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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努力挖掘并講好湖北故事——2023年湖北報告文學綜述
    來源:《長江叢刊》 | 李海音  2024年11月07日09:26

    2023年,是疫后經濟復蘇的一年,也是人們重建日常生活的一年。作為一種具有鮮明時代性的文學樣式,湖北報告文學圍繞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復興,展開了對時代精神的弘揚與建構。與往年相比,2023年的湖北報告文學有一種更加自覺更加普遍的創作意識,那就是努力挖掘并講好湖北故事。

    湖北故事是中國故事的一部分。講好湖北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內在要求。今天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故事的力量,認識到故事的講述乃是一種重要的話語實踐,好的中國故事不僅能夠凝聚偉大的民族精神,增強自我認同感,也是傳遞真實的中國形象,實現中西溝通與對話的有效途徑。以形象性和情感性為基本特征的文學,在講述故事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而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記錄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更應該自覺地擔當起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使命。

    不過,湖北故事畢竟又不同于中國故事。一方面,好的國家故事一定是由豐富多樣的地方故事構成的,它既來源于民族大一統的歷史進程中生成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也根植于當代社會主義的基層實踐中。另一方面,湖北故事的講述,是從湖北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的自我經驗的表達,是提升和輸出湖北形象,從而走向全國的重要前提。因此,講好湖北故事,就要從湖北自身的歷史變革和現實生活出發,從深厚而源遠流長的荊楚文化出發。應該說,2023年的湖北報告文學是自覺踐行這一點的,同時也從湖北故事的講述中打開了更為開闊的美學空間。

    一、時代命題的書寫

    好的中國故事首先是能夠反映中國的制度模式和發展實績的故事。表現重大題材,描繪時代變革,書寫關系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社會民生的“國之大者”,一直是報告文學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內容,也是報告文學在美學上走向闊大、走向崇高的一條路徑。由于這類報告文學往往從時代命題出發,具有明確的思想內容和價值立場,因而也被稱作主題性創作。

    報告大型工程的建設,弘揚艱苦創業的精神,一直是主題性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湖北地處我國地勢第二、三階梯的交界處,是名副其實的水鄉澤國,河網密布,湖泊眾多,大壩、橋梁等的修建是關系本省乃至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件大事,但只有在1949年以后,這件事才真正提上日程并付諸實踐。因此,報告湖北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能夠彰顯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這方面,湖北報告文學也從來不乏精品力作。就2023年而言,郭寒、田天歷時十多年創作的《清江出山》即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這部作品全景式反映了鄂西南清江流域梯級開發的跨世紀工程,同時也揭示了湖北清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成為水電行業翹楚的幕后秘聞,講述了土家族母親河的當代命運,再現了清江走出大山“峻險的馳騁,苦難的輝煌”的歷程。作為《清江出山》作者之一的田天,多年來堅持用文學記錄本省重大工程的建設,此前也發表過關于葛洲壩水利工程建設始末的《征服長江之夢》、關于武漢長江二橋建設的《長江的驚嘆號》等中篇報告文學,獲得了良好的聲譽,在《清江出山》中又與本是清江“水利人”的郭寒合作,更能深入行業內部,將清江水電開發的史實以詩意而又科學的語言展現出來。作品在結構上大開大合,從清江水電工程的構想、謀劃到籌備、施工再到運營管理,時間跨度大;上至黨中央、省部級領導人,下至大壩的建設者與勞動人民,牽涉人物多;從清江流域的歷史文化、地理風物到社會民生、日常生活,視野開闊,無不體現出史詩性的藝術追求。可以說,這是一個關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故事,也是一個關于探索水電開發與管理模式的湖北故事,表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湖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的精神。

    由長江出版社策劃出版、李魯平執筆的《長江這10年》,入選2023年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選題。這是一部深刻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長江巨變的紀實性作品,展現了過去十年里長江流域在“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理念下的綠色發展之路。長期從事文藝評論的李魯平,在前一年完成的《武漢傳》中已經顯示了他在獲取和處理紛紜的史料的學問功底,以及架構宏大的時空背景,穿透文化的巖層把握歷史脈搏的思辨能力。在《長江這10年》里,他進一步發揮他的優長,溝通歷史與現實,將長江沿岸近十年的變化置于長江文明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對長江流域農業文明的回望中看當代長江十年的精準扶貧、鄉村振興、農業現代化,在長江流域工業文明的掃描中看當代長江兩岸的生態環保、升級轉型、綠色發展,在江河文化的書寫中,講述長江水資源的綜合利用以及當代人的治江治水。可謂高屋建瓴,匠心獨運,是一個兼具思想性、知識性和藝術性的“長江故事”。

