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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文匯講堂169-5期“徐光啟及其弟子的科學觀和世界觀”在徐匯區圖書館（徐匯區土山灣博物館）舉辦，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陳衛平主講，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江曉原受邀對話，上海科技館館長倪閩景點評。

本期講座由文匯報社、上海博物館、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聯合主辦，中國文物學會文化遺產傳播專委會協辦，徐匯區圖書館（徐匯區土山灣博物館）承辦。央視頻、喜馬拉雅、文匯報視頻號直播。

 18年前，我與李春勇共同創作的《徐光啟評傳》是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思想家評傳中的一本，在上海走向國際科創中心的今天來看徐光啟，他可以說是“開啟近代科學之光的上海人”。

奠定上海近代文明的精神根底

對上海來說，徐光啟奠定了近代文明的精神根底。“徐上海”之稱始自明末，特別是清代傳教士都這樣稱呼徐光啟，他們把徐光啟看成上海的代表。在徐光啟之前，徐家已四代定居上海，是地道的上海人。他的墓地在徐家匯，徐家匯的地名也和他的后代聚居于此有關。他的名言“會通以求超勝”奠定了上海近代文明的精神基礎——在會通中西的基礎上，做出獨特的創新，既不固守傳統，又不照搬西方。所謂海派文明就是在此精神基礎上形成。

由徐光啟而有格致薈萃的徐家匯文化圈

徐光啟作為“徐上海”的具體呈現，是徐家匯成為上海近代文明的第一個文化圈。歷史學家朱維錚說：“因為出了徐光啟，由人杰而地靈，徐家匯也越來越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過程的首處空間中心。”

就中小學來說，1850年就有了徐匯公學，1867年建立圣德女中，1914年建立類思小學，1920年建立徐匯師范中學。就大學來說，1896年建立南洋公學，這是中國人最早創辦的大學之一，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1903年建立震旦學院，這是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復旦大學在搬到江灣之前，校址是徐家匯附近的李公祠。

1847年建立的徐家匯藏書樓，徐光啟第12代孫徐宗澤曾擔任過藏書樓的主任。1867年建立中國最早的博物院——徐家匯博物院。1867年，在現在徐家匯書院的場地上建立了土山灣工藝院，對青少年進行職業教育，是近代上海職業教育的先導。1873年建立徐家匯氣象臺、天文臺。1869年建立土山灣印刷所，先后出版《益聞錄》《格致益聞匯報》等。

晚清時期，徐家匯文化圈為國內外人士所關注，成為人們觀摩學習的打卡地，時人稱贊這個文化圈是“格致群言萃，研求一理通”。“格致”是當時對西方“科學”的稱呼。徐光啟的科學理想200年后在徐家匯的文化圈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實現。

石牌對聯言功績：“治歷明農、奮武揆文”

現在光啟公園內矗立著徐光啟的墓，墓前立有石碑、石人、石馬、華表、石牌坊等，石牌坊鐫有對聯，上聯“治歷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下聯“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較準確地概括了徐光啟的生平以及主要功績。

以“光啟”為名，帶有開啟前路的含義，以“子先”為字，進一步彰顯了這層含義。《戰國策·楚策一》中有“吾為子先行”，意思是我在你前面領路。他自號“玄扈”則表達了“明農”的指向。“玄扈”原指一種與農時季節有關的灰色雀類。相傳少皞氏以鳥名官，古時曾將管理農業生產的官稱為“九扈”。所以，以“玄扈”為號，意在將“農”與“政”并軌思考農業的問題，他將著作命名為《農政全書》正表達了此意,由此顯示出它與以往就農而言農的“農書”的最大不同。

“治歷”是指他以組織修訂天文歷法書籍《崇禎歷書》為主的天文學研究。“經天緯地”語義雙關，既對應“治歷”“明農”也指成就非凡；而“百世師”指他是后人的開啟者、先行者，既和他的名字相吻合，也符合史實。由徐光啟而有科技薈萃的徐家匯，在一定意義上，是歷史對“百世師”的回應。“出將入相”是指徐光啟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幾乎掌管了所有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宜，所以說“揆文”。

“奮武”指他在強軍方面的作為，當時明王朝面臨后金軍事進攻，形勢嚴峻。對如何強軍，他提出了“正兵”和“器勝”兩策。“正兵”指提高軍隊指揮員和士兵的素質，皇帝幾次委派他練兵，但由于受到多方掣肘，沒有太大效果。“器勝”則是要提高武器裝備的水平，臺灣歷史學家黃一農認為，在徐光啟和他的弟子孫元化主導下，采用西方先進技術，鑄造出了亞洲最先進的火炮。

