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望過去的一年，自媒體平臺所催生的全民寫作和碎片化閱讀情況依然如故，短視頻行業如火如荼，人工智能寫作軟件以驚人的速度迭代升級，這一切都給全體文學創作者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在這個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的新語境里，湖北散文作家保持樸素的創作初心，緊貼著鄉土大地和日常生活展開穩扎穩打的及物寫作，同時也秉持敏銳的問題意識，對物質表象背后的群體精神狀態進行觀察和思辨。在如何更好地落實文藝和文化政策，如何應對視聽時代的挑戰，如何進行散文本身的理論創新，如何吸收其他學科的技術方法進行創作實踐，如何建立物質世界和個體精神世界的鏈接，如何從“我”出發書寫外在和內在的真實等方面，進行了百花齊放式的探索，用多樣化的視角和聲音，塑造出復雜多彩、立體生動的人物形象，表達了豐富多層、迅速變化的當代生活。

一、鄉土情結、問題意識與時代圖景的刻畫

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書寫時代圖景，展現時代精神，是當前每個文藝工作者都應自覺擔負的重要使命。高密度、快節奏、多信息的時代，本身就蘊含著足夠豐富的角度和素材，作家所需要做的是提高寫作的敏感性和縱深性，精準選擇切入這個時代的角度。過去數年間，精準扶貧作為時代強音中的重要聲部，吸引著散文創作者紛紛將視線投向扶貧的主戰場——鄉村。從鄉村的經濟振興和精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去發現并講述中國式現代化的故事，成了眾多湖北散文家在面對“刻畫時代圖景”這份考卷時，尋找到的破題之眼。

徐魯的《奔騰的春溪》是一部人物群像式散文集，正如集名所隱喻的，時代如一往無前的春溪，每個普通的人只如溪流里的一滴水，但正是無數水滴匯涌奔流，才能消融封凍的冰面，把春天唱響。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是各行各業的奮斗者：防疫物資運送車隊的志愿者、擺渡人、退休后自費開書屋的老人、養蜂人……以故事中的人繼續講故事的方式，鋪展開無數平凡英雄的事跡。第二輯是寫自己熟悉的親友，在念親懷舊中體現中華美德的傳承。第三輯是科學家傳記，贊頌在過去的歲月中，為建設國家默默奉獻的前行者。全書寫到的人物和事跡，崗位有大小，時間有先后，不變的是勤勞勇敢、心懷他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李專的《路自通山》是在《崇山之陽》《幕阜長歌》之后，寫給家鄉的第三部長篇散文。和前兩部的創作宗旨一致，《路自通山》是一部圍繞著通山展開的百科指南，關于通山的地理特征、歷史文脈、自然風物、民俗民風都有詳細全面的介紹，同時也在時間的源流中，寫出了通山的新興產業的發展過程。通過當地人與景的新舊面貌對比，反映出鄉村振興戰略帶來的可喜變化。

土家族作家溫新階雖然身在城市，卻心系鄉土，視野所及和選材取向偏重于鄂西一帶的村鎮故事。和廣大的書寫鄉村的作家不同的是，他拒絕將鄉土和城市置于傳統與現代的兩端的二元敘事模式，更不滿足于從精神懷舊出發，建構一座只存在于回憶里的紙上故園，而是在現實生活里保持著與故土鄉人的密切互動，深入當前鄉土的發生現場，反復觀察、辨識自己的書寫對象，以完成對當代農村的拆解、描摹和還原。他筆下的鄉村，既有古舊的習俗和淳樸的人情，也有新舊思想的碰撞和衣食住行的變化。在傳統和現代之間，他不秉持個人立場厚此薄彼，只是忠實記錄現代化的風吹過原始村莊時，如何推動一朵又一朵云，如何改變一條又一條路，而那些虬勁的老樹又如何努力維持自己生長的形態。他筆下的村莊是溫暖的，也是動態的，如《地名的隱喻》由古及今，以“我”在胡家灣、廟埡子和楊家沖三地旅居、工作或采風的見聞，串聯起一個甲子里跨越三四代人的人事變遷，不僅記錄當地老人們口口相傳的祖上奇聞，追溯各具特色的民風習俗，也生動描繪農村蓋洋樓、刷抖音、發展電商的新聞新變。《古樹下的村莊》由今懷古，從央視在五峰仁和坪鎮楊家埫村古櫟樹下的一次慰問演出說起，懷想263年前古樹落地發芽的過程，感嘆年年歲歲樹還在，歲歲年年人不同的時光流轉，最后依然落腳于當前的現實，為村莊借助古樹這一稀缺資源大力發展旅游經濟的脫貧奮斗成績而贊嘆欣喜。《文家坪的琴聲》從宜昌市文家坪豐收節切入敘事，贊頌基層干部有擔當敢作為，個人擔保村民貸款搞大棚種植西紅柿，推動山鄉經濟發展。溫新階還極愛為鄉人立傳，偏重選擇德行可靠，又有一技之長，同時人生有著跌宕際遇的人物作為寫作對象，如《黃治明的背影》《瓦匠發哲》《村醫李發從》等篇幅不長，極少超過五千字，但濃縮了無數普通鄉人的精彩一生，更讓人深切感受到個體的命運與家國命運的一體性，哪怕是自認為默默無聞的渺小個體，也只有把個人的追求和家國的需要聯系在一起，才能奔向光明的前途。

