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撰年譜是一件無私之舉。歷經十年，雷強博士編纂的《袁同禮年譜長編》對研究中國近代學術史、文化史的學者來說將是一份無價之寶?？梢灶A見在未來的幾十年里，它將被廣泛參考。

這本書包含了我外祖父袁同禮先生的生平、著述和往來書信，呈現了數十年間他對建設中國圖書館事業、推動中外學術交流的投入，講述了中外學術界的精彩往事。其中，本書匯集的信件部分出自致力于中國近現代轉型的文化精英，他們竭盡所能發展各種公共文教機構，譬如圖書館、大學、博物館。盡管如今這些公共機構已經被視為現代社會應有之物，但在清末民初，它們大都還處于萌芽階段。

據我的母親袁靜女士回憶，外祖父的夢想之一是讓中國的每個村莊都有一個公共圖書館。他們那代人青年時即以天下為己任，但是實現夢想的時間卻少得可憐。1916年外祖父從北京大學畢業后，隨即前往清華學校擔任圖書館館員，其間他負責監管當下仍在使用的清華大學圖書館的營造。1920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祖父送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學習，認定他將來會學成歸國，幫助中國確立并發展現代圖書館學。1924年外祖父回國，到1937年7月日軍侵入北平，較為安定的時局只有短短的13年。此間，他擔任了北京大學教育系講師兼圖書館主任，發起并籌組了中華圖書館協會并長期負責執行部的事務，隨后不久又擔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的副館長。最為重要的是，1926年他離開北京大學圖書館，先后擔任了北京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圖書部主任、館長；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合組成立后擔任副館長，并代蔡元培館長主持館務；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去世后被推為館長。無論是梁啟超還是蔡元培都身兼數職，圖書館日常事務都落在了外祖父的肩上。在某種意義上講，外祖父對館務、館舍、館員的籌劃，奠定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基業。外祖父和他那一代友人、同事不朽的努力，在本部年譜里得以充分體現，我想每一位讀者在翻閱之后都會對這些先賢肅然起敬。

除了投身中國圖書館建設，外祖父還致力于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據我母親說，外祖父對記錄海外的古籍善本、藝術品和文物的興趣源于他的一個愿望——那就是當中國有一天有能力要求各國返還這些古物時，他所修編的相關目錄能在談判過程起作用。1924年從歐洲返回中國前，他在英國、法國、德國調查了《永樂大典》卷冊保存情況。此后十余年間，外祖父發表了多篇關于《永樂大典》現存卷冊蹤跡的文章。

1934年，外祖父利用赴美、歐考察之便搜求有關歐美收藏的中國藝術品的信息。在1940至1941年，他與陳夢家合作編寫了《海外中國銅器圖錄》。該書基于外祖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收集的照片。序言中，他描述了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之多，以及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對他研究工作的影響：

我國古物歷年流失于國外者，不可勝記?！駠赀m有歐美之行，爰從事調查列邦所藏之中國古器物，稿已盈尺，未克刊布。二十五年復承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委托，乃繼續征集；本擬將影片記錄，分類刊行，工作未竣，而盧溝變作，進行事宜，胥受影響。本年[一九四零]春乃將銅器部分，重行整理，并承陳夢家先生之贊助，編成圖錄，分集印行。

外祖父也延攬其他的家庭成員來共同推進這一愿景，為后世制定一份蹤跡路線圖，以追溯失落的文物。很久以前，我的母親和舅舅們收到了一封來自母親表親、音樂學家李慧年和她丈夫汪德昭的信，這封信證實了外祖父對追索海外流失中國文物的終生關切。1945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去世時，他們二人仍然在巴黎求學。外祖父寫信給他們，詢問是否可以接觸到伯希和的遺孀，確認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物是否還在他的私人收藏中，以及能否將它們返還給中國。他們二人在信中寫道：

伯希和把敦煌寶物運到巴黎后，大部分交給博物館，但是最精彩的手抄件、彩色佛像、明朝紙幣……等等，收留在家中。伯希和去世后，他的夫人要把這部分寶物賣掉。守和表舅知道消息后，從北平電告，令我們和伯希和夫人接談，可否把敦煌文物部分賣給中國。伯希和夫人是一個沒有文化修養的人，她要價之高，不可想象……

