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中的城市形象影響著人們對于現實城市的理解與評價，進而介入現實城市的文化定位與形象重塑的工程。[1]文學中的北京以其獨特的審美意義和文化價值，引發了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趙園、陳平原、張鴻聲、季劍青等人在“北京學”研究方面取得的佳績有目共睹。[2]然而，對域外作家的北京書寫研究明顯不足，呂超、王升遠等人雖從“異托邦”“文化殖民”等角度對域外作家的北京書寫做出極有分量的論述[3]，也注意到外國作家特殊的文化背景、觀察視角與修辭策略對北京書寫的引導操控，遺憾的是鮮有研究者注意、辨析外國作家北京書寫中復疊印象和糾結情感的生成過程。外國作家筆下“不穩定”的北京形象塑造，不僅揭示了外國人看待北京時，直觀體驗、個人感情與文化成見之間強烈的矛盾沖突，也反映了異域空間的文學建構本身即具有強烈的虛擬性和目的性。

一、美化、贊頌與“理想”的北京

中國作家由于鄉土生活體驗、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的影響，往往用“鄉情、母愛、戀愛和信仰這些最內在、最珍貴的字眼來愛戀北京”[4]。諸如林語堂《輝煌的北京》，孫福熙《北京乎》，老舍《想北平》，郁達夫《故都的秋》《北平的四季》，謝冰瑩《北平之戀》等作品，都表達了對老北京的情深意長，北京儼然成為其心目中的精神家園和民族文化的象征。近現代外國作家對北京也不乏溢美之辭，但其贊美通常只有在北京印象符合異國情調的建構時才有所表現，求異與獵奇心理、東方想象的內心圖示、種族與文化上的差異，都使外國作家對北京的熱愛之情有些浮夸、直露、流于表面，但他們又時常發現國人習以為常、不以為美之美。

薩義德認為，對歐洲人來說，“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地方，自古以來就代表著羅曼司、異國情調、美麗的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歷”。[5]有關研究顯示，清末以前的北京一直是西方文化視野的“東方帝都”，“黃金城”“天城”“希望之城”“東方巴比倫”等稱謂表明，西方人對老北京充滿幻想和欲望，其筆下的北京儼然是中國城市的烏托邦。[6]近現代外國作家的北京書寫也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傳統的敘事邏輯，北京的建筑空間美、鄉土生活美、文化藝術美，一直是他們構建異國情調和東方羅曼司的重要質素。他們總是在國別比較中美化和贊頌帝都的風流遺韻，表達追慕之情和欣賞之意。

第一，對東方帝都建筑空間美的贊頌。有人說：“城市與建筑一樣，都是空間結構，但尺度巨大，需要有很長的時間跨度使人們感受?！盵7]也有人認為：“城市無非就是一個容納各種容器的一個巨型容器?！盵8]兩種說法都認為城市是一種巨型空間，而建筑是構成城市空間的核心部分，建筑空間描寫在北京文學形象建構中占據著顯要的位置。謝閣蘭認為北京“是一件神秘建筑的杰作”，“它像一面棋盤座落在黃色平原的北部，四周是幾何形狀的城垣，城中大道如織，筆直的街巷把它切成方塊，頓時形成一座大城……”[9]即是對北京城市空間樣態的貼切描繪。“神秘”“杰作”等字眼，體現了作者對北京的高度認可。北京高聳的城墻，提供了極具辨析度的城市邊界，并震撼了許多外國來訪者的心靈。喜仁龍對城墻極力推崇，認為“縱觀北京城內規模巨大的建筑，無一比得上內城城墻那樣雄偉壯觀”，“這些城墻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跡———幅員遼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10]。宇野哲人亦震驚于城墻的壯麗，“真正之金城鐵壁之感慨亦由此而發”[11]。北京的許多建筑物對外國人都極具吸引力。司徒雷登一到北京就被“許多非凡的建筑物吸引住了———所有的參觀者都是這樣”，西山一帶的宮殿和寺廟“飛檐連綿，色彩絢麗”，說明中國的建筑藝術“到達了它的最高境界”[12]。外國人不僅為北京建筑空間美所折服，有時他們甚至通過與別國建筑的比較來強化對北京的贊美。作為游客，鶴見佑輔驚詫于太和門前石燈、石林、石欄的宏大精美，以為“歐洲無論哪一國的王宮都未必比得上”[13]；吉川幸次郎對演樂胡同的唐家宅院的富麗十分詫異，“如果要把它與我在日本見到的房子作比的話”，或許相當于“德川將軍的廟宇。我好像進入這里來朝拜似的”[14]。歐洲的王宮、將軍的廟宇，全比不上北京建筑的精美富麗，越發強化了他們對北京建筑空間美的心悅誠服。北京的宮廷建筑、城墻、私家宅邸的華美、壯闊、富麗，往往給外國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不僅為建筑空間美感動、震驚、喟嘆、如癡如醉，還在國別比較中突出、強化了這種感覺。當然，不少中國作家也贊頌過北京的建筑空間美，如林語堂《輝煌的北京》、孫福熙《北京乎》等，但他們的比較對象多是過往的北京，中國的其它城市，他們的贊美之情是含蓄內斂的，不同于外國作家的熾烈、直露與虛浮。外國作家對北京建筑空間美的情有獨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國建筑與西方建筑格外不同。與西方建筑講究單一獨立，在高度上追求某種神秘、緊張的靈感和激情不同，中國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結構的可能和特點”，“以空間規模巨大、平面鋪開、互相連接和配合的群體建筑為特征”，通過建筑在平面上的不斷展開，來提供某種明確、實用的現世情調，其核心是“把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進程”[15]。有著八百年建都史的北京城，皇家建筑數量繁多，普通民宅亦風格獨特，風味迥異于外國，在“求異”和“獵奇”心理的指引下，備受青睞不足為奇。

