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前后期兩個丁玲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丁玲主要是小說家。她創(chuàng)作的散文數(shù)量雖多，總量甚至多于小說，但得到的關注和研究卻并不深入。自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出現(xiàn)以來，散文是四大文類中最難界定的形式，散文研究也是推進較為薄弱的領域。丁玲散文及其研究也是如此。

本書收入的丁玲散文，涵蓋除小說、文論（以及戲劇）之外的主要丁玲作品，包括小品、隨筆、雜文、新聞報道、通訊錄、游記、回憶錄、口述整理而成的短文等各種形式。全書從60余萬字的丁玲散文總體中，篩選出64篇代表性作品，編成四輯，以期濃縮性地呈現(xiàn)丁玲散文的精華。同時也希望通過對丁玲散文的重新整理，更為完整地呈現(xiàn)作為文學家的丁玲及其散文的思想意義與歷史價值。

1984年，丁玲曾寫過一篇題為《漫談散文》[1]的短文，專門談她對散文的理解及其散文創(chuàng)作的歷程。她開篇寫道，“有人把散文看得比小說低一些，這是不正確的，也不符合歷史的實際”。但事實上，對于以“小說家”身份登上文壇的丁玲而言，這種把散文看得低于小說的想法也時隱時現(xiàn)，1942年經(jīng)歷創(chuàng)作轉型之前尤其如此。丁玲的第一部散文特寫集《一年》初版于1939年，主要是1937—1938年她在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期間的生活實錄和人物速寫。在此之前，丁玲雖也有部分散文小品和書信發(fā)表，但她專注于小說創(chuàng)作，對散文創(chuàng)作并不很在意。在為同樣出版于1939年的小說散文集《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所寫的“跋”中，她這樣評價初到陜北時所寫的戰(zhàn)地隨筆：“我一向不喜歡寫印象記和通訊，所以不滿意，也不急于要出版。但又不肯動筆寫小說，總嫌觀察體驗不深。”[2]可見，寫印象記和通訊類的散文還是寫小說，對當時的丁玲來說，不僅有個人喜好問題，還有表現(xiàn)和書寫的深淺問題。

隨著創(chuàng)作實踐的豐富，丁玲對散文的態(tài)度也在發(fā)生改變。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之后，丁玲經(jīng)歷了一次大的創(chuàng)作轉型，本書收入的《田保霖》《民間藝人李卜》《記磚窯灣騾馬大會》等作品即是實踐這種新的寫作風格的產(chǎn)物。丁玲這樣說：“我把寫散文當作一項嚴肅有趣的工作，是到了延安以后，那時，我經(jīng)常下廠下鄉(xiāng)，接觸很多人，了解很多人。我想像《聊齋》那樣，一個人物寫一篇，要寫得精煉，有味道。我寫這些人物，也是有意為以后寫小說練筆打基礎。”[3]這些作品于1948年結集為《陜北風光》。雖然采取的主要仍是以人物為主的通訊報道形式，但有兩種新的因素出現(xiàn)了，一是帶著“對人物對生活都有了濃厚的感情”，二是開始“有意識的在寫這種短文時練習我的文字和風格了”。[4]這不僅意味著丁玲的寫作立場和態(tài)度的變化，也是她散文創(chuàng)作的自覺。丁玲將英雄勞模人物的生平、故事和事件放在陜甘寧邊區(qū)革命的大背景中，做了速寫式呈現(xiàn)。在寫作中，她有意識地隱藏或節(jié)制自己的主觀情感抒發(fā)，而采取對人物的主觀視角做客觀呈現(xiàn)的寫法，以表現(xiàn)人物思想和精神品格的歷史性變化，從而形成一種不同于早期創(chuàng)作的新風格。

從《一年》到《陜北風光》，不僅記錄了丁玲延安時期“自我戰(zhàn)斗”[5]的成長軌跡，也標志著丁玲散文創(chuàng)作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此后的兩種主要書寫風格。《陜北風光》中的人物速寫和主觀精神外在呈現(xiàn)的寫法更多地表現(xiàn)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而《一年》中以“我”為線索的生活實錄和隨感，則主要體現(xiàn)在她1950年代完成的創(chuàng)作中。

