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3年是文學上的一個“熱鬧”年份。以茅盾文學獎為代表的各種文學評獎紛紛出爐，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和獲獎作品引人注目；老作家突破自我、不斷超越，“90后”乃至更年輕的作家勢頭強勁、新作頻出……文學在生產方式、存在形態、文體類型、接受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之快、內容之繁、體式之新讓我們的批評跟不上趟、喘不過氣。批評仿佛迷失在蓬勃生長、遮天蔽日的文學大森林里，舊有的概念、理論、范式、文體、話語左支右絀、欠缺活力，一切似乎都變得不確定了。但文學批評不甘心束手無策、無所作為，它總是在尋找新的坐標系。這既是文學批評認識和把握文學的基本功能使然，也是人類闡釋自我和世界的要求使然。回首2023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之路，我們發現文學批評仍然在適應變化、積蓄力量、徐圖漸進，不懈尋找文學變革中的確定性和可能性，突出表現在書寫新的“城與鄉”、重新發現“地方”、反思90年代文學、文體類型的再認識、創新批評體式等方面。

一、書寫新的“城與鄉”

鄉村與城市，歷來是文學書寫的重點，尤其鄉村文學創作，一直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伴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文學中的鄉村與城市，在敘述空間、敘事范式、人物形象、日常生活、風格特征等方面產生諸多新變化新面向。文學批評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深入剖析城鄉書寫中的新景觀新元素，以此探尋新時代城鄉書寫的價值內涵和藝術特征。

一是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解讀城鄉書寫。李震的《新鄉村敘事及其文化邏輯》圍繞鄉村社會生產方式變革及其引發的三次文化裂變，探究鄉村敘事的演變，認為新鄉村敘事逐步形成文化鄉愁、生態關懷、新鄉村人物形象書寫等新的敘事支點，由此帶來美學形態和敘事范式的轉變。趙順宏的《中國式現代化與鄉村百年變革的文學書寫》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鄉土社會的歷史變遷，也有助于更深地把握這一史詩性巨變中鄉村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風貌。王堯的《鄉土中國的現代化敘事——從鄉土文學到“新鄉土文學”》認為，伴隨“新鄉土中國”發展的“新鄉土文學”是一種全新的現代化敘事，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同時，廣泛吸收和融合其他創作方法，在人物塑造、敘事方法和文本結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盧楨的《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文學的現代化敘事》探究新時期以來城市文學敘事中“城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雙向互動。他認為進入新時代，城市文學的現代化敘事追求“詩”與“思”的雙重深化，在城鄉空間敘事、不同群體特征、城市文化書寫、城市生態想象等方面具有新的特征和氣象。

二是凸顯新的內容與書寫方式。劉瓊的《傳統與現代交織下的鄉土生活書寫——關于喬葉的長篇小說〈寶水〉》一文認為，《寶水》作為新鄉土寫作的代表，具有強大的現實感、鮮明的時代感和自覺的文學使命感。小說用文學的方式從城市進入鄉村，寫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鄉村振興、傳統鄉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等新現象。楊慶祥的《當返鄉者不再離開——評喬葉〈寶水〉》解讀鄉村書寫在當下漢語寫作中的新變，他認為小說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展示“有機”生活的可能性，超越與克服現代都市病；通過重建情感鏈接和理性鏈接，“返鄉者”“在鄉者”與鄉村建立新的聯系，共同推動鄉村的現代轉型。由此，《寶水》改寫了魯迅等經典作家開創的“返鄉者”必將離開的現代文學傳統。饒翔的《傳統風俗中的山鄉新變——論〈寶水〉兼及喬葉的鄉土寫作》認為，喬葉的鄉土題材小說創作既非啟蒙式批判，也非鄉愁式美化，而是內在于鄉土的現實。小說以豐富而扎實的細節展現傳統風俗中悄然發生的山鄉新變，通過對鄉建專家、基層干部和普通村民等典型人物的塑造，為鄉村振興留下寶貴的文學記錄。白燁的《小婚事里的大時代》認為徐坤的小說《神圣婚姻》直面當下的都市生活現實，直擊不同代際人們的戀愛與婚姻現狀，具有強烈的現場感與切身的真實感，而小說寫到的科研機構改制和科研人員掛職鍛煉尤為精彩。孟繁華的《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文學里——近期長篇小說創作中的“現實題材”》解讀《北流》《煙霞里》《野望》《寶水》《神圣婚姻》《月下》《金枝》《金墟》《逍遙仙兒》等現實題材作品，從逝水年華和“創傷”記憶、鄉村敘事的“逆行者”、婚姻和風月的一詠三嘆、歷史還活在現實中、新生活和新世情五個方面分析這些小說的寫作內容和寫作傾向。張麗軍的《當代中國故事的書寫與審美主體的確立——中國“70后”作家長篇小說新論》認為，“70 后”作家從鄉村走向城市與世界，從個體自我走向民族國家和歷史深處，從單一敘事走向對新現實與未來總體性框架結構的審視、總結與建構，開啟了具有中國根性傳統的、面向世界的審美書寫新景觀。

