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24年金秋10月，華東師范大學建校73周年。作為58屆歷史系的畢業(yè)生，鮐背之年回首七十年前來到麗娃河畔的求學經(jīng)歷，回想昔日一位位先生的音容笑貌、言傳身教，重溫“求實創(chuàng)造，為人師表”的校訓，感慨良多。當年母校的師資力量有多好，文化積淀和底蘊有多深，恐怕是今天的學子難以想象的，也是我想提筆記錄下來的初衷：大學之大，在于大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1954年9月1日，我從杭州來到上海市中山北路上的華東師范大學，猶記得校園門口兩扇黑色的木板門，掛著舒同寫的校牌；幽美的麗娃河縱貫校園南北，綠草茵茵、古樹參天的母校寧靜而優(yōu)雅。那時華師大聚集著一大批教育專家，教學內(nèi)容十分廣泛，用我同班同學馬洪林的話來形容，是“一種打通文史哲經(jīng)界線熔一爐而冶之的大文科模式”。

華師大1951年建校時，全校有11個系。歷史系是首批設置的系科之一，主要由大夏大學文學院的歷史社會系組成，學制四年，師資有呂思勉、李平心、戴家祥、林舉岱、陳旭麓、王養(yǎng)沖、夏東元等一批知名史家。呂思勉先生當時沒有給本科生上課，他帶青年教師，有“活字典”之稱。還有不少外系的大教授或名作家來系任過教職，如哈佛畢業(yè)、教政治經(jīng)濟學的陳彪如老師，他是我國國際金融學科的著名學者和創(chuàng)始人。記得我曾自制一書簽，上面書寫了兩句陳彪如老師的話：“泛覽群書，不如精于一也”；“破萬卷與攻一書是辯證統(tǒng)一，二者不可偏廢”。

印象較深的先生可不少。有一位教育學老師叫朱有瓛，曾留學倫敦大學、巴黎大學，經(jīng)常提到做學問要占有資料，再三強調(diào)“占有資料”這個詞很重要，還教我們?nèi)绾巫隹ㄆ钥ㄆ问椒e累資料，為今后寫文章備用。戴家祥、束世澂二先生教我們古代史；蘇淵雷教我們歷史要籍選讀課（介紹《左傳》《史記》《戰(zhàn)國策》《三國志》等），當時還不算出名；王養(yǎng)沖教世界史；李平心教近代史；還有教中國文學的羅玉君，網(wǎng)上可查的是1951年，她隨丈夫回到上海，應聘成為華師大中文系教授，專門教授外國文學，曾翻譯多部世界名著，最著名的是《紅與黑》。她也教我們歷史系學生中國文學課，我就是她的課代表。印象里羅老師中等身材，短發(fā)，圓臉，微胖，衣著樸素大方。羅老師上課有時遲到，我履行課代表職責，去辦公室請她，她說家住校外，要坐公交車來學校，路上紅綠燈多。她曾邀請我們同學去家里玩，見面又是握手擁抱，又是煮咖啡，非常熱情。她先生李珩是天文學家，時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臺長。

上世界文學課的老師大名費明君，寧波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課也上得極好。據(jù)當年歷史系同屆隔壁班同學葉書宗回憶：費老師當時大約四十來歲，戴一副黑框眼鏡，衣著整潔、瀟灑，風度翩翩，更兼博學多才，長于辭令，講課極受學生歡迎。費老師擅長講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介紹普希金、果戈理、A.托爾斯泰等世界級文豪時，不看講稿，信手拈來，滔滔不絕；講得起勁時，眉飛色舞。（見《人·時代·社會：一名歷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8）很多同學、包括我在內(nèi)，都聽得如醉如癡。

費老師教了我們一年后，被打成“胡風集團”骨干分子。1973年2月11日費老師病逝于青海勞改農(nóng)場。令人唏噓的是，費先生是知名的翻譯家、大教授，他的七個子女卻都是“文盲”。