1950年代的丁玲，念念不忘的是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這部一直在丁玲計劃中但終未完成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姊妹篇的寫作。在許多人的印象中，1950年代的丁玲似乎進入了創(chuàng)作的“停滯”期。但事實上，她的創(chuàng)作數(shù)量并未減少，毋寧說這個時期的丁玲主要轉向了散文與文論創(chuàng)作。這個時期，她完成了一部游記散文集《歐行散記》、多篇重要散文《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糧秣主任》《記游桃花坪》、文論集《跨到新的時代來》《到群眾中去落戶》及其他文章。從1948年6月進入北平城至1957年5月前往北大荒，在繁忙的行政工作和不穩(wěn)定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中，丁玲的作品數(shù)量仍是頗為可觀的。但丁玲自己并不滿意。她這樣解釋：“特別是五十年代初，我的工作較多，不允許我集中精力寫長篇小說，只得提起筆來，順著自己的思緒和感情寫散文。”[6]從丁玲的主觀愿望來說，她更愿意“集中精力寫長篇小說”，但因客觀條件不許可而“只得”寫散文。

但事實上，散文創(chuàng)作不僅在延安時期、1950年代是丁玲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值得提及的是，1979年復出至1986年去世，晚年丁玲的絕大部分創(chuàng)作都是散文。這包括一部游記散文集《訪美散記》、兩部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尤其是《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她更是一個文學作家》《魯迅先生于我》等多篇懷人散文，都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名篇。意識到散文在丁玲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地位，首先需要打破那種僅僅將丁玲視為小說家的定見，更全面地把握丁玲的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說“現(xiàn)代時期”的丁玲，主要是以小說創(chuàng)作著稱的話，那么，“當代時期”的丁玲，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散文家丁玲。關注并重視丁玲的散文創(chuàng)作，涉及對丁玲在兩個不同時期，即“現(xiàn)代”與“當代”或“前期丁玲”與“后期丁玲”的理解和研究。這可以突破當前丁玲研究“重現(xiàn)代輕當代”“重小說輕散文”的基本取向，更為完整地理解丁玲的全部創(chuàng)作，進而從整體上重構作為文學家的丁玲形象。

二、“自由的寫作”

對丁玲而言，散文創(chuàng)作是“自由的”乃至“自發(fā)性”的寫作。“順著自己的思緒和感情寫散文”，意味著她重視自己的“思緒和感情”，而且是“順著”這種感性狀態(tài)在從事散文創(chuàng)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丁玲散文就不考慮文章的整體布局、形式安排和主題發(fā)揮，事實上，她的不少散文名篇都帶有小說化的敘事特點，從而在文類上難以區(qū)分是散文還是小說。如何理解“散文”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獨特意義，關涉丁玲創(chuàng)作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丁玲在從事散文創(chuàng)作和小說寫作時，處在兩種不同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寫小說，對她而言，需要集中的時間和專門的寫作環(huán)境，而寫作散文則是隨時甚至隨地都可以的；小說創(chuàng)作是一種工程式的經(jīng)營和建構，而散文創(chuàng)作則是一種見縫插針、與生活融為一體的隨機性寫作。可以說，散文創(chuàng)作對丁玲來說，真正做到了“文從己出”，從而“文如其人”，文學創(chuàng)作和寫作主體融為了一體。與此相比，小說創(chuàng)作似乎更需要做一種形式的經(jīng)營，是一種與寫作者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有一定反思性距離的對象化產(chǎn)物。

