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就文學而言，學院跟“修辭”或“學派”，媒體跟“熱點”，其實都有點錯失“文學的專業性”這回事。同時，文學內部正在以一種可能主流或整體未察覺到的方式產生并鞏固其專業或專業性，比如胡安焉、李娟。總之，文學的專業性已經是很顯在、很重要的時代命題了。在更加極變的當下，世界如何發生、意義如何生產、經驗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這可以稱之為流動的當下。而自述剛好契合了用個人、作者自己的態度與想法應對這個命題。當然，使文學成為文學、使文學生成文學，是一個系統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這樣的“折返跑”給某種可能的未來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澎湃新聞邀請與文學相關的各行各業人士，寫作者、翻譯、出版人、文學雜志編輯、平臺方負責人、編劇、讀者等等，通過自述的方式，來談談文學。

李少君在《珞珈詩派》第二輯首發式上。李少君，詩人、作家，出生于湖南湘鄉，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系，曾任《天涯》雜志主編，現任《詩刊》雜志社主編

回憶我個人的思想歷程，分為兩個階段。1990年代中期是哲學的階段，當時我對人生意義產生了懷疑，也正好認識了張志揚這批人，讀了很多哲學書。在這個過程中，《天涯》創刊。《天涯》的品位符合我的理念，我開始參與《天涯》的工作。我主編《天涯》十年，學者們和批評家們大肆爭論，講的都有道理，又都沒有道理，或者說他們的道理只是一方面的、一個角度的，并不是真理，但是他們個個都相信自己是真理。我回到詩歌和這種情況關系很大。

我后來得出結論，詩歌是最高的，這也是為什么我相較于其他人更堅定地以詩歌為最高目標。我常說，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人能使用文字。動物也有語言，但不會使用文字。人類有了文字，才有文明。最高的文字形式就是詩歌，詩歌最簡潔、最符合我們的審美。人類追求的最高目的就是美，從文字的角度而言，美的象征就是詩。這是我通過人生經歷得出的結論。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么小說家、散文家稱之為“家”，而詩人稱之為“人”？我是這樣理解的，詩歌是最突出作者主體性的文學體裁，詩如其人，人如其詩。人詩互證，人詩對應，人詩合一，既是古老的詩人之為人的意義，也是未來詩人得以自立自證的標準和尺度。因為，詩永遠是人之精神印跡和生命證據。詩，一直最具個人性和獨特性，也證明人之個體性和獨特性。更重要的是，加強內在修養和境界的提升，要成為一個大詩人，要寫出大作品，這一點尤其重要。

詩歌，既是個人情感史、心靈史，也是生活史、社會史。這也是“人詩互證”傳統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原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保衛詩歌，需要以詩歌賡續歷史文脈。

01

人生每個階段我都是認真的、真誠的，最后我自然而然變成今天這樣。大家特別推崇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人到了一定年紀慢慢體會。

2014年，我擔任《詩刊》副主編，2019年任主編。《詩刊》是“公器”。從《天涯》到《詩刊》，剛開始有一段時間不太適應。在《天涯》時，想做什么基本都可以做，沒有什么任務交給我們，我們自己決定就行了，只有個人任務要完成。我完全按個人喜好來辦，不管你的名氣多大，我不想發你的作品就不發，我不擔心會有什么后果。到了《詩刊》，就不能這樣了：其一、《詩刊》是一個大家關注的地方；其二、基于歷史和地位，《詩刊》一定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務。任何人到了《詩刊》，也只能像我這樣主持。

基于中國以前的體制，《詩刊》作為中國作協的刊物，本身就代表了最高，成了很多人都想爭的“公器”。《天涯》辦得再好，一個學者不在《天涯》發表沒關系，大家都說你是有個性的雜志，我和你的理念不合，我可以不發表。但一個詩人沒在《詩刊》發表過作品，在社會上就沒法混了。《詩刊》是人人都想要上的，哪怕是反對《詩刊》的人，其實心里也很想上《詩刊》。今天一些罵《詩刊》的人還是會把在《詩刊》發表過作品當回事的，他還會很津津樂道發表的事情。