第二，對前現代城市鄉土生活美的癡迷。與摩登的上海及同時期的西方大都市不同，老北京頗為土氣，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村的景象之田園都市”[16]。北京給予外國人的觀感，也多彌漫著未完成現代化的東方都市所共有的鄉土氣息。因之，山本市朗認為北京的平民生活，“有在青島和煙臺所看不到的古老中國的傳統氣息”[17]?，F代城市生活節奏快，從鄉村發展、演變而來的田園都市生活節奏慢，北京的鄉土生活美，首先便體現在城市舒緩的生活節奏上。芮恩施這樣描繪他眼中北京舒緩、悠閑的生活景象：“這里沒有像西方大都市里擁擠的街道上常見的那種摩肩接踵、匆匆忙忙趕路的情況。所有的人無論步行或乘車，都很莊重，仿佛自己覺得相當了不起，那樣子不像有什么急事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是顯得安閑瀟灑，不慌不忙。”[18]鶴見佑輔也對北京的生活美如癡如醉。他認為，“一經住過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走在北京街頭，“就完全從時間的觀念脫離”。[19] 現代都市生活是講究分秒必爭、效率至上的，北京全然沒有這樣的壓迫感，讓生活其間的人雖置身城市，卻感覺到不被商品化的時間所控制的自由。生活節奏多受城市生活環境的影響，北京的生活環境也可以說是鄉土性的。甘博對民國北京的社會調查顯示，“城內有大片閑置的土地，城市還可以發展很多年才能突破現有的界限向城外延伸”[20]。德富蘇峰也寫道：“我登上白塔山，發現北京就像一個大森林，而且樹木都是老槐樹、楊柳以及柏樹?！盵21]可見，北京雖然是一座城市，但是城市內部保留了大量的曠野和樹木，而這直接拉近了市民同土地、自然的聯系。青木正兒對充滿田園牧歌味道的北京充滿深情，認為“北京像個糖葫蘆，看起來很土氣，味道其實清爽”[22]。北京的鄉土生活美對外國人來說極具吸引力，前現代城市緩慢的生活節奏，以及貼近泥土、充滿自然野趣的生活環境，讓從都市文明病中抽離的外國人感到心曠神怡。老舍、林語堂、張恨水等中國作家也曾表現北京鄉土生活美的獨特風韻，但中國作家著重表現的是傳統文化的氣韻和風度，而外國作家找尋的是異國的情調和細節，同樣是舒適悠閑的鄉土生活美，二者的觀感卻不完全一樣。

第三，對異域文化藝術美的服膺。北京有著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具有別的中國城市難以比擬的文化積淀，被譽為“傳統都市文化的極地”[23]。外國作家進入北京，起初以游客身份打量豐富多彩的帝都遺跡，而這又以宮殿、城墻等宏大建筑為首要觀摩對象，隨著寓京時間的延長，他們顯然感受到不同國度的城市生活方式對他們原有生活習慣的沖擊，當他們試著接受這種前現代城市的鄉土生活之后，他們必然在逐漸深化、日益擴展的認識過程中，觸碰到以鄉土社會為核心構筑的農耕文明的根基，并對這種文明的高級表現形式———文化和藝術產生極大的興趣，并最終在精神層面重新審視北京的一切。在德富蘇峰看來，文華殿的古書畫和武英殿的古董陳列方法“既有秩序又科學，東西也都是最好的”，“應該花半年功夫觀看的”，“我一點也不后悔再去看一次”。[24]芥川龍之介筆下陪他一同聽戲的辻聽花雖是日本人，卻是“戲通中的戲通，即使是中國的名伶也很多拜先生為父”，在聽完《火焰山》《蝴蝶夢》等戲文后，芥川感嘆在銅樂茶園呆幾個小時“并非是一無所獲的”。[25]小林愛雄的北京印象是，“大馬路上道路寬廣，地形整然，一家挨一家的店鋪掛著金色耀眼的招牌，真不愧是文字之國，高超的書法和筆勢美妙絕倫?！盵26]吉川幸次郎認為北京生活值得反復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劇場和戲院，不在飯館和餐廳，而在古書街市”[27]。古董、戲劇、古書，這些東方文化的結晶，讓置身其中的外國人感到如癡如醉，敬佩不已。中國作家由于習以為常，對這些或興趣不濃，或厚此薄彼，或覺得古已有之，不必動輒稱奇，更無須大驚小怪。對中國作家來說，北京的文化藝術美有著超越古跡、藝術、書籍之上的精神層面的浩瀚，是關于中華文化和東方文明運轉模式的無盡哲思，而對外國作家來說，北京的文化藝術之美是具體的，必須依附于外在的形式才能被感知和描繪，他們很難深入歷史的褶皺和文化的襯里去感知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內在潛流。盡管外國作家時常以“中國通”形象示人，對具象的中國及其規律講得條分縷析、頭頭是道，但他們是否真正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根基，大可存疑。