從丁玲這種創(chuàng)作狀態(tài)出發(fā)，或許需要思考的是“散文”作為一種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文學文類的獨特性。不同于現(xiàn)代小說、詩歌及話劇明顯的“舶來”性質(zhì)，散文更接近于幾千年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的“文”“文章”這一寫作形態(tài)。與其他三種文體都有比較嚴格的形式要求不同，散文實際上成了文字著述、文字表達本身的代名詞。丁玲在《漫談散文》中提到，中國散文有“悠久的傳統(tǒng)和多種樣式”，這也就是說，散文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有著更為緊密的關聯(lián)。陳平原曾這樣寫道，“對于20世紀的讀者而言，小說的地位可能遠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上，‘散文’作為中心文類所受到的重視，遠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所能比擬”，“‘散文’與其說是一種獨立的文類，不如說是除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無限廣闊因而難以定義的文學領域”。[7]本書對丁玲散文文體內(nèi)涵的界定，也與此相似。雖然早期丁玲主要將散文視為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副產(chǎn)品”，但如果突破狹隘的文類意識限制，將丁玲的文字和文章都視為其文學創(chuàng)作，那么，“丁玲文學”的涵蓋面將寬廣許多，對丁玲的整體創(chuàng)作也會有新的理解。這就需要思考丁玲的散文創(chuàng)作做出了怎樣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如何突破乃至拓展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邊界。

丁玲創(chuàng)作生涯中一個值得分析的重要現(xiàn)象是，1948年完成《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后，雖然一直心心念念于小說創(chuàng)作，但事實上丁玲此后幾乎沒有很成功的小說作品。她本人將之解釋為缺少足夠的時間和安定的環(huán)境來完成寫作。但較為明顯的是，丁玲在創(chuàng)作《在嚴寒的日子里》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了并非純?nèi)煌庖虻碾y題。無論是1950年代初期，還是在1970年代后期山西長治時期，也包括1980年代復出之后，丁玲花費在這部作品上的時間并不少。從兩個時期正式發(fā)表的章節(jié)來看，可以說《在嚴寒的日子里》并沒有明顯突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藝術成就。或許相對客觀的說法是，《在嚴寒的日子里》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丁玲在創(chuàng)作上遇到了難題，這個難題與丁玲的小說探索直接相關。因此，在她復出后創(chuàng)作的近100萬文稿中，除了一篇糅合了小說與散文文體特點的《杜晚香》之外，沒有其他的小說作品。丁玲研究者由此就認為丁玲在“當代時期”已經(jīng)“停止”了創(chuàng)作，或不再能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作品。這顯然并不是一種客觀評價。丁玲晚年確如她自己所說，是“滿腹文章”[8]，她以幾乎每年一部作品集的速度創(chuàng)作了大量作品，只不過不是小說而已。如果讀者尤其是研究者能夠反思并拋開有意無意的“小說中心主義”，意識到散文創(chuàng)作的獨特價值的話，或許能更為準確而客觀地評價晚年丁玲及其創(chuàng)作。

丁玲從前期（青年）注重小說創(chuàng)作，到后期（中年、晚年）重視散文創(chuàng)作，或許可以與魯迅從早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轉到后期的雜文創(chuàng)作相比較。在魯迅研究中，存在著小說與雜文的二元對立，研究界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后期魯迅未能完成一部或幾部長篇小說而專注于寫雜文，是魯迅作為“文學家”的某種失敗。但魯迅雜文卻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文類。張旭東在近期的研究中提出，由小說向雜文的轉化是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這次轉化并沒有終止魯迅文學，而是將其帶入一種“先前審美矛盾統(tǒng)一體解體后更高的綜合、自覺和自由”[9]。這種思路也可以用來評價丁玲后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丁玲從小說到散文的創(chuàng)作轉化，并不意味著丁玲文學創(chuàng)作的終止或停滯，而可以視為新的寫作方式的生成。從寫作主體與文學形式及體制的意識形態(tài)關系而言，這意味著丁玲突破了現(xiàn)代文學的體制性限制，而逐漸形成了一種真正的“實踐文學”，即在革命實踐中展開和推進的處于“行進中”狀態(tài)的新的文學。源自西方的現(xiàn)代文學體制并非普遍性的“純文學”，“以近代小說為中心的特殊歷史主體（包括市民階級個體與市民階級民族國家）”的建構[10]，可以說是現(xiàn)代文學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特性所在。與20世紀中國革命同步誕生和發(fā)展的當代文學（或人民文藝），就形成于這一對現(xiàn)代文學體制的顛覆與超越的過程中。