《詩刊》代表著“主流”，“主流”這個詞就是“不約而同”——大家不說但知道代表著什么。我剛到《詩刊》時特別謹慎，注意維持平衡，比如說要考慮刊發詩人老、中、青的均衡，也要考慮各個地方、各個民族，考慮的東西非常多。

2014年，在我到《詩刊》前，《詩刊》已經不是核心刊物。我不是替自己辯護，只是江湖上有個別人特別恨我，想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正好處在《詩刊》主編的位置，很多人會把批評集中到我個人身上，認為我身上反映了中國新詩的狀況。心態上，我從未將對中國新詩的批評視為對我個人的批評，而是視為對中國現代性的討論。我對這些批評沒有時間、精力和辦法對付，我只能靠自己境界的提升和工作的努力來解決。

02

我不是動不動就改變的編輯，在《天涯》我做了近十年主編，《天涯》封面和所有欄目我都沒動過，一直保持著原來的風格。這幾年，《詩刊》內部沒什么特別調整，因為欄目只是欄目，重要的是怎么編輯它。我剛找到平衡的方式。這兩年，疫情讓我有了轉變，我還是想把自己的新理念貫徹進來。

我現在的方向是通過做專題的方式維持平衡，我準備每年出兩到三個主題性或專題性的專輯，這代表了我美學上的推崇。我會根據上面的要求，保留主流的部分，通過專輯來彌補具有鋒芒的東西。這樣做平衡。平衡不是靠平庸，是靠對話或者交流，就像你不能靠討好一個人得到認可，只有當你們水平相當，他才會認可你。

我做了“北京大學女詩人詩選”“散文詩”“自然寫作”等專題。當《詩刊》敏銳地感覺到創新的力量、變革的力量出現了，感覺到能提升中國詩歌的力量出現了，《詩刊》就去推動它。以前，楊鍵、雷平陽能夠獲得影響力當然有很多因素，實際上我一直推他們的作品。我現在可能會用主題或者專題的方式來推出這些作品。

《詩刊》推出“北大女詩人”專題，就代表一種預兆，即女性的文學，與男性主導的文學不一樣。至于后面的理論工作，還要更多的人來參與。我認為“女性寫作”是未來的方向，這個趨勢在全球范圍內很明顯。重要的是，這兩年北大的女學生詩歌確實很優秀，比如張慧君、楊碧薇、周瓚、康宇辰，她們的才氣擋都擋不住，作者都是有明星氣質的。“北京大學女詩人詩選”很受歡迎，好幾個出版商約書，編一本北京大學女詩人詩選。

通過專題，我對西方詩歌體制和中國詩歌體制進行了綜合。我在編雜志做對比時發現了一個現象，西方沒有那么多文學刊物，西方的詩人是伴隨著一本主題詩集的出版而出名的。比如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Veinte Poemas Amor Cancion），這是一本小詩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每一本都有很明確的主題，比如《龜島》（Turtle Island）是關于禪宗的，《砌石與寒山詩》（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是對寒山詩的改寫。中國詩歌體制有一個問題：雜志太多，發表太容易，基本上只要寫就能發。詩人很少就一個主題深入挖掘，沒有《荒原》（The Waste Land）那樣的作品，這是我們一直對當代詩不滿的原因。我和胡弦說，你專門寫大運河，一本詩集全部寫大運河，寫得好一定會成為你的代表作，單靠一兩首詩肯定不行。《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有特別好的詩，也有一般的詩，特別好的那些詩就流傳開了。但如果不是一整本詩集，個別的詩作不會帶來大的沖擊，達不到效果。所以，《詩刊》也專門做主題詩集，沈葦的《詩江南》、胡弦的《水調歌頭》、林莉的《跟著一條河流回家》等，證明很成功。

03

我把中國的詩歌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向外學習的階段，新詩的現代性本來就是向西方學習來的。

