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康巖，畢業于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研究生學歷。報告文學作品見于《人民文學》《北京文學》等，散文及評論見于《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曾獲《人民文學》獎、劉勰散文獎等。長篇報告文學《他們讓真理穿越時空》入選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江西出版集團“時代氣象 中國精神”重大文學創作與出版工程。現就職于人民日報社總編室。

傳經者顧錦屏（節選）

康 巖

一

一九五一年九月，顧錦屏接到學校通知，離開上海到北京工作時，隨身攜帶的，只有父親送他的一只簡陋的小木箱。

這年暑假，顧錦屏是在醫院度過的。小時候在農村得的肛門瘺管又潰爛到淌膿水。他到上海第四人民醫院求治，醫生說要動手術，全身麻醉。手術后一直在做理療。新學期開始了，顧錦屏回到學校。開學典禮上，顧錦屏無精打采地坐著，仿佛還未從手術的后遺癥中恢復。會場上校領導的發言和報告他有一句沒一句地聽，同學找他說話，他也不搭腔。因為身體不舒服，眼神也是恍惚的，看東西像隔著一層水霧，只覺得發言者在眼前上臺下臺，講完話朝著觀眾席鞠躬、敬禮，就消失在了他疲憊的視線中，仿佛波紋消失在水面，了無痕跡。高音喇叭釋放出的音浪，重錘一般，敲擊著他脆弱的耳膜。當主持人宣布典禮結束時，顧錦屏長吁一口氣，火急火燎地起身，想回宿舍蒙在被子里，睡一大覺。

顧錦屏邁著沉重的步子往宿舍走，迎面碰上一個年紀略大的同學。同學興奮地朝他喊：“小顧，恭喜啊，你要到北京工作啦！”昏昏然的顧錦屏，腦袋像是被什么重物撞擊了一下，抖了個激靈。他吃驚并不是因為同班同學叫他“小顧”，因為年紀小，在班上這個稱呼他早就習慣。他驚訝的是，誰說的要到北京去，到底發生了什么？“什么時候的事？怎么可能呢？”顧錦屏一個箭步沖到同學跟前，連珠炮似的發問。

“剛才開會你沒注意聽嗎？校領導宣布到北京工作的人員名單里，有你！”在同學的提醒下，顧錦屏嗡嗡鬧的腦子才徹底清醒過來。他來不及細想，三步并作兩步，來到學校人事部主任周友珊老師的辦公室。“校領導宣布名單，你沒聽嗎？在臺下睡著了嗎？名單里有你！”周老師言之鑿鑿，每一個字都清晰有力，把顧錦屏震得一愣一愣，“給你一個禮拜的準備時間，到時候班主任王光老師帶隊，護送你們。”作為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就算卷爛舌頭、撓破頭皮，顧錦屏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二十六個奉調北京的學生之一。顧錦屏僵在了周老師的辦公室，腿腳像是灌了鉛，滿臉堆著“想不通”的表情。等到周老師起身送顧錦屏出辦公室，砰的一聲關上門，他才回過味來。這辦公室的大門一開一閉，自己就被學校送到北京去了，簡直像坐上了光速列車。

回到宿舍，顧錦屏一時間忐忑不安。北京是祖國的首都，令人向往的地方！但學校對工作安排只字未提，去哪個單位、分配什么工作……這些關鍵信息完全云山霧罩。他知道遵守紀律的重要，不該問的不能向組織開口。“北京的大單位那么多，組織自有安排！”他只有這樣告慰自己。轉念一想，一股忐忑的心緒又襲上心來：“這一去，該是整個后半生吧！難道要像扔一個漫無目的的漂流瓶一樣，把將來的工作生活，拋擲到一個遙遠而未知的充滿變數的所在嗎？”細細思忖后，他決定還是要去，一定要去！組織的命令，沒有任何理由違抗。他得趕緊把這個消息告訴在上海做工的父親，還有留在崇明的母親。

那時候，崇明不在上海的行政區劃里，而是屬于江蘇省南通專區的一個縣。崇明是個島，靠行船與上海交通。下了渡船，乘班車趕到他家的所在地。莫大的心事壓得顧錦屏惴惴不安，步子走得跌跌撞撞。他沿著阡陌間蜿蜒的土路走，遇到泥濘，一不小心還打了個趔趄。等到一間三進院的老宅出現在眼前，顧錦屏知道，自己到家了。顧家老宅是祖傳下來的，一磚一瓦，其來有自。宅子住了六七戶顧姓人家，顧錦屏和母親住在朝東的兩間瓦房，廚房同房間挨在一起。老宅外圈是宅溝環繞，溝里流水潺潺，護城河似的拱衛老宅，顧家日常飲用、淘米、洗菜、澆園，都仰仗溝里這一渠活水。

看到熟悉的宅溝，顧錦屏的回憶涌上心來。水溝除了泄水排澇，還養了不少魚。夏日的清晨，母親牽著顧錦屏小小的手，指向水里的魚，說：“頭大嘴大的是鰱魚，小一些的是白魚，身子細長渾圓的是青魚，頭小身子長的是鳊魚……”母親教顧錦屏辨認魚類，一句一指，如數家珍。顧錦屏很奇怪，為什么長得差不多的魚，卻各自擁有不同的名字，而母親居然全部記得住。水清見底，一尾尾河魚在溝底游動，一會兒縱向擺尾，一會兒活蹦亂跳，來來回回，穿繞在水底的泥巴間，像一支支離弦的箭鏃。陽光折射到水底，鱗片在光照下呈現溫亮的光澤，多少有些晃到顧錦屏的眼。他記不住魚類復雜的命名，也來不及細想它們游動的線路，但他開心得要命，因為經過母親的巧手，他今晚就能享受到一頓紅燒魚大餐。宅溝旁還有一條條用來灌溉的民溝，一到夏天，水溝上長滿成片成片的蘆葦，它們整齊排列，翠葉青青，向著夏日晴空無盡舒展著柔曼的身軀。小伙伴們顧不得家長的謾罵，一個個都脫去衣衫，光著腳丫，躥進葦叢中，很快便消失在密密匝匝的葦葉中。顧錦屏同幾個小伙伴在民溝一端筑起一個簡易的堤壩，再用盆把水舀干。沒有水的滋潤，成群結隊的魚蝦在泥地上蹦蹦跳跳，幾只螃蟹也橫起八條腿，歪歪斜斜到處爬。他們把魚蝦和螃蟹抓到木盆里，歡歡喜喜地帶著滿身泥巴回家。走在路上，螢火蟲一群一群飛過來，環繞他們飛舞，如同一顆顆會動的星星。

母親住房后面還有一片小竹林。一到春天，春雷一響，竹筍便齊刷刷冒土，母親囑咐顧錦屏，別在竹園亂跑亂走，小心踩壞了嫩筍尖，瞎了晚上一頓鮮美的油燜春筍。除了種筍，母親在竹園里還養了十幾只雞鴨。它們和魚、筍、雞蛋一道，構成顧錦屏兒時營養的源頭。

按下回憶的暫停鍵，顧錦屏小心翼翼地推開虛掩著的宅門，留出足夠的空間讓身子斜進來，再躡手躡腳地走進屋。他怕自己突然回家，驚嚇到母親。母親正在廚房里忙，灶臺里生著火，她正系著藍布印花圍裙做飯，沒有察覺到身邊的一絲響動。煙氣撲上了臉，母親干咳幾聲，揉著酸澀的眼睛，好把那汪在眼眶里的一星半點兒的濁淚拭去。空落落的屋子里，顧錦屏感覺母親像是一只毛兔，轉來轉去。

