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4年10月，王瑤在給友人趙儷生的信中寫道：“聞一多先生近來甚為熱情，對國事頗多進步主張，因之甚為當局及聯大同仁所忌，但聞先生老當益壯，視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現聞先生為援助貧病作家，紀念魯迅，文協，及青年人主辦之刊物等，皆幫忙不少，態度之誠摯，為弟十年來所僅見?！保惼皆⒃坏ぃ骸锻醅幃媯鳌罚┘偃绨凑胀粼鞯恼f法，聞一多不只是“近來甚為熱情”，而是抗戰爆發之后，就表現出了他的熱情堅毅：“聞先生性格強烈堅毅。日寇南侵，清華、北大、南開合成臨時大學，在長沙少駐，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將往云南。一部分師生組成步行團，聞先生參加步行，萬里長征，他把胡子留了起來，聲言：抗戰不勝，誓不剃須?！保ㄍ粼鳎骸堵勔欢嘞壬险n》）聯大到了蒙自之后，聞一多整天把自己關在圖書館里，因為圖書館在樓上，他總不下樓。據鄭天挺回憶，“我和聞一多是鄰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課外從不出門。飯后大家都去散步，聞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 大家都笑了起來，于是成了聞的一個典故，也是一個雅號，即‘何妨一下樓主人’”。（鄭天挺：《滇行記》）一般認為，聞一多躲在小樓成一統，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一意做學問。其實不然，他之所以不想下樓，固然有專心治學的一面，但也因為抗戰初期，面對日寇的猛烈進攻，不少聯大教授對戰爭的前景悲觀失望，甚至認為“中國必亡”，聞一多看不慣這些教授對時局的言論，所以不愿下樓和他們交談。他在給他以前的學生張秉新的信中說得很清楚：“蒙自環境不惡，書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詩經舊稿，素性積極，對國家前途只抱樂觀，前方一時之挫折，不足使我氣沮，因而坐費其學問上之努力也?！保勔欢啵骸堵勔欢鄷胚x集》）很顯然，在聞一多看來，不少聯大教授“對國家前途”不抱“樂觀”態度，“前方一時之挫折”，已經使他們“氣沮”。所以，他反而更愿意和青年學生往來，王瑤、汪曾祺還有歷史系的何炳棣等作為學生輩，在后來回憶聞一多的文章中寫下了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逸聞趣事，就是由于當年師生交往密切的緣故。

更重要的是，聞一多在與青年學生交往中，即使彼此觀點立場有差異，也不必互相遮掩，可以暢快交流。據汪曾祺回憶，當時他對政治基本不聞不問，甚至對聞一多參與政治的做法還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文人就應該專心從文。有一次，汪曾祺受一家小報之托，到聞一多先生家中約稿。閑聊之中，聞一多對汪曾祺“頹廢”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汪曾祺也不示弱，對聞一多參與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兩人誰也沒有說服對方。分手之后，汪曾祺還意猶未盡，提筆給聞一多寫了一封短信，信里說聞一多對他“俯沖”了一通。聞一多很快給汪曾祺寫了回信，說汪曾祺也對他“高射”了一通。當時日軍飛機常常轟炸昆明，俯沖、高射一類的軍事用語一般人也很熟悉。（汪朗：《汪曾祺與聞一多》）說起來，其實不僅聞一多對汪曾祺的精神狀態不滿意，后來同樣非常欣賞他的沈從文也不止一次批評過汪曾祺。汪曾祺曾回憶道，沈從文“最反對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昆明，他就跟我說過：‘千萬不要冷嘲。’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業，曾想過要自殺，他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大罵了一通，說我沒出息，信中又提到‘千萬不要冷嘲’。他在《〈長河〉題記》中說：‘橫在我們面前的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社會還正在變化中，驟然而來的風風雨雨，說不定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于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后來者以極大鼓勵的！’”（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

聞一多和汪曾祺師生之間可以“俯沖”“高射”幾個來回，不只是體現了他們觀點立場的不同，而且還突顯出老師對學生的欣賞與學生對老師的欽佩。這樣一種令人神往的師生關系只能日常的教學活動中逐漸形成。當然，今天也沒有必要神話聯大師生之間的關系。據何炳棣的回憶，在遷到西南的最初兩年里，聯大教授們的經濟狀況仍然是相對優裕，住處也先選北門街（美國領事館所在）、翠湖東路（英國總領事館所在）這類考究的“邊緣”地帶。教授和學生在生活方式上還是有著顯著的不同，在學生心目中教授仍是高不可攀的。但是，從1941年和1942年起，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逐漸使一貫為民主自由奮斗的聯大，變成了一個幾乎沒有“身份架子”、相當“平等”、同舟共濟、互相關懷的高知社群。（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就此，王瑤信中所言“聞一多先生近來甚為熱情”，“近來”即指“惡性通貨膨脹”以來，聯大師生的生活水準大幅下降。聞一多曾在致兄長信中表露自己的生活窘境：“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聞一多：《聞一多書信選集》）