總之，北京極具東方色彩的建筑空間美、鄉土生活美、文化藝術美被許多外國作家高度評價。外國人通過穿越城市對城市布局和建筑空間的觀察，長時間留居感悟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終導向對北京傳統文化和東方文明的理解與認可。在遞進的認識過程中，他們的確在北京找到了具有奇特吸引力的，與數百年來關于北京的傳聞和內心期待心心相印的東西。外國作家多如柯德士一般，認為“北京是一座令人著迷的城市”，而我“就像一個小人物正惶恐不安地等待著高高在上的部長的召見，或者，像一個年幼的男孩，突然間就要置身于自己閱讀過的、童話故事里描述的大森林里”，“北京，就是這樣充滿神秘地、富有吸引力地坐落在我的前方”。[28]與柯德士一樣，多數外國人在來北京之前有一個先驗的、存于腦海中的關于北京童話般美好的“理想”印象存在，這一期待視野的形成顯然受到了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約翰·曼德維爾等古代游記關于北京和東方描寫的潛在影響。因為在外國，尤其是西方敘述和描繪北京之前，幾乎沒有中國人主動向外國人言說北京是什么樣，北京在外國人那里沒有借中國人的敘述顯示自身，表達自己的感情、存在的方式、經歷，故而其典型特征是由外國尤其是西方代言而得。外國作家對北京的直接觀察和詳細描寫，多是盡可能印證此前腦海中借由傳聞和關于它的知識所呈現的回應性敘事，它遠無東方在靈魂深處引起的“神秘”重要。因此，外國作家筆下的老北京，首先是充滿東方色彩和異國情調的理想化的東方都市形象，其形成顯然不僅受制于作者本人在北京的見聞，亦受制于內心印象式的典型審美想象結構。如果說，北京之于中國作家而言是母親、故鄉、精神家園和民族文化的象征，那么之于外國作家，更近于美女、他鄉、東方烏托邦和異域文化的載體。他們都對北京充滿愛戀和贊美，但后者遠無前者真摯、純粹。贊美的背后，中國作家是由衷的愛戴、依戀、堅守、信仰，而外國作家則是裸露的占有、征服、幻想、獵奇，表面相似的感情，其內襯卻截然不同。

二、丑化、曲解與“祛魅”的北京

中國作家曾著力表現轉型期北京存在的諸多問題。老舍、王度廬、穆儒丐等以北京為背景的小說和魯迅、周作人、徐志摩等人的散文都對北京的沒落、不文明、蒼老、頹廢、黑暗、痛苦有極痛切的表現。然而，即便陳獨秀的筆下北京有十種令人不可思議的不文明行為（《北京十大特色》），李大釗每到吃晚飯時總聽見北京市內乞丐沿街叫苦的呼號（《黃昏時候的哭聲》），徐志摩視北京為“死城”（《死城———北京的一晚》），中國作家骨子里還是熱戀著北京，即便對北京諸多亂象予以披露，也多是為了發現問題、引起療救的注意。與之相反，不少外國作家對古都不堪入目的亂象予以披露，消解了他們對北京的贊譽和認同，在民族自尊和文化成見影響下，他們總是將北京描繪得魅力全無。