“媽，我回來了！”母親猛一回頭，發現滿頭是汗的兒子立在跟前，一時竟有些語塞。她把那雙因勞作而變形的手在圍裙上揩了揩，便走過來握住兒子的手，顧錦屏的身體霎時像通了電。他垂下頭去，看著母親仿佛綴滿樹瘤的雙手。這雙極其粗糙的手，像是不遠處自家菜地里被霜打過的青菜秧。骨節是堅固有力的，那指頭間的力量隱秘無聲，雖被一層厚厚的老繭覆蓋，但充滿躍動的勢能，仿佛隨時可以破繭而出。

顧錦屏知道，這雙勞作的手、粗大的手、一點都不“女人”的手，是母親為自己筑起的保護傘與溫柔鄉，它戰勝了多少人世間難咽的苦厄，驅趕走多少鄰家孩童的飛石、蟑螂蚊蟲的叮咬，還耕地插秧、漿洗縫補、積攢學費、看病買藥、燒火做飯……這雙手，在春花爛漫的季節，挎上竹籃去地里挖野菜；在夏日的河邊，握住敲衣棒，浣洗衣服；在收獲的秋日，擔著毛口袋到鎮上賣糧；在飄雪的冬天，一錐一錐用頂針和麻線納“千層底”。無數的困厄，都被這雙手濟度；無數的磕碰，都被這雙手撫平。顧錦屏握著媽媽的手，眼角微微沁出了淚，路上的惶惶不安消失了，他的內心復歸平靜，像是夏日里靜謐的夜空，盛得下一輪圓月、滿天繁星。

“媽，學校讓我到北京工作。”這么多年，顧錦屏離家去上海讀書，母親搞不懂兒子在學校學些什么，這回到北京要干什么。她心下一緊，剛才揩去的濁淚仿佛回潮般，又流進了眼眶。這么久沒回家，怎么一回來就要去北京了？顧錦屏看穿了母親的心思，他囁嚅著：“媽，事情緊急，老師說，只有一個禮拜準備時間。”顧錦屏青澀的眼神里，透著堅定。

母親撫摸著顧錦屏的額頭，沒有搭話。她來到五斗櫥旁，取出一只瓷碗來到墻根，打開一個落滿灰塵的土壇。壇蓋被掀開的剎那，屋子里充滿了輕柔的酒香，這是母親用糯米和酒曲釀制的酒釀。母親裝了一碗，喚顧錦屏坐下吃。酒釀入口的一瞬，那甜滋滋的味道灌入心脾，掃清了連日來所有的燥熱。“多吃兩口，去北京就吃不到了！”母親拉長了腔說。望著母親深眍的眼窩，顧錦屏感覺仿佛這十八年人生的底牌瞬時間被洪水沖走，在這孤寂的島嶼上，他走過的路、讀過的書、見過的人、吃過的飯，也都紛紛塌陷。他的眼淚再也止不住，稀里嘩啦流出來。

顧家靠崇明島北沿。這時，窗外的太陽開始西沉，光芒從淡紅一點點變成緋紅，再成絳紅。密密層層的云團被光波揉搓、拉長，燒成一團肆意奔跑的火焰。顧宅離江岸不遠。江水如練，托起盛大的落日與錦緞般的霞光。江上的渡輪和商船靜靜地行駛著，江面泛起了幾縷浪花，不一會兒就被余暉吞沒。顧錦屏低著頭不言語，握住湯匙的手微微打戰。半空中傳來長長的汽笛聲，仿佛野獸受傷時凄厲的嗚咽，他覺得是在催他離去。他一口一口吃完酒釀，看著母親收過碗去留下的背影。當晚，母親大顯身手，料理了一桌子好菜，還喚來了同族的叔伯兄弟，大家都為顧錦屏高興。那可是首都啊，到了北京，再也不用回這個偏僻的島上來，圍著田地和耕牛打轉。聽著堂兄弟們的贊嘆，顧錦屏開心是開心，但心里多少還是有些空落。他用余光瞥向母親，母親真是一架不用休息的機器，她把顧錦屏的床鋪收拾停當，又踱步到竹園。游走的雞鴨開始歸窩，母親發出尖厲的聲音呼喊它們，嘴里喃喃自語：“天黑透了，再不回窩，就找不到咯！”

晚上，顧錦屏一個人躺在床上，任由陳年往事在心里發酵。不多久，疲憊侵襲過來，他很快入睡，墜入一個江風呼嘯、蘆葦蒼茫的夢境。在夢里，他回到了童年，長出了雙翼，飛在高高的天上。他看到了長江三角洲上的一座島嶼，那是一座四面環水、林木茂盛的島。晝夜不停的潮汐，一會兒讓水位升高，一會兒又回落。江風刮起來，催動江水沖刷著島岸。崩落和沖擊下來的泥土又被波浪回流推積在岸邊，一會兒淤漲，一會兒坍蝕，形成一個個星羅棋布的淺灘，像是幾何學意義上的平衡剖面，可泊舟船，可作港口。岸邊的蘆葦青青一片，在陽光下飛揚搖曳，一疙瘩一疙瘩、一蓬蓬，組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兜，網在遼闊的泥土上。深深淺淺的灘涂里，魚蝦跳躍，天鵝佇立，漁船經過處，驚起的大小天鵝羽翼相交。待行船走遠，一只長尾雀鷹倏然騰起，圓闊的翅膀疾風般扇動，唰一聲掠水而去。顧錦屏意識到，這就是生養自己的故土崇明島。

忽然，他聽到地面有人喚自己的名字，原來是祖父、祖母還有母親。他們要他到田上來幫工。正值春耕農忙，家里三口勞力根本忙不過來，還雇了兩個短工打下手。年幼的顧錦屏有時也得下田勞作。牛倌左手扶住系在水牛身上的鏵犁，右手抽動長鞭，催趕水牛向前。牛每前進一步，厚重的犁刃便輕松地插進腳下的土塊，水牛步步趨前，泥土隨之稀松碎裂。顧錦屏和祖父拖著瘦瘦的身軀跟在后頭，把曬干的苜蓿草填進田壟。要插秧了，祖母和母親在秧田里拔秧，祖父和幾個幫手插秧。有時顧錦屏擼起褲腿、光著腳丫踏進水田，跟祖父一起插秧。一個下午就這樣重復著彎腰、直身、再彎腰、再直身的動作。

兒時的顧錦屏，對祖父母的感情異常深厚，緣由是顧錦屏的父親常年在外。早年間，父親在上海一家紡織廠做工，周末節假經常回來。那時候，“上海”對于顧錦屏而言是極高極遠的天外。父親給他講大上海的繁華盛景，外灘如何高樓林立、煙塵沖天，霞飛路上的百貨店、時裝店、西餐廳、咖啡館、酒吧如何喧嚷，轎子、黃包車、馬車、汽車、電車如何在蘇州河和黃浦江邊蜂擁來去，碼頭上的纖夫和紡織廠里的工人如何羨慕匯豐銀行寫字間里的買辦與和平飯店里的西崽。到年節了，父親還帶好吃的回來。醬鴨、熏魚、苔條小黃魚、鮮肉月餅……顧錦屏想啊盼啊，他甚至能準確地辨別出父親回家時腳步的節奏，那些“天外來物”給他空蕩蕩的童年和干癟的腸胃填上夢幻的氣味。

好景不長，父親后來結識了一位包工頭老鄉，在上海造房子、修馬路，老鄉見父親腦子靈，就留他在包工隊里當會計，負責記賬和出納。包工頭背著原配夫人討了一房小老婆，父親也許被大上海的浮華沖昏了頭腦，竟跟包工頭的原配廝混到一起。自那以后，父親的面容和聲音就漸成水花和霧氣，在顧錦屏的記憶里漫漶、模糊，直到不可辨認。等到適學年齡，祖父把他叫到身邊說：“好好讀書，將來要爭氣，離開這個島，到上海去！”顧錦屏不明白，為什么平日里慈祥的祖父，此刻會操著如此嚴厲的口吻。多年以后，等祖父去世時他才明白，念好書是家人對他的全部指望。

