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文化認同超越地域鄉土、血緣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民族文學不僅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記錄，更是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如何在賡續傳統基礎上探索新時代民族文學發展之路？這是當前亟待思考的問題。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內蒙古大學主辦，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承辦的“民族文學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術研討會”在呼和浩特舉行，朝戈金、丁國旗、鐘進文、安德明、毛巧暉、劉大先、米海萍、馮文開等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名專家聚焦“民族文學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題進行多角度深入研討，為探索新時代民族文學發展路徑凝聚智慧、貢獻力量。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體現，民族文學研究者應主動呼應時代命題、服務國家建設，是專家們的共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丁國旗指出，民族文學研究對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鞏固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具有重要作用，應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引下充分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根脈，加強中西文化交流互鑒。內蒙古大學副校長杜曉東深諳區域文化與文學，且飽含期待地指出，內蒙古自治區擁有豐富的民族文學研究資源，以江格爾、格斯爾為代表的史詩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在延續傳統的同時亦應注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中華多民族文學研究的理論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北疆語言文化交融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朝戈金以“北疆文化”為例探討區域文化與整體文化研究的關系并表示，“北疆文化”是人類多元文化的縮影，區域文化研究既要關注地方特性，亦要注意各區域間共性； 20世紀50年代以來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文藝的發展繁榮，離不開國家力量支持推動，在關注局部地區文藝事業的同時，不應忽略其背后宏闊的國家圖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晁正蓉表示，當前新疆文化工作者積極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在深入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基礎上激活歷史文化遺產、創新文化產品、傳承多民族傳統文化，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民族文學研究應具備鮮明的歷史意識，一方面回溯民族文學學科史、學術史，發掘被隱蔽的多元歷史細節，另一方面梳理多民族交往交流史料，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提供歷史佐證和借鑒。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北方室主任、研究員毛巧暉回顧了民族文學、民間文學交錯的學科史：20世紀80年代，伴隨民間文學興起，曾屬同一整體的民族文學與民間文學呈現出學科分野；隨著少數民族創作研究熱潮興起及對少數民族文學學科規范的討論，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由聚合走向分離，吸納比較文學研究方法，使“共同意識”成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闡釋的切入點。

正如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副主任、教授鐘進文所說，作為文學史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文學曾一度被邊緣化，當代文學史對于民族文學的書寫經歷了“有意敘事”“有限敘事”“差異敘事”“零敘事”四個階段，重寫民族文學史既應凸顯民族特色，亦應在“鑄牢”視角下關注各民族共性和中華民族的共同形象符號。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邱婧也表示，民族文學研究需要不同群體同心協力，例如涼山彝族民間文學史料的收集與研究是在彝族知識分子、漢族社會調查工作者、外來學者多方合力下完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阿比古麗·尼亞孜提出，應不斷發掘以波斯文《中國紀行》為代表的域外文獻在研究多民族共同體歷史中的價值，它們是展現古代中國社會風貌的“異域之眼”。在研究民族文學的歷史傳承方面，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米彥青舉例分析，清代文學史折射出對傳統“華夷之辨”觀的改造，清代文學研究須確立多民族文學史觀下中華文學建構的發生學邏輯，堅持大歷史觀方法論。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馮文開梳理清代“指畫”從“旗人藝術”發展為“多民族共享共創藝術”的歷史，認為“指畫”為我們進一步認識與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文化藝術領域的歷史例證。

包含民族文學口頭經典文類與民族文學創作的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安德明指出，口頭傳統對維系文明的連續性意義重大，在無文字時代，以伏羲神話為代表的口頭傳統記錄了民眾的知識、情感與記憶，在印刷時代，史詩、謠諺等依然在民眾口中代代相傳；文獻將英雄凝練為抽象扁平的符號，口頭傳統則將其塑造成生動鮮活的形象；雖然講述者會依據自身情感需求調整講述內容，但研究者可運用口頭程式理論分析其情感結構與規律；應避免書面傳統對口頭文化的遮蔽，以整體視角認識、展示中華文化全貌。

在民族交往交流與民族文學呈現方面，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王菊認為，應當注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區域與民族文學經典文類的交互關系，如漢藏羌彝走廊是自古至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區域，走廊內多民族的同源共祖神話充分展現出多民族文化認同。民族文學的文本是如何具體生成的？內蒙古師范大學蒙古學學院教授包海青表示，蒙古族敘事民歌“創編—傳播—接受”全過程是在演述人與受眾之間交流互動中實現的。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劉建波也舉例，《阿詩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被建構成代表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形象的重要符號，以此為原型，戲曲、歌舞、影視諸領域不斷生發出多樣化和多形態的文化產品，共同構成多元一體的“阿詩瑪文化譜系”。

近年來民族文學創作亮點頻仍，民族文學作家作品的影響力日益加深。在創作隊伍方面，正如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楊彬、寧夏大學文學院教授任淑媛強調的，無論是在少數民族紅色經典還是寧夏文學的創作中，基層作家都展現出不可忽視的創造力與影響力。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范云晶也表示，當代蒙古族詩人在詩歌創作中通過日常物象、神圣意象與文化符號建構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形象”，開拓了內蒙古詩歌創作的新境界。此外，在性別寫作方面，南京財經大學副教授曲圣琪認為，民族文學創作亦應超越性別刻板印象，加強對女性民族文學作家創作的關注，讓更多當代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以及作品中的少數民族女性形象“浮出歷史地表”。

傳統文類作家文學以外的多重媒介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大先關注以連環畫為代表的本土圖文敘事：新中國成立后連環畫成為文藝表達、知識傳播的重要媒介，從傳統《職貢圖》《百苗圖》到當代連環畫，多民族文化形象深入中國形象譜系中，連環畫映射出的文化多元性正如考古學家嚴文明所言之“重瓣花朵”。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烏仁高娃和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教授石春讓均強調了翻譯在文化跨民族、跨地區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媒介意義，認為無論是對清代蒙古族知識精英翻譯漢族經典《紅樓夢》策略的討論，還是對漢學著作里中國文化無本譯寫的思考，皆有助于中國民族文學交流傳播、賡續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加快發展新型文化業態”，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民族題材電影、廣播電臺，到今天風靡全國的網絡文學、有聲書，技術在近半個世紀的快速發展，使民族文學、民間文學呈現出新樣態。正如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二級教授李瑛所說，應在數字化時代和交叉學科基礎上尋求少數民族文學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將“數位典藏”技術運用于民族文學研究課題中，有效推動少數民族母語文學“有聲典藏”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