第二個階段是向內尋找的階段，一批有思想的詩人對傳統進行了重新挖掘，產生了“尋根文學”。當時社會面臨的問題是，詩歌的繁榮沒有普及化的基礎，大家都不讀詩，一個人孤零零地讀，怎么可能是偉大的文學時代。偉大建立在量的基礎上，就像金字塔有龐大的基座才有頂尖。

第三個階段，“手機文學”，它開啟了詩歌的“民主化”。隨著網絡、博客、微信、小紅書等的發展，詩歌的民主化和普及化程度加深。當然早期的互聯網寫作魚龍混雜，作品也比較稚嫩。

民主是博弈的結果，未必是普遍的民主，而是說，在輿論、智識等方面博弈后的民主。為什么那么多高級知識分子推崇余秀華？因為她濃烈的情感打動了這些高級知識分子。詩歌的“民主化”使大家都能夠辨識出真正偉大的詩歌作品，能夠對特別好的作品達成共識。

民主問題很復雜。為什么杜甫后來成為了中國最具代表性的詩人？這與理學占據上風有關，理學要尋找一個“形象代言人”。如果后來中國文化不是儒學，不是理學，杜甫也不會被認作主流的詩人。應該說，個人與時代或者詩歌與時代存在內在的一致性，而歷史的內在一致性是很難把握的。

在社會思想層面，T.S.艾略特就像杜甫、韓愈，為什么艾略特成了西方新的現代性的開創者？因為艾略特有一種統合能力。艾略特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滿懷抱負和雄心，想重建秩序——建沒建成是另一回事。就文學而言，艾略特不見得是最好的，西方是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社會，他的影響力可能和這個有一定的關系。

實際上，博弈后的民主也不是我能促成的。我現在能做的是，以專題或專輯的方式把有創新力量的作品推出來。

現在是第四個階段，類似于盛唐，詩歌界沒有命名，真正的繁榮恰恰是沒什么命名的。盛唐人也沒覺得他們的時代多么偉大，是后人總結和命名了盛唐。初唐有很多爭論，“初唐四杰”之一陳子昂就一直批評主流詩壇。盛唐沒什么詩學爭論，大家各寫各的，偉大的詩就出現了。

04

今天社會的狀況與詩歌的狀況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不一樣，我們身處這個變化中，情況還看不太清楚。第三代詩人的高峰已經過去了，已沒有多少創造力。從詩歌史來看，第三代寫詩多靠蠻荒之力、才華、青春的力量，整體續下來的不多，很多詩人的后續作品明顯不如青春時期的作品。

第三代稍微往后的這一波，比如陳先發、胡弦等，還處在往上走的狀態，他們還有潛力和空間。他們都在積累，等待著新的超越。但是，他們面對的困難是多方面的。

更年輕的一代人就類似杜甫，會越寫越成熟。這就有點像“初唐四杰”和盛唐時期詩人的區別，“初唐四杰”寫詩就是靠青春才華。年輕一代的詩人，一般有較好的學歷、語言、文化修養，只是處在有待完成的狀態，能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要另說。

魯迅和曹雪芹在從事寫作前，文學修養已足夠，突破了，寫下偉大的作品。能不能成為魯迅和曹雪芹，這其中有神秘色彩。曹雪芹如果沒有家道中落，很可能就是個花花公子，是個社會文化名流，可能不會下決心寫作。魯迅如果沒有家道中落，可能是個愛好文學的醫生，也可能不會下決心寫作。包括我自己都能體會到，要不是我被關在家里面，什么都放下了，也寫不出文章。不然，我可能天天去組織活動，沒時間也沒辦法系統思考。

我以前有個觀點，中國現代性實際上發端于新詩，新詩革命產生了中國的現代性。中國新詩現代化的完成，可能要等中國現代性的完成；反過來說，中國現代性完成了，中國新詩現代化也完成了。就像中國各方面都面臨著各種批評與爭論，中國詩歌也是一樣。只有理順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中國詩歌才能達到成熟；反過來說，中國新詩達到了成熟，中國現代性問題也差不多就理順了。現在中國現代性、中國詩歌還處在爭斗或者糾結的狀態，有爭論很正常。

