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素人寫作”被賦予打破固有文學圈層和發現新的審美可能的意義，同時，也成為重要的文學出版標簽和板塊。

這些圖書出版物，有些是不同平臺的多人合集，主要以詩集為主，像B站的《不再努力成為另一個人：我在B站寫詩》、小紅書和微博詩集博主的《星期六我們散步去吧》、人間后視鏡工作室和單讀編輯的快手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等。但影響更大的則是個人獨立署名的作品，像楊本芬的《秋園》《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陳年喜的《炸裂志》《微塵》《活著就是沖天一喊》《陳年喜的詩》《一地霜白》《峽河西流去》、范雨素的《久別重逢》、王計兵的《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趕時間的人》《低處飛行》、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我比世界晚熟》、陳慧的《世間的小兒女》《在菜場，在人間》、王柳云的《青芥人生》《月光不迷路》、韓仕梅的《海浪將我擁起》、另一只貓的《我在白沙做饅頭》、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黑桃的《我在上海開出租》和李世偉的《村莊的大地》等等。媒體敘述的文學故事，他們不僅僅是寫作者，而且保安、保姆、外賣員、快遞員、保潔、農民、做饅頭的、大廠女工和礦工等從業經歷紛紛被大眾傳媒起底，成為加前綴“被標注的身份”的寫作者。

《第一財經》關于這些寫作者的系列報道標題均鮮明地標注出“農民工詩人陳年喜”、“‘外賣詩人’王計兵”以及“‘菜場作家’陳慧”等等。［1］這些報道從2021年到2024年，中間時間跨度有四年之久，但“職業+寫作者”的復合標注法并無變化。也應該看到，和許多媒體不同，《第一財經》的報道，雖然勞動者的職業生涯成為故事的主體，但記者對職業和寫作者兩種身份基本上還是取平等的態度，類似于通常所說的“斜杠”，而“出版人雜志”公眾號發表的和王計兵《趕時間的人》相關的內容則不同，出版方“真故圖書”則將兩種不同身份從平行關系描述為垂直關系的“從外賣員到最火詩人”。［2］作為一個商業營銷的成功案例，是典型的大眾傳媒小人物逆襲和階層翻轉的勵志故事。制造成功神話最終是迎合大眾和市場，其中或多或少地區分出寫作者（文字工作者）高于外賣員（體力勞動者）的身份等級。事實上，當事人也許不認為兩種不同身份之間存在著等級。詩人王計兵至少到現在還是一名外賣員。今年春天，南京師范大學一場詩歌活動，我和王計兵有一個對談單元。王計兵活動一結束就趕回去繼續送外賣。我也注意到王計兵在不同場合講述從勞動和日常生活到詩的瞬間頓悟和萃取。送外賣，在他，不只是“體力勞動”，而且是詩歌扎根和生長的豐饒大地。

存在一種勞作即寫作，也存在一種勞作者素樸的詩，像王計兵的詩，有國風的余響，但更多是和國民審美平均數，和B站、小紅書、快手、微博等新媒體相匹配的流行詩風。從外賣員到詩人不只是階層向上的通道，而且是精神意義的“勞動者的星辰”。王計兵的詩，陳慧的文，是新媒體借助技術平權之后國民分享文學生活的結果。因此，即便王計兵的詩和陳慧的文不以圖書的方式出版，它的寫作、傳播和閱讀在網絡世界已經充分打開。新媒體對中國人文學生活的改變，至少在文學的參與和普及方面，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從這種意義上看，如果我們不簡單持守紙媒寫作高于網絡寫作，王計兵的詩集是紙媒文學的新地，也是新媒體文學的擴張。

