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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沫（1914—1995年） 圖片選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楊沫百年紀念圖文》

1986年，楊沫（左一）與妹妹白楊看望巴金先生 圖片選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楊沫百年紀念圖文》

【追光文學巨匠·紀念楊沫誕辰110周年】

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楊沫小說的意義在于她延續著“五四”以來的青春敘事，并且在新時期依舊試圖“接榫”這個傳統，努力創造出新的價值范疇。在這個過程中，她寫出了一代人甚至是一個民族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靜為代表的小說人物，從一個普通人到成為堅定的革命者，經歷過多少次的決裂與抉擇，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譜就拋頭顱、灑熱血的生命禮贊。同時，這還是一代人寫就的“青春之歌”，既是具有總體意義的中國青年的生動寫照，又意味著無數革命者前赴后繼、視死如歸的吶喊。楊沫說過：“我常感到，一個革命作家的書不應是用筆寫成的，而是用生命和血寫成的；不是一個人寫成的，而是一代人寫成的。”

在“青春三部曲”即長篇小說《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華之歌》之中，還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散文作品之中，楊沫善于將現代女性置于革命歷史的洪流之中，展露她們生命里最重要的嬗變時刻。這是大歷史的重要顯影，也是細微幽深的主體衍變。在這里，女性承擔了一種“思想者”的角色，精神的風暴時常席卷她們的內心——在經歷情感結構的艱難轉型中，不斷地向一種信念感以至崇高感躍進。在這過程中，楊沫展現出的真誠、純粹的寫作姿態歷來被人稱道。正如王蒙在《我看楊沫》中所說：“文如其人。楊沫是一個極真誠，極本色，而又愛憎分明，嫉惡如仇的人。……她從不躺在作家的寶座上頤指氣使，尋釁滋事，她更不會以利欲熏心的污穢玷污文學的圣潔。她專心致志地從事創作，創作，還是創作。”

1.“青春應當是鮮紅的，永遠地鮮紅——生命只屬于這樣的人”

《青春之歌》不僅是對一代人青春的追憶和緬懷，更是在新的歷史邏輯中重新尋求生命價值的嘗試。小說的最后，林道靜追隨江華奔赴“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楊沫后來追憶說：“那時我還年輕，目睹了國亡無日的慘景，目睹了舊社會的黑暗、冷酷；更深切地體會了知識分子的苦悶、彷徨、沒有出路的痛苦。”感時憂國的情懷始終浸潤著楊沫的作品，特別是其中真切而深沉的女性意識，從精神世界的猶疑不定轉向勇往直前的堅定，由此感知歷史的動蕩，洞察人心的變遷，更覺悟出生命的高貴和使命的高尚，“青春應當是鮮紅的，永遠地鮮紅——生命只屬于這樣的人。蒼白的、黯淡的生命，只是宇宙間一閃而逝的輕塵。時間會嘲笑那些塵埃似的生命——沒有青春的生命”。

楊沫的作品一以貫之地關注個體的生存困境與當時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她說：“那個時期多少青年都在憂心如焚地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還有不受侵略、獨立富強的日子嗎？’‘人——青年人，應當怎樣度過他的一生呢？’”她的創作，不是視而不見或者繞道而行，而是以文學的方式直面這些問題，亮出一個作家的真誠回答。如此的追尋和求索，使得她的作品緊緊扣住一代青年的心靈所向、精神所系，從而使之英華永駐。

《青春之歌》為什么能夠使人感動不已，影響深遠？王蒙就認為它不是那種單純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品，“而是楊沫自己的，或是那一代人的一種有血有肉的走向革命和在革命斗爭中得到鍛煉，得到成長這樣一個過程。這樣的目的意義，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文學本身。也是文學，也是歷史，更是真實的人生”。也就是說，楊沫的作品以真誠的筆觸，順應了時代潮流的呼喚，與當時的人們特別是處于迷茫中的廣大青年展開一場紙上的傾心交談，從而讓作品成為一次精準而深刻的把脈。