盡管購買這些文物已不可能，外祖父還是請求汪德昭對伯希和家中的文獻和文物進行編目，以期未來最終能夠追索到這些物件的下落。為此，汪德昭花了兩個月編寫目錄。然而最終，伯希和的遺孀將這份目錄據為己有。

在戰爭期間保護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古籍善本既是外祖父的職責，也出于他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由衷關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立北平圖書館歷年來南遷的善本古籍被藏在上海的法租界震旦大學校內。在法國被德國占領后，日偽的勢力滲透到法租界，這些藏書面臨著被截獲并運往日本的危險。外祖父組織將這些藏書運往美國作妥善保存，并多次前往上海與徐森玉、王重民、錢存訓等人一起挑選、包裝和發運這些古籍。

正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制作的紀錄片《善本南遷》中所講述的那樣，因為外祖父在1941年秋忙于將這些善本從上海運往華盛頓，家人們錯失了離開香港的時機，失陷于此。生活在日據時期的香港無疑是這個家族在戰爭年代中最為慘痛的經歷之一。陳衡哲女士和她的兒子任以安也困在日據時期的香港。多年以后，任以安告訴我，他和他的母親到袁家尋求庇護，外祖父和外祖母從僅有的三個房間中辟出一間供他們居住。我的母親從來不愿意談及那段過往。但任以安告訴我，他們每天都需要花費數小時來尋找食物。因為日軍在街上巡邏，母親被困在公寓內長達數月之久。但通過玩地理游戲，她的思緒得以短暫飄離日軍魔爪下的香港。任以安記得有一次我的母親提出“列支敦士堡”，同齡的伙伴們被這道題難住了，但她感到非常滿足。

或許本書中收錄的最觸動人心的文字是外祖父于1941年10月30日寫給胡適的一封信，在極度困頓的環境下，外祖父的次女（也就是我從未謀面的姨姨）袁桂夭折了。然而，他仍以公務為重，外祖父告知胡適先生他已將存放在法租界的100箱圖書運往美國，其中25箱直接寄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75箱寄送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寫道：

平館善本書籍壹百箱已分數批運美。因海關不肯負責，不得不特別慎重，收件之人必須時常更換，以免引人注意，故內中廿五箱寄國會圖書館，七十五箱寄加省大學。又因搶運性質，故只要能謀到船上艙位若干即寄若干，幸均安然出口，如釋重負。今則美輪已停駛滬上，以后再運必更困難矣。箱件到美以后，分存兩地或應集中一處，敢請費神代為籌劃，一切統希鈞裁，徑囑吳、王兩君辦理可也（裝箱目錄各寄加大及國會圖書館一份）。

聞數月以來，貴體與精神俱佳，深慰遠懷，惟每晚睡時過晚，未免有損健康，尚冀在可能范圍以內多加休息，為國保重，不勝企禱。平館經費前以中基會無力增加，曾向教育部請求列入國家預算，亦未能辦到。近來物價日昂（美金一元可換國幣三十余元），同人星散，辦事尤感棘手，倘不從速設法，則后顧茫茫，真有不堪設想者，未識我公將何以教我。最近舍下長幼三人均患盲腸炎，而次女以割治稍遲，竟因之夭傷。此間醫藥之費頗屬不貲，故私人方面亦告破產，因之心緒惡劣，未能早日握管，想公必能見諒也。近印《石刻題跋索引》，為一有用之工具書，特交郵寄呈壹部，并乞惠存為荷。

這封信中有太多的內容值得被學者所利用和引征。然而，在此我僅想向外祖父、外祖母和她的孩子們在抗日戰爭期間所做出的犧牲致敬。1937年7月，那是袁清舅舅出生前不久，外祖父的名字出現在日軍的通緝名單上，他因此被迫離開北京。外祖母留在北京生產完后，帶著四個孩子前往香港與外祖父匯合。在戰爭年代以及戰后不久，因為工作的緣故，外祖父經常長時間離家，在越南、印度以及國內多地（云南、香港、上海、重慶等）奔波?？箲鹌陂g，我的母親上過十余所不同的學校。與戰時在昆明的表親們相比，母親這段經歷則更為艱難。當我問她為什么要經常搬家時，她說：“我們跟著書走。”這樣的解釋讓我略略知悉戰時的艱辛，每每想到此處就會哭出來。這個家族從北平搬到昆明，再到大理，再經由越南抵達香港，然后返回昆明，之后在1942年前往重慶，1946年回到北平。今人從字面很難想象他們受過的苦，然而這一切付出都體現了他們那代人抗戰必勝的信念。