李興艷的《一江清水》和蘭善清的《臨水而起的城》《秋果累累》都是關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但角度各有不同。李興艷側重于摹人，讓讀者看到這項巨大工程背后，無數個勞動者日復一日所付出的努力；蘭善清側重于繪景，呈現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對十堰城鄉面貌和生態環境的有益影響。

此外，還有劉益善的《靈山蝶變記》展現鄉村的生態修復，鄭能新的《堯治河的幸福畫卷》贊頌基層干部發揮領頭羊作用，帶領村民走上致富之路；李勛的《尋找故鄉的源頭》介紹故鄉的新興產業布局；梅玉榮的《五峰值得》記錄五峰最前沿的文旅現象……角度和題材各異，多方位多層次地刻畫出生機勃勃的時代圖景。

散文家們秉持真誠的創作態度和敏銳的問題意識，積極發現“光”，也不回避“影”。當前，我國正在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結構變化給社會帶來了方方面面的挑戰。面對數量急劇增長的老年群體，如何平衡各年齡層次的人群需求，繼續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一個極其復雜、十分艱巨的時代難題。散文家們對此問題有著清晰的洞見和審慎的思考，比如劉平在《母親“搶”了我的“臺詞”》中陳述了老人隨著年齡增長，對子女在生活和精神兩方面越來越依賴的事實；羅日新的《一池荷葉衣無盡》和魯杰紅的《這一世母女情緣》在感念親恩的同時，所流露的對老人陪伴不足的自省和遺憾；曹軍慶的《老來仍是少年》通過記敘“我”與文友趙金禾之間的趣談和趣事，在三言兩語間使得一個年逾八十卻老當益壯，仍懷赤子之心的形象躍然紙上，同時也捎帶普及了一種小眾化的養老方式，即以文會友，抱團養老。一群同樣懷著文學理想和愛好的人，因為志同道合，跨越經濟、性別和年齡的差異，相互陪伴、互幫互助，在不能以生命長度取勝的人生階段，轉而以精神的豐盈滋養生命的厚度，為當下社會越來越緊迫的養老問題，提供了多樣化的解題思路。

二、世間有“我”、“我”觀世間與在場表達的自覺

好的散文和無數其他文體的文學一樣，因為發自內心，也因為對生活的精準還原和提煉，才能夠在最廣泛的讀者中激發共情，獲得精神認同。與此同時，好的散文又不能僅僅只是充當大眾的代言人，還需要給出自己的視角和觀點，因為“我”的個體性和主體性的確立，憑借的是“我”與他人的同中之異，取決于“我”對生活的洞見和思考。抒發世間有“我”的寫作是和大眾求同，尋求情感鏈接；“我”觀世界的表達是和大眾存“異”，無懼表達自我。在求同與存異之間，如何把握尺度，是一門藝術。不少湖北散文家在此方面，展現出示范級的分寸感。