    同樣是有關“水”的故事,李興艷的《為了一江清水向北流》和譚成舉的《鄂北日記》,則關注到水利工程修建后給人們帶來的福祉。前者通過對楊進舉、凌祖宏等“鄖陽小草義工協會”成員保護漢江行動的描寫,揭示了南水北調工程對于解決北方水資源短缺問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大意義。后者反映了有湖北省“一號工程”之稱的鄂北地區水資源配置工程給沿線人民生活及精神風貌帶來的改變。該作采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了作者一路上的見聞感受,題材選得好,切入角度也比較獨特。

    脫貧攻堅是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刻改變湖北鄉村面貌的一件大事。前幾年集中反映湖北脫貧攻堅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品在這一年都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如周凌云的《駐村記》獲得第八屆湖北文學獎,陳亮、周良彪的《戰貧志》入選2023年湖北省農家書屋推薦書目,朱朝敏的《百里洲紀事》獲第九屆徐遲報告文學獎提名。繼脫貧攻堅取得重大成果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成了2023年國家社會發展的主題,湖北文學界也啟動了對鄉村振興、美麗鄉村建設的報告文學創作活動。《長江叢刊》從第6期起開辟“新時代報告”專欄,陸續推出了一系列反映現實生活,感應時代脈搏的作品。其中,吳林艷的《且以詩意共遠方——駐村第一書記陳軍的追夢路》和嚴春芳的《胡丹的現代農業夢》以人帶事、以事寫人,通過塑造典型人物反映湖北通過產業扶貧振興鄉村的進程。與此類似的還有李燕的《野百合迎來了春天——中國美麗休閑鄉村靠山小鎮紀實》。為了推進鄂州市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在鄂州市委宣傳部、鄂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鄂州市農業農村局、鄂州市鄉村振興局的共同支持下,鄂州市作協組織作家創作并出版了報告文學集《春滿田野》。該書通過39個示范村鄉村振興的故事全面地記錄了鄂州市鄉村振興的成果,也是湖北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一個縮影。這從側面說明了報告文學對于社會變革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科技創新是推動社會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近年來湖北經濟能夠快速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離不開科技創新引領的產業創新,特別是武漢,能夠成為中部地區崛起的領頭羊、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戰略支點,正是因為有一大批現代產業的集聚。報告湖北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成果,是報告文學講述湖北故事的重要內容。

    由武漢市文聯主編的《雕塑大武漢》大型報告文學叢書第十一輯出版,其中《騰飛的第一生產力》是一本反映武漢6家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歷程的報告文學作品選。趙卷卷的《星“光”之夢,領“纖”未來》描繪了長飛光纖如何從一個“技術靠引進的制造工廠”,通過走出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技術發展之路,成為全球行業規模最大、技術掌握最全面的光通信企業,并揭示了長飛光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動擔當和踐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精神。劉懷遠的《“烽火”之星,在宇宙中閃耀——記中國信息通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則對武漢另一家重要的光纖通信企業進行了深入的報道,揭示了烽火通信篳路藍縷,開拓創新,通過自主研發不斷壯大的歷程。此外,梁小林的《光無極》聚焦中國最大的激光設備制造商之一的華工激光,鄧運華的《“青桐”彩鳳匯,“極目”漫天舒》報道專注于智能駕駛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的極目智能,劉桂英的《以鼎力智造康惠天下——記鼎康(武漢)生物醫藥有限公司》和李偉的《彰顯全球抗癌的中國力量——武漢波睿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寫意》以兩家生物醫藥研發公司為采寫對象,它們共同反映了武漢在科技創新、產業創新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