國家強大時，文化魅力也就產生了。國家和人是一樣的，就像人的言與人的行是一致的，國家的文學、文化與國家本身也是一致的。中國古代文明為什么廣受推崇？因為中國全方位的發展。盛唐時，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有那么多外國人在朝廷中任職，他們被中國的文化迷住了。

05

2003年，我提出了“草根性”概念，后來幾年，主要圍繞“草根性”做了一些工作，包括系列評論、編輯詩歌選等等。當時我在《天涯》以相對邊緣的視角觀察中國社會和詩歌的發展情況，我們也經常有批評主流詩壇的沖動，不過沒有表現出來。

“草根性”和中國社會的變化有關，首先是教育的普及化，其次是新媒體的發展。余秀華之所以能夠出現，正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化和新媒體的發展。余秀華雖然沒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接受了完整的中學教育。余秀華情感濃烈，情感濃烈與她的身體狀況有關，得不到變成了幻想、想象，讀者第一時間就被打動。

很有意思的是，最初喜歡余秀華的讀者，是一批學歷挺高的、非文學專業的知識分子。有次北大法學院的微信公眾號發表了余秀華的詩，準確說是轉載《詩刊》，之前這個公眾號從來沒推過文學，更不要說詩歌。轉載席慕容、汪國真可以理解，余秀華當時還沒出名，說明他們真喜歡余秀華的詩。大家普遍缺愛，突然有個人敢這么表達也挺嚇人的，彌補了人心理上的需求。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我昨天還碰到個人，她說余秀華真厲害，這么大膽，她很羨慕但不敢。

江非、楊鍵、鄭小瓊，他們出道時都屬于底層詩人、草根詩人。江非是農民，楊鍵是下崗工人，鄭小瓊是打工妹。只是后來他們進入體制，身份發生了變化，有的都當上了主席、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這是“草根性”的第一種情況。反倒是黃燈她本身的職業和身份并不差，有更多的“底層關懷”，有更多的“草根性”。黃燈就生在韓少功現在所住的那個村，她經常跑去韓少功家，受韓少功的影響很大。我在《天涯》時還想把黃燈調到《天涯》。這是“草根性”的第二種情況。其實，李白也是草根詩人，他本“隴西布衣”，但作品里有一股野蠻的力量，好像來自蠻荒之地的文學力量。

為什么世紀初的底層詩人、草根詩人更有力量感？那是一個對抗性的時代，有一種緊張感或者對抗性。比如當年的鄭小瓊，她一邊打工一邊寫作，她的作品保留了一種對抗生活的緊張感。陳年喜也是。現在社會普遍比較固化了，這種詩人已經很難出現了。

每個時代都需要“草根性”。個人的情感要轉化成集體的精神，一定有更高的關懷、更大的境界，有大道大義，“草根性”就是“大道大義”。“草根性”對文學非常重要，文學除了關心自己，還關心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文學作品一定是渴望交流和傳播的，不然像卡夫卡寫完燒了就行——卡夫卡最初準備把自己的作品燒了，但后來他的作品得到了廣泛的共鳴，兩者并不相同。如果你真的認為文學屬于個人，完全沒必要交流和發表，從事文學的人一定渴望讀者和知音。

不過，我個人以為，現在還要靠學院的力量，學院有很好的修辭。但是，學院也要有變化，要走向更大的社會、更廣闊的世界。也許年輕的一代人可能會有新的變革性力量，但是他的生活一定要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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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總是會把主流的東西當成反面。我當時在《天涯》也是這樣，《天涯》的定位就是“邊緣、先鋒、底層”，Frontiers的英文就有先鋒、前哨、邊緣的意思。《天涯》的辦刊理想之一就是文學欄目要盡量地面向新人和先鋒性。我們判斷主流作家肯定把最好的稿子給了《人民文學》《收獲》《當代》，《天涯》是一個新辦的刊物，沒有優勢，主流作家的第一考慮不是《收獲》就是《人民文學》。我們的策略就是培養青年詩人和青年作家，葛亮、艾偉、劉亮程、張楚、葉舟、肖江虹，以及現在很多省的作協主席，比如李曉君、沈念，他們的成名作都發表在《天涯》上。