祖父母沒文化，但對顧錦屏的照顧則是傾盡全力。除了管好吃喝，需要什么紙筆用具，只要顧錦屏開口，祖父母都會想方設法買來。正當顧錦屏該上小學的時候，日本人的炮火燒到了崇明島。炮火先從崇明中南部的豎河鎮燃起。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一大早，豎河鎮的早市像往常一樣熱鬧開啟。米行老板招呼腳夫接收大船小船運送過來的稻谷，再把昨夜加工好的大米一麻袋一麻袋送到船上，上海城里的米店正等著這批好貨上架。脫殼加工后的礱糠也不浪費，老板安排小伙計一擔擔地挑往鎮子里的豆腐坊、茶館，用作各家“老虎灶”的燃料。典當鋪門前掛著的幾串蝠鼠吊金錢在風里搖晃，一個中年婦人穿門而入，在遮羞板前舉起一串金首飾，伙計昨夜好夢未醒，連打幾個哈欠，一臉不情愿地接過手來。布莊也開門迎客，里頭既有獺、貉、狼、鼠等皮貨，也有冀魯江浙等地工坊產出的低檔花布、青布，還有進口的洋布，五顏六色，好生熱鬧。還有南貨店、京貨店、染布坊、茶食店、藥店、飯店、棧房……街前繁華市井，街后槳聲欸乃。

早市未散盡，一支日軍部隊分乘兩輛94式軍用卡車，撲到鎮上的東市梢。一位年輕的顧客正在羊肉店門口排隊，一個肥頭大耳的日本兵沖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頸，用蹩腳的中文呵斥：“走，去開會！”年輕人嚇得失了魂，被日本兵驅趕到街北面的一座寺廟里。廟前的空地上站滿了人，絕大多數是男性。一個軍官站出來，翻譯緊隨其后。“你們盡快說出島上的民眾自衛隊，也就是游擊隊，藏在哪兒。說不出來就槍斃！”翻譯竭盡全力模仿日本軍官的腔調，兇惡程度還要幾倍于他。人群發出輕微聲響，一個看上去蠻活絡的中年人高聲說：“游擊隊在哪里，我們老百姓哪里知道啊？”旁邊的日本兵怒目圓睜，一刺刀扎進他胸口，殷紅的鮮血噴涌如注，他倒在血泊中。軍官見眾人開始騷動，拔高了音調喊：“今天不說出游擊隊的下落，統統像他刺啦刺啦……”

這時候，人群中走出一個面色黧黑的中年男人，穿著棉布長衫，知識分子模樣。他說自己是上海人，來崇明豎河鎮走親戚，說完還出示了“良民證”。日本人見證放人，隨即四五十號人都掏出證來，一個跟著一個僥幸出去。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伯對日本人說：“我的證忘在家里了，我去拿。”說完也要跟著隊伍溜。日本人用刺刀擋在他面前。老伯近乎哀求道：“真的在家，讓我去拿吧。”說完便側身越過，沒等前腳邁出，刺刀便戳進老伯的肚子。老伯發出一聲慘叫：“我跟你們拼了！”他徒手握住刺刀，掌心被割得鮮血淋淋。日本兵將刺刀猛地一翻，再劇烈地抽動，老伯的八根手指頓時被切斷，慘叫一聲倒下。

日本兵整裝列隊，子彈都上了膛，為首的兩個兵端著兩挺機槍。一個和尚拼命地念起經來，日本人怕引起更大的騷亂，從背后給了他一刀，和尚也倒下了。死了好幾個人，沒人敢再作聲，但流血并沒有換來村民們指認游擊隊員。日本人便把人群趕到屋里，分一半在禮堂，另一半在禮堂邊的兩間小廟屋。人都齊了，就端起機槍狠命掃射，現場頓時血肉飛濺。掃射過后，日本兵把堆在空房里的麥秸稈悉數抱來，扔進屋里點燃，大火迅疾張開血盆大口，吞噬了整座屋宇。大火中不斷有煙霧升起，熏得人睜不開眼。火燒了一陣后，日本人終于走了。一些幸免于難的村民掙扎著從尸堆中爬出來，他們強忍著疼痛，有的砸爛窗戶，有的鉆進墻洞，逃出了火海。逃出去的人扶著墻一瘸一拐地走，有的身上還沾著未熄的火星。

逃出來的人回到家，家里也被燒成一片廢墟，連換洗的衣服都被燒成了灰燼。耕田的牛有的被燒死，有的掙脫了繩索，往河岸邊跑。難道這二百多人都不知道游擊隊的情況嗎？幸存者回憶說，不是的。游擊隊隊員們經常在老街上的茶館開會，有時候槍壞了，還會找茶館里的老師傅幫忙修理。

日本人的暴行很快在島上傳開，家家戶戶開始大門緊鎖。年幼的顧錦屏聽到日本鬼子的暴行，既恨又怕，他發現堂姐們外出漸漸少了，老是悶在家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念叨著哪家的姑娘又被日本人掠奪了去。

不久，離家三里路的東定小學又開始招生了。顧錦屏立即報了名，每天早出晚歸，勤奮好學，成績優異。但鎮子上沒有中學可上，只能到個人辦的三英補習學校去聽課。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崇明島回歸寧靜。享譽崇明島的三樂中學復校了。顧錦屏如愿以償，進了三樂中學學習。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一年對顧錦屏而言，也是一個悲傷的年份，疼愛他的祖母過世了。舅公代表娘家來，說：“棺材要用厚實的松木！”為了辦好祖母的葬禮，顧家還賣掉了幾畝地。在幼小的顧錦屏心里，大人們聚眾討論祖母的后事，是想讓祖母走得風風光光。疼愛他的祖母就這么走了，他再也見不到祖母了。

按照崇明的風俗，祖母的遺體要先在堂屋中擱置三天。躺在棺槨里的祖母面色平靜從容，顧錦屏從未如此觀察祖母臉上的細節，他知道祖母再也不會對他笑了。想到這里，他感覺五臟六腑都酸疼起來。他跑了出去，越過樹叢、草灘和稻田，來到江邊駐足。他聽到了不遠處傳來的漲潮的聲音，水浪一層一層涌過來，再退回去，又涌過來，來來回回撞擊著江堤。那里面仿佛混雜著水藻和魚蝦的腥味，還有腐爛的樹葉和柴油的刺鼻味。他想著祖母永遠離開了自己，他的心也歸于一片死寂，心臟仿佛跳動在另一時空。不多久，江風吹來一瓣輕盈的蘆葦花，在半空中舞動了幾個回旋后，落在他細細的、沾滿淚水的眸孔前。

一九四七年，顧錦屏從三樂中學畢業。他對未來沒有具體的想法，但有一點十分確定——離開崇明島。

二

如果不是偶然看到《解放日報》上刊登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上海俄文學校的招生廣告，顧錦屏這輩子可能就在蘇南地區的某個小學當老師了。

初中畢業后，謹記祖父的教誨，顧錦屏一心要去大上海見識見識，便報名參加了上海格致中學的入學考試。在上海，格致中學是響當當的名校。一八七四年，晚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倡議，近代著名化學家徐壽和時任英國駐滬總領事麥華佗聯合創辦格致書院（格致中學前身）。中西合辦的底子、傳授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辦校目標、培養科技人才的育人方針……凡此種種，給格致中學披上了一層關心國家前途、熱心科學時務的色彩。