第一，對衰頹破敗的披露。隨著城市身份由帝都、國都、故都的轉變，老北京的輝煌漸成過去，隨之而來的衰敗和殘破卻愈演愈烈。這對來北京尋覓東方都市理想之美的外國人而言，不啻于一瓢冷水，于是他們滿懷幽怨描繪了一幅幅灰暗、破落、難堪、魅力盡失的北京“審丑圖”。毛姆筆下的北京處處流露衰頹破?。骸巴僚髌龀傻拿┪輧A圮破落，好像一陣風就能把它吹倒”，“穿著破舊藍褂子的人群”，“古老并有著雉堞的城墻瀕于坍塌，看上去就像古畫中一座十字軍占據的巴勒斯坦城池”，還有街道上的店鋪有“一種特別衰敗的光華”。[29]房屋、人群、城墻、店鋪，這些北京的空間元素被毛姆描述得暗淡無光。鶴見佑輔固然稱贊老北京的建筑美和生活美，但同時也有意控制、削減對異國都市的認同。北京城墻在他眼中“到處缺損，灰色的外皮以外，還露出不干凈的黃白色的內部，既不及圍繞維爾賽的王宮的磚，單是整齊也不如千代田城的城壕的石塊”[30]。單說城墻的頹敗倒也罷了，還舉出法國王宮和日本小城進行比對，更顯出外國作家的身份意識與民族自尊心理。德克·博迪的描述佐證了老北京的破敗與荒涼，他筆下1948 年的北京與十一年前比“變得更糟糕了”，馬路上車輛“又少又慢”；商店里“貨物數量少且品種單調”；天壇擠滿山西逃難來的學生，祈年殿等皇家建筑“先前的大紅油漆已經褪色”，從前光亮的漢白玉“積滿了灰土與破瓦”；“整個城市就跟死了一樣”，“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古代文明的崩潰，很久以來，北京一直是這種古代文明的最后的城池。很難相信，創造古代文明的這種生命力竟然已經走到了盡頭”[31]。埃德加·斯諾也將北京看作“命運將盡的一種奇觀，一種中世紀的殘余”。[32]老北京的衰頹破敗或許是不爭的事實，但外國人用“死了”“崩潰”“盡頭”“命運將盡”等詞匯形容，特別是在此前剛對北京的城市空間、生活方式、文化藝術大贊頌歌的背景下，就顯得指謬過度、批評過頭了，顯得既不確切也不公道。中國作家談北京的衰敗無不充滿同情和感傷，故都的蒼老和悵然至多引起他們的幽怨和不悅，外國作家沒有民族主義情感包袱，對北京殘破的表現便容易溢出了它的真實范圍，他們筆下的北京，不僅傷了它華美的外皮，甚至深扎在土里的根基都已腐爛。

第二，對落后頹靡的批評。理想的北京形象既已受損，外國人的文化成見和身份意識悄然抬頭，他們總是通過攻擊北京的缺陷，體現自身的高人一等，于是他們居高臨下描繪了一幅幅落后、頹廢、有待外國拯救和保護的“乞援圖”。小林愛雄對天壇看門人撬瓦片賣給外國人的恬不知恥深感無奈，“中國人極端個人主義的務實傾向，從這些看門人身上也能體現出來。如果來了數百名外國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這里的瓦片，那么房頂會在瞬間被扒光?！盵33]宇野哲人筆下的老北京，“進入雨季，潦水溢出溝渠，橫流車道，傳說有誤落水中溺死者……道路之上亦極骯臟，彼等家中并非沒有便所，然于彼等而言，于青天白日之下出恭，遠較狹窄窮迫臭氣熏天之便所為強。予曾屢屢于偏僻陋巷街角之處看彼等蹲踞便。過路之人，亦仿佛視而不見……若清晨路過街頭，見有掃除之人肩挑木桶清潔道路，而左右人家則屢屢將馬桶中污水傾倒路上?！盵34]城市排水系統落后，道路極其骯臟，市民當街出恭、隨意傾倒污水、全無衛生意識，可見宇野哲人筆下的北京是何等的落后和不文明。谷崎潤一郎談論北洋時期的北京體驗：“感覺那里非常黑”，“由于當今的世界就連偏遠的鄉村城鎮最近也安裝上了鈴蘭電燈，黑暗的領域被驅逐，人人都忘記了夜的黑暗意味著什么。我當時走在北京的黑暗中，心想，這才是真正的夜啊”[35]。當全世界的大城市都華燈初上，他贊美的卻是北京前現代的純天然的夜的黑暗，可見在他眼中當時北京現代化進程的緩慢遲滯。橫光利一筆下的老北京是這樣一座消費城市：極度的頹廢郁結，厚重得使人喘不過氣。在他看來，巴黎猶如“我思”，是頭腦中構建起來的都會，充滿年深日久的靜謐之美；而北京猶如“我在”，是在不斷演變更迭的現實之上堆積成的都會，它的美是“一種如同死亡一般展現在我們面前的美”。北京不斷講述的是“別的國家所根本無法預知攀比的罪孽深重的故事”。[36]在他筆下，北京的魅力在巴黎面前盡失。盜賣瓦片、道路骯臟、不講衛生、街道昏暗、消費氣息濃稠，北京落后的“事實”，在一片輕蔑、批判和挖苦聲中躍然紙上。中國作家對北京亂象的批評通常是保留、節制、充滿同情的，國人的顏面和民族的自尊使他們揭丑時也有所顧忌，外國作家的聲討是刺耳、毫不保留、充滿輕蔑和厭惡的，北京的落后和丑陋正好襯托了他們的先進、文明、高高在上。