從這種分析角度出發(fā)，丁玲散文也可以說是丁玲文學的“第二次誕生”，這種誕生是以新的歷史主體的塑造和自我生成為前提的。這個過程包含了行動、思想、創(chuàng)作這三個層次的同步展開。馮雪峰曾如此描述這個過程：“從意識或思想上說，一個革命者必須見諸實踐，才能證明他的世界觀上的改造和到達。從實踐上說，一個革命者必須有思想意識的真實的改造和成長，才能證明他的實踐的真實。從藝術創(chuàng)作上說，一個革命作家必須有藝術的實踐成績，才能證明他的改造和成長是真實的。”[11]其中，革命者的歷史主體結構成為聯(lián)結并統(tǒng)一實踐、思想、創(chuàng)作的中介。如果說現(xiàn)代小說是以個體（以及與個體對應的國民國家）作為其歷史主體的形式結構的話，那么當代文學則需要在“行進中”創(chuàng)造新的主體形式。這是打破了既有文類形式的限制之后的自由，同時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綜合。這個新的主體形式雖顯現(xiàn)為“我”，但并非個人主義的個我，而是有著深厚歷史與現(xiàn)實內(nèi)蘊的大我；這種新的文類形式打破了既有文學體制的限制，表現(xiàn)為散文所具有的“自由性”，同時也在與實踐的互動中，蘊含著“第二次誕生”和更高綜合的可能性。

三、文與人

丁玲如是說：“畫家的山水畫畫得好，是因為他心中有山水，畫的是自己心中的山水。如果心中沒有山水，沒有自己的感情，是不可能畫好的。寫散文也一樣。”[12]散文之“文”與創(chuàng)作之“人”有著比其他文類更為密切的關系，即所謂“文如其人”。盡管并不是所有的散文創(chuàng)作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現(xiàn)或表達，但從散文去接近、理解、研究寫作者，卻是一條更為便捷的通道。這意味著研究者可以從丁玲這個人出發(fā)去理解丁玲的散文作品，或反過來，通過其散文作品去理解丁玲這個人。

丁玲散文在敘述形式和角度上的突出特點，是創(chuàng)作主體“我”的凸顯。懷人散文是丁玲散文創(chuàng)作的重要構成部分，留下了諸多文采斐然的名篇。這些散文從標題上就突出了“我”的存在，諸如“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魯迅先生于我”“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等。從敘述角度而言，這些散文都是從“我”的經(jīng)歷、體驗、感受和見聞出發(fā)，來寫那些曾與丁玲有過或深或淺交往的中共黨史或文學史上的重要歷史人物。丁玲在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時，有意識地避開一些宏觀論述，側重從“我”的角度來寫人物的細節(jié)、表情、行動和形象。在《憶弼時同志》的結尾處，她這樣說道：“我一直想寫他。讓我講他的事情，我講不出多少，也許是旁人寫文章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但是我對他有一種感情，所以心里一直有這個愿望。”[13]在《談談寫回憶錄》一文中，她更明確地說：“寫回憶錄不需要宏言讜論，而是需要具體形象”“只寫事實，寫一生中最使你感動的事，最使你喜歡的人”。[14]這也是丁玲散文的共同特點。她的作品寫人、敘事不僅可以為重要人物與事件提供生動的歷史細節(jié)和具體的歷史情境，同時，這些具有濃厚自傳性色彩的作品，也可以成為讀者認識和理解丁玲的重要依據(jù)。事實上，了解丁玲的生平和革命、文學道路，最好也最生動深入的史料是她的散文作品。即便那些看起來作為“生活實錄”的通訊報道文章，丁玲也會選擇從帶有個性的主觀視角切入和展開描述。

這些散文創(chuàng)作所表現(xiàn)的人事和情境，不僅僅是客觀化外在化的對象式存在，更是丁玲的內(nèi)在精神、思想與情致的體現(xiàn)，由此也打破了紀實與虛構、生活與寫作的邊界。但如果認為丁玲散文就是她的“自我表現(xiàn)”也是不準確的。由于丁玲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革命實踐不僅是統(tǒng)一的，也是互動互構并不斷提升的，因此丁玲散文不僅是其生命體驗的呈現(xiàn)，更是她所經(jīng)歷的革命實踐的時代表征。這種散文從寫作內(nèi)容上，是“寫人、敘事、描景、抒情”的情境性融合；從表現(xiàn)對象上，是創(chuàng)作主體與外在世界的融為一體；從創(chuàng)作主體而言，是通過包容外在的人與事而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更大的精神世界。