跋涉科舉之路而思考人才培養

徐光啟走的是傳統儒生“學而優則仕”的老路，他43歲考中進士后一直沉浮于仕途宦海直至去世。大半生艱難跋涉在科舉之路上，這觸動他對科技人才培養的思考，也使他更接近近代科學先驅視野。

科舉之路三試三敗，為中舉而成“移民考生”

據有關史書記載，徐光啟從小聰慧，志向遠大，但20歲才登上科舉的第一個臺階——秀才。明末文學家張岱有文曰江南“后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后習為手藝”。此后三次參加舉人考試，均落榜告終。第二次赴太平府（現安徽當涂）應試，淋瓢潑秋雨，擔沉重行李，蹣跚于爛泥羊腸道，時有失足墜入湖之險，令他感慨萬分。

第二個臺階是走了“移民考生”之路才實現。他在1596年（萬歷二十四年）同意去同鄉廣西潯州知府趙鳳宇處教家館。在明代，北京順天府的鄉試名額比其他地區要多，且不論籍貫，只要是國子監的學生都可以應試，所以一般比在原籍尤其是經濟文化發達、科舉競爭激烈的江南地區容易考中。明末通行賣官鬻爵，有錢人常常為子弟捐個監生以取得京城參試資格。徐光啟自然無錢“捐監”，于是以趙家出資為其“捐監”作為遠赴廣西家教的條件，以北京“移民考生”提高中舉概率。

在他擔任家庭教師的第二年就考上了舉人。戲劇性的是，原本他的卷子已被棄置于落榜欄中，在發榜前兩天，主考官焦竑看到徐光啟的試卷“擊節贊嘆”，把他定為順天府中舉的第一名，也就是“解元”，于是名聲大振。但此時他已36歲。此后，于43歲考上進士。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在科舉之路上耗費了23年。在考上進士的15年后，他在指導兒子科舉的家信中，自嘲自己的科舉生涯為“我輩爬了一生的爛路，甚可笑也”。這也反映出他意識到培養科技人才須另覓新路。

如何培養科技人才？“時文無用”，建新體制機制

崇禎皇帝任命徐光啟為文淵閣大學士（相當于副宰相），詢問其如何培養、選拔人才，他直截了當地回答：“若今之時文，直是無用。”所謂時文，就是以詮釋四書為中心的八股文。他認為培養科技人才，需要建立新的體制機制，改革某些與此不相適應的制度。

他希望設立進行科學教育的專門學校以傳習科學知識、培養人才，如西方之“大學”。徐光啟引用利瑪竇的話，指出“西士之精于歷，無他謬巧也，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藍而寒于水者，時時有之”。而中國對于天文歷法，像何承天、祖沖之這樣的人才，“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因此，必須設立像西方“大學”那樣的專門學校。他特別指出西方“大學”以知曉《幾何原本》為接受科技教育的基礎。

徐光啟還認為科學研究需要形成學術群體，“非一人之心思智力”所能，應有一個學術群體相互切磋，分工協作，以事半功倍。徐光啟提出了“度數旁通十事”,就是以數學為基礎，展開天文歷法、水利工程、音律、兵器兵法及軍事工程、會計理財、建筑工程、機械制造、輿地測量等十個方面的研究。這十個方面實際上是他對中國科學發展的戰略性構想，同時表現出在此分工研究基礎上形成一個學術團體的意圖。

還有某些法律需要修改。他說：“私習天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律意，往往以此沮人，是以世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他在主持歷法修訂工作時就遇到了天文學人才匱缺的窘境。

這些想法，顯然與他吸取傳教士關于西方教育制度和科技發展的介紹有關。西方近代科學的誕生就是以15世紀末在歐洲建立的眾多大學為基礎的。晚明時期在歐洲出現了很多科學社團，這些社團在西方近代科學發展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徐光啟的上述思考還體現了從教育、科技體制機制的創新改革來推動科技人才培養的可貴見解。當然，在風雨飄搖的晚明，徐光啟的上述設想是無法實現的。

徐光啟既從科舉舊路上走來，又探求培養科技人才新路。

思想家視域中的科學觀

徐光啟也是思想家，其科學觀有思想土壤支撐。明清之際是中國思想史上相對獨立的階段，其實質是理學之后的思想世界的重建。徐光啟提供了有別于同時代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的重建藍圖：從西學“補儒”，走向會通超勝。這張藍圖有兩個部分：以天主教“補儒易佛”為核心的信仰價值層面，以汲取西學科技為基礎的知識思維層面，兩者又統一于“會通以求超勝”，既“超勝”中國原有傳統，又“超勝”傳教士輸入的西學。知識思維層面的“補儒”和超勝，是徐光啟科學觀的基礎。

科學觀之一：從翻譯而“會通”，實現“后來居上”