2.“心中澎湃著的人物出世了，他們才使這本書活跳起來了”

在《青春之歌》中，從逃離家庭開始，林道靜踏上了她的“娜拉出走”之旅，出走之后怎樣？在這個過程中，“覺醒”成為一代人的關鍵詞，指示著一種既具有總體性又富有個人化的選擇路向。楊沫通過時代的動蕩寫出了人物思想轉變和獲得新生的過程，她們的心性不是僵化的而是流動的，人格不是扁平的而是立體的。這當然與轉折時代的個體選擇緊密關聯，但是再劇烈的歷史震動，最終還是需要歷經主體內在精神結構的催化。

長篇小說《芳菲之歌》的背景是抗日戰爭。在國仇家恨的特殊歷史境況下，“一二·九”運動前后林道靜到北大工作，化名“路芳”，后來被派到西安做東北軍的工作，開啟了她生命中的全新階段。楊沫選了一個頗為巧妙的切口，那就是戰爭背景下的醫院和醫生。小說書寫戰地醫院的狀況和醫務人員的生活，柳明和林道靜兩名主要女性在救死扶傷中，在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中，在斗智斗勇的驚險中，也經歷了自我的感情波折，她們身上展露出豐富的心緒、復雜的情感和敏感纖弱的心靈。“剛”與“柔”的相融，“硬”與“軟”的結合，是楊沫創作上的一個顯著特色。正如文學評論家閻綱評價說，楊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把一個有豐富的戰斗生活的救亡運動和情意綿綿的感情剛柔相濟結合起來”。他進而寫道：“這樣一種又戰斗又有愛情生活和個人靈魂世界的披露，把它組織成一個娓娓動聽的傳奇故事。這在解放后的新中國文學中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英華之歌》寫的是1939年至1942年的歷史，延續了《芳菲之歌》的抗戰書寫，呈現根據地緊張、危險的生活實況。楊沫從抗日隊伍的生命遭際和情感狀態入手，將鏡頭慢慢推至正面戰場。事實上，這樣的情況更有利于林道靜、柳明等女性形象的成長。小說中，盧嘉川、江華分別是林道靜曾經的戀人和后來的丈夫，但他們更是“同志”。微妙、復雜的情感使得林道靜的內心“第一次”展開了激烈的交鋒，那是“理智與情感的交鋒”。這里強調“第一次”，確實有別于既往林道靜的個人選擇階段的情狀，而更多融入了革命同志之間更高層級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他們往往因為需要顧及“大家”而不得不拋卻兒女情長。后來，林道靜被捕后早產了一個男孩，幸得柳明的照顧艱難存活；江華誓死抗爭直至最后犧牲；盧嘉川目睹林道靜身負重傷，悲痛欲絕卻只能再次與之分別，踏上抗日反“掃蕩”新的征程。

在“青春三部曲”中，楊沫充分展現了她的人物辯證法，以及總體意義上的人生觀，以此還原生活中的個體，也重塑活生生的主體。她說：“在《英華之歌》中，我盡微薄之力，實踐著我對文學的此種觀點——寫高尚無私的人，也寫卑污的人。通過人物的思想感情、情操，亦即人物的歡樂、悲傷、痛苦等等感情的激動，盡量塑造生活中的人。”楊沫的小說始終關注人、塑造人，努力呈現出人物的性格邏輯、命運軌跡和價值追求。在分析為何《青春之歌》廣受歡迎時，她自認為是由于“我心中澎湃著的人物出世了，他們才使這本書活跳起來了”。正是因為作家對人物的塑造傾注了大量心血，讓人物時時在心中“澎湃”，當這些人物在筆下“活跳”時，作品的生命力和號召力就有了不竭的動能。

3.“藝術，當然也包括文學，應當給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用小小的燭光照亮大千世界的每個角落”