20年19份工作是胡安焉的媒體標簽，最后因為《我在北京送快遞》固定了他快遞員的身份，而成為素人寫作的代表人物。但胡安焉的寫作僅僅是生活記錄嗎？《人物》的報道《換了19份工作，然后保全世界》中，胡安焉是一個不斷從工作“逃跑”的逃跑者，也是對工作和自由關系的思考者。文學和寫作是他思考的成果。最近的7月初，胡安焉在蘇州誠品書店《我比世界晚熟》新書分享會的主題是“從文學青年到職業作家”。觀察這些寫作者的閱讀史，陳慧的書單上有《紅樓夢》《水滸傳》《山海經》《故事會》《格林童話》和武俠小說等，范雨素的書單是知青文學和《魯濱孫漂流記》《神秘島》《遠大前程》《霧都孤兒》《在人間》《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等，而胡安焉的則是喬伊斯、契訶夫、塞林格、卡佛、理查德·耶茨、杜魯門·卡波蒂、海明威和卡夫卡……再看胡安焉寫作中的一個階段，2010年注冊黑藍論壇，擔任論壇小說版的客座版主，并參與編輯網刊和發表作品。其中，小說《南瓜布丁》收入《黑藍：中國小說藝術的高度》（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胡安焉的20年19份工作和文學道路是今天“京漂”“滬漂”以及其他大小城市漂流著的許多文學青年曾經經歷的，正在經歷的。問題是，像較早在文學圈成名的鄭在歡、孫一圣和陳志煒等，從來沒有被編入素人寫作的方陣。其中，鄭在歡和孫一圣近年也獲得過不少媒體資源。可見，素人寫作的“素人”是選擇性的，“寫作”也是選擇性的，潛在的標準是話題性，是流量，是圖書印數。至于陳年喜，有十數年的時間在祖國“礦山間流徙”。2019年出版《炸裂志》之前，早已寫出包括《炸裂志》在內的重要詩歌，并在個人博客等網絡平臺發表。從網絡到紙媒是新世紀許多詩人的成長經歷。大眾傳媒故事中的礦工陳年喜，并沒有給陳年喜作為重要漢語寫作者加分，詩人陳年喜反而成了礦工（農民工）的附庸。

即便揭示體力勞動者身份即文學正義的大眾傳媒故事術，我依然相信，素人寫作出版的推動者中間不乏韓敬群這樣的資深出版人，期待經由素人寫作的出版“期待范雨素、胡安焉、許言午帶給我們文學的蓬勃生氣”，“在文學平等的場域內發出自己的聲音”。［3］但是，也不可否認，當素人寫作成為單純以版次和印數折算變現的“素人寫作生意”，素人寫作被賦予的撬動固化文學板塊和發現新的審美的意義則可能被擱置和懸空。其實，不只是大眾傳媒有它熱愛的文學故事，出版本身也是一種重新編碼。記得十幾年前，網絡還沒有這么發達，南京的藝術家朱贏椿有《人民的字》的出版計劃。這些所謂的“人民的字”出自鄉鎮的無名者之手，有店招、菜單、墻上的標語……但那些出自鄉村文化人之手的對聯等卻很少進入他拍攝的鏡頭。當時，他想邀請我編一本《人民的文》。什么才能算“人民的文”？我通過《天涯》一篇短文的線索拿到了一個自殺的鄉村少女的日記。記憶中，作家梁鴻好像愿意提供他哥哥的日記。這個計劃后來不了了之。這些沒有公開的文字，應該算嚴格意義的素人寫作。因此，素人寫作的出場和流行也是各種更復雜的編碼和算法。