第三，對扭曲誤解的熱衷。北京既已失了原有的魅力，衰敗、頹靡、有待外來力量拯救，那么描述北京的權力自然為外國人所擁有。他們在高興時可以添枝加葉、隨意構造北京的美好形象，不悅時自然也可以尖酸刻薄、肆意曲解勾畫北京的丑陋圖景。真實的北京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外國人擁有對北京賦魅和祛魅之權。對弗里施小說中的彬而言，北京有“閃亮的屋頂、古老的塔樓、戴著黃色平頂禮帽的小人兒們，日常重擔在肩的挑水夫在那些縱橫交錯的街巷里四處站著閑聊，在那后面，在銀波蕩漾的海灣里，橋梁和風帆歷歷在目，蓮花開放，藍色的鳥兒在上空盤旋”[37]。事實上，北京并不靠海，只有幾個古代帝王組織挖掘的人工湖，好在弗里施的幻想雖不真切，卻極富詩趣，未有貶損之意。與對北京形象的正誤相比，丑化、扭曲、抹黑的言論要刻薄得多。芥川龍之介對老北京少有贊譽，多輕蔑之語。在他筆下，紫禁城“只有比黑夜的天空還要龐大的夢魘”；萬壽山的宮殿泉石只能佐證西太后品位不高，大理石舫奇丑無比；瑤臺滿是蘆葦，是苦力老婆以時價十五個銅板出賣肉體的賣淫之地；永樂大鐘被中國人當作公共廁所；長袍馬褂的國學大師辜鴻銘“酷似蝙蝠的臉依然在我眼前揮散不去”[38]。芥川龍之介的見聞記錄是特意供給日本讀者的，有迎合日本官方意愿在，他自然不太可能長別國志氣。毛姆對老北京也充滿偏見，他到一位旅居北京的外國人家里做客，女主人的客廳原是一座小廟，因深紅色的柱子讓她覺得壓抑，就在上面糊了層紙。這在毛姆看來，“紙非常漂亮，一點不像中國產的。雖是從當地一家鋪子里買來的，卻很像是桑德森公司的貨。用這種漂亮的粉紅色條紋紙一裝飾，對房子的感覺就立馬歡快多了?！盵39]從“一點不像中國產的”和“很像是桑德森公司的貨”可見，毛姆在否定中國時又在肯定西方，這種缺乏確定性、似是而非的表述，讓北京由他者轉化為西方人相對熟悉的對象。毛姆的表述，事實上也說明大多數外國人按既有知識背景看待北京的方式，以及在堅持文化身份基礎上的真實態度。外國人關心的不是北京真正的“事實”，而是他們擁有表述“事實”、解讀“事實”的權力，他們聲稱擁有關于北京的知識，即便知識本身并不可靠。薩義德有言：“知識意味著超越一時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向遙遠的、陌生的領地的推進。……對一個對象擁有知識意味著去統治它，對它施加權威……某種意義上它正是按照我們所認知的方式而存在的。并把這種優越性視為一種想當然的存在?！盵40]理解這一點，就會明白：為什么毛姆筆下粉紅色的條紋紙一裝飾，女主人的房間立馬就能歡快起來。因為外國作家筆下的北京，往往不是它本來是什么樣子，而是按他們的認知，在確保自身優越性前提下，被表述為它應該是怎樣的。如果說，中國作家筆下的北京是相對真實、客觀、顯示的北京，那么某種程度上外國作家筆下的北京，無疑是虛構、人為、表述的北京，他們用“虛構的權威”維護了相比于中國的“文明的優越”。

總之，外國人在期待視野得不到滿足，理想印象遭遇挫敗下，轉而熱衷于對北京“揭丑”，有的也許是事實，有的則充滿偏見和誤解。他們熱衷于披露北京的衰頹破敗，對北京的落后和頹靡予以尖銳的諷刺和批評，對北京形象進行一定程度的扭曲、異化、生搬硬造。在外國人戴著有色眼鏡觀察時，北京的魅力盡失，問題不斷呈現。對北京的祛魅化表述，與此前充滿異國情調色彩的理想化表述不同，表面看來是對同一對象的換調，實質上也充分說明近代以來中外關系的強弱變化，特別是與軟弱的中國相比，歐美、日本總是處于強力的優勢地位。這種建立在政治、文化上的強弱關系，將對北京的表述納入一種簡單的對立關系：與西方文化的理性、成熟、發達相比，作為東方傳統文化代表的北京無疑是非理性、不成熟、落后的。外國人對北京的表述，只有在強弱關系構筑的支配性框架下才能得到“合理”表達，他們的北京經驗和言說表面是自由的，實際上無不受到文化傳統和政治意識的限制，無形中北京的諸多“缺陷”反襯出外國的“力量”。同樣是描繪北京的缺陷和問題，中國作家往往結合所見所聞以同情之語氣就事論事，旨在引起當局注意和市民關心。外國作家對北京的祛魅化表述，遠遠超過了北京存在的問題本身。以“弱”代替“異”，以貶損與批判替換膜拜與贊頌，以紛紜亂象凸顯有待外力拯救的“事實”，都說明他們尋找理想北京的內心圖示背后隱藏著有關權力爭奪的群體意識。因之，中外作家表述同樣的問題北京，即便顯在的問題大同小異，其出發點和味外之旨也迥然不同。

