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黨的十八大以來，基于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引領與支撐作用，黨和國家就文藝事業和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就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和闡發了許多新思想、新觀念、新論斷，而且還特別重視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時代要求。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期間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024年7月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也在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工作部署中強調，要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文藝評論既是文藝活動的重要構成環節，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中，文藝評論話語也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承擔著一份歷史責任。近年來，學界就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問題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談論局部性、具體性問題的居多，而進行總體性、宏觀性思考的較少，系統思維的能力和整體理論站位都還有待加強。為此，本文擬以對中國現當代文藝批評實際發展狀況的反思為基礎，從“元理論”層面對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作幾點宏觀、系統的理論思考與辯證，以期引起學界的進一步研討。

一

作為文藝活動的重要一翼，文藝評論不僅對推動文藝發展、繁榮文藝創作發揮著能動的作用，同時也對社會和文化進步有著積極的影響。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中國進步文藝界歷來高度重視文藝評論工作。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導人中，瞿秋白和毛澤東較早對文藝評論在新文化新文藝發展中的作用給予較大關注。早在1930年代初期，瞿秋白便系統地撰文介紹并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普列漢諾夫、列寧、高爾基等經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文藝理論和批評論著，受到當時文壇的高度重視。瞿秋白犧牲后，魯迅聯系茅盾、鄭振鐸等人將這些譯文編錄入《海上述林》，并克服困難加以出版，為進步文藝界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念和文藝評論的典范。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稱文藝批評是“文藝界的主要的斗爭方法之一”，“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并且根據他所提出的文藝批評標準對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各種錯誤的藝術傾向和文藝觀點作了有力的批評。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更是分外重視文藝評論工作。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依據新時代中國社會和文藝發展的歷史實際，強調“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并對文藝批評的功能和標準作出了科學的闡述。此后，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1月30日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和2021年12月14日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都強調要加強和改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評論建設，發揮文藝評論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作用。2021年，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對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的總體要求和重點工作作出部署。應該說，無論是過往還是當下，對于文藝評論之于文藝繁榮發展的重要性，黨和國家以及學界都是給予高度認可的，而且越來越重視，同時也的確取得了不少值得總結的評論成果。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評論工作的上述重要論述，不僅為具體文藝評論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也為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科學建構提供了方向性引領。

但是，反思既往，也必須承認，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藝評論也還存在諸多問題。與文藝創作上存在著的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以及價值紊亂、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等問題相關聯，文藝批評上也存在批評功能弱化、批評精神不彰、批評標準混亂等問題，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點就是其所運用的知識話語基本上都來自國外，嚴重缺乏中國自主性。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頭二三十年的文藝評論話語主要來自俄蘇文藝理論和批評的話，那么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間的文藝評論話語則主要來自歐美文藝理論和批評。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藝評論界爭先恐后、亦步亦趨地引入存在主義文論、精神分析文論、新批評文論、結構主義文論以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第三世界文學批評、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等各種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觀念的“熱鬧”狀況，人們至今記憶尤深。此種狀況下，對中國文藝現象和文藝作品的評論常常流入強制闡釋、任意剪裁，變成西方文藝理論和批評觀念在中國的跑馬占地、理論殖民，致使文藝評論話語往往不接地氣，不能有效解決中國文藝發展的實際問題。這正是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批評中國文藝理論和批評患上“失語癥”的根源所在。要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中國文藝評論就需要在中國性、自主性上作出切實的努力。換言之，在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當下時代，建構中國自主的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已成為擺在文藝理論和批評界面前的一項重大時代任務。