二、重新發現“地方”

“地方”是近年來文學創作的重要向度之一，也是批評關注的熱點，如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等命名如火如荼。這讓我們想起當代文學曾有的地域文學熱潮，但當下文學并非簡單重復過去地域文學的方式和手法，而是帶著重新發現“地方”的目的，以新穎的地理空間視角、深厚綿長的民族文化意蘊以及漢語獨特的表達能力，精心想象和構筑新的“地方性”，依托空間維度和文化生態重新發現和賦形各個“地方”。

謝有順在《文學寫作中的南與北》中從新南方寫作的命名談起，從歷史上梳理了文化和文學上的南北之分，并提出寫作之道要超越功利，也要超越南北，不拘泥于地方。王德威的《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以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四個關鍵詞探尋新南方想象的可能性，以跨越、逾越與穿越這三種相互關聯的書寫和閱讀立場作為對未來創作的期待。曾攀的《漢語書寫、海洋景觀與美學精神——論新南方寫作兼及文學的地方路徑》認為新南方寫作具有向海、向粵港澳、向東南亞等的現象及形式，這些維度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學地方性敘事的新探索與新形態。在漢語寫作、海洋景觀以及美學精神的多維探索中，新南方寫作以更為廣闊的界域、更為新穎的書寫以及更為開放的姿態，建構自身的地方性與世界性意義。陳培浩的《“新南方寫作”與當代漢語寫作的語言危機》從當代漢語寫作的語言危機角度，探討新南方寫作延續20世紀漢語文學的自我革命這一命題。白楊的《歷史經驗表達與東北區域形象建構——多重文化場域中的新世紀東北敘事》認為當下的東北文藝呈現出民間敘事、知識分子敘事和主旋律敘事形態，而“新東北作家群”“鐵西三劍客”等命名也存在固化、窄化理解“東北”的現象。呂彥霖的《當“北方化為烏有”——“新東北作家群”的90年代書寫及其情感結構》以雙雪濤的小說《北方化為烏有》為對象，探討“新東北作家群”關于20世紀90年代的書寫及其情感結構。

李云雷的《〈家山〉：南方史詩與民族精神的重構》認為《家山》寫出了傳統文化在南方的形態，對地方性的生動描述豐富了“家國”的內涵及其統一性，對民間生活形態的細膩呈現生成了一種生活史詩。徐勇的《如何傳統，怎樣重鑄——論〈家山〉與現代中國故事的講述》認為小說把現代政治、家族敘事和村莊的歷史結合起來，實現了地域性、現代性和民族性的結合。黃發有的《書寫牧區巨變的抒情史詩》認為楊志軍的《雪山大地》通過描寫支邊干部與牧民在牧區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密切互動，生動展現了漢藏融合的情感。汪政的《神奇土地上的信仰之歌——楊志軍〈雪山大地〉》認為小說展現了幾十年來藏區的巨大變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發展，具有唯美抒情的浪漫主義審美氣息，在對藏族語言與文學傳統的借鑒與融合中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郭冰茹的《器物、人情與地方性知識的生產——讀〈燕食記〉》認為，《燕食記》是一部色彩鮮明、形象生動的“嶺南夢華錄”，為我們進一步理解“地方性知識”的生產提供了一個視角。小說將粵菜、本幫菜、粵劇、廣彩等地方風物融入時代風潮中，以歷史變遷寫世態人情。關于器物和人情的“深描”，呈現出地域文化應對歷史現實和外來文化沖擊時的“常”與“變”。陳國和的《論賈平凹“秦嶺三部曲”的地方志書寫》《通過分析賈平凹的《老生》《山本》《秦嶺記》，總結鄉村小說地方志書寫的特征，人本與物本的融合、觀物類情和觀我通德的書寫策略、海風山骨的審美意蘊共同構成小說筆下獨特的“地方”。賀紹俊的《重構小說的宏大敘事——論范穩的小說》和叢治辰的《對話與共存：論范穩的藏地想象》探討了范穩“藏地三部曲”的敘事特征、精神內涵及其對滇藏邊地多民族共同生活、多元文化交融發展空間的書寫。