顧錦屏拼命復習，為能跨入格致的校門做最后的沖刺。結果出來，顧錦屏的考分夠上高中班，但受名額限制，只能作為備取生。如果高中班有人不來，他便可頂替。他又聽說，學校要求所有學生交一筆不菲的住宿費，顧家根本無力負擔。顧錦屏的興奮啪的一下碎裂一地。他想，這日子真是一團糨糊，說不清道不明，一會兒是朗朗晴天，熱烈美好，一會兒是暴風驟雨，糟糕透頂。或許，人生就是不停地在苦和甜的塵網中跳來跳去，左腳和右腳，兩邊都踩踩，生命的平衡木才不至于坍倒。

與格致失之交臂，成為顧錦屏人生的一大遺憾。他收拾好心情，準備再上路。那時候，窮人家的孩子流行讀師范。這次，他選擇了學費住宿費全免、只收一點學雜費的江蘇省立太倉師范學校。由于戰亂，那時候學校剛由上海遷回太倉，校園和屋舍破敗得很。因為培養的是全科小學老師，所以學校不設專業，學生語文、數學、化學、歷史、心理學、教育學都要學。那時候，國民黨在國統區的腐敗統治，顧錦屏能清楚體會。抗戰消耗了大量的金錢物資，國民黨官員卻罔顧百姓的飽餓冷暖，房子、車子、金子、票子、女子都撈足，老百姓稱他們個個“五子登科”。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國民政府只能增加稅收，增發法幣，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帶來的是物價攀升、貨幣貶值。不多久，經濟陷入通貨膨脹的危局，生活成本高企、收入嚴重縮水，老百姓的日子過不下去了。

蔣介石著急了，他開出了一服挽救頹勢的“神秘偏方”——發行金圓券。當時，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他覺得，在上海推行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即可破開局面。換句話說，蔣介石想要用金圓券取代法幣，強制民眾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為金圓券。干慣了投機倒把生意的蔣介石知道，此時國民政府的紙幣已經沒有任何購買力，想要用缺乏信用的紙幣收繳民眾手里的硬通貨——黃金，只有通過行政鐵腕手段。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他準備把這個難啃的硬骨頭交給兒子蔣經國。

拿到蔣介石的“尚方寶劍”，蔣經國撒開了手。他強迫私人交出金條、白銀、銀圓與各種外幣，強制凍結商品價格以防商界囤積居奇……這些蠻橫無理的措施一個接一個，勢必要將民眾手中的硬通貨和外幣全面控制。在“限期兌現”“沒收”“制裁”種種壓力下，大批上海市民一大清早就來到外灘中央銀行門前排隊，一時間，長長的隊伍都快擠滿半個外灘，銀行的門警用盡力氣都不能整齊隊形。

蔣介石終究還是打錯了算盤。國民政府并沒有充分的現金和外匯儲備，政府的財政支出也一點沒減，金圓券僅僅維持兩個星期左右的寧靜，物價失控便接踵而來。那些豪門大族開始隱匿財產、囤積物資，沒有貨源補充，店鋪只能關張。所有糧鋪、油鋪、鹽店室空如洗，黑市上面粉八十元一袋，香油五元一斤。每石大米價格，竟從限價時的二十元，驟然上漲到五百元至一千元。隨之而來的是搶購風潮。在一家藥店，黃包車夫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霉素就跑，店主問他：“你知道青霉素是干什么用的？”車夫白了店主一眼：“管他娘的，反正比鈔票值錢。”

顧錦屏和同學們的日子也過得慘之又慘。母親賣掉棉花、稻谷，換得兩塊銀圓給他，以供生活上的不時之需。母親換來的銀圓藏在宿舍，居然被偷了，這讓顧錦屏難過了好一陣。大米賣到天價，有時學校面臨無米下鍋的局面。省里特地調撥了一批糧食救急，儲存在太倉郊區的米倉。學校領導發動學生們到米倉背米。顧錦屏和同學們一道，在一片慌亂中把米背回來。上海的混亂消息不時傳到鄰近的太倉，顧錦屏心想，這還是童年在崇明島上憧憬的人間天堂嗎？顧錦屏感到自己和同胞們活在一個不可理喻的世界，所有秩序顛三倒四到無法容忍。上海像是一個病人，渾身發炎潰爛的傷口，大羅神仙也救不了。當時，蘇北解放軍正在跟國民黨軍隊打仗，淮海戰役到了吃緊階段。國民黨當局封鎖了消息。當時，太倉師范的地下黨組織在學校的壁報和墻報上，隱晦透露出一些解放軍的消息，同學們課下就偷偷地討論著。大家整天想啊盼啊，期待解放軍趕緊南渡長江，把大家從這種爛到芯里的日子中拯救出來。

太倉解放的那天，顧錦屏第一次離漫天飄飛的子彈那么近。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快要畢業的顧錦屏，正計劃著和幾個崇明老鄉回老家看看媽媽。戰事正緊，國民黨為了阻斷國統區與解放區的交通往來，封鎖長江航路，回崇明的渡船被禁止航行。無奈，顧錦屏只能在學校里埋頭苦讀。到了傍晚時分，老師突然來到宿舍：“今晚有大事，千萬不能出門。記住沒有，千萬不能出門！”聽罷，顧錦屏趕緊躺在床上，屏氣凝神起來。學校一直有地下黨活動，他們辦的墻報上，不時隱晦地透露出一些快要解放的消息，顧錦屏心想，久盼的大日子要來了。

不久前，太倉地下黨員陳有慶接到上級指示，要求他趕到上海戈登路835號華盛薄荷公司，與有關同志接頭，接頭人是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王峰——太倉地下黨組織的重要創始人之一。王峰要求陳有慶了解清楚國民黨各級機關的人員編制、槍械、彈藥等，國民黨警察武裝和地方武裝的裝備、編制等，保警大隊、自衛隊及城郊一帶的保安團以及中統、軍統等特務機構的情況。陳有慶千方百計完成了任務，將情報送到了王峰手中。

后來，王峰再次給陳有慶下達任務，要求太倉地下黨組織于十天之內繪制出一幅“太倉敵軍軍事設防地圖”。陳有慶明白，如果不是到了攻城拔寨的階段，上級黨組織是不會這么要求的。陳有慶扮成了香煙小販，其他同志扮成收廢品的，他們白日里在太倉城晃蕩，左瞧一眼，右問一嘴，不久，縣城東南西北的布防情況就大致摸清楚了。夜里，陳有慶在油燈下畫圖，詳細繪出敵人陣地、碉堡、暗堡、戰壕、火力點及武器裝備等。他知道自己畫錯一筆，就可能是多少戰友的命。陳有慶發現，東門的防守力量薄弱，他在地圖上特別標明“東門守軍較弱”字樣。一天，在昆山正陽橋至火車站的大道上，陳有慶約王峰秘密見面，將縫在夾襖中的地圖交給了他。五月十二日，解放軍就是依照此圖，從東門攻入了太倉。

五月十二日黃昏，主力部隊從毛家市出發，越過瀏太公路，直逼太倉城。大部隊踏著夕陽的余暉，大踏步地行進。晚上八點多，戰斗打響。在掃清東郊鎮的敵人之后，部隊直撲太倉東城門。解放軍以猛烈炮火轟擊，同時派出精悍的爆破組炸開東城門，城里霎時炮聲轟隆，火光沖天，子彈崩突，百鳥驚飛。裹在被子里的顧錦屏聽著聲響，仿佛子彈嗖嗖飛過耳畔，鼻尖似乎聞到了子彈出膛的硝煙味。他的心跟著揪了起來，默默為勝利祈禱。八十三師二四八團一營三連乘勢率先從東門沖入城內，城內守敵獲悉東城門已破，便紛紛棄城南逃。當日深夜十一時，太倉全境解放。五月十三日上午，太倉縣委、縣政府機關進駐縣城。縣長浦太福發布告示，宣告太倉縣人民政府成立。