我也能理解年輕人把《詩刊》當成自己的對立面。現在我找到了彌補的辦法，來《詩刊》后我就做了120位“90后”詩人選集，后來我開始有意識這么做。我現在主編的《詩刊》，下半月的內容就體現了我當時在《天涯》的辦刊方向，上半月編發的是相對比較主流的詩歌。2024年上月刊和下月刊合刊后也保留這個規劃。

總體來說，現在這個時代的對抗性沒有以前那么強了。以前整個社會相對封閉，突然有一種撕裂，對抗性就比較強。現在很平靜，也有選擇的自由，我不喜歡我就換一種生活環境。也不排除若干年后回過頭看，現在恰恰是憋著默默努力的時代，很多人在積累在沉淀，等下一個階段突然爆發。歷史上大的事件產生前一般都風平浪靜，比如法國大革命爆發前。

年輕一代的好處是，能夠在良好的基礎上進行整合、統合。從今人的眼光來看，杜甫視為榜樣的詩人都不如他。杜甫苦學“陰何”，就是陰鏗和何遜，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陰鏗和何遜，他評價李白寫得像陰鏗，他自己認為這是很高的評價。

先積累，再不斷自我超越。現在需要的不是開拓新的題材，而是要達致新的感覺與思想，獲得新的消化能力和統合能力，也只有真正強大的心智才能整理如此龐雜的材料或者現象。如果完成了這個過程，可能會產生一種新的詩學觀，乃至于一種新的價值觀。

07

我現在老談詩教，對詩歌的推崇近乎宗教，投身生活，生活就會回報你。我寫海南的詩歌大都是現在寫的，到北京后寫的，在海南時我寫不出來，當時覺得辛苦。苦難，現在反而有了詩意。這就是歷史邏輯的特點。歷史無情，但時間能凈化，能解脫所有苦難的人。

詩教關注的更多的是精神問題、心靈問題。我之前說過，我經歷過哲學和社會學兩個階段，現在我覺得心靈的、精神的階段更有普遍意義，更能得到認同或共鳴。偉大的詩歌，就像《唐詩三百首》里的一些詩歌，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后還會打動讀者。可以想象我們這個時代的爭論在歷史上也都有過，李白、蘇軾都卷入過很多重大的政治爭論。一些歷史上的爭論，慢慢就變成專業問題，未必有人會記得。但是心靈范圍的內容（他們的文學作品）關涉到文明史，關系到人類普遍感覺、感受、思想，可能會更長久。

中國古代文化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詩教作為最基本的教育方式。孔子認為，《詩經》恰好包含了一些他認可的價值觀，他把《詩經》排在第一位。為什么杜甫那么被推崇？第一，他的詩好；第二，他最符合儒家理想，忠心愛國、忍辱負重、犧牲自我。

而從個人的角度而言，詩教是一種修養，其中蘊含著的價值觀具有宗教的作用。馬修·阿諾德有個類似的觀點，在“后神學時代”，詩歌可能會成為一種準宗教。中國本來沒有宗教，這一點就更突出。詩教就是關于人生修煉或者境界提升的一種思想哲學。

我特別認可“境界說”，“境界說”能夠讓你不斷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馮友蘭特別欣賞“境界”這個詞，我理解境界其實就是一個人的心靈品位或者精神等級。當你身處一樓時，你看到的事物是有限的，到了二三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境界越高，看到的越多，包含的越多。

里爾克提出“詩是經驗”，所謂經驗就是沉淀的情感，經驗沒有情感是記不住的。舉個例子，你肯定不記得多少小學同學，因為情感沒有沉淀，交集不夠。只有當你喜歡他、討厭他，你對他有更深刻的情感，經驗才能變成經驗。沒有情感的經驗不會成為經驗，沉淀了情感的經驗才能成為經驗。我們就從“詩言情”過渡到了“詩言志”。“詩言志”是精神的標準。