本書后半部分收錄的信件表現了外祖父在美國期間的堅毅和決心。那同樣是一段艱難歲月，可能更為孤寂。全家一無所有地遠赴美國，匆忙之間甚至連套完整的衣服都沒有帶。1949年2月21日，趙元任、楊步偉夫婦在舊金山的碼頭迎接了外祖父、外祖母及我的母親和舅舅們，并將他們帶到伯克利的家中。在那里全家度過了在美國的第一夜。我的母親對此終生心懷感激，她記得楊步偉特意為她準備了一只行李箱，里面裝滿供她帶到華盛頓特區的衣物。

1965年1月以前，外祖父斷斷續續地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以顧問或編目員的身份工作著。徐森玉先生的哲嗣徐文堪曾告訴我，留在中國大陸的同僚和朋友都理解為什么外祖父愿意“屈尊”擔任編目員：因為他只能用這種方式，守護在1941年運往美國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古籍善本；如果時局允許，或許能夠將這些珍寶運回魂牽夢繞的北平。直到1965年1月15日，外祖父退休之前，他就像一位“看門人”，守在那里。外祖父的預感是準確的：在他去世幾周后，臺灣“中央圖書館”的館長蔣復璁致函美國國會圖書館，要求將這些圖書運送到中國臺灣地區，但這違背了外祖父的意愿。

1949年后的十余年里，外祖父完成了他生平所撰文獻目錄中的大半。令人驚嘆的是，其中相當部分的目錄他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全職工作之余編纂的。袁清舅舅記得他下班回家后會與家人共進晚餐。他們會聽收音機上的新聞，然后外祖父就會去書房繼續他的工作，直到晚上11點左右才上床睡覺。雷強博士在這本書中收集的信件略略展現了這項工作的艱苦程度。為了編寫中國留美、留英、留歐大陸各國博士論文目錄，外祖父開始收集中國留學博士學生們的信息，他一封接一封地給各學校寫信，以了解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信息。然后他還得嘗試通過各種途徑或手段聯系這些學生，詢問他們中文名字的漢字寫法。

與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一樣，外祖父鮮少談及自己的成就。袁澄舅舅曾告訴我，盡管他于20世紀40年代末在清華大學就讀時經常在外祖父監督建造的美麗圖書館里學習，但外祖父從未提到過他監督了圖書館的建造。外祖父對子女們都非常支持，并不干涉他們心中的目標。母親曾告訴我一些溫暖的細節，譬如無論外祖父多晚從辦公室回家，總是會來到孩子們的臥室，檢查他們是否踢掉被子。母親及舅舅們每個人都表示，在他們記憶里外祖父從未說過一句憤怒的話。盡管在我兩歲的時候，外祖父已經去世，但一直以來，我對他是個什么樣的人有著深刻的印象，這大概源自母親、舅舅們還有外祖父的同代人對他懷有的崇敬之情。

最后，我想表達的是，雷強博士在編纂這本年譜過程中付出的無私勞動令我想起外祖父致力于促進他人研究的精神。我一直認為外祖父身處英雄輩出的年代，為建設文教機構、推動中外學術的進步，他們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常常是忘我且無私的。當讀者閱讀本書中所輯錄的史料時，應該能感受到那一代人心懷的巨大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之強具體表現為——在他們看來任何與研究相關的工作都是值得付出的。在他對《永樂大典》的研究中，在他關注中國文物在海外流散的過程中，在他為國家圖書館服務的歲月里，以及在他修編的文獻目錄中，凡此種種，無不體現了外祖父始終掛懷的是讓后世之人能夠便捷地接觸到古籍善本、新近著述、文物和他人的研究成果，這是圖書館、博物館的職責，也是外祖父畢生的追求。非常感謝雷強博士繼續推進外祖父心懷的使命。