由此也涉及丁玲散文的第二個特點，即“文緣事發(fā)”。丁玲散文很少做抽象的情感抒發(fā)，而是從她個人親歷的事件、事務出發(fā)來寫文章。由于丁玲經(jīng)歷的豐富，同時也因為她始終處于20世紀中國革命的核心且前沿的場域，丁玲的一生也可以稱為中國革命的“肉身形態(tài)”。丁玲親歷的人與事，都在她的散文中留下了印跡，并且與20世紀革命史、文學史形成了密切的互動關聯(lián)。她是歷史的親歷者與參與者，她的散文則是歷史的見證。

與現(xiàn)代中國那些專事寫作的“純文學”作家不同，丁玲的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延安時期以后）具有飽滿的實踐性特點。王中忱曾使用“行為文學”這樣的概念來描述丁玲的特點：“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丁玲率領戰(zhàn)地服務團奔赴抗戰(zhàn)前線，寫作則多是戰(zhàn)地通訊、隨筆，以及為宣傳演出趕寫的劇本，還有服務團的事務性雜記。而更多的工作，如行軍、演講、演戲等等，則不是可以用文字留存下來的，這一時期的丁玲是在用實際工作書寫文字文學史無法記錄的‘行為文學’。”[15]這意味著1936年到達陜北之后，丁玲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專業(yè)化寫作的特性，而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特質(zhì)，即一方面其文學創(chuàng)作即是革命實踐，另一方面其行為也是文學性的。也就是說，丁玲的生活、工作及革命實踐，和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互為一體的。盡管在采用小說還是散文的創(chuàng)作形式上存在分別，但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與中國革命實踐分離的行為，而是內(nèi)在于整體性的革命工作之中。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之“文”的一個重要特點。丁玲所說的“提起筆來，順著自己的思緒和感情寫散文”，并不是以游離于革命實踐之外的旁觀者視角寫文章，而是從實踐中一員的角度，從某些側面、角度呈現(xiàn)革命工作整體中的一部分。如果缺少對整體工作“大局”的理解，僅僅將丁玲散文中的“我”理解為個人性視角，是難以準確把握文章的思想和情致的；而同時，正是“我”的視角將讀者帶入歷史的具體情境之中，感受生動的時代質(zhì)感和歷史氛圍。丁玲散文創(chuàng)作攜帶著生動、飽滿的20世紀特點。當20世紀成為歷史之后，讀者能通過丁玲散文的文字，深入歷史肌理而體認這一革命世紀的內(nèi)在精神氣質(zhì)。

重視散文寫作的實踐性和事件性，并不意味著丁玲散文就喪失了文學的特點。這也涉及丁玲散文的第三個特點，即其文類自覺和多種形態(tài)的探索。

丁玲散文涉及多種形式，比如早期的《素描》，顯然帶有“小品”的特點；而在形式經(jīng)營上頗為用心的《五月》，則更帶有文藝散文的特點；延安時期丁玲自覺地提倡“雜文”，寫作了《我們需要雜文》《“三八”節(jié)有感》等名篇；而初到陜北寫作的戰(zhàn)地隨筆和西戰(zhàn)團時期的《一年》，則帶有生活實錄、新聞報道和戰(zhàn)地日記的綜合形式的特點；在寫作《田保霖》等人物報道時，則有意識地采取了人物速寫的寫作風格；1950年代的《歐行散記》和1980年代的《訪美散記》，則帶有明顯的游記色彩，截取“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書寫游歷中的感受和見聞；1980年代的丁玲花了很多時間來寫懷人散文，這些文章既寫人事，也寫情感，為諸多黨史和文學史上的重要歷史人物留下了生動的篇什，且因其歷史親歷者的豐富閱歷和寫作時的嚴謹態(tài)度，而使這些文章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與歷史價值。