劉醒龍最新的系列散文集《劉醒龍地理筆記》共分三部曲，《脈脈鄉邦》《上上長江》和《天天南海》，收錄了作家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創作的逾百篇地理隨筆。爬梳這些隨記，能夠很清晰地看到作家幾十年間在物理空間進行位移的軌跡，繪制出劉醒龍個人的文學地理圖。《脈脈鄉邦》中的地圖是以湖北武漢為中心，順著武漢周邊四通八達的鐵路軌道拓展出去；《上上長江》中的地圖是沿著長江下游入海口一路到青海通天河，自東南向西北溯源而上；《天天南海》中的地圖是從海口到三亞，再延伸到南海中的數個島嶼。每一張地圖都脈絡清晰，可作為從文學地理學角度，進行作家研究的翔實素材。這三部集子中的系列散文，篇幅短小，議論精辟，藝術手法五彩紛呈，難用寥寥數語概括。如果非要描述整體的風格特征不可，那么大概可以從內容和視角出發，提煉出如下三組關鍵詞。一是行走與遇見。作家所追求的行走，是阿斯塔菲耶夫《魚王》式的，先鋪陳宏大廣袤的自然圖景，再把自己在內的人類個體放置其中，書寫各種計劃之中卻又意料之外的遇見。如《汨羅無雨》和《走讀第四才子書》共同串連起的一段奇緣：作家在端午節期的汨羅江追懷屈原，卻無意得知不遠的平江安葬著杜甫，“完完全全是一種在今生遇見自己的前世，在前世遇見自己的今生般的錯愕”。又如在長江源頭的通天河畔偶遇一只野狼，于是有了《吉祥是一匹狼》式的“平生第一次”的經驗書寫。類此篇章，仿佛展開一幅動態的千里江山圖卷，人與人、人與景、人與物的聚散不期而至，瞬間即分，惟其如此，才令觀者目不暇接。二是自然與文化。脫離自然影響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沒有文化積淀的自然是不耐咀嚼的。作家每到一地，都悉數人文典故，探尋地方文化的解碼法門。如《珠崖紫貝是文昌》從文昌的曾用地名“紫貝”“珠崖”說起，歷數當地尊文重禮的鄉風民情。三是歷史與當下。作家不僅從空間的橫向維度描寫人的動態際遇，也從時間的縱向維度串連命運的起承轉合。如《兩棵樹上，一棵樹下》截取1998年和2021年兩次到湖北簰洲灣的經歷，以樹喻人，展現自然災害下生命的堅韌。又如《萬事千非朱砂紅》歷數與朱砂有關的歷史典故，對照當下朱砂資源枯竭的現實，文末復又歷數與朱砂有關的唐詩，提出賦予自然資源以文學價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文旅建議。如上種種，在行走中遇見，尋找自然背后的人文底蘊，懷古思今，大開大合，氣象萬千。

周芳的隨筆集《我亦是行人》是一部具有強烈生命意識和鮮明女性視角的作品。她此前的《重癥監護室》和《在精神病院》等非虛構作品以疾病和死亡作為最主要的題材，《我亦是行人》中進一步反復記敘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舅舅漫長的和死亡拉鋸的過程，大媽的猝然離世，夏老師的意外車禍，汪老師的投河，夏梅梅的癌癥……但對疾病和死亡的重復性書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即將人放置在一個極端的處境中，看此時此刻各色各類的人性表現。死亡和疾病就像一個三棱鏡，在常態生活中面目一致甚至模糊的世俗凡人，通過這個三棱鏡，得以析出靈魂深處最本真的光譜。死亡與疾病是堅硬、冰冷、強勢且不容抵抗的，在死亡和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更何況周芳關注和聚焦的還是身處底層的“無名者”；而她的書寫卻是柔軟、有溫度、帶著悲憫色彩的，她一方面誠實地呈現在極度困頓處境下人的種種表現，不回避人性中的怯懦、糊涂、自私，另一方面她又用女性特有的細膩和包容，寫出那些不光彩或者不偉大背后的其情可憫，通過既理性又感性的敘事，賦予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和尊嚴。