就致思方式和實際內容而言，文藝評論話語的建構有兩種不同的指向或維度：一是指向對當下實際展開的文藝現象特別是具體文藝作品的解讀、闡釋和評判，這可稱之為文藝評論的實踐維度或現實經驗維度，大量文藝評論作品屬于這一維度的成果；二是指向對文藝評論話語建構基本理論問題的概括、論析和闡發，這可稱之為文藝評論的思辨維度或理論抽象維度，具有“元批評”或“元理論”的性質。實踐維度是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在自覺或不自覺意識層面上的歷史展開，具有話語形態上的具體鮮活性、當下性與歷時開放性、多樣性；思辨維度則是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在自覺意識層面上的理論探索與思想創新，具有話語形態上的抽象概括性、超越性與共時公識性、趨同性。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要以思辨維度的思想理論成果為基本構件與核心內容，不能脫離實踐維度所生成的各種具體性成果，但又不能停留于此，而要上升到概括性、超越性的抽象思想理論層面。就基本關系而言，思辨維度要以實踐維度的具體成果為思想理論的淬煉與化合提供豐富的實踐材料，同時思辨維度的思想理論成果又會對實踐維度的知識生產形成理論引導，使之更為自覺地踐行和發揮文藝評論的實踐功能，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近十年來，在習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央有關文藝政策的引導下，中國文藝評論在指向具體文藝現象和作品的實踐維度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逐漸形成了活躍且具有一定爭鳴氣氛的良好態勢，產生了大量文藝評論作品，為當代文藝創作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助力，同時學界也就如何構建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問題展開了一些更具理論抽象意義或者說具有“元理論”維度的研討。不過，這些“元理論”維度的研討，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共識，而在某些方面則尚未形成共識，還有一些有價值的問題有待提出和深化，特別是在整體性、系統性的宏觀思考方面還很不夠。實際上，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是一項宏大系統工程，需要實踐維度上的具體理論之思，更需要在“元理論”思辨維度上展開抽象思想之辨，以解決許多相關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有大小、主次之分，其中哲學基礎、建構路徑、文藝觀念、標識概念、批評標準等是最為主要的幾個方面，需要首先給予理論上的關注、重視和研究、闡發。

二

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首先應該關注哲學基礎問題。這是因為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它不僅僅教給人們關于世界和人生等方面的知識，同時還教給人們觀察、思考、研究世界和人生等方面的方法。一種理論系統體系架構上的統一性和貫通性與其哲學基礎密切相關。在文藝理論和批評史上，特別是近現代以來，那些有廣泛影響的文藝理論和文藝評論知識體系一般都是有其哲學基礎或者與一定的哲學觀念和方法相關聯的，古希臘時期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現代時期的康德、黑格爾、別林斯基、海德格爾等都是如此。

具體說來，文藝評論是評論家對文藝現象特別是文藝作品進行分析和評價的專門化心智活動，這種分析和評價活動通常是以評論主體的審美感受為基礎的，但是卻絕不停止于審美感受。這是因為，文藝評論不純是一種審美賞鑒活動，更是一種作品意義的發現和生成的活動。在敏銳地感受到作品的藝術之美的同時，評論家還需要對作品的藝術結構和特性作出分析，對作品形象的蘊含意義加以解讀和闡釋，對作品的藝術質量和審美價值進行評判，而這就需要評論家理性能力的介入，需要其具有一定的藝術史知識、美學理論知識、社會科學知識，特別是需要具備一定的哲學素養。胡風說過：“要解明作品底真實意義，一方面要了解產生它的這個社會或歷史，另一方面要了解產生它的作家。這就使文藝批評底范圍一方面擴展到社會思潮，文化思潮，另一方面追溯到作家底發展，文藝傳統底發展。到這里，批評家就更進一步地和一般讀者現出了區別，他非具有對于現實的社會發展的科學的分析能力和哲學的透視能力不可。所以，批評家，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他底感應能力和突擊氣魄一定要被人類對于歷史發展的正確認識所武裝，所培養，所完成。盡有不少人用狹隘的生活經驗和一己的悲歡去衡量從作品所得的感應，那當然算不得批評。批評不是經驗主義?！睂τ谠u論家來說，具備的各種人生經驗和知識當然是越多越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具備哲學的素養。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是所有學人首先應該具備的思想理論武裝，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也應該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

自20世紀30年代末期之后，毛澤東同志就不斷對革命隊伍的干部和文藝工作者提出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的要求，并且他強調，馬列主義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是革命的科學，“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他的《論魯迅》《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著名篇章，都是運用馬列主義立場、方法研究文化和文藝問題，進行文藝評論的典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主流文藝評論界總體上都是努力爭取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開展評論、研究問題的。然而，在七十多年的中國當代文藝評論發展中，在這方面也曾出現過失誤、錯誤，走過一些彎路、歧路。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時期：一是在“文革”十年動亂期間，受極左思潮影響，以姚文元之流評論家和以“梁效”“羅思鼎”“初瀾”之類大批判寫作組為代表的文藝評論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原則、背離現實實際和藝術規律，以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文藝家及其作品進行政治映射、政治斗爭和政治判決，造成文藝創作園地的一片荒蕪；二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改革開放后傳入的西方各種錯誤思潮的干擾和影響，有些文藝研究者和評論家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不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研究的指南，而是將歐美的各種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與文藝批評奉為圭臬，“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用中國的經驗證明外國理論的普適性。正是針對這類狀況，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旗幟鮮明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且指出：“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要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同毛澤東同志一樣，相比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的掌握，習近平總書記也是更加重視和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解決各種問題，包括文藝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央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持續推進，得益于文藝理論、文藝史和文藝批評等馬工程重點教材編寫工作的推動，更得益于近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論著的重新編著出版和諸多學者以回到經典本身和當代境遇的態度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論的再闡發、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文藝理論問題歷史流變的精深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和批評的隊伍逐漸得以壯大，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在中國當代文藝評論界的主流地位與主導局勢也逐漸得以確立。應該說，總體而言，在中國當下文藝理論和評論領域，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已經沒有很大的市場了。但是，縱觀當下的文藝評論，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文藝理論觀念方面做得相對較好，而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和解決文藝問題、闡釋和評價文藝作品方面則做得還很不夠，許多評論著述還沒有真正自覺地、有意識地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作為話語構建的方法論基礎，對文藝現象的觀察、分析以及對文藝作品的解讀和闡發往往既不唯物也不辯證，更沒有建立在歷史視野之上的意識形態評判立場和分析策略。這樣一種狀況，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主要是一種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基礎上提出新思想、創造新觀念、建構新理論的話語再生產行為，它不是僅僅靠背誦和重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就能建構起來的。