勝利過后，政府開會，要擇日在太倉縣大禮堂開慶祝大會。當時上海還沒解放，國民黨特務探聽到消息，揚言要派飛機轟炸禮堂。政府臨時決定，把大會地點換到了太倉師范的禮堂來。顧錦屏和同學們有幸能跟解放軍指戰員們一起，在學校慶祝新政府誕生。當大家聽縣長作報告時，兩架轟炸機果真盤旋在縣城上空，投下兩顆炸彈，原來決定要開會的地方被夷為平地。后來，學校領導在防空洞里開會，認為新政權剛剛取得勝利，縣城里還混有不少國民黨特務，轟炸可能不止一次。當天夜里，政府接到情報，國民黨很有可能再搞突襲。學校連夜要求學生撤離，躲到十幾公里外的沙溪中學去。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才正式原址復課。

國統區的學生思想復雜，學校開始組織政治教育。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號召全國人民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一邊倒”。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新政府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和政權性質，規定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各項民主自由權利，以及政治、經濟、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這些都成為政治教育的內容。自此，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面貌，開始在顧錦屏眼前展現。

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同學們參軍參干，到心儀的崗位上施展抱負。顧錦屏在太倉師范讀書已經兩年半，看到同學們一個個離開學校，走上新的人生，他心里也癢癢的。按照既定規劃，讀完師范，他要去當小學老師，可他并不想這樣。這里面有著現實的考量。當時小學老師的收入，大多依賴學校收取的學費，學生多、條件好的學校，老師能多拿點，大多數小學老師的待遇并不好。況且，自己這么年輕，真要把一生都安放在一所小學校里嗎？

一顆光滑的天鵝蛋，哪怕生在嘈雜的養雞場也沒關系。新中國成立后，在外交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將中國與蘇聯的戰略同盟關系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為學習和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國家亟須培養大批俄語人才。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在市委召見時任時代出版社社長姜椿芳。姜椿芳當時三十七歲，正是風華正茂干事業的好時候。在辦公室，劉曉向姜椿芳傳達了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決定：“我們要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第四部為基礎，在上海創辦一所培養俄語人才的學校，名字就叫‘華東人民革命大學附設上海俄文學校’。”組織決定，姜椿芳任校長，原來參與籌建華東革大四部的李鐘英、王其祥、杜方炯也趕赴學校報到，參加學校籌建。同時，華東革大調配了原為籌建四部做準備的涂峰任上俄副校長，金昔明任教務處主任，張茜（陳毅市長夫人）任教育股股長。此外，還有數十名南下干部組成工作團隊。

后來，姜椿芳回憶說：“約在開國大典之后不久的十一月間，上海市委通知我去談一個問題。我應命前去，市委第二書記劉曉同志接見我。他說：‘黨決定辦一所培養俄語人才的學校，一要趕快籌備成立，二要用速成的辦法進行培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成為上海市委機關報還不到一年的《解放日報》，刊登了上海俄文學校的招生簡章，簡章內容包括招收高、中、初三級學生三百名，規定了相應的招生條件，介紹了學習年限、時間及待遇問題。這份以姜椿芳個人名義發表的招生簡章，被顧錦屏和很多太倉師范的同學看到了。招生簡章在學生間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最終，包括顧錦屏在內，一共有八位太倉師范的同學組團去上海報名考試。

從太倉到上海，要坐長途汽車，班次不固定，費用也高，同學們哪能負擔得起這筆不菲的車費。既然坐不起四個輪子，就靠兩條腿吧。一行八人從學校起步，先步行二十多里到昆山，昆山有直通上海的鐵路，大家再沿著鐵路走到上海去。已是初冬時節，兩條狹窄的生銹的鐵軌，像是兩道鋒利的刀片，鋪展在顧錦屏眼前，在太陽的照耀下泛著銀光。鐵路兩邊綿延出去一大片田地，遠處三三兩兩地橫著幾間農舍，煙囪里有青煙吐出。天色暗了，原先熱烈交談和歡聲笑語的大家，此刻都沉默不語，疲憊地向前走。顧錦屏覺得，這條長長的鐵軌根本望不到盡頭，一直在延伸、交替、重疊、反復，就像兒時崇明稻田里那割不完的苜蓿，割完一茬還有一茬，走完一截還有一截。他只想快一點，再快一點，身旁的風和火車經過時的汽笛都引不起他的注意，耳畔只有腳步摩擦地面的沙沙聲。

到了，顧錦屏和同學們立即報名應考。考場外，他們聽說報考人數有好幾千。既有大學畢業生，也有失業者，年齡大多在三十歲到四十歲間，有的算是顧錦屏的父輩。大家文化程度不同，有學生、店員、教授和法官，還有當年國民黨的軍政人員等。考試內容分三門——國文、外語和政治常識。國文寫一篇作文，題目是《為人民服務》，政治考《共同綱領》，英文考幾道必答題。看到考題，顧錦屏高興壞了，這些內容他都熟悉。學政治課時，他就去新華書店買了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單行本，《共同綱領》他也下功夫研究過，再加上初中時就打下的英文基礎，顧錦屏考得還算輕松。錄取名單公布，顧錦屏榜上有名。他的作文寫得好，得感謝一位姓馬的國文老師。馬老師經常輔導顧錦屏寫作，他得知顧錦屏考中，還從工資里拿出幾斗米的錢來資助顧錦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上海俄文學校揭曉通告》，公布了首批錄取學生名單。因報名人數超出預期，學校最終錄取三百九十六名學生。年僅十六歲的顧錦屏，終于成了上海俄文學校的一名學子。他像是一只闖入一片蔥蘢森林的小鹿，滿眼都是芬芳的綠意。

三

少年郎，望遠方。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至十日，錄取的第一批學生陸續報到入學。正值寒冬，顧錦屏裹著一件厚厚的棉服，站在校門前，抬頭望向門楣上一排用作裝飾的松柏枝，像在欣賞一幅古畫。它們皮粗如龍鱗，葉細如馬鬃，枝葉參差，綠得盛大恣意，在顧錦屏的眼皮下，盡情舒展著樸拙的曲線。顧錦屏很少見到這種生長緩慢、成長周期長的植物，但他知道，眼前這飽滿的植株、濃綠的葉色不是一蹴而就的。身旁隆冬風厲，眼前百卉凋殘，但貫四時、歷千霜而不凋不隕，也就只有這松柏了。冷風卷過來，暴露于風中的松柏枝依舊巍然肅然。顧錦屏扛不住冷，他縮了縮脖子，打了一個噴嚏，便踉蹌地朝校舍走去。

市委要求學校辦“速成”教育——“速建、速育、速用”，但姜椿芳面臨“一無校舍、二無教師、三無教材”的局面，辦一所學校，可謂“從零開始”。招生計劃擬定、學校選址、教師選聘、教材編訂……他都親自參與。上海暨南大學不久前停辦，上海俄文學校最初的校舍被安排在寶山路暨南大學二部，一九五〇年二月又搬遷至暨南大學一部。這兩地原是上海淪陷時期建造的日本中學校舍，年久失修，多處損壞，最初只有南大樓和東大樓兩棟教學樓可用。兩棟樓靠一個玻璃走廊連接，大門設在東體育會路上。四排簡陋的棚戶房作為男生宿舍，墻是由竹片編成的，抹上泥灰也就成了“墻”。每個房間里擺幾張上下鋪的床，中間再擺幾張桌子。同學們既在這里住宿，也在這里開小組會。大大小小規格不一致的課桌椅擠在一個教室里，不是腿這缺一塊，就是桌面破個窟窿。起初食堂也沒有，大家打完飯就坐在宿舍里吃。同學們每天上課自習，沒人覺得苦。學校干部的寢室，既是辦公室，也是會議室，課桌就是辦公桌，椅子不夠坐，大家就坐在床沿討論工作。