冰客的散文集《漢江書》共分五輯，分別為“行走記”“故鄉憶”“親情書”“歲月想”“人生悟”，作品創作時間跨度達三十余年。《體驗到校園收購舊書的感受》等早期作品，固然文筆青澀，行文稚嫩，說理淺白，但已展現出作家對生活的敏感性，折射出觀察、捕捉日常素材轉化為文學題材的天賦，為作家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夢回那年<山道彎彎>》等中期作品在排篇布局方面的技法已臻成熟，通過人生中不同階段閱讀同一篇小說的相關故事，勾勒出一個嗜書如命的文人剪影，尤其是十歲那年，在漢江特大洪災背景下閱讀小說的那一段寫得極為精彩。小說內人物命運的起起落落，和小說外洪水肆虐的驚濤駭浪形成互文，驚心動魄，引人入勝。及至近年來的作品，就更見作家下筆的審慎，在選材、結構、詞匯、聲韻等各方面，都反復推敲錘煉。如《一湖煙波任暢想》描繪了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的鄖陽湖國家濕地公園的美景，側面反映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十年來對鄖陽區自然生態的重視保護和積極影響，一方面用翔實的數據列舉了濕地公園的生態種類、面積、濕地率等，使文本讀來懇切可信，另一方面在語句方面精心錘煉，辭藻華美，大量句式對稱，聲韻和諧，讀來朗朗上口，富有詩意。可以說，《漢江書》這本集子里收錄的作品，如同他人生之旅的數個切片，以定點連線的方式，較為完整地描繪出一個作家的思想軌跡和創作變化。

王倩茜散文集《漫游的人》圍繞著家族譜系展開回望式敘事，寫盡自家三代人在塵世的波折與悲歡。“漫游”是地理性的，老虎溝、江蘇路3號、漢江，以及同名散篇《漫游的人》中提到的“我”輾轉搬遷過的數個住處，如同地圖上被圈紅的坐標，標識這個家庭在地理空間的遷徙變化。“漫游”更是精神性的，生于世間，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精神上的迷惘、孤獨、焦慮或安全感缺乏，心靈永遠都渴望尋找歸棲之所。作家冷靜地直面人生是一場漫游的本質，卻依然用沉郁蘊藉的文字，寫出每個生命的堅韌力量。

朱朝敏的《渡與歸》記敘了自家祖孫三代人想逃離孤島，最終卻因種種羈絆未能逃離或離而又歸的家族史。文中的核心意象“孤島”表面上看是作家故鄉的地名，實則泛指人生的各種歸途終點，比如羈旅之人的返鄉，又比如所有人都無可避的死亡，具有豐富的可闡釋空間。李小坪的《仿佛若有光》《如寄》如實曝露了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的大小傷痕，對個人生命體驗的深入挖掘，折射出寫作者直面內心的勇氣。段偉的《行在川藏天地間》對西藏風物的書寫，不是一種久居內陸城市的人偶得返自然式的獵奇打量，而是對氣象萬千的雪域高原表達發自內心的贊嘆和戀慕，全文洋溢著對世界的旺盛好奇心和擁抱生活的熱情。成麗的《火籠》通過回憶童年時帶火籠上學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具有慧眼仁心、公正公平又富有人情的基層教育者形象。在她的筆下，貧窮像一陣陰冷的風，倒逼人們相互依偎，抱團取暖，物質的匱乏與人情的充沛形成反差，令人感慨。葉牡珍的《光亮書》以幼年祖父遇紅軍得贈馬燈的傳奇，隱喻黨給貧苦大眾帶來的光明，同時也提出“燈需人養”的觀點，富有深意。

三、史學視野、地方視角與文化的傳承轉化

當文化的“雙創”成為文學創作者共同聚焦的命題，湖北散文創作者進一步感受到從歷史素材和地方傳統中獲取靈感和汲取營養的重要性。一方面，散文作家從個人出發，對歷史和地方的多樣化書寫，使得傳統與地方的文化基因，得以在文學描述中，轉化為大眾共同的文化記憶，推動文化的內在延續與外向擴布；另一方面，作家本人也在對歷史和地方，以及“歷史中的地方”和“地方上的歷史”的反復書寫中，得以確立獨屬于自己的創作標簽，進一步強化個性化的創作面貌。