值得提及的是，1950—1980年代丁玲的一些創(chuàng)作，有意地打破了小說與散文的文類邊界。比如《糧秣主任》《記游桃花坪》，可以說是采取小說筆法所寫的散文，生動可感的人物形象與敘述人“我”的情感緊密交織在一起；《杜晚香》則既是散文也是小說，丁玲自己說，“是把它當小說寫的，但里面有很多散文的東西”[16]；又比如《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回憶宣俠父烈士》，采取了小標題分節(jié)的形式，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娓娓道來的故事事件、人事變遷，都帶有小說的筆法，但還是從親歷者的所見所感表現(xiàn)逝去的故人，彌漫于全文的情調(diào)都還是散文式的抒發(fā)。丁玲在散文文體的融合與創(chuàng)新上做出的探索，使她的散文在20世紀文學史上成為別具一格的存在，其價值和意義還需更深入的研究。

四、四個主題

丁玲散文的數(shù)量雖多，但總體來看，創(chuàng)作主題卻相對集中。她正式出版的六部散文集，分別完成于延安時期、新中國建設時期和新時期。延安時期有1939年初版的《一年》與1948年初版的《陜北風光》；新中國建設時期有1951年初版的游記散文集《歐行散記》；新時期復出后，1984年出版有美國紀游的《訪美散記》和去世前完成的兩部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1980年代丁玲完成的多篇懷人散文，足可編成一部作品集。完成于上海、延安時期影響很大的《五月》《彭德懷速寫》《“三八”節(jié)有感》等小品雜文，也是丁玲散文的名篇。

為使讀者更好地理解丁玲散文的全貌，本書按寫作主題，編排成四輯：

第一輯“生命之歌”，側重展示丁玲不同時期的散文名篇，重點突出丁玲這個“人”的生命經(jīng)歷和精神品格，嘗試以散文作品串聯(lián)出一幅較為完整的丁玲畫像。選入的19篇文章，從1928年正式發(fā)表的第一篇散文小品《素描》，到1985年躺在病床上口述、去世后才發(fā)表的自傳性回憶散文《死之歌》，涵蓋了丁玲人生五個階段的創(chuàng)作。丁玲本身就是一本大書，而且因其人生經(jīng)歷的傳奇性和閱歷的豐富性，關于她有無數(shù)的聲音講述過涂抹過，要理解“真正的丁玲”并不容易。回到丁玲自己的書寫來讀丁玲，不僅可以由文讀人，而且可以窺見一個大生命成長不同階段的風采和文采。

丁玲寫過兩部重要的自傳性回憶錄：《魍魎世界》講敘1933—1936年南京被囚的三年經(jīng)歷，《風雪人間》回憶她初到北大荒和“文革”時期的經(jīng)歷。這兩部作品均寫作于丁玲晚年的1980年代。為了較完整地呈現(xiàn)丁玲的生命歷程，本輯沒有完全按照文章發(fā)表時間來排序，而是根據(jù)文章寫作內(nèi)容的時間，將《魍魎世界》中的四篇，即《綁架到南京》《方令孺女士的友情》《傷寒病》《我怎樣來陜北的》，放置于1933年發(fā)表的《不算情書》與1941年寫作的《戰(zhàn)斗是享受》之間；而將《風雪人間》中的《初到密山》《遠方來信》《“牛棚”小品（三章）》，放在1950—1970年代這個時間段。

第二輯選入的是丁玲創(chuàng)作于陜北時期的15篇文章，另加2篇河北時期的相關散文。1936年10月，丁玲到達保安，從此開始了她人生中極為重要的陜北時期（1937年1月邊區(qū)首府遷至延安，因此也稱為延安時期）。至抗戰(zhàn)勝利后1945年10月離開延安前往張家口，丁玲在陜北生活了近10年。這個時期的丁玲，無論是生活方式、精神狀態(tài)和思想特點，還是其創(chuàng)作立場和文學形態(tài)，相對于此前都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也是丁玲生涯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時段，她從上海的摩登女作家一變而為一身戎裝的女戰(zhàn)士，毛澤東用“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準確地描述了丁玲的變化；她的散文創(chuàng)作在這個時期，也主要集中于通訊報道和戰(zhàn)地生活實錄，具有越來越明晰的“行為文學”特點。丁玲所說的“我把寫散文當作一項嚴肅有趣的工作”，指的正是這個時期。