    創新不僅僅體現在現代新興產業身上,傳統制造業的生存與發展同樣離不開創新的精神。王磨的《傳奇老字號重光新時代——走近健民·葉開泰》、戴軍的《長路漫漫》、蔣彩虹的《管之韻》等都體現了湖北傳統工業在競爭激烈的現代市場環境中守正創新的精神,由于具有更加悠久深厚的歷史,承載著更具荊楚文化氣質的湖北故事。不過,目前來看,湖北報告文學對這類題材的關注度還是遠遠不夠的,許多作品挖掘得也不夠深,視野不夠開闊,沒能在時代變革的潮流和經濟結構的變動中加以有力表現,甚至陷入了梳理企業發展史的模式化寫作中,有的見事不見人,故事缺乏力量,也就離文學比較遠。

    二、人性光輝的呈現

    人物是故事的靈魂。中國故事始終是中國人的故事。好的中國故事是能夠展現中國人民傳統美德和美好情感的故事,是能夠揭示人性的力量,反映時代精神和民族心理的故事。相比于小說、戲劇等虛構類文體,報告文學仍然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現實主義為圭臬,以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為基本原則。以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為開端,新時期以來湖北報告文學一直堅守這一現實主義傳統,注重對典型人物的塑造,有為社會主義事業無私奉獻的先進共產黨員,也有各行各業平凡崗位上默默付出的普通人,有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驅,也有為人類留下燦爛文化的歷史名人。他們共同構成了湖北這片土地上的中國人民的精神譜系。

    實際上,前述的《清江出山》就是一部獻給為湖北區域經濟的全面發展高瞻遠矚、深謀遠慮的共產黨領導人,以及為湖北水電開發做出巨大貢獻的水利專家、水電管理者與建設者的作品。林一山、魏廷錚、鄭守仁、張光斗、潘家錚等水利專家,無不為清江水電開發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決策與技術支持。鄧曼福、李永安、李義昌、李焰云、郭際康、柳太康、吳啟煌等清江公司幾任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彭根鵬、夏維進、譚少華等隔河巖電廠廠長,個個服從大局,勇挑重擔。施工方面,鐵道部十八局副局長鄺先福帶領八百余名職工,苦戰隔河巖工地,打通全國斷面最大的導流隧洞。葛洲壩隔河巖施工局局長林善祥,有勇有謀,不僅從設計汛期中搶回整整三個月工期,而且率領建設者們克服地質等方面的重重困難,修建優質大壩,等等。

    近年來,對道德模范、時代楷模的書寫成為湖北報告文學作家的自覺追求,其中以田天為代表的報告文學作家,通過對裘法祖、吳天祥、夏雨田、周繼紅等武漢城市英雄的塑造,表現了武漢作為“英雄城市”的新時代精神風貌。由武漢市文聯主編的《榜樣的力量》是一本集中展現武漢十位道德模范先進事跡的報告文學作品選。王倩茜的《最美快遞員:停不下來的腳步》,再現了武漢封城期間快遞員汪勇出于善良的本能,無懼風險,“逆行”接送醫護人員,又組織團結愛心人士為醫護人員提供后勤保障的故事。盡管有沈嘉柯的《生命擺渡人》在前,作者還是通過細膩而生動的細節,還原了汪勇有勇有謀的感人事跡。作者始終貼著人物的言行去寫,而不做過多的戲劇化處理和抒情性評價,使人感到這一形象的真實可貴。李永芬的《一個人影響一座城》從吳天祥的成長中找到了驅動他利他助人的人性力量,通過一個個故事還原了吳天祥親切和藹、樸實善良、一心為民的共黨員形象。夏盈盈的《最帥潛水員托起生的希望》講述了第五屆全國道德模范官東在2015年“東方之星”沉船事件中英勇救人的故事。彭麗麗的《為愛割舍》講述了第四屆全國道德模范劉培、劉洋兄弟倆爭相割皮救父的感人事跡。此外,宋海東的《這是一面鏡子——記全國道德模范孫東林》、李志珍的《用信仰站成最美軍姿——一枚銅板延續的溫暖》、張舸的《初心無悔,大愛無疆——再訪全國道德模范王爭艷》、高士林的《輪椅上的愛心使者》、鄧鼐的《無聲合唱》等,也都通過一個個先進人物的生平事跡呈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淳樸而高尚的倫理風尚。