熊召政的《家住長江邊》收錄了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他為湖北創作的60篇散文，分為“我自故鄉來”“猿嘯中的鄉愁”“武漢王者歸來”“湖北賦與記”“荊楚文化演講錄”五輯，主要內容大略可歸為三類。第一類是溯源文化根脈。從上古炎帝在巴東的功績（《乙未年頌炎帝文》），到李白、杜甫、張居正等文化名人與荊楚各地的淵源（《詩中的三峽》《謁張居正墓》等），再到近現代的紅色記憶（《武昌首義碑林記》《訪牛背脊骨山戰場遺址》等），沿著縱向的時間脈絡，歷數荊楚各地為中華文明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展現楚文化的豐厚底蘊。第二類是思辨地域精神。在《武漢的性格》《武漢王者歸來》《文化雜談四題》等篇章中，賦予城市以性格特征，提煉湖北人尚武好斗、敢為天下先和求新求變等群體特色，并分析其利弊，試圖從文化地理的角度，獲得荊楚大地未來發展的經驗啟示。第三類是展現地方生活。從自身衣食住行的日常細節出發，描摹荊楚風俗畫卷。通過從歷史、地方和個人三重維度對湖北的別樣書寫，呈現荊楚文化的獨特風情，深化讀者對荊楚文化的理解。無論是對荊楚文化的述，還是評，都折射出作家對生于斯長于斯的一方水土的深厚情感和積極期許。

陳應松的隨筆集《文化的森林》和他過往的大多數創作一樣，依然是圍繞神農架展開的。集子里的十余長篇，從地理、氣候、植物、生物、歷史、民風民俗、民間文學等多個角度，對神農架的自然和人類生活進行了全方位的紙上還原，并致力于對神農架進行形而上的塑造，從生態哲學的角度，賦予神農架獨特的精神價值。在這部隨筆集之外，他也為讀者奉上了不少無關神農架的優秀散篇，如《高高的洛茸村》《云滇漫記》《尖尖小荷上的那一只蜻蜓》等，同樣展現出陳應松強烈的生態意識，以及在創作中整合傳統文化資源的寫作功力。最典型的是《尖尖小荷上的那一只蜻蜓》，從千古名句“早有蜻蜓立上頭”中的“蜻蜓”寫起，追溯詩人楊萬里的生平，進而引出對三種傳統的梳理：第一種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自陶淵明時期便有的棄仕歸隱、樂享田園的精神傳統；第二種是自楊萬里開始，文人們見景入詩，師法自然的創作傳統；第三種是蜻蜓這一古老物種在我國分布和活動的生物學傳統，不足三千字的短文容納了異常豐富的知識含量。

舒飛廉的散文集《云夢澤唉》是作家自2016年至今，發表于《文匯報》“筆會”副刊專欄的文章結集。他通過定期返鄉居住的方式，擺脫了自五四時期開始，知識分子對故鄉作旁觀式寫作的路子，轉向體驗式寫作，寫出鄉村的底色、細節和根須全貌。他打開鄉村生活的寫法是用小切口，以點及面，從楓楊、菜薹、南瓜燈植物，到蜻盞、牛、戴勝等動物，又及臭豆腐、豬油飯、瓠子湯等吃食，還有神鬼傳說、人生禮俗、人情百態，間或穿插方言俗語，篇幅都不長，但秉持鮮明的細節現實主義態度，包含濃稠的地方性知識和密集的人情關系信息。最令人動容的，是作家在字里行間表達出的敬畏。在前序中，下決心“沉浸到鄉村活潑潑的聲色中去”的表態，是對創作的敬畏。在《柳椅》《安州血桃記》《金神廟抬故事考》等篇章中，“我”板起認真的面孔考據民間志怪故事，不是出于簡單的信或不信，而是出于對神秘復雜的楚巫傳統的敬畏。《上花山記》中“我”聽素不相識的老者葬禮上的哭靈歌聽到熱淚盈目，是對生命的敬畏。《頗回故人車》里“我”與小店主狹路相逢后的默默退讓，是對有別于自身的另一種生活樣態的敬畏。唯有敬畏，方顯虛懷若谷，質真若渝。

劉詩偉的《趕輪渡的日子》選材巧妙，“趕輪渡”是一種特定時間段內特定地理條件下的行為，記取這樣一段標簽明確的、且已經在逐漸消失的城市公共記憶，無疑能夠精準激發有過同樣經歷的讀者的懷舊情緒。作家摻雜使用了很多湖北方言，尤其是“乜斜一嗤”“摟袖子”等動詞，及“那冇得問題”“莫急”“那冇得辦法”等口頭禪，通過語言的爽、辣、脆、黠，精準刻畫了武漢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精神。

凡夫以寓言作品享譽國內外，但圍繞他的家鄉襄陽的自然風土，也創作了不少散文佳作，如《五彩的冬天》和《掛天燈》。前者寫冬天的風景，用大量的顏色書寫，打破了大眾關于冬天的陰沉單調的刻板印象；后者介紹春節“掛天燈”的節俗，并通過回憶幼時“掛天燈”的舊事，生發出為人處世的智慧。