盡管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但聯大課堂上師生之間的關系還是十分緊密。趙儷生曾經描繪過一個富有戲劇性的場景：馮友蘭老師講《中國哲學史》課，每講到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么意見？”引得我們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個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只瞧得上一個馮寶麟？ 我們只有“叨陪末座”？ 從中可以看出，馮契的脫穎而出，已經被老有城府的馮老先生覺察了。（趙儷生：《籬槿堂自述》）聞一多和汪曾祺的關系或許沒有這么夸張，但也頗具“傳奇”色彩。汪曾祺說，聞一多在聯大中文系開了三門課：楚辭，古代神話和唐詩。這三門課，他都選了。這三門課各有特色，用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名符其實的“金課”：“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斗，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凶２粏问侵形南档?、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并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他也講初唐四杰、大歷十才子、《河岳英靈集》，但是講得最多，也講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汪曾祺：《聞一多先生上課》）汪曾祺是個大大咧咧的人，上課從來不記筆記，但頗有才氣，同樣“既是詩人，也是畫家”，下筆也快，所以聞一多很喜歡他。有一次，汪曾祺替一個比他低一班的同學代寫了一篇關于李賀詩作的讀書報告，聞一多看過之后大加贊賞，評價說：“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聞一多對這篇讀書報告的評語，是當著汪曾祺的好朋友和同班同學朱德熙的面說的，因此，汪曾祺很快就知道了，那位找汪曾祺代寫的同學也知道了，還找到聞一多，說明了內情。聞一多卻也沒有追究，依舊算他唐詩課學習成績及格，還給了八十多分。也許是聞一多覺得他找的這個“槍手”還夠水平吧。（汪朗：《汪曾祺與聞一多》）

戰亂時期的大學，容易出現各種狀況，所以找人代寫作業，似乎也見怪不怪。何炳棣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曾說過，1952年夏天，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見到燕京大學的一位老同學，這位同學堅持要請他吃飯，原因是感謝何炳棣當年替他撰寫了政治系碩士論文的序論部分。（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這類“趣事”進入歷史之后容易成為“談資”，當然不值得后人效仿。何炳棣在談到聯大學風時，更愿意在宏觀上強調對于五四時期北大“兼容并包”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他認為聯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舊二義，舊義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舊兼容”。三校人才濟濟，以中國通史為例，前后即有四家，錢穆、雷海宗、吳晗、孫毓棠。四人見解俱有不同，而錢穆、雷海宗的觀點及治學方法最為懸殊。根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的記載，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海宗的中國通史列為乙組；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海宗通史課還是乙組；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于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略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學人的需要。但在何炳棣看來，錢穆的《國史大綱》雖然是現代中國史學重要的收獲，但雷海宗受斯賓格勒、湯因比文化形態史學影響而形成的“大歷史觀”同樣意義深遠。這就是“新舊兼容”所發揮的作用。至于“兼容并包”的“新義”，則是“中西并包”，這個新學風在聯大歷史系表現得最為顯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華大學，蔣廷黻主持清 華 歷 史 系 六 年 之 中（1929-1935），堅信只有先體會西洋學史分析、綜合、觀點及理論的種種長處，國史研究和寫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進水平。聯大歷史系國史及西洋史課程之豐富均衡，事實上可以認為是戰前清華歷史系課程設計的延續。（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西并包”其實也是聞一多神話研究和古詩研究的特色，按照學術史的評價，他的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方法論意義，即“把神話研究提升到這樣一個境界——對神話時代的人類生活進行還原的境界?？脊艑W、民族學、語言學，從此成為中國神話研究的必要手段”。所以，聞一多的研究，也離不開“聯大學風”的整體性氛圍，而他那幾門被學生們津津樂道的“金課”，同樣離不開“聯大課程”的體系性支撐。

梅瀟尹的博士論文《西南聯大的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即將出版，她邀我為這本書寫序，我重新翻閱她的書稿，隨手記下了上面這些聯大課堂內外的“軼事”與感想，希望對于更好地理解瀟尹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瀟尹本科、碩士均就讀于云南師范大學，工作也在云南師范大學。由于云南師大和西南聯大的特殊聯系，她研究聯大應該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所以來華東師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不久，我們就共同確定了以西南聯大的文學教育作為博士論文題目。正像陳平原老師說得那樣：“沒有王瑤規劃整理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沒有程千帆對原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教授詩意人生的懷想，沒有汪曾祺對沈從文教育方式的描述……就沒有今天多姿多彩的文學教育的歷史記憶……我們憑借眾多精彩的追憶文章以及講課記錄整理稿，在冥想中，重建那個已經消失在歷史深處的課堂，以及課堂上的聲音。并從這個地方開始，思考大學課堂的可能性，并借以重建中國現代教育及學術傳統?！保惼皆骸堆菡f之于現代中國——聲音的政治、文化及美學》）瀟尹的這本著作固然也使用了眾多的回憶文章和講課記錄，描述了“作為教師的沈從文”，勾勒了“汪曾祺的創作起點”，渲染了“外文系的詩歌氛圍”……不過，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她還利用了大量的史料特別是對各類教學檔案材料與記錄的爬梳、整理和解讀，整體上從通識課、寫作課、專業課和課外活動四個方面，比較全面地考察了西南聯大文學的特殊性及其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推動作用，較為深刻地體現出“新文學在大學里”的歷史價值。楊振聲的《新文學在大學里——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序》是他為西南聯大“大一國文”教材《語體文示范》寫的序言，在文中，楊振聲條理清晰地陳述了三個重要的觀點：從社會需求來看，古文學習博大精深，必須投入充足的時間和大量的精力，方能收到閱讀的效果，如果要使用，還需更加精進地學習。但是現代社會對人才的多樣化需求，已經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花這樣多的精力在古文的學習之中；從時代要求來看，用本國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這既是一個國家國民的義務，也是國民的權利。大一國文的目的是國文訓練，是培養善用文字的能力。以確切的語言接受知識，并以確切的語言進行表達，這是新時代的新要求；從國家文明的層面來看，語文一致是近代文明國家的共同特征，語言必須是活的，我們可以繼承古人的精神，但不要抄襲古人的陳言，應該以“現代人的資格，用現代人的語言寫現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學共同的立場上創造現代文明”。（梅瀟尹：《“新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創獲——從教材與選目看西南聯大“大一國文”的教學探索》）很顯然，楊振聲總結的這三點，對于今天急劇變化并不斷尋找方向的大學文學教育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是為序！

（《西南聯大的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梅瀟尹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