自我革命”思想和“公平正義”思想，那種改制的探索，卻是需要政治膽識和探索勇氣的，是帶著一個新時代到來的朝氣的，也是當時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最初萌發。這樣的人物，可稱之為文學“新人”形象。

《穿越上海》寫民營企業家，比其他兩部作品都要復雜，觸及的矛盾面更廣。主人公蘇泰達是唐漢杰形象內涵的賡續，進一步發揮出文學“新人”潛質和品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作品寫作的背景。一個時期以來，社會流行著懷疑中國民營企業的觀點，涌動著一種否定中國民營企業的思潮。這種觀點簡單機械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資本剝削的層面上定位中國民營企業，從所謂的“原罪”來認識中國民營企業的本質，進而懷疑民營經濟的壯大以及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提高會給國家帶來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在這種觀點占上風的時候，作家挺身而出，在小說中書寫中國企業家精神，高度評價中國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不能不說很有遠見卓識。這部作品思想之新、人物之新，也賦予了作品的鮮明立場和理性的批判態度。

作品有意識地強化了主人公蘇泰達性格中人性“善”的本質，塑造了一個具有強烈民族國家社會責任感、道德感的民營企業家的人物形象。在世俗的眼里，民營企業總是和偷稅漏稅、坑蒙拐騙、造假偽劣、不講信譽等負面評價聯系在一起，而在吳崇源眼里，透過現象，看到的是創業的艱難和命運的坎坷，看到的是企業家精神一步步生成，看到的是民營企業家的成長和成長的代價。因此，從企業家的道德困局中，看到了“善”的積累。他的產品與老百姓生活緊密相連，必須堅持嚴格把好質量關，誠實經營，遵紀守法，依法納稅。正因此，他化解公關危機，靠的不是公關技巧，而是企業的責任、企業的信譽、企業的精神。他面對如狼似虎的對手，仍然以德報怨，用“善”的力量去爭取主動，掌握態勢，最后戰勝對手。當對手因自己的失策發生資金短缺時，他主動伸出援手，送去二百萬元。更為重要的是，企業發展了，積累了財富，他就實施“勞動價值回歸”。理論上可以講出很深的道理，其實很樸素，就是蘇泰達要把企業這些年創造的財富，回歸給企業的勞動者。敢于顛覆傳統分配方式不光表現個人道德“善”，而且需要很高的思想境界，不亞于一次財富的革命。

蘇泰達形象折射出復雜的現實，或者說表現了更為深刻的現實矛盾。小說一方面賦予人物形象“善”的理想，讓蘇泰達成為“善”的化身；另一方面真實地描寫出經濟社會環境和現實文化生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他深陷情感的糾葛，不得不周旋于幾個女性之間。如他的原配妻子童端儀、上海有名的交際公關人士丁婕、經濟雜志主編王雪晴、后來成為他夫人的學者李虹綿、演藝界人士水如玉等。這些女性都深深愛著蘇泰達，也因此給了仍然與童端儀保持婚姻關系的蘇泰達很重的道德壓力。他愛著自己的妻子，卻又愛著淑女型的李虹綿，同時又和丁婕長期保持著性關系。在這里，他性格的“善”與人性在人物內心產生了劇烈的沖突。我們一方面贊賞“善”的性格，一方面卻難以茍同他的情感態度。小說在這方面的描寫非常細膩深入，也因此加深呈現出主人公內心的矛盾與精神的掙扎。這里，小說有同情寬容，也有分析批判，更有靈魂的拷問。作品通過蘇泰達內心道德上的沖突與缺陷，折射出社會價值取向、道德觀、財富觀、人生觀相互碰撞的現實。一個向“善”的民營企業家，處于這樣的生態環境，性格必然是矛盾的沖突的，也帶著時代的缺陷和局限。所以，小說特別重視蘇泰達與李虹綿之間的情感關系。這場隆重的婚禮描寫得特別鋪張放情華美精彩，為小說故事發展的高潮，也把人物性格、人物關系推向高潮。在小說里，李虹綿是一個非常美麗而純潔的形象。這些與蘇泰達有情感關系的女性，唯有她出淤泥而不染，唯有她與童端儀從精神到氣質上都相通。蘇泰達與她的結合，意味著“善”與“美”的結合，意味著蘇泰達告別了自己的過去，找到真正的人性歸宿和精神家園，性格得到新的升華。

小說不經意就寫出了蘇泰達內心的不安全感。實施“勞動價值回歸”本意要突出他性格中的“善”，充實形象的內涵，卻讓人在感受蘇泰達“善”的同時，也讓人感覺到蘇泰達內心深處的不安。蘇泰達在“回歸”中多少有贖回企業家“原罪”的念想。看得出，“原罪”已造成民營企業家心中深深的創傷。這些信息交織碰撞在一起，構成了蘇泰達性格的復雜性、生動性和深刻性。作品超越了“原罪”寫中國民營企業家，形象就漸漸積累起“新人”的品質。以往寫民營企業家的作品，這個思路十分鮮見。如果說，上海是資本財富的象征的話，那么可以說，蘇泰達終于以“善”穿越了上海。

《當代英雄》的主人公揚華德則完全是一個把命運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的民營企業家的形象。作家顯然把他放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里，考察他那種處變不驚、不畏艱險、睿智遠識、探索創新的性格所包含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和時代力量。這種性格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強者、精英的品格，而和一個偉大國家、一個偉大民族和人民的改變自己命運的斗爭緊緊聯系在一起，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緊緊聯系在一起。作家相信，這種性格可稱為史詩性格、英雄性格。這樣的性格，就活生生地存在于火熱的現實生活之中，無須藝術虛構，所以，作品突然有意加大紀實藝術的力度，更多借助紀實的力量，一定要塑造出在小說中真實、在現實中更真實的時代英雄人物形象。