王養(yǎng)沖是我國的西方思想史泰斗，101歲時去世。早年曾擔任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先生的私人秘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旅居法國十年之久，師從哲學家瓦爾、歷史學家費弗爾、社會學家拉洛等名家，奠定了深厚的學術功底。1947年回國后，任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西方社會學思想史教授。1952年轉(zhuǎn)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世界近現(xiàn)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我們接觸到的王老師四十多歲五十不到，正是學者精力最充沛的時期。

束世澂先生是我內(nèi)人的舅公柳詒徵先生的學生，畢業(yè)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地部，據(jù)說王伯沆、柳翼謀二先生的史才、史識與史德對他影響頗大，從而確立了研究中國古史的志向。他學貫中西，表達能力卻一般，上課黑板板書比較多，印象中有點口吃。當時他和戴家祥老師的課，考試分口試和筆試（當時學習蘇聯(lián)，五分記分）。考試時學生到一個小房間摸簽抽題目，準備幾分鐘后去見老師。先由學生根據(jù)題意闡述內(nèi)容，再由老師提問。束先生對我的回答比較滿意，我的口試成績獲滿分。

心理學老師叫左任俠。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左老師有一次布置回家作業(yè)，發(fā)給大家一人一張白紙，讓大家回去畫一幅畫，要求畫“地球上沒有見過的東西”。同學們的作業(yè)五花八門，有畫冬瓜的一截身體，豬頭龍首，老鼠尾巴，反正大家東拼西湊了各式模糊的物件，亂七八糟的。他在第二節(jié)課上點評說，你們畫的這些物件都是地球上有的，平常見過的。大家說其他的畫不出來，他說這個就叫做“存在決定意識”，由是引出了一個教學名詞。左任俠老師生活簡樸，我后來讀到一篇回憶文章，提到左老師每年冬天，總是穿著一件褪盡顏色的老棉襖，又板又硬，于是在老先生八十大壽時，發(fā)展心理研究室的教師和研究生特別為他做了一件新棉襖，作為生日禮物。

我是溫州平陽人，所以對系里兩位溫州籍老師印象尤深。一位是教古代史的戴家祥老師。戴老師素樸典雅，一襲布衣長衫，腋下夾一布包，站上講臺，不慌不忙打開布包，拿出講義資料，開始上課。他是王國維入室弟子，專攻古文字學，課上得極好，典型民國教授風范。記得他時常批評郭沫若，說他“不識字”的，“不懂甲骨文”；也批評蘇聯(lián)專家，認為這些人沒有“真學問”。當時提倡“學蘇仿蘇”，學校里幾個蘇聯(lián)專家風頭足亦傲慢，戴師批評他們卻毫不留情面。他有一句名言：“我們之所服膺者，在于科學，不合科學的，就要否定；有待補充證實的，就要當仁不讓。”

蘇淵雷老師由政府機關出來，字好詩好教學好，他的課廣受學生歡迎。戴老師和蘇老師是同鄉(xiāng)同事，奇怪的是，我印象中兩人無甚交往，戴老師在我們面前沒有提過蘇老師，和蘇老師交流時也沒有提到過戴老師。我和蘇師的課外之緣，是一起參加柳詒徵先生的追悼會。蘇淵雷老師為我書寫挽聯(lián)，他和柳先生亦師亦友，詩詞唱和，相交甚深。

值得一提的還有，我們進校那一年，華師大接教育部通知，將外文系改為俄文系，撤銷了英文組。我高中時英文較好，但從此中斷英文學習，從零開始改學俄語，我把這引為終身憾事。

我們58屆歷史系四個班，120名學生，我們班32人。班上應屆生為主，調(diào)干生十來人（我是其中之一），年齡差達十多歲，年齡最大的同學叫龔錫孫。龔大姐是抗美援朝志愿軍退伍干部，入學時已經(jīng)三十好幾了。馬洪林同學算小的，年方19歲。作為調(diào)干生，我以28歲“高齡”進入華師大歷史系，不意日月如梭，轉(zhuǎn)眼已有70年！回想當年，華東師范大學那批老先生學術醇正，教風樸實，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