三、反思九十年代文學

當下文學變革的諸多因素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出現，因此，反思和評價90年代文學，是我們理解文學變革歷程和原因的需要。通過對90年代文學的重新認識和理解，我們為當下文學批評尋找歷史源流，同時在此基礎上確認未來新的可能性。

陳曉明的《漫長的90年代與當代文學的晚期風格》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經驗出發，才能理解21世紀初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作品，而90年代的文學又內蘊著20世紀的經驗，因此在長時段視野中，90年代的精神、氣質、力量和種種復雜的面向仍在當代文學中延續、并未終結。同時，重新思考和發掘“漫長的90年代”，才能使我們深刻認識和評價中國作家的晚期風格。由此，真正理解余華90年代《活著》等作品所表達的精神、態度和命運思考，才能對《兄弟》《第七天》《文城》等的獨特意義，以及它們所體現出的余華的“晚期風格”。他在《“例外狀態”：試論王蒙創作的藝術本性》一文中，談到王蒙在90年代重寫五六十年代的“青春生活”，出版了“季節”系列四部曲，這是歷史的深刻書寫，也是其拒絕“晚期風格”的“例外狀態”。賀仲明的《重審1990年代“人文精神討論”的精神癥候——兼論當代文學的文化資源問題》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討論”在概念內涵、批評指向和討論方法上都存在缺陷，其深層原因在于知識分子缺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資源。而精神資源問題深刻關系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是產生真正創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

程光煒的《〈一個人的戰爭〉版本和修改研究》通過集中校訂小說《一個人的戰爭》的前四種版本，圍繞版本差異、不同封面、印刷錯漏和編校質量等問題，在90年代作者、版本、出版方與相關圖書管理政策的復雜關系中，解析1994年至1997年間，文學界圍繞“個人”“女性”“私人生活”等問題引發的爭論。張學昕的《小說家及其文本可能的宿命——兼及阿來、遲子建1980—1990年代的寫作》認為像阿來、遲子建這樣的作家，無論在20世紀80還是90年代，從未跟隨文學潮涌或新變起舞，他們的創作始終與生活同行，保持著鮮明的、無法被模仿的個人風格，并不斷超越自我。因此，勘察他們寫作發生與文學生產環境的順應與博弈，對探究作家寫作及文本的宿命，無疑具有個案研究的重要意義。陳若谷的《1990 年代：從城市書寫到城市文學——以邱華棟的北京書寫為例》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邱華棟筆下的“闖入者”形象在傳統的人與城市博弈的主題之外，又凸顯新興的社交原則、信用關系和理性邏輯，而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筆下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道德評價，成為流動的生命體。薛紅云的《“現實主義沖擊波”：批評的分歧、錯位與匱乏》結合歷史語境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現實主義沖擊波”這一創作現象和批評術語出現的原因及其對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影響。劉曉鈺的《“自然書寫”的起點：葦岸與1990年代散文》認為，20世紀90年代葦岸在散文創作中凸顯自然的母題，憑借對地方自然世界的觀察，提供了一種以自然事物為本體的“自然寫真”，展現了自然觀察者進入感官生態的境界，而與自然建立起有效的情感鏈接的過程，標志著自然書寫在中國的真正誕生。張旖華的《災害的鏡像與創傷：1990年代生態散文書寫反思》分析90年代散文對生態的表現及其災害書寫存在的缺陷。周敏的《網絡文學與“90年代”的連續性》認為從90年代文學整體氛圍中把握接受語境，可以更全面地考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網絡文學在中國本土的興起，而從網絡文學出發，也可以很好地理解“長90年代”的屬性，即它之于“新世紀文學”的源頭意義與階段性特征。陳舒劼的《在歷史的延長線與平行線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科幻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想象》細描科幻文學從市場時代的價值焦慮與道德困惑，到科技時代的宇宙生存法則、主體標準更新、現實虛擬互動、賽博格化軀體等知識分子形象書寫的變遷。

四、文體類型的再認識

類型文學在當代文學格局中往往被認為“低人一等”，易產生模式化、套路化，藝術價值不高。當下各種文學創作的跨界現象普遍存在，其重要表現就是所謂嚴肅文學和類型文學的互相融合滲透，二者由此發生諸多改變，這使得批評家重新發掘類型的價值和意義，對文學作品的文體革新有了新的認識。