    《感人的100個抗疫故事》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收錄了熊湘鄂的《對你們狠,就是對群眾負責》、梁小琳的《為了明天陽光的燦爛》、張慧蘭的《火神山下的漢警守護神》、何蔚的《陽光在路上》等作品,以紀實的筆法再現了為抗擊疫情默默付出的平凡人物。蘇沐之、文尹的《星河閃耀愛永存》講述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負責器官移植工作的陳孝平、陳知水等醫療專家的故事。吳林艷的《且以詩意共遠方》還原了湖北省衛健委駐通城縣東港村第一書記、工作隊長陳軍的豐滿形象。這類基層干部的先進事跡在鄭能新的《嬗變的鄉村》《愛上一座山》等作品中也得到了集中呈現。此外,梁小琳的《走近最可愛的人》、余建國的《送一個靈魂高貴的人遠行》、劉清華的《致敬基層大眾社科的領頭雁》、朱寒霜的《你的樣子,就是春天的樣子》等作品都以身邊平凡而崇高的人物為采寫對象,塑造了新時代社會主義新人的集體形象。以上作品往往都是對人物的速寫,有的截取一個橫截面,或者選取幾個片段,對人物加以典型化處理,與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人物命運的展現則屬于傳記文學的優勢,不過本年度這方面的成果有限,余耀華的《范蠡傳》、黃漢昌的《朱自清傳》等算是為數不多的收獲。

    三、地域文化的開掘

    講好湖北故事,既要講好新中國、新時代的湖北故事,也要講好古往今來保留著楚文化精髓,反映荊楚人民精神氣質、人文地理風情的湖北故事,讓傳統的優秀文化煥發現代的生機,讓湖北的自然山川傳遞歷史的回響。2023年4月,第二屆中國文化旅游博覽會在武漢召開,傳遞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動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理念。通過文旅融合促進地方的發展,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提出的重大命題,也的確為湖北報告文學的創作開拓了一個新的題材領域。當年9月,湖北省報告文學學會便舉行了“湖北特具文化影響力旅游景區創作懇談會”,圍繞如何通過文學手法,將湖北的歷史、傳統與自然風光融入作品,以及如何加強對湖北特具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促進文學創作活動展開了討論。實際上,在此之前,湖北省作家協會就通過“家鄉書”長篇散文重點扶持項目,推動了湖北作家特別是基層作者以非虛構進行地方性書寫的熱情。從2023年湖北報告文學的成果來看,注重開掘荊楚文化的方志式報告文學也確實成了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

    李魯平的《長江這10年》也是一次關于長江文化的集中表達。作者深刻地認識到歷史文化、地理山川對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在描述長江沿岸十年新貌的同時始終立足于不同地理單元的特色,通過對與長江有關的歷史、傳說和故事的重述,揭示長江文化的具體內涵。雖然長江文化不僅僅包括荊楚文化,長江的故事也并非只發生在湖北境內,但由于湖北是長江干流流經最長的省份,是三峽工程庫區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地,是長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養地和國家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是長江大保護工作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的“主戰場”,因此在闡釋“發展與保護”的時代命題時,湖北的故事必然成為作品敘事的重心,比如作品中丹江口水庫、盤龍城遺址、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漢陽鐵廠遺址等都是湖北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

    達度、洛沙的《曾李世家》,是湖北省作協第二屆“家鄉書”重點扶持項目。該書通過對江漢平原腹地曾李氏的家族往事的講述,揭示了一個大家族世代賡續相傳的精神密碼。作為曾子和老子的后裔,曾李本是不相干的兩家人,卻在明末動亂之際結下了生死之交,在湖北沔陽曾家大垸合二為一,踐行“活曾死李”的諾言,奉行儒道傳家、文武雙修、感恩誠信的家族遺訓,在滄桑的社會歷史變遷中延續了數百年。這是一部能夠帶來現代啟示的尋根之書,也是一部具有厚重歷史感的民俗地理之書,描繪了江漢平原古老而新生的風土人情和長遠而深厚的傳統文化,是一個具有中國氣派、民間特色的湖北故事。這部作品與去年獲得湖北省第八屆文學獎的《京劇譚門》之間具有異曲同工之處。黃河的《伍子胥云夢傳奇故事》,則試圖通過挖掘伍子胥在云夢民間的傳說故事,搶救云夢當地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并呈現了云夢地區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由通山縣文化和旅游局與縣地方文化研究會組織編輯的《通山掌故》,從“歷史印記”“自然山川”“市井鄉里”“文物勝跡”“名人軼事”“民俗風情”“美食特產”等角度系統地展示了通山縣的人文地理環境。由竹山縣委宣傳部組織創作的《辛亥元勛張振武》,講述了辛亥元勛張振武從出生求學、歸國興教、參加起義、指揮作戰、屯墾東北,最后遽然被害的一生,是自覺弘揚革命傳統的努力。竹山縣還十分注重非遺文化的傳承,縣作協開展了省級女媧傳說非遺傳承人王義富的報告文學創作活動。十堰各區縣作協都組織編撰了具有史志性特征的文學叢書,如鄖西縣的《上津故事》《鄖西民語》、竹山縣的《話說堵河》、茅箭區的《紅色東溝》、房縣的《房縣黃酒》、丹江口市的《水都故事》等。