相對于長篇小說“青春三部曲”，特別是經典的《青春之歌》，楊沫的中短篇小說并不十分引人關注。事實上，她的中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呈現出來的是一種互文關系，無論是歷史大變革時期的家庭書寫和人物命運，還是人物情感轉換和價值抉擇的呈現，都能見出“青春中國”的延伸和余緒。這意味著楊沫試圖以一種切片式的觀察，進入當時中國社會狀況的重要斷面，更重要的是以敏銳的觸角，融入“自傳式”的切身體悟之中，重新思考情感邏輯與歷史倫理。

中篇小說《葦塘紀事》書寫了三種對象：同盟、敵人，以及后來在當代中國文學中成為重要討論對象的“中間人物”。同盟即英雄人物、革命者及其同道，包括廣大人民群眾，在小說里“他們冒著危險，拼著性命送我，一見之下，我們自然就把生命聯在一起了”。敵人則是侵略者和變節的漢奸。頗有意思的是中間人物，他們身上充滿著機會主義的搖擺、猶疑，甚至投機取巧，又非大奸大惡。從中間人物所延伸出來的視角，可以從更多維度觀照當時的社會現實，透視多重棱鏡中的歷史現象。

楊沫的小說注重考察人物的關系網絡，從中建構人物的情感認知，進而展開價值判斷。比如，《某家庭》描摹出抗戰時期中國家庭的悲劇情狀。炳兒的父親受漢奸之惑吸食大煙，導致家破人亡，而母親是微不足道的紗廠女工，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躺在床上忍饑挨餓。楊沫以批判現實主義的寫法，呈現了當時的社會和家庭情狀，也體現出“五四”以來現代文學的敘事結構和倫理模式。在自述中她寫道：“我讀了魯迅先生的許多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說，對我頗有啟發、影響，也使年輕的我，有意無意地模仿起來。功力太薄，無法比擬，依然是一個初學寫作者的稚嫩筆調。”她的這個社會問題小說以炳兒的囈語結尾：“媽媽，我餓呀！爸爸是拿槍打日本鬼子去了嗎？”盡管潦倒的丈夫將家庭和自己拖入了深淵，但敘事者還是對之報以哀矜和悲切。孩童畢竟是天真的，又或者說楊沫終究不愿陷入徹底的悲觀，總是希望能夠發掘出哪怕是一絲絲的光亮。就像她在《英華之歌》的后記中所寫：“藝術，當然也包括文學，應當給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用小小的燭光照亮大千世界的每個角落，藉此洞悉人生的美好……”

小說《浮尸》以于老婆子的幻想收尾，她的兒子于小三子自小說開始就已經遭遇悲劇。但是家中母親和媳婦并不知情，一面懷抱希冀一面忐忑不安。小說以全知敘事的方式，率先將于小三子之死擺出，再設置對照的鏡像，映照一個家庭之喪子與喪父不自知的情況，卻始終沒有在人物層面加以點破。小說充滿著對當時社會現狀的痛徹反思，卻又在形式上保留了一抹淺淡的希望。

在文學的世界里，楊沫總是保持著真誠與謙遜，追尋心中的那一束光。比如，1963年5月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青春之歌》真像丑娘養了個俊女兒。我的水平——無論政治和藝術水平，使我從來沒有想到，能夠寫出一本受熱烈歡迎的書來——自己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這件事。”不過，她也有自己的堅守和篤定。比如，她在《往事悠悠》中寫道：“無數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他們令人目不暇接的好作品，令我歡喜又望而自慚，卻也不氣餒。給我鼓舞的是：文學應該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百花齊放嘛。”她始終在以自己的方式奏響文學上的“青春之歌”。

總體而言，楊沫的寫作延續了“五四”時期的革命歷史與現實問題書寫，她在文學中推動“革命邏輯”到“行動詩學”的演變，其中無不充滿著樂觀主義與浪漫主義，并傳達出她對生命意義的探尋和對價值追求的認知。當下的青春敘事可以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特別是她在寫作中展現出的真誠態度和本色風范令人敬仰，依然值得學習和借鑒。

（作者：曾攀，系《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