近年來國家大力推動中醫學發展，湖北的散文家們也用自己的寫作，助推這一古老優秀文化的傳承。過去數年，醫學世家出身的楚林寫作了大量關于中醫草本的散文，編輯成集后，受到不少讀者的喜愛。她于去年發表的《身體里的天空》依然緊扣中醫學，但敘論對象不再是草本，而是針灸，不僅通過梳理針灸的學科發展和歷數名醫趣事，寫出了針灸的過去，也通過針灸在海外的傳播以及自己女兒學習針灸的記敘，讓讀者看到針灸所具有的廣闊的未來圖景，語言清麗，敘事角度也精巧。陳鴻波的《草木醫人》從家人親身經歷出發，論證中草藥的神奇，同時也在人與草本的關系中，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和體悟，生發出哲思或情懷，提煉出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的超越性，文本可讀性強。

此外，還有不少作家通過對個人生平和故鄉發展的書寫，解碼傳統文化基因，分析地方人群的心理結構，強化地域歷史與現代生活之間的精神鏈接。董宏量的散文集《六色譜》從武鋼人的角度，細述個人回憶和人生體悟，同時總結武漢輝煌的工業發展歷程，進而向新中國的鋼鐵事業致敬。成麗的散文集《文宣逸語》以文宣村的“物”“事”“人”為主要內容，站在當下回望記憶中的故鄉，以現代意識燭照故土現實，發掘鄉親故舊的人格內核，展現農民樸素的生活智慧，是文辭優美、情感真摯的鄉愁之書。張玉華的散文集《南風過鄖陽》從明代鄖陽設府的經過寫起，講述鄖陽自古至今的歷史傳奇，以及作者身邊發生的平凡故事，既有基于地方志的嚴謹考據，也有從創作規律出發的合理想象，更有多年如一日的扎實觀察。彭定新的散文集《與故鄉書》重點在于記錄鄉人舊事，在人物對白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語，這些方言詞和語的使用，塑造出生動立體、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同時增加了文本的風俗意蘊，但部分詞與語有過于生僻之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閱讀的通暢感。

四、“內跨”“外跨”與文體創新實踐

近十年來，散文的文體創新一直是散文理論界和創作界關注的熱門問題，尤其在李修文舉起“散文小說化”的旗幟，并進行一系列成功的創作實踐以后，散文文體“跨界”是否合法，如何適度，引發了空前熱烈的討論。早在2019年，就有學者提出了散文“內跨”和“外跨”的概念，將“內跨”定義為“散文文體內部種類的跨界”，而“外跨”“主要是指散文與小說、詩歌等文體的交叉、重疊與交融”。后有學者補充，“外跨”的內涵和外延可以再大一些，應該再包括向文學以外的藝術門類進行借鑒。與眾聲喧嘩的學界相呼應，湖北散文創作界早已開始了靈活多樣的文體實踐。

成君憶的《你好，優詩美地》是一部在文體上難以歸類的作品。盡管出版界將其定位為長篇散文集，但實際上融合了小說、詩歌、寓言和童話等多種寫法。作家作為外派干部，在巴東縣野三關鎮開展鄉村振興工作已經數年，積累了地理和人文方面的豐富素材，同時也對自己身處的巴山秀水有了熟稔于心的了解。在日復一日的田野調查中，他對這片土地的觀察和由自然生發的種種思考是真實的，但正因為這種觀察太厚重、太深入，如若采取常規的、單一的敘事方式，可能會形成通篇的長篇大論，在藝術上失于枯燥。故而，作家虛擬了唐代詩人武靜安、初戀情人阿紫和由武靜安的魂魄變成的鳥類小武，通過“我”與這三個虛擬形象的對話，表達作家在心靈深處與文化傳統、與自我、與大自然的對話，更好地展現個人思辨的軌跡，也在藝術形式上進行創新，營造陌生化審美效果。