盡管條件如此差，但姜椿芳想到的是自己在電影《列寧在十月》中翻譯過的一句話：“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天下一等一的好事，都是從艱難困苦中來的。不經難而成的事，絕不是好事！姜校長用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的故事激勵大家。吃不飽穿不暖，沒有生活用品，就干等著餓死嗎？還是就地解散革命隊伍？喝小米稀飯、吃鹽水、泡野菜也得過！“自力更生”的“力”在哪兒？就在每一個師生的手里。天大地大肚子最大。姜椿芳跟師生們一起，首先建了簡易的板房當食堂，此外還填平了學校門前的臭水溝，修通了兩條從宿舍通往食堂和教室的煤渣路，這兩條路被師生們命名為“勞動路”和“實踐路”。待學校規模初具，姜椿芳多次請示上海市市長陳毅，又將西面一個部隊的院子劃給了學校。

學生們的家庭情況、成長背景各不相同，有些三四十歲的同學，還曾在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和銀行等單位工作過。學校定下教學目標：第一學期以政治學習為主，主要課程是社會發展史，旨在幫助同學們確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課本里有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在這篇文章里，恩格斯從生物進化和社會發展兩個方面，闡述了勞動在從猿轉變為人的過程中的作用。那時的顧錦屏還想不到，多年以后，他本人就是這篇文章權威版本的翻譯者和定稿人。中共中央華東局的領導、校領導輪番來作政治報告，宣講黨的方針政策。顧錦屏像是不會水的毛孩子，一頭扎進了大泳池，邊聽邊記邊思考。

姜椿芳在蘇聯領事館和蘇僑協會的幫助下，聘請了當時在上海學歷較高的蘇聯僑民教俄語，又從外地聘請了國內俄語界前輩夏仲毅教授擔任俄語教研室主任，聘請吳克元、朱韻清、朱素清等幾位俄語專家擔任俄語教師。姜椿芳本想自編教材，但學校從籌備到開學僅兩個月，時間根本來不及，就改用現成的大學俄文專修科曾使用過的俄語啟蒙教科書、編著者署名為“賀青”的《俄文讀本》。在日后的歲月里，同學們靠這個讀本掌握了俄語基礎。“賀青讀本”本著“必需”和“夠用”原則，給學生們提供了最基本、最必需的詞匯和語法知識。課文配有結合現實情境的練習題，學了馬上能用，書中還注意解釋中俄兩種語言的不同表達特點。后來大家才知道，“賀青”是姜椿芳的筆名。

清晨的操場上，同學們用脆生生的嗓子和不得勁的舌頭練習著俄語發音。顧錦屏覺得俄語卷舌音最難。“рабочий（工人）”“крестьянин（農民）”……舌頭每打一次卷，都要再費勁巴拉地抻直、攤平，簡直是一場自我折磨。他和很多同學一樣，恨不得在嘴里含幾顆鵝卵石，好讓舌頭能永久地打成一個美麗的蝴蝶結，這樣就不用起早貪黑地跟口腔死磕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九日，學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華東革大校長舒同、副校長劉格平等一早就到現場檢查情況。下午陳毅市長來了，簡單吃了碗面條后便步入禮堂。開學典禮拉開帷幕，禮堂燈火通明，臺上臺下擺滿桌椅。主席臺上陳毅、舒同、劉格平、姜椿芳等一一就座。姜椿芳穿著中山裝。臺下席地而坐的顧錦屏對姜校長有過誤解，因為他曾見姜校長穿過筆挺的西裝，以為是民主人士。原來，姜校長是長期戰斗在文藝戰線上的地下工作者，資深共產黨員。現場還邀請了蘇僑協會會長齊布諾夫斯基、秘書奧柯夫，塔斯社上海分社社長葉夏明，以及時代出版社的蘇聯投資人匝開莫等嘉賓。

陳毅市長在掌聲中走上主席臺，為大家作報告。他不用講稿，不用話筒，洪亮的聲音在禮堂里回響，從國際形勢、國內形勢講起，足足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后，陳毅市長的演講歸結到大家所學為何的“大哉問”上來：“新中國俄語工作者，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應去掉單純的技術觀點和雇傭的職業觀點。有了正確的觀點，學習俄文才有用。用這種語言工具去吸收國外的成功經驗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服務我們中國的革命建設……”

陳毅市長的話給了顧錦屏極大鼓舞。如果說此前自己報考俄文學校還是出于現實考慮，那么此時此刻，他的內心有了新的希望。新中國成立，新校園建成，新學生入校，新老師就位……是啊，四周彌漫的都是欣欣然的氣息，嶄新的詩篇在新鮮的空氣中孕育著。窗外的枝頭萌發新的花蕊，天邊的云層露出新的晨曦，迎面而來的春風撩起每個人青春的秀發，顧錦屏感到生命充實而篤定，他像是一枚炮彈，炮膛里裝滿了火藥，瞬間被點燃，一股極大的熱能和推動力讓他加速移動，飛速升高，自由飛行。

開學典禮后，姜校長請來作家夏衍、記者柯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馮定、經濟學家沈志遠等各行業專家，給同學們作報告。學校給每個班都配備了蘇僑教師，負責俄語教學。大清早，學校的空地上，同學們苦苦練習著俄文卷舌音，背俄語單詞。課余飯后，宿舍里、操場邊經常飄蕩著哼唱《喀秋莎》的歌聲，聊天時，大家互稱對方的俄文名字。有時候姜校長也給大家講課，同學們都愛聽。后來，有位名叫莊壽倉的同學回憶：“姜校長作報告時總是站著講。講話的主題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性的，也有教學和時事。似乎沒有講稿，一口清晰、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娓娓而談，不徐不疾，沒有抑揚頓挫，卻有輕重快慢，沒有生硬說教，卻又循循善誘，沒有華麗辭藻，卻又生動活潑。一兩個小時過去，同學們似乎還沒有聽夠。”

與此同時，盤踞臺灣的國民黨和蔣介石不甘心失敗，時刻想反攻大陸。蔣介石利用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傳遞消息，接連派飛機轟炸上海，城市電力、供水單位和一些基礎設施都遭到攻擊。學校附近的公共設施都布置了防空區，里面有高炮、高射機槍等可以隨時應戰的武器。家家戶戶接到上海市委通知，開始儲糧、積水、囤煤，以防短時斷供。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顧錦屏發現，商店平日干干凈凈的玻璃門窗上貼了防震貼，以防空襲時玻璃碎碴兒震落傷人。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幫著住戶們在窗戶上貼紙條，大型商店的落地窗還貼上了透明的明膠紙。市政府還給每戶人家發了煤油和蠟燭的購買憑證，以應對斷電之虞。顧錦屏看到這些橫七豎八的紙條，心里有點緊張，便回到了學校里。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中午十二點剛過，顧錦屏正準備睡午覺。突然，窗外響起了防空警報，一位老師跌跌撞撞沖進宿舍，大聲疾呼：“敵機已到上空了！”同學們還來不及反應，只聽得轟隆一聲巨響，顧錦屏耳邊仿佛一聲驚雷……幾聲巨響接連傳來，隨之是玻璃碎裂的聲音，混著呼叫聲、哭喊聲和慌忙的腳步聲，大街上亂作一團。顧錦屏趴在窗臺上，發現楊樹浦方向升起幾股濃黑的煙柱，一片火光霎時燃起，原來楊樹浦電廠被炸了。不斷有消息傳來：從楊樹浦路隆昌路往西，到許昌路自來水廠附近，有好多民房被炸。楊樹浦發電廠遭受了極為嚴重的破壞，大部分發電設備被毀，上海的工廠車間幾乎全都停工停產，居民的生活電力供應也被中斷，商店關門歇業，一到夜晚，街區伸手不見五指，像是一座死城。市政府實行燈火管制，要求每戶每天只能點亮一盞燈，而且限時。在學校，顧錦屏和同學們只能點蠟燭看書學習。中央向蘇聯提出援助請求，蘇聯政府派來一個米格-15戰斗機中隊，同行的還有一批在東北基地培養出來的中國飛行員。同時，調來了一批射程更高的高炮予以反擊，不少蔣介石的飛機都被打了下來。生活秩序恢復后，學校組織同學們到復興公園參觀被擊落的國民黨飛機殘骸。看著眼前的一堆破銅爛鐵，顧錦屏知道，蔣介石和他的飛機再也回不來了。