（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文化與比較文學系教授）

附：

袁同禮先生小傳（雷強）

袁同禮，字守和，祖籍河北徐水，1895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中國現代圖書館學家、博物館學家。父親袁承忠仕途中輟，母親韓毓曾曾協助嚴修開辦女塾。兄長袁復禮為著名的地質學家，堂弟袁敦禮是體育教育學家，有“袁家三禮”之譽。先生早年入姻親李焜瀛家塾學習，自此結識李宗侗。1916年夏，北京大學文預科英文甲班畢業，同窗有傅斯年、周炳琳、毛以亨等人，同年入清華學校工作，任“英文兼圖書助理”，因主任戴志騫赴美留學，旋即負責校圖書室事務，于日常工作外尤其負責監督營造新館，并廣邀學界人士如胡適、任鴻雋等人來校講座。1918年冬，與李大釗等人籌組北京圖書館協會，當選會長。1919年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積極參與會務。1920年由北京大學資助并獲清華學校津貼，赴美留學，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學習，并加入美國圖書館協會。在美期間，積極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獲取美國出版物、交換品，并設法謀取美國國會圖書館印制的書目卡片，作為中國現代圖書館標準化編目之模本。1921年秋，受黃郛邀請擔任其私人助理，為其參與華盛頓會議準備相關資料，自此結識諸多外交界人士。192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學位，10月入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翌年6月完成必修課程，隨即前往英國入倫敦大學。1921年至1923年每年夏季，均赴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藉此對大型圖書館的行政、業務、館藏、館員、館舍等諸多方面有切身的體會，亦與該館人士建立起廣泛、深厚的情誼。1924年在歐洲大陸各國考察圖書館并訪查《永樂大典》流散情況，6月獲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學學士學位。

1924年7月底歸國，短暫出任廣東大學（即后來的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是年冬即北上，被推為北京大學圖書委員會委員，又因黃郛舉薦加派為清室善后委員會委員之一，雖資歷最淺，但因熟悉歐美博物館典章制度、運營手段，深獲各界人士信任，自此與故宮博物院結下深厚淵源。1924年11月底，任北京大學教育系講師并講授圖書館學、圖書利用法、目錄學等課程，不久即以新法整頓該校圖書館，主持館務。1925年，將大部精力投入清宮物品點查工作，并籌組中華圖書館協會，尤其妥善處理北京、上海兩地前期組織的合并事宜，折沖樽俎、深孚眾望，奠定圖書館協會組織框架，確保其發展走入正軌。是年11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與北洋政府教育部依照約定成立國立京師圖書館委員會。1926年2月底，中基會因政府無法履約，決定自辦圖書館，定名為“北京圖書館”，聘梁啟超、李四光為正副館長，先生為圖書部主任，自此協助任公為館務操勞，并以該館承擔出版品國際交換職責。1927年5月21日，先生與清末名臣袁昶孫女袁慧熙女士結婚，旋東渡日本，假蜜月之便調查日本藏中國古籍善本情況，特意赴東京訪問內閣文庫。1928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是年10月，與蔣廷黻等人籌劃王彥威、王亮所藏《清季外交史料》出版，此部史料后為中外學術界所倚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之要典。1929年1月初，受中基會之聘為北平北海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館長，隨后南下出席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一次年會。同年6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決定原北平圖書館（京師圖書館）與北海圖書館合組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蔡元培為館長，先生副之。因蔡元培身兼數職且長期在南京、上海居住，館務幾由先生主持，確立各種規章制度，并將圖書館工作分采訪、編目、閱覽、參考等架構，廣泛羅致人才，派員出國赴歐美學習進修，訪查英法各國所藏敦煌寫經及罕見中文文獻，創辦中外文館刊，進行學術研究，編輯多種卡片目錄，影印善本古籍，編訂聯合目錄和書目索引等，樹立了中國現代圖書館之楷模，獲得中外圖書館界和學術界的盛贊。1934年，赴日、美、法、德、蘇聯、瑞典、英、西班牙、意大利等國訪問，與各大學、圖書館進一步確立出版品交換業務，并利用歐美漢學發展之勢，積極申請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使得館務日益壯大，成為東亞地區最為重要的學術、文化機構之一。