為什么歷史上那些偉大著作能夠永恒地流傳下去，這些著作蘊含的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精神。情感和精神是不一樣的。“志”是理想、價值，是大道、大義，它才能成為精神。作品如果只有情，可以打動人，可能會流傳，但不能跨越時代。每個時代的人都有情感，但要成為精神性的存在，一定超越了個人的情感，像古人所說的天地境界。

疫情期間，我天天在家讀書，和莊子、老子、蘇東坡、李白對話。他們的精神力量是一般的文學作品做不到的，要達到他們的狀態，一定要把情感轉化為精神性的力量，這種精神性的力量可以穿越任何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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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經常遭受各種攻擊，我對別人開玩笑說：你想想看，在古代寫首詩，要不就被流放，要不就被砍頭，我們現在只是被罵，還能繼續寫，還能做我們想做的事情，很幸福了。所以，重點還是熱愛生活，真誠生活。我當時投身《天涯》，關心“三農問題”，關心生態問題，關心WTO，都是很真誠的。我真的認為，這些問題會對國家、對整個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從更長的歷史看，歷史本身有其內在的規律和邏輯，不會因個別人有所改變。我們的爭論其實可以有，其實也可以沒有。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樓臺，最后有文字記載的只有四大名樓。只有文字，只要有詩歌，黃鶴樓可以不斷地被燒，不斷地重建。這就是文明。詩在，黃鶴樓就在。

我最近去紹興蘭亭，就是王羲之寫《蘭亭集序》的地方。據說，唐太宗特別喜歡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把真跡帶去陪葬了。科學技術受限尚不能進入墓地，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所有在世的《蘭亭集序》都是臨摹的。清康熙帝特別推崇《蘭亭集序》，就臨摹了《蘭亭集序》，并在蘭亭刻了碑。康熙的孫子乾隆也特別推崇，爺爺立過了，乾隆不敢僭越，就在蘭亭刻碑上寫了另一首詩。這說明，詩或者文字是高于所有東西的。但你要親身經歷過，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否則只擁有純粹的思想、純粹的理念。

陳寅恪提出“詩史互證”。詩，往往比歷史更真實。陳寅恪說：“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他說《唐史》里許多想當然，錯誤甚多，時、地、人的關系混雜不清，難下結論。唐詩卻是清楚地談到時、地、人，談到人的感情、關系，融成一氣。故詩有史之意義。杜甫詩就被譽為“詩史”。

明末王夫之在家國大變之際，藏于深山，系統地對傳統詩歌審美做過梳理總結，在強調“情景交融”的基礎上，提出“情、景、事”三者交融，他說：“一時、一事、一情，僅構此四十字，廣可萬里，長可千年矣。”誠哉此言！詩歌，既是個人情感史、心靈史，也是生活史、社會史。這也是“人詩互證”傳統源遠流長、歷久彌新的原因。

09

1995年，韓少功創辦《天涯》雜志，當時我是他的兼職編輯，編的第一個欄目就是關于詩歌的。1996年《天涯》第四期專門編發了“詩歌精選”，每年一期“詩歌精選”保持到現在。我不太關注已經成名的詩人，關注同齡人。我編的第一期“詩歌精選”選的十位詩人都是同齡人或者比我年齡更小的：陳先發、楊鍵、侯馬、伊沙、臧棣、小海、凌越。凌越那時可能未從華東政法大學畢業。

第二期推出了多多的專輯。多多出走海外之后，我是在大陸第一個推出他的詩歌的。當時國內讀不到多多的詩，我看他在海外寫的一批詩很驚訝，就向韓少功推薦。韓少功說可以，但最好配篇評論，好多人不了解多多的情況。我約了黃燦然寫了評論。

在我看來，多多、昌耀等代表了中國當代詩歌的最高水平。我一直認為，多多是當代詩里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這個判斷從沒有變過，一以貫之。從詩意上來說，當代沒有人寫得比多多更好。現在我還選多多，2021年的“屈原詩歌獎”，我第一個就投給了多多。多多性格很怪，但他有自己的堅守，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生活方式，很特別，其他人還真做不到。