    四、問題與期待

    總體來說,2023年湖北報告文學在講述湖北故事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出現了《清江出山》《長江這10年》《曾李世家》等一批優秀的作品,但整體來看,數量上仍然不夠豐富,質量上有些參差不齊,與人們的期待仍有一定的距離。文學創作如同農業收成,自然也有大年、小年之分,但近年來湖北報告文學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也集中反映到本年度的報告文學創作中。一方面,報告文學創作的主體意識仍然比較薄弱。另一方面,許多作家對于講述什么樣的湖北故事、如何講好湖北故事也并不十分清楚。

    報告文學創作的主體意識不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還是文體本身的特征所致。作為一種與意識形態關系密切的文體,報告文學寫作存在一定難度。如果說在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時期,報告文學作為反思者的角色出現,能夠與現實之間產生巨大的美學張力,那么到了今天,這種張力已然消失。同時,報告文學又是一種行走的文學,它的真實性更多地建立在實地采訪、田野調查之上,這對于作者的體力、財力、精力都是一個考驗,如果不是出于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自覺的擔當意識,從事報告文學的寫作實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此外,作為一種具有新聞性特征的文體,報告文學也面臨日益發達的現代傳媒的沖擊,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狹小,而如何在新聞結束的地方再出發,比新聞走得更遠,對于創作者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此,許多作家不僅對報告文學避而遠之,而且不認為這是一種純粹的自由的文學樣式。

    雖然湖北報告文學有著優良的傳統和較高的聲譽,近年來的創作隊伍卻一直不夠穩定,在全國的影響力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除了少數專門從事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寫作的作家外,許多專業作家更青睞于小說、散文和詩歌等文體的寫作。報告文學創作的積極性不高,自主選題的作品占比少,許多屬于邀約或任務式寫作,要么在黨和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推動下完成,比如各級作協、文聯組織作家采訪、采風,下達任務,集中創作相關主題作品,舉辦相關主題征文活動,統一編輯出版,進行評獎表彰,或對相應主題的創作給予扶持和資助。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著報告文學的產出,但導致作品題材、主題、風格趨于集中,制約了報告文學在藝術上的發展。而許多作者為了完成任務,并未進行深入的調查和采訪,更多的是對二手資料進行加工,在創作上也缺乏認真的藝術構思,與一般新聞調查沒有太大的差別,甚至缺乏許多深度調查的新鮮感和思想穿透力。

    從2023年湖北報告文學來看,許多作家在寫作中自我設置了許多禁區,在題材的開掘上仍然不夠廣、不夠深,視野不夠開闊,在面對當下的現實生活時,缺乏問題意識和題材敏感度,因此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并不多,恢弘大氣的精品少。在地域文化的書寫上,對材料缺乏甄別、提煉和加工,缺乏歷史的縱深感和文化的厚重感,許多故事比較陳舊老套,也就不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許多作者對地域文化的特點缺乏清醒的認知,也就無法挖掘出真正具有時代感的題材。比如,湖北有著深厚的紅色資源,但在《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革命百里洲》等報告文學之后,很少有人對此進行更深入的挖掘,也沒有出現像山東作家唐明華的《乳娘》這樣勾連歷史、關懷現實的作品。這些當然也不是湖北報告文學自身一時面臨的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在藝術上的地位就變得岌岌可危,但進行橫向比較,湖北報告文學創作整體上還是因缺乏創新和勇氣而不盡人意,特別是當一些湖北本土題材如生態問題、重大工程移民問題被外省的作家書寫為中國故事時,難免會為湖北報告文學作家慢人一拍而感到遺憾。不過,我們也期待湖北的報告文學作家能夠走出湖北,放眼全國,在中國故事的講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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