在國民黨飛機不斷侵擾的時候，校領導打算把學校遷到安徽蕪湖，還在大會上做過動員。現在，飛機侵擾的隱患已經排除，學校恢復了安穩的學習環境。從一九五〇年第二學期起，課業就以俄語學習為主了。學校還挑選了一部分俄語成績優異者，編成兩個速成班，顧錦屏入選了。他所在速成班的班長，就是后來同他一起調入編譯局的周亮勛。學校給速成班配備了教學經驗豐富的俄語老師，開設語法課和翻譯課。姜椿芳校長親自上翻譯課。顧錦屏是班里年紀最小的一個，他本想多學點，沒料到只學了兩個學期就提前畢業，還被分配去了北京工作，自然既興奮又緊張。

北上的日子終于到來。母親沒給他準備任何貴重的物什，父親給的小木箱裝著些隨身衣物。顧錦屏知道，母親雖有萬般不舍，但她希望自己去北京。他明白，自己雛鷹振翅的一刻來了。顧錦屏緊緊攥著小木箱上的藤編把手，像是攥住開啟命運之門的鑰匙。他從家里出發，一路小跑，像是一只飛奔在秋日寧靜陽光中的麋鹿，奔跑在他再熟悉不過的泥巴路上。他越過成片金黃色的稻浪，仿佛聽到稻穗與稻穗在風中摩擦的聲響，不時還有白色的蘆葦花落在身上。他不停不歇，連氣都顧不得喘，跑得額頭沁出了汗珠，臉上一會兒紅撲撲，一會兒白煞煞。拎在手里的木箱，咣里咣當，像是掛鐘的擺錘來回晃動，撞擊著顧錦屏的大腿。后來，他覺得自己的步子像是汩汩冒出的山泉水，連續而激越，過去的日子像被這泉水洗濯，在腦海里變得清晰而生動起來。他一翕一張的鼻尖，似乎還聞到了瓜果的甜香、酒釀的醇香、稻田的清香。懷念、緊張、興奮、忐忑、好奇……種種情緒在心里碰撞，他想不了太多了，雙腿像是踩著云朵，很快趕到碼頭。這個通往上海的渡口，顧錦屏幾年間不知來來往往多少次，他熟悉這里的每一粒沙塵、每一株野草，仿佛是自己生命的延長線。四野靜穆，陽光藏匿在云層之上伸著懶腰，站在渡口的顧錦屏像是一個孤獨的感嘆號。他買了船票，大步邁上甲板，走到船頭，還是回望了幾眼。稻香終要遠去，蘆葦終要遠去。不一會兒，他便把目光轉移到波光粼粼的江面，給渡口留下一個瘦弱的身影和清澈的眼神。

回到學校，顧錦屏同一起北上的同學會合。等到九月中旬，二十六位意氣風發的同學，在王光老師的帶領下，坐上了上海到北京的列車，奔向新的人生。

四

到了北京，顧錦屏和同學們被安排住在前門中組部的招待所。

沒事的時候，顧錦屏喜歡在前門一帶游走。這里就是偉大的首都、祖國的心臟——北京！顧錦屏一路走一路瞧，賣藥的同仁堂，賣鞋的內聯升，賣帽子的盛錫福，賣刀剪的王麻子……一家家商鋪沿街敞著大門，伙計絲滑的吆喝聲好聽極了。一家綜合市場門前，停著一輛伏爾加牌的轎車，威風凜凜，顧錦屏知道這是蘇聯大使館的車。建筑也好看，正陽門箭樓、五牌樓、中華門、棋盤街、天安門、景山，遠處還有依稀可見的北海瓊華島上的白塔……走到五牌樓，顧錦屏抬眼一望，上方裝飾著鮮紅的五角星和紅旗，牌樓下掛著一排紅燈籠，像是列隊在歡迎路過的客人。走得累了，他就跳上一輛鐺鐺車，在前門和西直門之間往返。售票員胸口掛著一枚哨子，一旦人齊整了，售票員就吹哨示意司機發車。

坐上車，顧錦屏仔細觀察著。車上有一名司機，一名售票員，都是男性，身穿藍布制服，頭戴藍色加檐帽子。有時車開半道，會上來一位穿著毛料制服的查票員。售票員肩頭挎著一個黃色皮袋子，銅圓、銅圓票、毛票都放在里邊。車票各段有各段的顏色，放在票板上，乘客付完錢用紅藍筆一畫，再交給乘客。有上了年紀的老頭兒老太太上車了，他馬上走過去攙一把，扶到座位上：“來來來，給老人讓個座兒，人歲數大了，站不住。”清脆的聲音在車廂里響起。

沒多久，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便受中組部委托，來招待所考察顧錦屏和其他同學，以便分配單位。局里來的是干部科科長丁守和，還帶了一位女翻譯。丁科長翻看同學們的檔案，看完后再逐個談話，詢問家庭情況、俄文學習情況。顧錦屏有些緊張，他對丁科長說：“我才十八歲，俄文學得不多，完全服從分配。”幾天后，顧錦屏就和同班同學周亮勛一起，被分配到編譯局。當時編譯局有兩個業務部門，翻譯室和編輯室。顧錦屏被分配在翻譯室哲學組，組長是林利，她是“延安五老”之一、開國大典主持人林伯渠同志的二女兒。周亮勛被分配在編輯室，主要負責編輯出版《學習譯叢》雜志。《學習譯叢》主要翻譯蘇聯報刊《布爾什維克》《真理報》《哲學問題》上的一些理論文章，政治、經濟、哲學、文化領域都有，是國內黨政領導、理論界了解蘇聯當前思想理論動態的一個窗口。

顧錦屏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翻譯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合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里面的哲學詞條。小年輕顧錦屏，哪懂什么哲學呢？《簡明哲學辭典》編者之一尤金教授，在蘇聯理論界享有崇高聲望，長期在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工作，擔任過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國家出版總局局長。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他還擔任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他來到中國的經歷，也頗為“傳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莫斯科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的大鐘剛敲過十二響，毛澤東主席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所乘坐的專列徐徐進站，抵達蘇聯進行訪問。這是新中國領導人的第一次出訪，專列從北京到莫斯科行駛了十天。專列還拉了山東出產的大黃芽白菜、大蘿卜、大蔥、大梨子等物品，作為給斯大林的七十歲生日賀禮。后來，林利回憶說：“在為斯大林祝壽之際，向斯大林說明中國這些年的基本情況，并請斯大林派使者來華，以便直接了解情況。據說當時蘇聯哲學家尤金就在座側，毛主席當時就說，就請派他來華吧。而斯大林果然就派了尤金作為他的使者于一九五〇年來華。”

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尤金偕夫人來中國，一到就前往中南海作報告，現場由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局長師哲、副局長張錫儔以及毛岸英同志作翻譯。后來，尤金考察和講學的腳步遍及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武漢、西安等大城市，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同志陪同。隨行人員中，就有擔任講學翻譯的林利，編譯局楊志超同志擔任他的生活翻譯。林利知道尤金的重要地位，對是否能完成任務心里沒底，一直在打退堂鼓。她對陸定一說：“我的哲學知識只限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那一點，怕是翻譯不來啊。”陸定一寬慰她說：“知道這些夠了！”尤金的報告會規模空前，來聽的人都是當地的高級領導干部和社會知名人士。尤金在報告會上援引大量西方哲學觀點，林利翻譯起來很吃力，急得滿頭大汗。