這一時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又分為四個時段：第一時段是丁玲剛剛到達陜北，在紅軍前線隨軍寫作的四篇，包括《到前線去》《南下軍中之一頁日記》《彭德懷速寫》《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zhàn)》。第二時段是1937年至1938年秋，丁玲率領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在山西、陜西等地用文藝形式宣傳抗戰(zhàn)，生活實錄文章結集成《一年》。《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成立之前》《河西途中》《臨汾》《冀村一夜》《孩子們》《馬輝》《楊伍城》等七篇均出自其中。第三時段的文章，標志著丁玲“新的寫作風格”的形成，即曾收入《陜北風光》中的四篇《田保霖》《三日雜記》《記磚窯灣騾馬大會》《民間藝人李卜》。代表第四時段的《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關于陳滿的記載》和《糧秣主任》，是丁玲在1940—1950年代之交沿著這一創(chuàng)作路徑的推進。本輯以“陜北風光”為題，力圖呈現(xiàn)丁玲從延安開始逐步探索的新的人民文學實踐之路。

第三輯的14篇文章，是丁玲在兩個歷史時期出訪東歐、蘇聯(lián)、美國后寫下的紀行散文。丁玲是一個為革命中國與中國文學掙得了極大世界榮譽的作家。多部作品被譯介成外文，在國際上產(chǎn)生很大影響，特別是她的長篇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是新中國建設時期中國作家獲得的最高世界文學獎項。但人們常常忽略的是，丁玲也是以文學家身份參與當代中國外交事務和世界文化交往活動最多的作家之一。這些國際交往也在她的文字中得到了生動的記錄和展現(xiàn)，既是丁玲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了解、研究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提供了珍貴文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丁玲在1940—1950年代和1980年代這兩個歷史時期都曾多次出訪并參與國際交流，留下了《歐行散記》和《訪美散記》兩部散文集。將兩部散文集并置一輯，不僅可以看出丁玲紀游散文的總體風格特色，也可以讀到丁玲精神品格的變與不變，更可從中窺見當代世界格局與中國國際形象的時代變遷。

《歐行散記》初版于1951年，記錄和描述丁玲“三次歐行”的感受和見聞。這包括1948年11—12月，去布達佩斯參加國際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1949年4—5月，去布拉格參加世界擁護和平大會；1949年11—12月去莫斯科參加蘇聯(lián)十月革命32周年紀念大會。1981年，時隔近30年之后，丁玲接受邀請，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計劃寫作班，在美國生活三個月。其間，她到美國重要大學和主要城市訪問。丁玲在美國期間就開始寫作，回國后在北京、大連、云南等地開會療養(yǎng)期間，陸續(xù)完成了25篇文章，多以“我看到的美國”為副標題，1984年以“訪美散記”為題結集出版。這是晚年丁玲忙中偷閑完成的一部完整作品。丁玲不僅在觀察美國這個最為現(xiàn)代化的國家，也在這里與過去的國際友人再次相遇，更在思考著中國和世界的未來走向。可以說，正是在美國的時間里，復出后的丁玲獲得了將歷史與現(xiàn)實、現(xiàn)在與未來相互碰撞、交融的思考契機和情思場域。

第四輯選錄的是丁玲主要于1970—1980年代寫作的有關柯仲平、向警予、瞿秋白、丁玲母親、史沫特萊、賀龍、魯迅等的文章，及去世前由口述整理成文的《我與雪峰的交往》《懷念仿吾同志》《林老留給我的印象》《憶弼時同志》，加上1940年代的《風雨中憶蕭紅》《我們永遠在一起》，1950年代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共14篇。這一序列的散文數(shù)量較多，但丁玲生前沒有單獨輯錄成書。這是丁玲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常鮮明地體現(xiàn)出丁玲創(chuàng)作的特色。寫作對象大都是文學史或中共黨史上已經(jīng)去世的重要歷史人物，許多篇什都曾引起過文壇的廣泛關注。將這些篇章列在一起可以看出，晚年丁玲也在有意識地創(chuàng)作一種介乎回憶錄、自傳和新文體探索的散文形態(tài)，她不僅在寫人，也在寫自己，更是在總結和回顧革命歷史與未來。這是生者與死者的生命交融，也是革命者看破生死的大境界的具體表現(xiàn)。從“我”出發(fā)而最終超越個我，將過往的人事包容、融匯在一種更富于情致、更具使命感的情感世界中，呈現(xiàn)的是晚年丁玲闊大的精神境界。