徐光啟的科學觀，首先是回答如何對待中國傳統科學與西方科學之間的關系。他以“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作為答案的指導原則，“必先翻譯”就是先認真學習西方的東西，之后再將其與中國的東西會通，會通的目的是在此基礎上有所推進。他認為如果對于西方科技“虛心揚榷”，那么，對其已有的成果，“我歲月間拱受其成”，表達了在不長時間內“后來居上”的民族自信。

科學觀之二：用“格物致知”稱呼科學，突出其實證性

什么是科學？這是徐光啟科學觀要回答的第二方面。他將出自《大學》的“格物致知”轉化為稱呼西方“科學”的本土化標識。這一方面使科學借重儒家經典而獲得重要價值，另一方面說明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之間具有契合性。這就成為兩者會通的前提。

宋明以來，格物致知是哲學討論的重要話題，本土科學家把他們對于科學的研究叫做格物致知，比如宋代沈括把自己的科學實驗活動稱為“格術”，元代醫學家朱震亨以《格致余論》來命名自己的著作，在數學家朱世杰《四元玉鑒》的序中，寫序者稱之“為古人格物致知之學”。明代李時珍說《本草綱目》“實吾儒格物之學”。

徐光啟進一步以“格物致知”作為涵蓋中西科學的普遍概念，賦予中西科學的會通以本土歷史傳統的底蘊。同時，他以實證性來闡釋格物致知，使其內涵有了近代科學的品格。他指出作為“科學”的格物致知，“其言道言理，既皆返本跖實，絕去一切虛玄幻妄之說”。因此，格物致知應當重實踐、重驗證、重器械和儀器的制造。這在他的“明農”和“治歷”領域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科學觀之三：由數達理的思維方法，把“金針”度與人

什么是中國科學走向近代需要的思維方法？是徐光啟要回答的第三個問題，他認識到“由數達理”的思維方法，是西方科技在形成系統理論上優于中國科學的關鍵。《幾何原本》則集中體現了“由數達理”的形式邏輯思維方法，形式邏輯思維方法在中國《墨經》之后被冷落一邊，因此，徐光啟把翻譯《幾何原本》作為推動中國科學進步的戰略需求。

他說：“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政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繡鴛鴦而已。”就是說，翻譯《幾何原本》，是要將其蘊涵的形式邏輯思維方法作為“金針”度與中國人，從而使中國人自己繡出類似西方科技那樣的“鴛鴦”。

應當說徐光啟倡導“由數達理”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從李之藻的“緣數尋理，載在幾何”和王徵的“先考度數之學”“而后可以窮物之理”，到王錫闡的“因數可以悟理”,再到梅文鼎的“幾何原本為西算之根本”，“由數達理”的形式邏輯思維方法在一些明清之際的科學家那里成為了群體性的運思方式。徐光啟把“由數達理”的思維方法視為發展科學的“金針”，與西方近代科學強調數學方法的普遍運用是十分相似的。

徐光啟的科學觀集中顯示了近代科學的萌芽。

“會通以求超勝”的科學實踐

從徐光啟和同處明末的李之藻、焦勖、王徵到清初的薛鳳祚、王錫闡、梅文鼎，“會通以求超勝”被他們付之于科學實踐。

這在徐光啟的科學實踐中有充分的表現。他的《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是三部中西合璧的數學著作。這三部書依據《幾何原本》的公理，結合《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推求異同”，做到了存中國數學之“法”而系之以《幾何原本》之“義”。他主持修訂的《崇禎歷書》，既采用了具有計算精確優點的第谷天體運動體系和幾何計算系統，又兼備《大統歷》中中國古代歷法之優點，使得中國天文學納入了世界天文學軌道。

與徐光啟同時期的李之藻，對中西算法加以比較，他編譯的《同文算指》就是將中西算法的優點加以融合而成，徐光啟在該書的序中贊譽“振之因取舊術斟酌去取，用所譯西術駢附”。梁啟超指出，徐光啟“所謂‘會通以求超勝’，蓋有俟于后起，而毅然以此自任者，則王寅旭、梅定九其人也”。他們繼承發揚了徐光啟會通以求超勝的科學事業。如王錫闡（即王寅旭）說自己的《曉庵新法》“兼采中西，去其疵頹”。如梅文鼎（即梅定九）分析中西之歷算的異同，要求“務集眾長以觀其會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自許“以學問之道求其通”，其歷算著作被評價為“見中西之會通，而補古今之缺略”。

李約瑟曾說：“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國與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差異，它們已經完全融洽，渾然一體了。”也許這個說法有點夸大，但說明“會通以求超勝”在明清之際的科學實踐中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上海今天正在為建設科創中心而奮斗，回首四百年前的徐光啟提出的“會通以求超勝”，我們不能不欽佩這位上海先賢的前瞻性思想，因為如何會通，如何超勝，依然是今天需要面對的問題。

（攝影 周文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