凡夫的《寓言五峰》以寓言為名，寫法卻是散文和小說的融合，主要內容是“我”在宜昌五峰采風期間，偶遇一位老人，并記敘老人所講的數個當地的民間故事。老人講述的故事都是神話傳說，是當地民眾在漫長的歷史中，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集體虛構而成，而“我”偶遇老人的這件事又是否真的發生了呢？從字里行間看，“我”與老人的邂逅充滿太多巧合，且老人談吐不凡、仙氣飄飄，更像是在無數民間故事中都出現過的、擔任著“點化凡人”敘事功能的“世外高人”。因此，“我”與老人的相遇，更像是作家為了將數個不相關的民間故事，整合到一個長篇幅中的一種結構設計。但作家將這次相遇，放置在真實發生過的采風過程中，又用了“同一件事，在小說家眼里是小說，在散文家眼里是散文，在詩人眼里是詩歌，到了寓言作家眼里，則變成一篇寓言”這樣意有所指的開頭。文學作品從來都是實中有虛，虛中有實，即便是以“真”為文體標簽的散文也不例外，但“真”如何定義？“虛”與“實”的比例如何把握？凡夫用自己的創作，對大眾認知中涇渭分明的文體概念，發起了挑戰。

金克巴的《無滯之境》從陶淵明的無弦琴引出關于“自由之思”的思辨，思緒如傾瀉的月光，上下古今，中外求索，無邊無形，文本內核是發自內心的、真實的體悟，但其寫法是意識流式的。忽蘭的文集《人間難站》從人物塑造、語言風格、修辭手法、細節考據等各個方面，巨細靡遺地評析《紅樓夢》字里行間的真意與美學，同時融入自己的人生體悟和生活哲思，其寫法偏重文學批評，而用語輕快流暢，與學院派所做的《紅樓夢》批評研究比起來，保持書卷氣，少了學究氣，多了幾分風流蘊藉。

蔡家園《茶鄉人物速寫》的標題，已經點明作家從繪畫中進行藝術借鑒的文本特色。作家遵循了繪畫中人物速寫的基本步驟，對三位來自五峰的“文化人”進行描摹。在繪畫藝術中，人物速寫首先要在觀察中抓住人物突出特點，初步構圖，進而填充五官服飾等細節，最后增加畫面明暗對比，強化畫面的動態節奏感或視覺立體感。蔡家園也是首先抓人物最突出的特質，提煉出人物最核心的關鍵詞，“日白佬”劉德培、“拼命三娘”鄧繼瓊、“通才”祝家家，通過關鍵詞給人物定性，等于搭好了基本的框架，進而再通過“我”和這些人物接觸的細節，充實人物形象，最后再把時間線拉長，或者把敘事場景擴大，在時間的變遷中對人物進行動態塑造，或在更大的敘事場景中，通過人與環境的對比，進一步凸顯人物的獨特之處。《茶鄉人物速寫》中，每個人物只用了千余字來刻畫，卻個性迥異，風格突出，令人過眼難忘。

菡萏是在寫作、繪畫、書法等方面皆有涉獵的通才型女作家，藝術方面的知識積淀，影響了作家文本風格的生成，也提升了作品中蘊含的審美水平的高度。如《與新華書店有關的日子》，文中對繪畫藝術的品鑒看似閑筆，實則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氛圍渲染和情節隱喻的作用。開篇介紹的主題為“大地解凍后的一個靜靜春日”的俄羅斯風格的繪畫，呼應了1981年的時代背景；對“老賀”所寫美術字的節奏韻律的贊嘆，是為了進一步說明“老賀”莊重典范、正派熱情的品格；強調“老薛”對低飽和度冷色調色塊的偏好，也是為了體現“老薛”優雅自持、超然物外的作風。又如《范家淵筆記》，對中、日和西方園林美學的比較，加強了作家所表達的生態修復應該師法自然的觀點的說服力。以及《綠兒》《開倦了的牡丹》《范家淵的晚秋》等多篇隨筆中，都能看出作家對自然界里豐富色彩的敏感性，以及將國畫中所使用的傳統顏色信手拈來的從容風雅。