在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中，我們不僅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為基礎，還應該清楚這種方法論的具體所指。在1980年代中期文藝學、美學研究的方法論熱潮中，針對學界對西方傳入的各種現當代理論和方法的狂歡性濫用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片面選擇，陳涌先生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方法論，只能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論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基礎上。歷史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論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是我們考察全部意識形態問題的理論基礎，同時也是考察全部意識形態問題的方法論的基礎?！苯裉?，我們依然應該堅持陳涌先生提出的這個觀點。一方面，要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意識形態是聳立于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觀念，從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具體歷史實際出發，思考和研討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的目的、原則和相關內容構成。另一方面，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則，樹立辯證思維和系統思維觀念，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來觀察、分析和評判文藝現象和作品，考辨、提出和闡發文藝觀念，建立文藝評論各種思想觀念、知識內容的有機邏輯聯系和整體系統結構。唯有如此，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才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

三

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但它只是為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提供了可能性的理論基礎，并不會自動轉化為現實的文藝評論話語知識生產及其體系建構。要使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還需要找尋到文藝評論話語知識生產及其體系建構的具體路徑。

回到歷史來看，關于建構中國自己的文藝理論體系和文藝評論體系的主張，很早就在自覺意識層面上提出來了。1958年8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召開的全省文藝理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周揚就明確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批評”的主張，1980年代初期，他又相繼提出了建立與現代科學水平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美學體系、建立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主張。與此同時，在1980年代，文藝理論和批評界也對文藝批評的性質、功能、方法、視角等問題作了具有一定元理論性的研討，開始走上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之路。至于究竟如何建立文藝評論話語的知識體系，多年來學界的探索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取向：一是以西方的理論為學術研究的主要資源和理論架構的原型；二是以中國文藝理論和批評資源為基礎來“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三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走古今、中外文論綜合創新的道路。比較而言，第一種取向有理論的“新”見度和現代感，但嚴重缺乏中國性、自主性，弊端顯著，最不可取；第二種取向強調了理論建構的民族主體性和中華文化與文論精神的古今貫通性，有其相當的理論合理性，但并沒有提出和解決好中國傳統文論與當代西方文論、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關系問題，往往不能有效平衡和處理中外、古今文論關系，甚至有以古代今、以中排外的傾向，也存在很大偏頗；第三種取向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礎與核心地位，又具有理論包容性，在宏觀思路上是最為可取的，但依然沒有清楚地解決文藝評論話語知識生產及其體系建構的具體生成路線，致使理論之思往往流入浮泛、不接地氣。

那么，從具體路徑上看，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究竟應該如何加以建構呢？概括而言，就是要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進程中，走“兩個結合”的道路。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基于對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展望，提出在新的征程中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此后，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都強調要堅持“兩個結合”。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進一步從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筑牢道路根基、打開創新空間、鞏固文化主體性五個方面深刻闡明了“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并且強調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皟蓚€結合”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指明了正確的道路，同樣也為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理論創新指明了切實的路徑。