三、同化、拒斥與“自我”的北京

晚清以來，西風東漸，北京開始艱難的現代轉型。與同期的上海、天津比，北京轉變太慢，顯得不夠摩登。但到了民國時期，保留帝國時代空間結構的北京“毫無疑問已經是座現代城市”[41]。此時的北京容納古時和現代，但諸如老舍、林語堂、張恨水、王度廬等中國作家，往往執著于塑造傳統的文化古城和田園都市形象，對北京有限的現代形象多避而不談，他們要么如張中行一樣，認為北京比不上天津和上海等有洋房和摩天大樓的租界城市，“假如你到北平去找華麗的大樓，那你只有敗興”[42]；要么和徐訏一樣，認為在北京住家會對現代文明失去興趣，“住慣北平的對于上海馬路上機械的，理智的，死板的東西怎么會不討厭？北平是滿街滿弄都有詩意和愛情的！”[43]在他們看來，北京城市現代化程度不夠高，其魅力并不在此，故他們對北京的現代形象是愛惜筆墨的。

與許多中國作家對北京的現代形象有意避而不談不同，外國作家對北京的現代化進程尤為敏感。他們對北京東西雜糅、傳統與現代并峙的城市空間的看法，出現一定程度的分歧。一部分外國作家樂于享受北京現代化帶來的諸多便利，作為北京現代化的參與者、見證人，他們肯定、認同了北京的現代化轉型；而另一部分人對北京的西化全無好感，認為北京的現代化嚴重破壞了其尋覓的東方古都之美，除了表述西方的政治強力，他們提不起一絲興趣。這兩種彼此矛盾的態度，實際上反映了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背景下文化身份的含混不清：或是民族中心主義者，或是世界主義者。在外國作家的潛意識中，北京正完成由異域空間向潛在殖民空間的轉變。

第一，對推進現代化的理解和認同。一部分外國作家對北京有限的現代化城市形象頗感興趣，在他們看來北京學習西方城市文明的努力是值得鼓勵和認可的。德富蘇峰對北京的現代化頗感吃驚，“一進入北京首先注意到的是通衢大道得到了改善”，中央公園“不僅道路兩旁而且樹下湖邊都放著椅子，到處都是一群一群新時代的年輕人，不由得讓人懷疑北京是不是一下子變成巴黎了”。[44]在莊士敦看來，北京“正在努力追趕著時代的步伐，力圖使自己無愧于偉大民族的首都地位。這個城市的大學中，聚集著渴望變革的學生，他們正懷著不顧一切的急切態度，將現代科學和哲學，與世界語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來奪取過去被儒家傳統和腐朽圣賢們占據的領域”[45]。阿靈敦等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很現代化，值得一看，它是北京城里少有的、將中國建筑風格與西洋現代結構與技術完美結合的現代建筑之一”[46]。莫理循這樣描繪1916年的北京：“除非通過歷史遺跡，否則你簡直無法認出北京。碎石子鋪成的道路，電燈，廣場，博物館，各種各式的現代建筑，其中一兩座在規模上可與白廳媲美?！盵47]城市道路的改善、現代大學、圖書館的建立，形形色色的現代建筑拔地而起，種種跡象都表明外國人對北京現代化持認可態度，即便這種認可是個體性和表面化的?！爱斘鞣剿鹑〉臇|方領土進一步增加時，西方人對一個顯在的、現代的東方的尋找就顯得越來越急迫和緊要。”[48]表面上看，作為個體的外國人對北京的現代化過程充滿理解和認同，北京被定義為“受惠者”和“好學生”。作為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在頌揚北京學習西方而獲得的“優點”時，也在分享他們自身擁有這些優點的快樂，而北京實際上也就成了屬于他們“自己的北京”。與之相反，中國作家以有限的熱情表現北京現代化進程時，多強調帝都在時代浪潮影響下不得不改變的邏輯上的被動，壓迫性的改變使中國作家對待北京現代化的感情是復雜的，總是目光游移、內心受挫的。