尤金的訪問，林利全程陪同，一日三餐吃在一起。有一天，林利心血來潮問尤金：“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們的道德觀念是怎么形成的？”尤金覺得這問題很有意思，回答說：“共產主義社會里物質極為豐富，人們就不會有貪念。到了那時候，人人都能隨時擁有許多衣服，二十雙或者四十雙鞋子，那么這個人也就沒必要把四十雙鞋子放在家里了。”林利知道，此次尤金來華還肩負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商量出版《毛澤東選集》俄文版的事宜。當時商定了由蘇聯駐華使館參贊、毛主席和斯大林晤談時的蘇方翻譯費德林和師哲二人翻譯，再送莫斯科付印。

《簡明哲學辭典》一九三九年曾作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參考資料出版。尤金把新增訂的《簡明哲學辭典》的清樣交給林利，要求提前譯成中文，有些條目先在《學習譯叢》上發表。哲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這些龐大的詞匯對于十八歲的顧錦屏而言，無異于天書。那時的他，連艾思奇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作的通俗讀物《大眾哲學》都沒讀過，怎么有能力翻譯《簡明哲學辭典》里的詞條呢？不懂就學，硬著頭皮干吧。顧錦屏像是擰緊了發條的機械表，一刻不停地邊干邊學、邊學邊干。他到圖書館找俄文版的哲學書看，既學俄文，也學理論。那段時間，他重點學習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初步了解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他像一尾游入海洋的魚，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成為他鋒利的牙齒和強壯的肌肉。他晚上十二點前幾乎沒睡過覺，凌晨五點多就起床工作，翻譯好的稿子交給林利、何匡、劉水等老專家修改。顧錦屏的翻譯水平和技能，也在一次次學習、一次次改稿中提高。

編譯局有個很漂亮的花園，有假山有水池。顧錦屏就住在假山附近的一棟老舊的二層宿舍樓里，一層的平房是工作間。每當翻譯累了，顧錦屏便擱下書筆，走出房門，到院子里的湖心亭逛逛，他的目光便會和玲瓏而參差的假山相遇。那些奇形怪狀的石頭，像是某個遠古巨獸遺留下來的骨架。遠遠看去，那些石頭黑黢黢的，有的像蓮花瓣，有的像大象頭，有的兀立如柱，有的側身探水，有的金剛怒目，有的菩薩低眉，一動不動地被流水環繞，仿佛太初之時就坐在那里。顧錦屏想，真水繞假山，假山流真水，還真有點辯證的味道呢！

北京的冬天特別冷，風颼颼地刮。住在簡陋的平房里，連痰盂都會結冰。寒冬里，取暖全靠生爐子。南方人顧錦屏望著眼前鐵皮制成的、水桶一般的鐵坨子，一點辦法都沒有，只能請來局里的勤務員幫忙。勤務員先在爐膛里放些木柴，再用錘子把大塊的煤球敲成小塊放進去，再用廢報紙點燃木柴，拿扇子對爐門不停扇風，不多久，煤塊被點燃，爐里就噼噼啪啪響起來，火罐冒出煙霧，發出紅光和溫熱。

哲學組充滿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工作氛圍，領導和同事不分你我，打成一片。一年多后，除了哲學，顧錦屏也翻譯一些其他文章。有一次，蘇聯《哲學問題》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宇宙起源塵埃說”的稿件，要求顧錦屏翻譯，譯好在《學習譯叢》發表。顧錦屏一個頭變成兩個大，文章里提到的科學家他一個都不知道，涉及的科學理論他都看不明白。這樣的稿件，就連劉水這樣的老翻譯家也沒辦法。局里請了中宣部科學處的龔育之幫助，才把這篇稿件翻好。一篇篇譯稿像是一片片雪花，在顧錦屏的手頭飄飛和融化。一年后，顧錦屏把一篇翻譯好的稿子交給何匡審改，何匡對他說：“好了，以后你翻的稿子不用再給我改了，你還要給新來的同志改稿。”

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央決定，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首要任務是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為此，局里一度安排了一百多位工作人員參與。除了少數從延安來的有翻譯經驗的老同志，還有曾在大連《實話報》工作、有翻譯經驗的同志，其他都是外語院校畢業的年輕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對《斯大林全集》的翻譯，拉開了這項“大任務”的序幕。顧錦屏當時忙于列寧《哲學筆記》的翻譯，沒有參與其中，但這項工作確立的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原則和翻譯標準，卻為顧錦屏和編譯局的同志堅持至今。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已有蘇聯外文出版社的中文初譯稿，由劉少奇一九五二年訪問蘇聯帶回。大家覺得，這部譯稿質量不高，語言風格老套，有些地方譯得不夠準確。編譯局決定重新譯校，師哲、陳昌浩、姜椿芳三位局領導和好幾位蘇聯專家一起投入這部編譯局的“開山之作”。翻譯期間，局里組織了關于“翻譯標準”的討論，中心就是清末翻譯家嚴復提出的“信、達、雅”。“信”和“達”大家都沒意見，關于“雅”則產生了分歧。經過一次次討論，大家把理論翻譯，尤其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翻譯的標準界定為“意思正確，譯文通順”，至于“雅不雅”“如何雅”，不在標準范圍之內。對于年輕的翻譯者，老同志還教導說，翻譯必須與研究相結合，譯者要成為專家型翻譯，而不僅僅做文字的搬運工。這要求譯者要弄清楚原著的理論內涵，避免譯文與原文貌合神離。可以說，這些寶貴經驗給顧錦屏的翻譯人生上了結結實實的一課，這些披沙揀金形成的標準，也成為編譯局日后工作的“金科玉律”和“定海神針”。

后來，編譯局要新建辦公樓，哲學組便搬到南寬街十三號辦公。這里原來是馬連良的公館，編譯局花了三千匹布買下來，先作為北京俄專的校園用。中間有一個漂亮的小院，局長師哲住在這里，后面一排平房，顧錦屏和同事們就在那兒辦公。有一天，師哲走出院子散步，剛好碰到從平房辦公間出來的顧錦屏，兩人便聊了起來。顧錦屏對師哲說：“師局長，翻譯很難，我俄文基礎一般，又缺乏理論功底。”師哲對他說：“我看過你的檔案，你是讀師范的，我也讀過師范。你中文底子不錯，只要你肯鉆研，一定能干好！”師哲局長的一番話，給了顧錦屏莫大鼓舞。

關于翻譯工作，后來師哲回憶說：“有一次毛主席對我說，翻譯工作不僅要精通兩國語文，也還要熟悉它們的文學、藝術、歷史、風俗、生活習慣、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斷學習，汲取新的東西，以充實自己，否則就難以應付局面。”

顧錦屏的初顯身手，是一九五四年翻譯列寧的《哲學筆記》。《列寧全集》各卷翻譯工作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開始，顧錦屏承擔的《哲學筆記》，是列寧研讀哲學著作和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時所作的筆記匯編。在書中，列寧關于黑格爾《邏輯學》和《哲學史講演錄》的摘記占有很大篇幅，內容艱深，翻譯難度極大。編譯局請來馬列學院的蘇聯專家吉謝遼夫，為大家前后作了二十五次系統的講解，林利現場翻譯。后來，吉謝遼夫的講稿結集為《關于列寧的“哲學筆記”》一書，由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出版。哲學組全體同志邊聽講、邊吸收、邊研讀原文，一九五六年中文版《哲學筆記》終于出版。全書由林利審定，顧錦屏參與了《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譯文的改稿和審稿。雖然只承擔了一篇的審稿，但對于顧錦屏而言，他已邁上了翻譯業務的第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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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4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