這里，關鍵在于如何理解“中國自主”四個字。所謂自主，是強調理論創造的主體性、原創性。而這種自主性又是與中國性分不開的。所謂中國性，則不僅是指一種知識話語是以中國人為主體原創出來的，更主要的是指它是由中國人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對中國實際、中國經驗的提煉和對中國精神、中國觀念的表達。所以，中國自主的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不僅不能是外國理論的直接照搬或翻版，甚至也不能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觀念的簡單繼承和運用。對前一點，近年來學界大都已經有了清醒的自覺意識，但是對后一點，不少人還缺乏意識上的自覺。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的知識生產與體系建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在思想性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從知識成分和思想觀念的構成來看，它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中歷史地積淀下來的內容，二是基于新的歷史條件新創生的內容。今天，我們強調文藝評論話語知識生產以及體系建構的中國性、自主性，無疑也要以后一種內容為主。習近平總書記說：“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他又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如果我們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當代文藝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比如中國式現代化與文藝發展的關系、藝術生產與格局的歷史變化、全球化語境對文藝民族性的新挑戰、媒介技術的快速發展對文藝發展的影響，以及當代藝術跨國界、跨文化、跨語際、跨媒介的流轉等這樣一些新的問題，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中國性、自主性就很難建構起來。此外，即便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中的理論觀念，它們能不能在今天的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中得以繼承和積淀，也要看其能否適應當今中國文藝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概括而言，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現代”屬性，有賴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理論；更有賴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觀念、方法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藝發展實際的結合，正是由于這種結合才能真正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中國化時代化建構，并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評論話語的知識生產注入更多更為突出的中國經驗、中國精神和中國觀念。

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的自主性不僅體現在它要立足于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解決當代中國文藝發展中的實際問題，還在于它要在與自身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自我認同中，在對中華傳統藝術精神、美學精神的繼承弘揚和轉化創新中，彰顯和光大文藝評論話語的中國特色或民族性。在中華文明和藝術的發展中，也歷史地積淀下了豐富的文藝理論和評論遺產。像先秦時期的《樂記》，魏晉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謝赫的《古畫品錄》，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等等，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藝理論和評論著作中的經典，與西方同期同類著述相比獨具特色、毫不遜色，是中國當代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的寶貴資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存在彼此契合之處，二者的結合能使之互相成就，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在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當代實踐中，我們應該重估中華優秀傳統文藝理論和評論遺產的歷史成就與當代價值，以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特色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繁榮為目標，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激活其生命活力、釋放其精神能量，在當代文藝理論和批評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藝理論和批評的古今對接與現代匯通中，建構當代文藝評論話語的新形態和新的知識體系。

四

除了哲學基礎、建構路徑之外，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自然還應包含著內容構成的維度，這主要包括文藝觀念、標識概念和批評標準三個方面，它們既是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的主體內容，也是實踐維度上文藝評論話語生產得以生成的思想前提。

任何一種具體的文藝評論話語都要運用或體現一定的文藝觀念，任何一種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也必然都會包含一定的文藝觀念，這是無須爭辯的事實。這些文藝觀念包括對文藝是什么、文藝有什么功能、文藝如何發展以及文藝活動構成要素、環節等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在一定的社會系統內部、一定的歷史時期之內，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性。比如在中國當代文藝發展中，文藝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藝是社會意識形態、文藝是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文藝是審美的意識形態等，就是不同時期主流學界對文藝社會性質的基本認識和理解。文藝觀念構成文藝評論中分析、闡發與判斷、評價的基礎，是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不可或缺的內容，甚至可以說是主體內容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在通常情況下，文藝評論實際上是時代的主導性社會和文藝審美觀念通過其代表人物的表達，是一種“代言”性質的話語行為。正如別林斯基所指出過的，文藝評論不僅是個人意見的表述，同時也“是闡明并傳播自己時代美文學的支配概念的一種努力”。因此之故，“批評家必須知道現代的創作概念；否則，他就不可能，也沒有權利對任何問題下判斷”。別林斯基所謂“時代美文學的支配概念”或“現代的創作概念”是指文藝評論家所處時代最先進、最具進步意義的思想觀念。他對支配性時代美文學觀念與文藝評論話語生產的關系的這種看法，實質上就是要求文藝評論家用自己時代最先進、最具進步意義的思想觀念來武裝自己。然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文藝發展中，由于過于追捧國外理論和批評觀念，評論界對中國文論界自身的主導性文藝觀念往往不甚關注，甚至有意加以排斥，以至在文藝觀念選擇上與文論界形成很大反差。所以，如何在文藝觀念上與當代主流形態的文論研究相互呼應、同頻共振，是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中應該加以解決的一個問題。此外，在這一建構過程中，還要解決一個認識問題，就是文藝評論在文藝觀念上不僅是一個后于理論的“運用”問題，還有一個先于理論的“創造”問題。也就是說，文藝觀念通常主要來自于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但文藝評論也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來自文藝理論的觀念，它也能夠在對文藝現象和作品的解釋、評判中提出、闡發新思想新觀念，從而為時代美文學觀念的發展注入新的內容，別林斯基就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優秀的大批評家也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大理論家，中國當代文藝評論界應該有這個追求的雄心。