素人寫作究竟是什么時候提出來的？我沒有做細致的考證。2020年10月17日，以“中國非虛構和非虛構中國”為議題的“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南京站）上，“素人寫作”作為非虛構寫作的一個子目錄進行了廣泛的討論。2021年5月23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探索與爭鳴》雜志社邀請文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傳播學等學科學者在北京召開的“非虛構寫作與中國問題——文學與社會跨學科對話”應該是“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相關話題的進一步細化和深入。素人寫作也是與會者集中關注的議題。2021年10月16日，“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上海站）再次以“文學與公共生活”展開討論。陳年喜作為主題演講嘉賓參加了本次工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坊發起人之一復旦大學金理教授選擇和陳年喜寫作對標的是中國現代作家路翎的小說。“我在讀陳年喜先生的詩歌的時候，會想起現代文學史上的另一位書寫礦工和礦區生活的優秀作家路翎，當年批判路翎的一個論調就是，他筆下的礦工披著一件礦工的外衣，內里卻有著知識分子的靈魂。路翎對此做過反駁。那么，讓礦工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活、文學不被我們所看到的，除了因為特殊的工作場所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力量或者偏見。”陳年喜《活著就是沖天一喊》的出版方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的創始人雷磊在本次工作坊的主題演講中梳理了一個時間線。傳統新聞界遭遇到新興網絡媒體，“在2014年2015年的時候，大量媒體人出來，創立一些內容機構或者非虛構寫作項目，像騰訊作為大廠當時成立一個項目叫谷雨，網易成立一個非虛構項目叫人間，我們在2016年2017年初成立真實故事計劃。這樣一批人開始在媒體領域推廣非虛構寫作和非虛構文學。” ［4］因此，所謂的素人寫作應該和這場發生在傳統新聞的衰變和媒體人的轉型直接相關。

2017年那篇點擊達數百萬的《我是范雨素》即發表于“正午故事”。正午故事創建于2014年9月，是界面新聞子品牌。其目標是“致力于打造原創的非虛構寫作平臺。我們希望能避開熱點和新聞頭條，尋找那些不為人知且富含意義的線索，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角落。” 《天涯》雜志自1990年代中后期改版至今一直有一個常設欄目“民間語文”。“民間語文”發表文學性的書信和日記，也包括演講、試題、契約、對聯、啟事、贈言和民間語言等其他“語文”。“民間語文”曾輯錄出版。書名分別是《邊緣記錄》和《民間檔案》。從“正午故事”的目標訴求看，新興的非虛構平臺也可以說是“民間語文”這條線索上的。只是有一點不同，媒體人接盤了“民間語文”以后，因由媒體先天性對話題的敏感和注意以及對預期讀者的測繪和研判，那些《天涯》“民間語文”的無名甚至匿名的寫作者的身份被刻意標注出來。比如“正午故事”范雨素的推薦語是：“范雨素是湖北人，來自襄陽市襄州區打伙村，44歲，初中畢業，在北京做育兒嫂。空閑時，她用紙筆寫了十萬字，是兩個家庭生活的真實故事。她像位人類學家，寫下村莊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檔社區生活的故事。”網絡上有一種聲音認為范雨素是中產階級取景框里的。在我看來，與其說范雨素是中產階級取景框里的，不如說媒體制造了中產階級取景框。媒體預先設置了寫作和文學生活的中產階級性，同時讓范雨素以中國當代社會階層低于中產階級的身份出場。不排除參與“制造范雨素”的媒體人和其他知識人的平權意識，但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媒體預設的階層不對稱不對等客觀上造成的景觀化和震驚感，亦應該是事實。時至今日，查閱當下媒體報道和出版宣發的套路，基本沿襲了“制造范雨素”的思路。