吳俊的《〈千里江山圖〉貢獻何在？——兼談類型文學的文學史意義》認為，從文體文類變革的意義上，《千里江山圖》是當代文學以類型文學為標志的一部先鋒派作品，它改變了已有的類型文學創作經驗，顯示出文體文類的跨界特性，由此也啟發我們重新認識類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何言宏的《諜戰故事、非常特工與別樣摩登——孫甘露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論》認為，作家以文類開放的先鋒精神，將諜戰類型與先鋒文學融合，突破先鋒小說的自我指涉向歷史開放，繼續探尋小說新的可能性。王金勝、初曉涵的《先鋒性／大眾性：新的革命歷史敘事如何可能——以孫甘露〈千里江山圖〉為例》認為小說借用類型小說的形式，將大眾審美趣味融合在革命主題及其先鋒實驗性的表達中，在總體上形成主流、精英和大眾文化元素互動交融的內在格局，展示出如何借用文學慣例而又突破既有成規的囿限，實現文學創新的可能路徑。劉大先在《書寫多維度的當代中國故事——論范穩〈太陽轉身〉的技法與觀念》一文中談到了類型文學嚴肅化的趨勢，他認為范穩將通俗的偵探類型小說，融入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同時結合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體現出化繁為簡地書寫多維度的當代中國故事的能力。張元珂的《論中國當代漢語小說中的若干方言實踐問題》則從小說方言書寫入手，探討方言如何轉換為文學語言、如何推進小說理念和文體更新。

王兆勝的《中國現當代散文概念辨析與話語建構》從概念角度對當代散文理論話語建構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加以闡述，尤其談到提出散文的主體文體，目的在于確立散文的文化自信與文體自信，散文的主體文體最后要落實在散文家的人格境界、操守上，是自我形塑的一個內外兼修的過程，這是給散文文體賦能、賦值的關鍵。湯哲聲的《中國百年武俠小說的價值評估與俠文化的現代構建》認為中國百年武俠小說具有現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民眾意識，在美學呈現上賡續中國小說敘事傳統、兼類多種新文類、創化新文體，構造了現代“武俠美學”。對武俠小說的價值評估則關乎科學地構建中國百年文學批評體系這一重要問題。李瑋的《從類型化到“后類型化”——論近年中國網絡文學創作的新變（2018—2022）》一文，以“后類型化”概括2018年以后的網絡文學類型發展趨勢，認為其主要表征是“反套路”、元素融合等“去類型化”創作，以及出現大量“類型之外”的新經驗和新形式，這使網絡文學在構建時空、塑造主體和反思資本等方面表現出先鋒性。

謝有順的《文體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現》認為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的興起，引發了小說敘事和小說文體的全面變革，但過度強調文體探索也導致了語言游戲或修辭崇拜。文體也是作家思想的呈現，一切的文體革命都是為了讓小說變得豐富、復雜且充滿可能性。晏杰雄的《新時代方志體長篇小說的文體特征》認為方志體長篇小說的文體特征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與方志體門目體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接；二是賦予古代方志體現代空間小說的質感與張力；三是從方志體敘錄的博觀約取擴展到博觀微取；四是從方志體的非虛構引渡到文學的虛構，拓展和豐富了記敘語體。劉月悅的《論諜戰英雄傳奇的文體創新》將21世紀以來的諜戰題材小說稱之為“諜戰英雄傳奇”，發掘它們在繼承中國古典小說英雄傳奇文體基礎上，如何在情節構造等方面進行創新發展。此外，江玉琴的《科幻小說的時間想象及其社會文化機理》、馮原的《中國科幻想象的認知建構》、鮑遠福的《網絡科幻小說的想象力資源及其審美范式》、吳維憶的《當代中國科幻“非人”想象的生態意蘊》關注科幻文學想象力研究，從時間想象、認知建構、網絡科幻美學和非人想象等角度對科幻文學類型作出獨特的理解。在《中國科幻：在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流動》的訪談中，江曉原認為思想性和想象力是科幻文類的兩個重要特征；宋明煒認為一方面作為類型文學的科幻在重復的模式化寫作中，會出現創新性衰弱的現象，另一方面科幻的先鋒性、前衛和獨創性逐漸影響著其他文學類型；陳楸帆認為傳統科幻小說正突破界限，與推理、恐怖和言情等類型作品的融合，創造出新的混合類型和敘事風格。

五、創新批評體式

文學批評自身如何更新發展，當然可以從多方面展開思考，但批評體式的創新發展可以作為一條重要的路徑。文體不僅是批評的外在樣貌，而且是批評內在理念的呈現，更是讀者感受批評的直接方式。有感于目前批評的枯燥生硬和知識化操作，批評家希望出現更多靈活多樣、體現個性和富有美感的批評文體，而新媒介文藝批評的迅猛發展，也促使我們更深入地思考批評體式的創新問題。