盧溝橋事變驟起，館務被迫中斷，所幸1933年起國立北平圖書館已著手將善本擇要裝箱南遷，并在南京、上海籌設辦事處。1937年8月初，奉教育部令離平，歷經險阻于9月初輾轉抵達長沙，隨即與長沙臨時大學籌劃合組圖書館辦法。后因抗戰持續，南下同仁隨臨時大學內遷至昆明?？箲鹬星捌?，先生一邊遙指北平館務，竭力維持；一邊積極倡導開展西南文獻整理工作；一邊與西南聯合大學籌組中日戰事史料征集會，竭盡所能搜集中外相關文獻，其中相當部分為日偽出版物，尤為國民政府外交部和學術界所看重；一邊以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部主席身份向美歐各國申請援助，以圖內遷各圖書館的復興事業，但因為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運輸問題，收效有限。1940年底，遠東局勢日益惡化，存放于上海租界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不再安全，先生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等人多次面洽善本運美方案。后經胡適、王重民、徐森玉、錢存訓、李耀南等人協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從上海運出102箱古籍善本，并由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王重民監督拍攝其中絕大部分為縮微膠卷，此事困難程度超乎今人想象，為國家保存了極為重要的文化典籍，厥功至偉。1941年底，與家人陷于香港，歷經半年方得脫險，后由廣東、廣西、貴州輾轉前往重慶。1942年底，與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共同撰寫《中美文化合作備忘錄》，假國立北平圖書館（重慶辦事處）和中華圖書館協會之力開啟一系列中美文化合作事宜，并通過各種途徑以美方捐助救濟中國學者，受此恩惠者甚廣，今多無人知悉。1944年11月經印度飛往美國，考察圖書館事業，并聯絡各方募集捐助和書刊。1945年5月，美國匹茲堡大學頒發法學名譽博士學位與先生，表彰其對東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貢獻。1946年4月，受教育部委托再次赴美，為各國立院校訂購書刊，6月赴英，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委員會，被推選為圖書館及博物館特別委員會副主席，隨后前往德國考察中國古物情況，7月任巴黎會議代表團顧問?？箲饛蛦T后，在逆境之中仍多方籌劃，努力恢復平館館務至此前正常水平，可惜時局動蕩、物價騰昂，無奈之下于1948年12月21日乘飛機離開北平，后于1949年2月在上海攜家人乘船遠赴美國，出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文獻顧問。

1949年夏，赴巴黎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次大會，10月底返美。本作歸國之計，但受抗美援朝戰事影響滯留美國，幸獲中基會支持，得以展開續編考狄《中國書目》計劃。1951年8月，前往斯坦福研究中心，任胡佛研究所編纂主任，任期兩年。1953年10月，前往華盛頓，繼續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文獻顧問，校訂王重民所編該館中文善本書目舊稿。1954年3月底，攜夫人前往歐洲，收集英、法、德、意等國文獻資料，重拾續編《中國書目》之責，考訂詳盡，不厭其煩。1955年2月，偕夫人、長子袁澄回到美國，隨即籌劃《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組稿、出版事宜。此時，先生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從事研究，但并非隸屬該館，因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先生續編《中國書目》之資助通過該館發放。1957年5月，正式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著錄編目部的職員，翌年3月，轉任主題編目部，負責遠東文獻，直至1965年1月退休。在美期間，一方面出于興趣愛好，一方面則因養家重擔，始終筆耕不輟，陸續編撰、出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史目錄》《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校訂）《西文漢學書目》《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現代中國數學研究目錄》《中國留歐大陸各國博士論文目錄》《新疆研究叢刊》（八種）等著作，除此之外尚有相當數量的未刊稿，如《孫中山文獻目錄》《馬可波羅書目》《中國考古藝術目錄》等。

1965年2月6日，因癌癥卒于華盛頓，享年71歲。有子女四人，長女袁靜、長子袁澄、次女袁桂、次子袁清。

（作者為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撰有《袁同禮年譜長編》《文化交通之介：國立北平圖書館與美國學術界的互動（1929—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