多多是后來來海南的。當時他在荷蘭，跟我說想回來找個工作，我就找了耿占春和萌萌，他們去和海南大學校長說，這樣他就來海南大學當外籍教授了。多多來海南后，有一批詩人開始匯聚在海南，多多、耿占春、徐敬亞、王小妮等，詩歌活動也多起來了。

第三期、第四期的“詩歌精選”推出了雷平陽、江非、辰水等年輕詩人，我主動組稿約和自然來稿中選的，雷平陽最著名的詩基本都發在了《天涯》。

因為《天涯》議題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生態和文化等，我曾和很多教授、專家都有聯系，以致文學界曾有一個說法，說要找不到人，問李少君，沒有他不認識的。當然這個有些夸大，但當時和全國文史哲等各學科的學者都有一些聯絡。我也因此經常參加國際國內的各種研討會、座談會和論壇，包括亞歐人民論壇、世界和平大會等，也寫過不少這方面的文章。

即使如此，我與詩人的交往和對詩歌的關注從未間斷，只是有一段時間去寫小說和隨筆了。1996年，我能夠在《天涯》一開欄目就編發詩歌，也與一直跟陳先發、伊沙、侯馬、西渡、臧棣、凌越等保持聯系有關。我詩歌閱讀量很大，交往的詩人會把詩集寄給我。有一段時間大家不太寫詩；第一是大學畢業剛參加工作，要熟悉工作，還有成家立業的壓力；第二是一個人有段時間不寫很正常，創作靈感和高潮不會一直持續，是一陣一陣地，不寫并不意味著沒有在讀、在思考。

10

1990年代后，國人對社會急劇的兩極分化都有切身感受。那時大量工人下崗，突然都沒工作了，有的被迫“下海”，有的做非法生意。農民的生活狀況也很糟糕，肥料等上漲，種地不僅不賺錢，還會虧本，不少農民被迫到城里打工養活自己，這就是“三農問題”。由此，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底層問題。

以我家為例，我父親原來在政府機關工作，待遇并不如工廠。八十年代初，我家比較困難，父親身體不太好，三兄弟年齡相近，都在讀書。姑媽家在國有大企業工作，條件比較好，是我們當時特別羨慕的。1990年代后，姑媽家經歷了下崗失業，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越來越糟。

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知識分子最早敏銳地察覺到貧富差距問題。蔡翔在《上海文學》當主編，后來又去上海大學任教，他比較早地注意到工人和他的生活差距越來越大，感到良心不安，他原來在工廠工作，所以認識很多工人。蔡翔是較早公開討論這個問題的知識分子，寫了《底層》這篇文章。海南作為開放的特區，貧富懸殊比別的地方更大，1990年代初海南的房子就有一萬多塊錢一平米的，當時北京、上海也就上千，我們在海南更能體會到這種差距。

客觀地講，我們討論底層寫作與社會現狀有一定的關系，應該呼吁大家關注底層，但不能讓社會破裂或崩盤，按照當時說法，就是要維持社會的穩定。社會真的發生了動亂，對大家都不好。

為什么當時《天涯》的影響那么大？是因為把出于知識分子立場感受到的社會問題都提出來了，“三農問題”、生態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天涯》是比較早討論生態問題的。有段時間，有些地方為了掙錢，建化工廠，水源被污染，犧牲了大家的健康。后來中央發現生態問題，開始整頓。當時討論這些問題的出發點是讀書人本能的良心不安，或者說對這些問題的負罪感，希望引起整個社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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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天涯》不久，我進入社會學的階段，關注社會問題。我積極主動地參與過社會活動，比如給農民辦班。同時我開始大量地閱讀社會學、經濟學的書籍，甚至比較系統地讀過包括討論憲法、刑法、名譽侵權的法律書籍。我也是較早關注生態問題的，寫了大量隨筆討論生態問題，這也是為什么有人把我視為自然作家。