五、“戰(zhàn)斗是享受”

丁玲是20世紀中國極具時代特點和個人風格的人民文學家，她的散文尤為鮮明地體現(xiàn)了其精神品格與個性。這部散文集的編選，既注重丁玲之文，也重視呈現(xiàn)丁玲其人，希望讀者不僅可以領略丁玲的文筆和才華，更可由此領略革命的20世紀的內(nèi)在精神氣質(zhì)，進而在當代性的歷史語境中把握丁玲精神的內(nèi)涵。

選入的文章都盡量考慮文筆更生動、情致更充沛的篇什。同類題材、同一主題的文章尤其如此。比如關于胡也頻、馮雪峰、史沫特萊，丁玲在不同時期寫過多篇文章，本書只各選了《一個真實人的一生》《我與雪峰的交往》《她更是一個文學作家》；又比如她的六本散文集，從中挑選的也是那些更具體生動地呈現(xiàn)了特定歷史情境中的人與事的篇章。這或許更接近于丁玲所說的“文藝性的報道，或文學的散文”[17]。凸顯丁玲散文的“文學性”，并不是強調(diào)那種將文學從政治中剝離出來的“純文學”，而是要意識到，在丁玲與革命實踐、歷史情境水乳交融的書寫中，正是那些“文學性”更高的作品，能夠更為整全地把握事件與人事，進而使讀者更深入地觸摸到寫作者丁玲的精神品格、思想情調(diào)以及歷史現(xiàn)場的氛圍。

在考慮本書的總標題時，選擇了丁玲一篇短文《戰(zhàn)斗是享受》的篇名。“戰(zhàn)斗”是丁玲喜歡的一個詞。在1941年的這篇文章中，丁玲說：“只有在不斷的戰(zhàn)斗中，才會感到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存在，才會感到青春在生命內(nèi)燃燒，才會感到光明和愉快。”這是一種生命的積極能動狀態(tài)，是一種能夠直面置身其中的處境進而有所作為的精神狀態(tài)。在同時期寫作的《“三八”節(jié)有感》中，丁玲談到“愉快”，說“這種愉快不是生活的滿足，而是生活的戰(zhàn)斗和進取”；也談到“幸福”，說“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同時也提及這種戰(zhàn)斗者的品格：“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于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忍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真為人類，而非為自己的人才會有。”這種人生觀并不是丁玲在一個時期的態(tài)度，而是此后持續(xù)終生，也是丁玲之為丁玲的主體邏輯。這是丁玲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人民作家的內(nèi)在精神動力機制，也是她留給當代讀者的精神密碼。

（本文是筆者編選的《戰(zhàn)斗是享受：丁玲散文精選》一書的導讀，該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釋：

[1]丁玲：《漫談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422頁。

[2]丁玲：《〈一顆未出膛的槍彈〉“跋”》，《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

[3][6]丁玲：《漫談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第421、422頁。

[4][5]丁玲：《〈陜北風光〉校后感》，《丁玲全集》第9卷，第52～53、50頁。

[7]陳平原：《中國散文小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頁。

[8]丁玲：《講一點心里話》，《丁玲全集》第8卷，第68頁。

[9][10]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4年版，第119、119頁。

[11]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中國作家》第1卷第2期，1948年1月。

[12]丁玲：《漫談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第420頁。

[13]丁玲：《憶弼時同志》，《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頁。

[14]丁玲：《談談寫回憶錄》，《丁玲全集》第8卷，第373～374頁。

[15]王中忱：《現(xiàn)代中國知識女性命運的典型縮寫》，《丁玲精選集》，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7頁。

[16]丁玲：《漫談散文》，《丁玲全集》第8卷，第421頁。

[17]丁玲：《〈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qū)〉自序》，《丁玲全集》第9卷，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