一是在反思“學院派”批評的基礎上倡導多樣化的批評文體。何言宏的《論21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文體新變》一方面指出以“論著體”為文本樣式的“學院體”批評日漸成為問題并導致了諸多不滿，另一方面倡導面向古今中外批評文體的豐厚傳統，堅持和接續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富有成效和影響力的對話體批評，充分開放和多樣化地實踐隨筆體批評。姚曉雷的《“學院派”文學批評文體的困境及突破路徑》在分析“學院派”文學批評文體作用和弊端的基礎上，提倡重鑄與“文學化”有機融合的“學院派”文學批評文體。肖進的《作為批評文體的評點及其當代意義——從“茅評本”談起》則以茅盾對當代文學的評點為考察對象，思考作為傳統批評文體的評點如何進行現代轉換。何平、顧奕俊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分期、審美嬗變與新時代走向》一文中認為，在媒介形式與文學公共空間巨大變革的背景下，我們應關注網絡平臺上出現的批評聲音，它們無論篇幅、形式、專業程度的差異性如何突出，都是文學批評發展歷程進入新時代以后的現實反饋。同時，文學批評從業者需要真正意識到批評文體形式屢遭忽視的豐富性與層次感，從套路化、狹隘化的“學院派”文學批評范式里掙脫出來，將傳統的詩文評、作家批評，包括儼然成氣象的媒體批評都納入文學批評的擇取范疇、關注對象。

二是追求個性化和美的批評文體。張清華的《為何要重提“文學性研究”》提醒我們在文化研究熱、文學社會學研究熱、歷史研究熱的情況下，提升對文本與文學性價值的關注。他以胡河清的批評實踐為例，提倡以經驗、常識、中國話語，以及人本中心與文本中心并重的方法，使批評文體更有主體意味與個性風格。陳劍暉的《詩性批評的可能性與闡釋空間——兼論學院派批評的困境與危機》在反思學院派批評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詩性批評范式構想。詩性批評涉及感性與經驗介入、感情調性、心靈內省、想象與再創造四個層次，其文體要求則是美文式文學批評，它具有詩性筆致、絮語隨筆體、重視文氣等特征。周榮的《綠皮火車、ChatGPT 與文學批評》提醒批評者警惕與克服自我身上的“信息繭房”，從生活的積累和洞察中延伸自我的經驗與感知，深度鏈接自我與世界，這是鍛造批評個性、確保批評的血肉感與煙火氣的需要。薛蒙、張均的《阿城的“江湖記”——小說〈棋王〉的原型問題及其他》是“本事批評”的范例，文章通過分析小說對故事原型的改寫，闡述作者“心中的江湖”、個人心理及江湖悟道的敘述機制，對《棋王》作出獨到的理解。

三是探索新媒介文藝批評體式。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批評：誤區、難題與悖論紓解》從網絡文學批評存在的“垃圾論”誤判、“鄙視鏈”自矜和“場域繭房”閾限等誤區，以及“巨量閱讀恐懼癥”和標準暫付闕如難題入手，思考如何在媒介融合中“破圈”批評壁壘，借力人工智能更新批評方法，從而構建新的網絡文學批評。邵燕君的《“數碼人工環境”與網絡文學專業批評》從梳理數碼人工環境這一概念的提出和內含演變入手，探討新環境下“學院派”如何重建專業批評。黎楊全的《走向跨次元批評——對當前“二次元”概念的反思》從反思批評中常用的“二次元”概念入手，倡導走向跨次元批評。此外，南帆的《網絡空間與文學批評譜系》探討“網絡文學批評”的含義及數字人文對批評的影響；楊杰的《融媒時代文藝批評的話語闡釋與公共空間構建》探討融媒時代如何重構文藝批評的公共空間；凌逾的《融媒介文藝批評的特征和發展趨勢》則從話語形態、美學價值和傳播機制等方面思考融媒介文藝批評實踐；江秀廷的《網絡文學原生評論的形態、特征與意義》從評論主體、存在空間、話語內容和形式等多個方面界定何謂“網絡文學原生評論”。

縱觀2023年的當代文學批評，一方面回溯歷史和文化源流，走進歷史深處探求文學新變的動力、進程和機制，由此為文學本相積淀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努力闡釋新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創作，從時代之變考量文學未來之路，由此為文學發展賦予可能性因素。在一個大變動大變革的時代，文學的面孔似乎越來越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失去和獲得常常形影不離，挫折和信心往往相伴而行。文學批評面對文學變革，在不確定性中堅定尋找更多的確定性和可能性，這就是為新時代的中國文學畫像，也必將勾勒出清晰可親、活力滿滿的面容。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