在這個揚華德人物身上，仍然延續著《穿越上海》主人公蘇泰達身上那種人性“善”的道德品格，。不過，可以看出，作品已經超越了“善”的格局，去認識主人公，不再是簡單地從“善”“惡”形而上關系去規定把握主人公的“人性”性格，而是從先進思想，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從復雜的歷史關系、真實的現實關系來看民營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揚華德身上有的是更高的“善”——國家之“善”，民族之“善”，英雄之“善”。

被揚華德一直看好并重點培養的公司副總裁伍必昌突然“叛變”，帶領一批業務骨干另起爐灶，由揚華德信任的部下成為實力很強的競爭者。本來，揚華德為降低企業風險更好開拓國際市場，支持員工自己創業，但伍必昌的離去反而增大了公司的風險，嚴重削弱了公司競爭世界的實力，讓公司陷入困局。揚華德完全在公平公正的平臺上，用合法正常的競爭手段堅決擊垮了伍必昌，并在其走投無路的時候，以寬容的心態，真誠地把伍必昌招回公司。作為時代英雄，揚華德性格閃耀著人性“善”的光彩。

揚華德創造了巨量的財富，回報社會的方式除了慈善事業外，也回報了員工。然而他并不搞“勞動價值回歸”，而是搞“全員持股”。二者有著不同的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前者更多是讓勞動者們分享勞動的成果；后者則是凝聚起全體通達人的力量，共同奮斗，不斷創造財富，共享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成果。前者多少還是社會關系分為資產者與工人，表現出好的資產者的好心善意；后者則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共識意識，以主人翁的姿態，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子。前者多少還帶拖著“原罪”揮之不去的陰影；后者則完全打破了這種思想格局，理直氣壯贊美中國企業家精神，支持大力發展中國的民營經濟。這就是大“善”所在。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揚華德性格也許沒有蘇泰達性格那樣矛盾重重，卻更有先進思想份量，更有時代精神力量。揚華德作為一個時代英雄當之無愧。比較《太陽醒著》《穿越上海》《當代英雄》的主人公形象，我們便可看出，作家對現實生活的認識理解的不斷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在朝著“新”的方向不斷推進。

小說有兩個獨特的細節見出揚華德性格魅力。其一，當公司決定整體打包轉讓給國外有實力的企業時，揚華德特別交待，絕不能停止公司的研發投入，一定要把一個優秀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交給對方，由此體現出中國企業家精神道德力量，也是揚華德性格的力量。其二，揚華德每次乘飛機，都是普通艙。特殊情況下，買了公務艙的票，還趕上得給一個年輕的政府副部長讓座，空姐態度也傲慢，副部長似乎也認識楊華德。揚華德沒說什么，站起來，坐到普通艙去。這個細節，反映民營企業家有待獲得更高尊重，而揚華德雖然把高科技產品做到國際上，卻仍然保持普通勞動者的本色。

有自己的英雄，國家民族才有力量，才有希望，才有長遠的未來。而這個英雄群體中，應該成長站立著中國自己的民營企業家。中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更應該挺立起揚華德這樣的英雄形象和飽滿的“新人”形象。

五

作品寫女人不如寫男人。如《太陽醒著》中的倪瑞蓮和秦燕燕，有自己的特點，卻還沒得到充分展開。不過到了《穿越上海》就活躍著不少女性人物，小說塑造力度也大大加強，

女性形象的血肉也得以更豐滿。雖然我們還不太理解童端儀為何如此容忍自己男人的婚外情，也不太明白她如此盡心安排自己的前夫蘇泰達迎娶李虹綿的原因。不過，我們還是要承認丁婕這個女性形象塑造得相當出彩，讓人耳目一新。作為一個上海灘見過大世面的公關高手，她本可以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間，但卻迷戀于蘇泰達，長期與他幽會，心甘情愿地幫助這個男人。在蘇泰達最困難的時候，她介紹了自己以前的情人、香港商人朱升平。后來為了幫蘇泰達解決資金問題，她又去誘惑銀行家桂全達。如果小說延伸這個思路，展開這個女性人生命運的話，她的交際花形象也許不會有新意，但作品寫她“曾經滄海”，終于有所感悟，有所覺醒，告別了以往那種失去“自我”的荒靡生活，回歸真實正常的人生軌道。她生活態度的變化，表明這個人物也在試圖“穿越上海”。

我們還是能從這個有故事的女性人物身上，接受到許許多多現實生活的文化信息，感受到社會出現的價值觀、道德觀、財富觀、人生觀的困惑與碰撞。具體地說，我們可以透過丁婕，注意到當時社會文化流行的幾個觀念，比如崇拜強者，崇拜財富以及享樂主義心理、消費主義心理過度膨脹等等。丁婕這個人物所具有的現實批判性內涵，不僅提升了自身形象的品質，也對比烘托著蘇泰達，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有一個女性形象很有塑造的潛力，那就是《當代英雄》中的楊晨帆。她天資聰穎，品行端正，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得到嚴格的業務訓練。在父親的團隊里，靠著自己的努力，慢慢承擔起重要責任，成長為通達公司的優秀的中層干部。她后來擔任了公司最具青年活力，最具創新力的“原動力之家”的負責人，以世界高新科技發展為目標，培養資助新一代的創新人才。可以看出，作品正在努力挖掘她身上作為新一代民營企業家的品質。只是由于故事情節的限制，這個人物性格還沒有更加充分展現。也許，在作家下一部作品里，她會成為主人公，會成為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的傳承人，又是一個不同凡響的文學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