今天的中國，無名寫作者的數量究竟有多少？2009年前后，我曾經對中國縣城及其以下的文學生活和寫作生態做過調查。以江蘇興化為例，有著日常寫作生活的寫作者就有數十人。這數十人還是有過發表和出版經歷的。這些寫作者絕大多數都符合今天素人寫作的職業指標——他們是農民、打工者和普通職員等等。那么，為什么他們沒有成為“被注意”和“被標注”的素人寫作者？關鍵是，和他們寫出的東西相比，媒體和出版更熱愛的是“故事”。只有人生經歷富有傳奇性的“有故事的人”才能被收編到素人寫作。或許你會說，這些寫作者都有寫作和發表，那么網絡時代的寫作和發表僅僅只是紙媒才算數嗎？這里面，甚至包括胡安焉和陳年喜這樣的資深寫作者也被包裝成“素人寫作”。事實上，當我們今天的媒體和出版人談論素人寫作時，指的是往往“-（減）知識人”或者“-（減）中產階級”。比如，我們幾乎不會認為一個大學教師、一個學者、一個從事知識生產和文化活動的人去從事寫作會是素人寫作。因此，類似林青霞、陳沖和陳丹青等藝術工作者的寫作，我們也不會稱之為“素人寫作”。即便陳年喜早就被指認出是和中國文化傳統有著隱秘聯系的“鄉村知識分子”，他還是被列入素人寫作的長名單和短名單。今天素人寫作出版和傳播風潮中內置的階層偏見以及不同文學板塊等級秩序，是否應該被清算和反思？是否寫作和文學只是屬于少數人的事業？是否紙媒發表和出版的寫作一定高于網絡新媒體寫作？不然，就無法解釋我們把有著相當長時間網絡寫作前史并且擁有大量讀者的寫作者轉場到紙媒發表和出版依然定義為素人寫作。他們的網絡寫作不應該成為消失的前史。

應該意識到，大眾傳媒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寫作平權。從論壇時代到博客，再到今天的微博、微信和公眾號造就的各種自媒體，全民寫作成為可能。某種角度上，今天無視網絡寫作前史的所謂素人寫作，無視的是新媒體帶來的寫作平權，是一種觀念的倒退。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媒體和出版人感興趣的“素人”有的已經是網絡上有流量的“網紅”。當我們把媒體和出版資源集中在這少數素人寫作者時，更多需要救濟的無名寫作者卻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不被我們看見。

界面文化曾經做過一個“野生作家訪談”系列。這個系列訪談后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其副標題是“我們在寫作現場”。本書序言對“野生作家”有一個界定：

中國當代的作家基本有兩種存在形態，一種是“專業”的，他們享有專業作家的身份和工資福利待遇。還有一種，他們更像是一個個“單打獨斗”的個體。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大都還有一個別的身份養活自己，甚至是養活自己的寫作。他們很多人的文學創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時間里進行，他們生活的樣貌千姿百態，若論相同點，大概就暫且稱他們為“野生作家”。［5］

僅僅看“野生作家”的職業、日常生活和寫作狀態，幾乎和今天的素人寫作并無二致。但是我們發現“野生作家訪談”的趙松、朱岳、劉天昭、于是、孫智正、獨眼、袁凌、盛文強、常青、楊典、史杰鵬、康赫、胡凌云和顧前等，無一人被編入素人作家。他們養活自己的職業是記者、導演、策展人和自由撰稿人……僅僅因為他們從事的不是體力勞動，他們就不是“素人寫作”嗎？難道“素人寫作”的“素人”是按照寫作者從事職業的文化、知識和技術含量嗎？因為他們從事的是非文化相關的職業就“素”了。如果是這樣，素人寫作和中國當代文學史已有的命名，像工農兵寫作、底層寫作和打工文學等，應該歸屬于同一個命名系統。也正是這樣，素人寫作就像今天網絡上的修圖工具，“素人”反而沒有工農兵、底層和打工等健康的肉色和汗血味。