《天涯》組織過很多知識分子討論生態問題，包括汪暉、黃平、王曉明、陳思和、蘇童、格非、戴錦華。當時《天涯》參與過很多重大的討論，比如說關于加入WTO，雖然中央決定要加入WTO，但反對的聲音也挺大，《天涯》把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都刊登了。

社會學有個問題，雙方的意見理論上都可以自圓其說。關于加入WTO的討論，當時有兩派意見。一派是右派的思想，右派認為太好了，加入WTO就進入了世界體系，開始真正地向西方學習，變得和西方一模一樣。另一派是左派的思想，左派認為不能加入WTO，加入后就會被西方綁架，淪為新的殖民國家。

回過頭來看很有意思，雙方的預想都沒有實現。第一，中國加入WTO后，可以說是最大的受益國，變得強大了。在加入WTO之前，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現在GDP增長了無數倍，接近發達國家。右派的理論沒有實現，黨和國家更加自信了，更不可能和西方國家一致。左派的觀點也沒有實現，中國不僅沒有淪為殖民地國家，現在還擁有了話語主導權。

我以杯子為例，我們倆坐在這里討論，從你的角度看，杯子上是有字的；從我的角度看，杯子上是沒字的。我們相信自己所看見的，一直爭論這個杯子上有沒有字，你認為有，我認為沒有，但實際上我們都沒有看到全貌。這種社會學的爭論是有問題的，短期內你的觀點可能會占上風，但也可能會反轉，我的觀點也有可能壓倒你。現在社會中的爭論就是這樣，一會左一會右，一會東一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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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一代可能更喜歡西方，遲早還是會返回中國文化。年輕人有逆反心理，可能以前越喜歡的，有段時間就越反叛它，但最終會回過頭來。就像現在美國“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已經成為美國精神的代表，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基本上成了最主流的美國詩人，因為他曾經反叛給主流增加了新鮮的事物。沒有反叛就沒有加里·斯奈德。

但根本性的東西很難改變，因為所有人自小都沉淀過詩教的基礎。我們年輕時也一樣，有段時間幾乎不看中國書，看的全是外國小說，就像有段時間熱衷吃西餐，上了年紀后還是吃中餐。我以前每次出國差不多都待了半個月、一個月，吃西餐，剛開始還很新鮮，感覺西餐味道很好，吃到最后天天找中餐館，實在吃不慣西餐。文化就像這樣。只要從小讀的是中文，學的是唐詩，就打下了基本的底子，我不擔心“中國性”的匱乏。

當時很多人想獲得西方的認可，但是觀念會隨著時代發生變化。隨著中國變得強大，我那一代就不再滿足于西方標準，不再滿足于獲得西方認可，我們重新尋找中國性的命題和內容。今天年輕一代普遍修辭能力很強，但是能不能成為魯迅或者曹雪芹，有神秘的力量主導，或者說一種你說不清的時代的力量。這需要一個過程。

外國詩歌也是中國詩歌的傳統；簡言之，用中文表述就是中國詩歌。只要被翻譯成中文，這些外國詩歌就能成為中文、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經過卞之琳、穆旦的翻譯、改造，這些外國詩歌已經被轉換和吸收，就像翻譯的佛教經典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一樣。

青年詩人了解西方后可能會更了解中國。好的東西是比較出來的。一個女孩，你印象不錯，另有一個女孩，你能比較出誰更漂亮，三個女孩，你也能比較出誰更漂亮。文化也是，剛開始是西方文化這個女孩，你覺得她好，等第二種文化、第三種文化，你才能比較出誰更如何。當然你有真的雄心和抱負，渴望成為大詩人，你就有這個問題的自覺。我不擔心，我相信年輕一代會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西方漢學界還在尋找熱點，目前受西方漢學界歡迎的，比如鄭小瓊。西方漢學界認為，中國還是世界工廠，“中國制造”很重要。還有北島等詩人，有政治標簽，符合西方的需要。但與之相比，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讀詩寫詩，是希望獲得一種精神的提升，所以首先是個人的問題，其次才是外在的影響，比如獲得讀者、市場還有所謂國內外的認同，如果沒有這個，可以說就失去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