第二，對破壞東方美的排斥和厭惡。以西方為首的外國人對北京的現代化進程尤為敏感，一方面，他們認為北京的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正在由“它者”“野蠻人”變成自己人；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中國學習西方的結果是蹩腳、丑陋、滑稽的，北京的魅力正在于其“未開化”和“已落伍”，在于其悠久的傳統和歷史。然而，“歐洲人把一個統一的文明模式強加給世界的時候，也剝奪了遙遠國家的魅力和詩人們的夢想”[49]。喜仁龍對東交民巷使館區的現代建筑十分厭惡，因為他們破壞了古城墻的風韻，“這些倨傲的新客，完全無視古老的城墻，聳立起一座座高于城墻的樓房和山墻”[50]。清初南懷仁神父建立的古觀象臺，對他來說，只是“一座很平庸的半洋式磚造建筑”。古老北京雄奇壯麗的圖畫美，如今被各種各樣的西式建筑肆意破壞，這讓他感到惋惜和憤恨。許多設有廊子和花園的古老住宅，被半新式的三、四層磚制建筑替代，古老街道為適應以汽車為代表的現代交通被拓寬，為鋪設電車軌道，皇城華麗的宮墻被拆毀……這些都讓他感到痛心。對他來說，“唯有洋式或半洋式的新式建筑，才敢高聳于這些古墻之上，像一個傲慢的不速之客，破壞了整幅畫面的和諧”[51]?？梢姡F代建筑對傳統城市空間的破壞，令他感到遺憾。但同時他也默許了這些丑陋、倨傲的洋式建筑所代表的西方勢力和殖民霸權，只有它們才可以挑戰和破壞北京傳統的都市空間結構。青木正兒對北京商店不再懸掛幌子的行為頗為感傷，“新店多已傾向于改用文字招牌，風流全無，不似幌子風趣易懂，不識字的小孩也能明白”。[52]由此可知，許多外國人對北京的現代化心生齟齬，這些殖民現代性的產物，不僅蹩腳、丑陋、不倫不類，還嚴重破壞了他們心中“東方帝都”的詩意和浪漫。中國作家至多嫌棄北京不如上海、天津摩登，但潛意識還是希望北京未來能夠在保留傳統的基礎上更加文明、現代，他們對北京有限的現代市政建設多持肯定態度。外國作家對北京學習西方時“畫虎不成反類狗”的嚴厲批評，對強勢的西方文明瓦解北京傳統魅力的拒斥，與中國作家的態度頗有不同。

第三，對實現殖民意圖的追求與堅持。薩義德說：“歐洲來客最關心的不是東方的現實，而是歐洲對東方及其當代命運的表述。”[53] 這話很有道理，但不夠準確，用在老北京身上，應該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對其當代命運的強力表述更妥當。柯德士筆下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豢養”的一批中國警察，對本國人“放肆魯莽、不講客氣、毫不顧忌地頻頻揮舞他們手中的警棍”，對外國人“畢恭畢敬，勤于幫助”，“他們非常清楚，是誰在供養著他們”。[54]這充分說明，被殖民化的中國人文化身份的喪失，以及對帝國主義強權的“臣服”。小林愛雄在使館的對話，也顯示日本作為殖民帝國中的后來者對北京乃至中國的真實態度。他說：“無論從長江各國輪船的競爭看，還是從列國在北京的格局看，還是從各國商人在各大都會的活動狀況看，都應該有更多的日本人研究中國，來中國開發事業……每年以五六十萬人的速度增長的日本人，將來埋放骨灰的青山，除了中國還有哪呢？……你回到日本后，一定要告訴我們的同胞，趕快研究中國，趕快來中國，趕快在中國開發事業。而且一定要熱愛中國?！盵55] 從“競爭”“格局”“活動”“開發”等殖民詞匯以及將中國視為埋骨之地，不難看出：在近現代以殖民文化為背景的外國人來中國、研究中國、開發中國，絕不是簡單的“熱愛”中國，通過獲取關于中國的知識，幫助母國將中國變成本國的殖民地，才是其內心的真實意圖。如此，北京自然變成他們表達殖民意愿的意象和載體，北京被表述為不再是中國人的，而是屬于外國人“自己”的。

與中國作家的有意回避不同，外國作家不僅對北京現代形象詳加描繪，在情感上還存在著對立、互質、矛盾的傾向。一方面，他們對北京的現代化進程十分敏感。在他們看來，北京的現代性是建立在西方施舍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的，北京的現代性是學習西方的結果，西方是理所當然的導師，他們理所當然分享著這種“教化”的樂趣，對現代北京頗多贊許。同時他們又覺得北京學習西方的結果通常是蹩腳、丑陋、不協調的。他們并不喜歡北京城不中不西的現代建筑，對他們來說，北京的魅力正在于其逐漸消逝的舊傳統，糟糕的現代形象除了彰顯西方擁有主宰中國命運的強力，讓他們提不起一絲興趣。北京是他們有意選擇的結果，他們筆下的北京不完全是真實的，而是經過選擇、裁剪，最終投射內心影像的產物。這種表述的最終目的，是立足于殖民時代的文化語境，竭力維護殖民者的強勢地位，實現對北京乃至中國的徹底殖民化。