文藝評論話語生產不僅基于一定的文藝觀念而展開，而且總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概念術語來表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 “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他還強調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這里，所謂“標識性”，是指某事某物具有易于辨識的獨具特點或特征。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中概念術語的標識性從根本上講即如前所述的中國性。作為中國文藝實踐經驗的提煉、中國理論觀念的表達，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的標識性概念應是系統化的、多層次性的，有大小主次之分。雖然說究竟哪些概念算是中國文藝評論的標識性概念，學界會有見仁見智之論，但其中必定會有某些共識性的看法。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痹谶@段話中，毛澤東同志以“觀念形態”即“意識形態”的概念標明了文藝的上層建筑性質；以“社會生活”概念建構起了文藝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基本理論關系，解釋了文藝的源泉和動力；以“人民”概念奠定了中國革命文藝發展的本體論基礎，指明了中國文藝的服務對象和發展方向。八十多年過去了，這三大基本概念及其所承載的思想理論觀念至今依然是中國當代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最重要、最具標識性的理論概念。尤其是“人民”概念，特別地承載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對文藝基本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以至學界不少人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稱為“人民藝術論”或“人民美學。”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文藝創作源泉、文藝服務對象、文藝工作中的普及與提高、文藝批評、文藝家與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等多個方面，對中國的“人民美學”作出了最初的理論創構。194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將“文藝為人民服務”規定為新中國文藝的方向，提出了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的任務，“人民”或“人民性”從此成為新中國文藝最為醒目的標識。新時期之初，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重申，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并進而提出了“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等重要思想論斷。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中，提出并闡述了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這一思想論斷，進一步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和文藝工作導向。他指出：“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從毛澤東同志到習近平總書記，中國的“人民美學”話語在歷史傳承與時代處境的有機遇合中不斷發展、不斷完善，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人民性思想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與境界。展望未來，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的標識性概念系統是不能脫離開以往歷史地形成的這些重要概念術語而憑空建構的。

除了文藝觀念、標識概念之外，批評標準在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中也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在文藝評論話語生產中，依據一定的批評標準進行判斷和評價是不能缺少的環節，也是文藝評論能夠在褒優貶劣、激濁揚清中發揮批評功能的前提。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的發展中，經典作家歷來重視文藝批評標準問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即將“美學和歷史的觀點”或“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的統一作為文藝批評“最高的標準”，并基于這一標準對莎士比亞、歌德、席勒、巴爾扎克、卡爾?倍克、歐仁?蘇、斐迪南?拉薩爾等人的文藝創作作出了經典性的評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曾力主文藝批評要有“一定的圈子”即一定的標準，諷刺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是“怪漢子”。毛澤東同志則明確提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這兩個標準在很長時期內成為革命文藝批評的基本衡量尺度。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伴隨著黨對文藝政策的調整，不再提“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口號，文藝批評的標準也發生了由“政治”取向向“人民”取向的遷移。鄧小平同志最先提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應當由人民來評定?！贝撕?，胡錦濤同志也提出，文藝作品“要接受人民群眾檢驗”，“要把人民滿意作為最高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則進一步提出一部好的文藝作品應該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首先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強調當代文藝批評要“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改革開放以來的這些提法和論述，是人民主體性觀念在文藝批評功能和批評標準問題上的深刻理論體現，是馬克思所主張的“人民歷來就是什么樣的作者‘夠資格’和什么樣的作者‘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觀點的回歸，不僅突破了中國自身先前文藝批評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二維設定的理論局限，也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美學和歷史的觀點”的批評標準作出了理論內容上的豐富與拓展。然而，在我國以往和當下文藝評論的發展中，無視甚至背對人民群眾的審美需求，用外來的文藝批評標準剪裁中國的文藝現實的情況時常發生，此外也存在批評標準混亂、批評標準不明確或者干脆憑自己的主觀印象而根本就沒有標準可言的情況，這都不能不影響到文藝評論學術質量的提升和批評功能的發揮。要真正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正確的批評標準是決不能缺少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建構是中國文藝評論話語生產的一個目標性訴求，但這種訴求并不意味著它一定要形成某種模式化、固著性的封閉理論系統。相反，這種訴求實際上會是一個面向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及其文藝實踐無限開放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應充分汲取和融匯古今中外一切有價值的思想理論資源，并鼓勵一切創新性的理論探索，形成百川歸海的集群效應。只有這樣，中國自主文藝評論話語知識體系的建構才能成就其內容之豐富、思想之博大、境界之高遠，從而為實踐維度的文藝創作和評論提供持續不斷的思想支撐和精神助力，并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構建作出文藝理論和評論界的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