《天涯》2024年第4期“散文”欄目，集中發表了楊本芬、陳慧、王計兵、鄔霞和李方毅等五人作品。編輯者認為：“他們中有的曾被歸入‘素人寫作’中廣泛討論，但當其廣為人知，‘素人’之說便已失效，需要找到更貼切的概括，來為其寫作命名。”《天涯》對這些寫作者新的命名是“我寫我”的“自述式寫作”。按照編輯者所言，這種“自述式寫作”的文字“都有著鮮明的‘自述’性質，這是對‘被代言’的不滿，更源于講述自身的強烈沖動”。但和“素人寫作”出版推動者一樣的，《天涯》也標注這些寫作者“退休人員、菜市場攤販、快遞員、自由職業者、家具安裝工等，普通人的身份”，身份提供了敘述的新可能，“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參與歷史的敘述，是個人史、社會史和人類史相互印證的過程，也是個體錨定歷史坐標的嘗試”。［6］“自述式寫作”或許可以部分地修正“素人寫作”命名的不自洽。但應該看到第一人稱單數“我”的“自述式寫作”在自媒體公眾號早已經成為裝飾和修辭。那些以“我”作為主語的敘述的人生故事，絕大多數另外有一個署名“作者”。這個“他（她）”負責對“我”的故事按照媒體尺度和大眾口味進行加工和改造。經過加工和改造的“我”的故事按照算法精準地投喂給目標用戶（是目標用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讀者）。我們讀的那些邊緣群體、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我”的傷心故事，不少都出自新媒體時代的故事流水線。當然其中也會摻雜一些逆襲的雞湯故事，從而予人希望。一手炫痛，一手迷藥，這是大眾傳媒悲欣交集的幻法。因此，如果像《天涯》的編輯者還迷信“自述式寫作”，首先要將隱身的“他（她）”祛除。從“我手寫我口”開始真正的素人寫作。

從“民間語文”的脈絡上看，《天涯》對“素人寫作”的再編輯和重賦義，顯然更多地強調這類寫作的邊緣記錄和民間檔案的正史不載的邊緣性和民間性，可作為觀乎時代風習和庶民聲音的標本。網絡新媒體時代的“全民寫作”雖然絕大數無法提供時代思想的典范，但這種眾聲細語恰恰構成了我們時代非虛構寫作的最大可能的自由和豐富性。我曾經挪用杉浦康平的《多主語的亞洲》 中的“多主語”概念來描述我們當下時代真實故事的“庶民”開口說話的可能性和時代意義。按照杉浦康平所說：“在亞洲的神話空間，多個或數不盡的‘小主語’，甚或不稱其為主語的‘幽微的存在’，布滿宇宙的森羅萬象。”杉浦康平的“多主語”針對的是西方眼光“主語始終是設計師”的一主語主義。他認為好的設計可以是客戶、設計師和使用者都滿意的“數主語”。把同時代“非虛構寫作”描述為“多主語的重疊”——強調我們時代的不同專業和不同寫作者的非虛構寫作，由無數不同主語共同書寫，參差重疊或眾聲喧嘩的寫作景觀。在這里，寫作并不是少數所謂知識精英的獨擅。［7］2015年底，《正午故事》紙質書第一輯出版時，郭玉潔在出版說明中這樣寫道：“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今天的世界，是同一個故事的萬千版本。掙扎與成功，財富與夢想。我們試圖抵御這種單一，復活那些被遺忘和抹滅的故事，賦予普通人尊嚴，留下變幻中國的痕跡。”因此，寫作者是寫作者的身份證姓名。我們用我們的職業養活我們自己，哪怕是看似低微的勞動。我們不需要以我們職業的低微去抬高寫作。我們用我們的寫作，填充甚至豐盈我們的日常生活。無論是從事什么職業，在今天的中國，每一個寫作者，寫下的都是“同一個故事的萬千版本”。

這是“現場與立場”的第一期，以“素人寫作”開篇，旨在期許有現場有立場的在場批評。

2024年7月南京

注釋

［1］彭曉玲：《農民工詩人：作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彭曉玲等：《“外賣詩人”王計兵：詩歌就像我生命空地的一場大雪》，《“菜場作家”陳慧：那個騎摩托車進貨的女人太彪悍了！》，以上報道參見“第一財經”微信公眾號2021年7月17日、2023年2月18日、2024年4月27日。

［2］ 《從外賣員到最火詩人：“真故”出的這本詩集一個月賣斷三次！》

［3］韓敬群：《身份》，《文藝報》2024年1月3日。

［4］參見何平、金理：《文學雙城記：文學與公共生活》，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3年。

［5］參見界面文化：《野生作家訪談：我們在寫作現場》，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6］參見《天涯》2024年第4期。

［7］何平：《多主語的重疊》，《花城》2018年第4期。