凱文·林奇認為：“任何一個城市都有一種公眾印象。它是許多個人印象的迭合。”[56]整體考察近現代外國作家筆下北京形象的相似性，將作家個人的北京印象予以整合，即能發現北京在外國作家筆下的公眾印象大致由理想、祛魅、自我三重面影構成，當中混雜著喜憂參半、愛恨交織、糾結矛盾的情感。這種與外國人身份保持高度一致的北京想象模式，不僅深刻影響著每一位踏入北京的外國人對城市特性及其感覺的表述，也提前預設好了關于北京的文學形象所應得出的“標準”答案。正如薩義德所說：“每一關于東方的作品都會使自己與其他作品、與讀者、與公共機構、與東方自身緊密關聯在一起。”[57]這種緊密的聯系，不僅造成了近現代外國作家筆下的北京書寫是“互文性”的，可以互相解讀、彼此詮釋，亦意味著制造這一系列文本的本意，是滿足外國讀者需求、迎合傳媒出版機構的意愿，服務于殖民活動和國家、民族的權力意志。當北京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被有意塑造為美麗而虛弱，渴望現代化又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去實現的形象時，無形之中完成了主體對客體的“合理”代入。北京乃至中國，渴望、且亟需被外來力量所征服、所拯救的表述，深埋進了他們關于城市的每一個描述性詞匯之中。城市的性狀如果恰好印證這一邏輯當然很好，如果存在矛盾和分歧，就寧可加入偏見和誤解去“糾正”根本性質的“走調”。正如科林·麥克阿瑟所說：“城市總是關乎社會心態與意識形態，它深受敘事的影響，不斷在定義與重新定義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游戲中，調整自己的定位?！盵58]特定的作家立場、修辭策略，被“約定”乃至“要求”反映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意志，調和了北京文學形象中“異與弱”“美與丑”“譽與損”的配比，并最終改變、扭曲了城市本來的面貌。

注釋：

[1]李永東： 《民國城市的文學想象與民族國家觀念》，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頁。

[2]相關成果可參見趙園：《城與人》，陳平原、王德威主編： 《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張鴻聲主編：《北京文學地圖》，季劍青： 《重寫舊京———民國北京書寫中的歷史與記憶》等著作。

[3]參見呂超： 《東方帝都：西方文化視野中的北京形象》，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版；王升遠： 《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

[4]王兆勝：《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頁。

[5][40][48][53][54][57]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年版，第1、40、283、1、2、27頁。

[6]呂超： 《東方帝都：西方文化視野中的北京形象》，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7][56] 凱文·林奇：《城市的印象》，項秉仁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頁。

[8]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宋俊嶺、倪文彥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9]維克多·謝閣蘭：《勒內·萊斯》，梅斌譯、郭宏安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3—14頁。

[10][50][51]喜仁龍：《北京的城墻和城門》，許永全譯，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7、29頁。

[11][34]宇野哲人：《中國文明記》，張學鋒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7、9—10頁。

[12]約翰·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頁。

[13][19][30] 鶴見佑輔：《北京的魅力》，《思想·山水·人物》，魯迅譯，北新書局1928 年版，第249、259、247頁。

[14][27]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學記》，錢婉約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5頁。

[15]李澤厚：《美的歷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66頁。

[16]郁達夫：《住所的話》，《文學》1935年第1號。

[17]山本市朗：《一個日本人眼中的新舊中國》，胡傳德、鄭泰憲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頁。

[18]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李抱宏、盛震溯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4頁。

[20]西德尼·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邢文軍等譯，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49 頁。

21_24_44_ 德富蘇峰：《中國漫游記》，劉紅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91、79、81頁。

[22][52]內藤湖南、青木正兒： 《兩個日本漢學家的中國紀行》，王青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3、124頁。

[23]張鴻聲：《都市文化與中國現代都市小說》，河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

[25][38]芥川龍之介：《中國游記》，秦剛譯，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51、156 頁。

[26][33][55]小林愛雄：《中國印象記》，李煒譯，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4、96、98頁。

[28]柯德士： 《閑置的皇城：20 世紀30 年代德國記者眼中的老北京》，王迎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29][39]薩默塞特·毛姆：《在中國屏風上》，唐建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31]德克·博迪：《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洪菁耘等譯，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9—17頁。

[32]埃德加·斯諾：《為亞洲而戰》，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7頁。

[35]谷崎潤一郎：《戀愛及色情》， 《陰翳禮贊》，陳德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75—76頁。

[36]橫光利一：《北京與巴黎》， 《感想與風景》，李振聲譯，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22—128頁。

[37]馬克斯·弗里施：《彬：北京之行》，張佳玨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41]董玥：《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版，第323頁。

[42]張玄（張中行）： 《北平的廟會》， 《宇宙風》1936年第19期。

[43]徐訏：《北平的風度》，《文學》1934 年第1 號。

[45]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陳時偉等譯，馬小軍校，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頁。

[46] L·C·阿靈敦、威廉·盧因森： 《尋找老北京》，趙曉陽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 頁。

[47]西里爾·珀爾： 《北京的莫理循》，檀東鍟、竇坤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頁。

[49] 孟華主編： 《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頁。

[58]科林·麥克阿瑟：《中國盒子與俄羅斯玩偶———尋找無形的電影城市》，大衛·克拉克編： 《電影城市》，林心如、簡伯如、廖勇超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