如前所述，散文是一種由“我”出發的文本，記錄“我”的觀察和發現，抒發“我”的真情與實感，敘述“我”的經歷與經驗。正因為無數個“我”有著不同的立場、識見、視角和際遇，“我”們的視線交錯，聲音交匯，才得以盡可能全面地展現人類精神世界和所處物理世界的立體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由“我”出發的創作往往使用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聲音，從藝術手法上看缺乏創新變化，易致讀者審美疲勞。因此，不少湖北創作者嘗試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稱進行散文的創作。如吳佳燕的《動物溫柔》《無名者想象》和《嚴重的時刻》，采用了“你”或“她”的敘事人稱，敘事者仿佛是一個旁觀者，對“你”或“她”的生活進行復盤或者剖析。文筆細膩真誠，帶領讀者達到了“你”或“她”思想和情感的極隱蔽處，尤其是對自身因喪父所造成的情感傷痕的勇敢展示，使讀者迅速打破了第二、三人稱與第一人稱的間隔，意識到敘事者和文中主要人物的重疊關系，進而被激發共情。林東林的《致有巢氏》亦是用“你”展開關于自我的敘事，但他的筆調是散漫而調侃的，因而他的自我剖析，就帶有幾分自嘲的冷峻與通達。謝倫的《陌上桑》是“我”“你”“我們”多種人稱混用，在這篇以鄉村一年農事為情境的長散文中，涉及作家童年獨特經驗時，用“我”；談及鄉村務農的普泛經驗，則用“你”或“我們”。敘事人稱的靈活轉換，形成了一種作家和讀者的對話效果。還有一些作家嘗試了“無我”式的寫作，如田芳妮的《一米茶歷》從“芳”的視角出發，鋪展涼水寺茶農春日里采茶、制茶、通過網絡直播賣茶的日常畫卷，講述的是普通老百姓最平凡不過的生活。雖然沒有一波三折，也沒有大起大落，更沒有懸念反轉，作家卻靠著一顆在生活中發現無窮意趣的慧心和一枝生花妙筆，寫得妙趣橫生，充滿詩意，就像春天里的一杯清茶，入口極淡，卻余味悠長。段吉雄的《豐碩的麥粒》《曬秋》以一個不斷變換的全能式視角，描繪農人收麥、曬秋的全景圖，作家不再強調文本內容的親身親歷，他承擔的更像是進行補充說明和點評的畫外音工作。張宇瀟的《蛾與火與月》以“蛾”的視角講述撲火的過程，語言優美，充滿隱喻。

結語

如上種種藝術多元、情真意切的寫作，展現出散文這種以“真”和“我”為標簽的文體，在人工智能越來越發達的未來，所具有的一種先天優越性。寫作是一種人類自發的高級需求，它關系人的自我實現，包括“被抒發”和“被看到”兩個方面，其中“被抒發”所具備的精神和心理上的療愈功能，使得自發的寫作永不可能被AI寫作所替代。在技術可以被超越，文風可以被批量模仿，創意可以被復制的智能時代寫作背景下，散文所獨有的格外強調真誠和自我的文體素質，或許是散文跟其他文類相比，在未來的寫作競技場中保持“不下桌”的潛力的獨特優勢。

在“被看到”方面，散文則相對弱勢：它既不像詩歌，篇幅較短，便于讀者利用零碎時間閱讀；也不像戲劇，姿態先鋒，話題度高。傳統散文范式難以“出圈”，非虛構寫作作為“大散文”概念下的一個與新聞通訊交叉的創作分支，卻已蔚然成風，尤其是不少素人的自傳式寫作，在讀書銷售市場上取得異常漂亮的成績，再次印證了一手經驗與素材對于創作的重要性。這也是老一輩湖北作家在去年的散文創作中，反復強調的方法論，如劉益善的《我陪徐遲在葛洲壩工地行走》、於可訓的《永不褪色的記憶》等篇章，都回憶了老一輩文學從業者重視親身調研和真切體驗的優秀創作傳統。在過去的數年中，湖北省作協組織作家組成基層采風隊伍，鼓勵作家駐村，并以創作指導、經費扶持等方式，鼓勵基層寫作者寫作“家鄉書”，從近五年的湖北散文創作實績來看，確實發揮了正確的導向作用，產生了較好的指導效果。

綜觀去年的湖北散文界，在時代重要命題的表達和日常生活的審美再發現方面，反應快，挖掘深，觀察細，但在關注社會現實生態，尤其是揭示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心靈危機，承擔警示和批判功能的方面，發力略顯不夠。散文家們如若放棄自身的銳氣和鋒芒，可能也就出讓了使自己的創作在精神層面進一步縱深的機會。未來，我們期待在湖北散文中，讀到有質感的生活氣、有溫度的煙火氣，也樂見更多有情懷的俠氣，畢竟敢于亮劍，也是荊楚文化優秀傳統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